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破坏了宋王朝的“共治”体制吗？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九月十一日丙辰

          耶稣2023年10月25日

前些天在深圳做讲座，有一位读者朋友问我：“你说过宋仁宗是你最喜欢的宋朝君主，除了他，还有哪几位宋君是你喜欢的？”

我回答说：“准确地说，我对仁宗的态度是赞赏，不能说是喜欢。喜欢是情感，赞赏是理性。我对北宋多数君主都比较赞赏，如太祖、真宗、仁宗、神宗、哲宗。不欣赏的只有太宗、徽宗。”

讲座结束后，这位朋友又说：“你说赞赏太祖、真宗等我能理解，神宗你也赞赏他，有点想象不到。北宋不是神宗的王安石变法搞乱的吗？”

由于时间关系，我当时只能简单地回了三点：

1、确实有许多人将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这主要来自南宋君臣要找亡国替罪羊的需要以及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于意识形态的误导。

2、北宋中期积弊太深，已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王安石变法是不得不变。即便是在仁宗时代，不也是不得不展开庆历新政？庆历新政虎头蛇尾，才有后面的王安石变法。

3、王安石新法在推行中肯定存在问题，但利弊相衡量，是利大于弊的，对国对民都是利大于弊。我以前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但随着对相关史实的深入了解，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这么简单几句话，未免有些空泛，缺乏说服力。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讲讲宋神宗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君主。

我觉得，即便我们用苛刻的眼光去看宋神宗，他的品行都是经得起挑剔的。他对祖母、母亲孝顺，对弟弟友悌，不贪美色，不图安逸，待士大夫彬彬有礼，对大臣尤其优礼之，哪怕他内心并不赞同他们的政见，在礼节上也会给予足够的敬重，他对韩琦，对富弼，对司马光，均是如此。

神宗也是仁厚之君，尽管他没有像宋仁宗那样以仁君的形象留于青史。我们从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他的善心：元丰二年五月初六，君臣于垂拱殿议事，神宗的御衣上爬了一只虫子，自衣襟沿爬至御巾，神宗将它拂之于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但神宗却说：“此飞虫也。”神宗为什么要撒谎？“盖虑治及执侍者而掩之”。读这则记载，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发生在宋仁宗身上的另一件轶事：有一日，禁中进膳，饭中有砂石，仁宗的牙齿给硌到了，但他没有声张，且交待嫔御：“切勿语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

神宗还有一点也与仁宗比较接近，那就是谦逊的品格。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没有让他变得傲慢、狂妄。有一回，神宗与程颢论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给训得一愣一愣，耸然说：“朕不敢，朕不敢。”

熙宁八年，神宗看到王安石撰写的《周官新义》、《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序言有“称颂上德，以文王为比”之语，深感不安，给王安石发手批：“得卿所上《三经义序》，其发明圣人作经大旨，岂复有加！然望于朕者，何其过欤！责难之义，在卿固所宜，着传于四方，贻之后世，使夫有识考朕所学所知，及乎行事之实，重不德之甚，岂胜道哉！恐非为上为德之义也。其过情之言，可速删去，重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时颁行。”

当年六月，王安石进呈《三经义序》正式文本，神宗又说：“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非是。”

王安石说：“称颂上德，以为比于文王，诚无所愧。”

神宗说：“《关雎》，文王之诗，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坚持要删去将他比为周文王的说法。对帝王来说，能够保持这样的谦逊与自知之明，真的难能可贵。

神宗为今人所诟病者，是认为他强化了宋王朝的皇权专制，破坏了仁宗时代形成的共治体制。这个指控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多位宋朝人都观察到：神宗时代，代表君主意志的内批突然多了起来，如富弼说：“臣闻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司马光说：“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南宋楼钥亦说：“祖宗累朝未尝轻以御笔处分外事，神宗作兴，凡事多出圣裁，虽边徼细故，亦烦亲洒。”今人的研究也证明了宋人的观察是准确的，据学者统计，从治平四年到熙宁十年，神宗发出的内批多达1346道；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的内批与手诏来看，神宗所发占1260道，而前面五帝合计才109道。

神宗喜以内批、手诏指挥政事，这是事实。他甚至曾下诏要求“自今内批指挥并作奉圣旨施行。”不过，若因此断言神宗破坏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则是言过其实。

宋王朝形成的权力构架，既不是“虚君共和”，也不是“皇权专制”，而是君权与相权相制相维，形成嵌合体。君主的诏敕须由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的政令也须君主批准，才可发出。神宗的内批并不是正式的诏令，毋宁说，它只是君主与宰相沟通意见的内部文书，从神宗内批的表述形式来看，通常带有“宜”、“可”之类的措词，表明内批只代表君主个人的决策建议，因此，神宗朝内批的盛行，与其说反映了皇权专制的强化，不如说，这显示神宗皇帝热衷于主动参与政治决策，而不是像之前的仁宗皇帝那边习惯于被动行使批准权或否决权。

对皇帝的决策建议，理论上，宰相是可以提出异议的；事实上，神宗也确有一部分内批被宰相否决掉。熙宁元年十二月，宋廷立法重申了一项宪制：“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覆奏的程序保障了宰相拥有驳回内批的权力。

在这样的权力构架下，神宗的君权是有限度的，“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便是神宗的自我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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