孔子作《春秋》，对“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有何影响？

作者：齐金江（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民族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九月初三日戊申

          耶稣2023年10月17日

“大一统”思想源自先王典籍、成自孔子儒家，经过千百年探索，逐渐臻于成熟、形成体系。从孔子对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的肯定，到孟子的天下“定于一”、荀子的“一天下”，《春秋公羊传》里提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再到东汉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唐代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大一统”由初创到经传注疏，成为儒学乃至中华经典的重要范畴。

▲传为孔子作春秋处，现为春秋书院遗址。来源：孔子研究院

《春秋》为孔子晚年修订，与《诗》《书》《礼》《易》《乐》合称“六经”。《春秋》涉及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何时作《春秋》？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时已经68岁，在他人生的最后5年，孔子系统地整理了古代典籍。《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载，“《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载：“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感麟而作，意谓《春秋》始作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

孔子何处作《春秋》？在先儒的经学史中，孔子作述“六经”的地点，其实仍是缺页。汉魏以降兴起的地点传闻探索与写作的潮流，推动人们探讨“孔子作《春秋》处”。可以说，一直到南朝任昉撰《述异记》，才将“孔子作《春秋》”的关注点转移到“孔子作《春秋》处”。任昉在《述异记》中写到：“曲阜县城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清乾隆年间，潘相撰《曲阜县志》指出：“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在城南十里西邹村，土人又谓息陬。任昉《述异记》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时立祠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以庙学官主其祭，后人随时修葺。”之后，人们一直沿袭此说。

▲《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之“跪受赤虹”。来源：孔子博物馆网站

关于“孔子作《春秋》”，山东曲阜留存的文物古迹有很多。其中，孔庙“圣迹殿”内《圣迹图》中的“跪受赤虹”图，讲的就是“孔子作《春秋》”的故事：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九月而书成。以其春作而秋成，故名曰《春秋》。孔子完成《春秋》、撰就“六经”，在“春秋台”上，孔子以“六经”供奉上天，北斗降下赤虹，落于案前，化为黄玉，云云。因为孔子后学最早提出并完善了“大一统”的观念和范畴，所以，有人把曲阜息陬“春秋台”（现“春秋书院”遗址）称为“‘大一统’思想发源地”。

孔子作《春秋》，是怎样体现“大一统”思想的呢？依照传统观点，就文本表述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段：一是孔子在与弟子子贡的对话中提出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在与子路的对话中对“桓公九合诸侯”统一天下的努力和做法给予肯定，以其合乎“以仁为本”历史观给予理性分析和褒扬，使之作为“微言大义”隐含在《春秋》的一段文字里。二是作为孔子后学的早期《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最早系统阐释“大一统”概念。三是东汉何休、唐代徐彦等人完善了这一概念，使之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根植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沃土，见诸早期文献者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等。春秋晚期，孔子进行了初步系统梳理，“大一统”成为儒学的微言大义。但是，“大一统”这三个字在《春秋》中并没有直接体现，这一思想观念隐含在经文“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之中。

在《论语·宪问》中，有三章论述春秋时期的重要人物（如齐桓公、晋文公）和事件，阐述孔子的历史观。

其一，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其二，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其三，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此处所引的《论语》三章，可以说是孔子关于“大一统”思想的发轫和《春秋》的理论大纲，集中体现了对周朝先王时期“莫非王土”的回顾、对春秋前期“一匡天下”的总结、对其身处时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

《春秋》被孔子后学的传注家诠释完善，《春秋公羊传》文本形成以后，开始凸显“大一统”的历史观。早期公羊学以“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为其理论雏形，西汉董仲舒分春秋十二公的历史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后期公羊家提出所谓“三世说”，即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公羊学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是建立在“衰乱世”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是“内其本国而外诸夏”；到“升平世”的时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到了“太平世”的时候，“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孔子去世之后，后学对“大一统”观念和范畴的进一步诠释，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实践和发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