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医群体的历史变化及其社会背景分析

作者：孙明 丁兆君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年第9期

摘要：儒医是具有儒学素养、通医术且从事疾病诊疗的医者，他们是推动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重要人物。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儒医群体的面貌，并对影响这一群体变化的社会背景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儒医群体的历史变化可分为师徒授受时期(两汉)、门阀世袭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儒医分流时期(唐代至五代十国)、儒医繁荣时期(宋代至清代)四个阶段。而影响儒医群体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家的政策制度、儒学的社会地位、医学知识的传承方式和普及程度、时人的医学观念等。

作者简介：孙明(1988—)，河北保定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医学史；丁兆君(1973—)，安徽五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科技史

根据知识结构、理论水平和医疗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的从医人员可分为巫医、道医、僧医、儒医和普通医者等，其中儒医对推动医学发展的作用最为显著。儒医兼具儒学和医学素养，其在宋代的兴盛促使中国古代医学发生变革。20世纪30年代著名医史学者谢观评价道：“中国医术，当以唐宋为一大界……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1]101近年陈元朋指出：“就传统中国医学的传承而言，大抵可分为‘巫医’‘道医’‘儒医’三个阶段……自宋代以降，‘儒医’则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2]二者对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做了简明的阶段划分，指出宋代是重要的转折点，宋以后儒医成为医学发展的主要力量。

儒医和儒医文化是医史研究的重要话题，研究成果颇丰[1,2,3,4,5,6,7,8,9,10,11,12,13,14],既有对典型儒医个体的分析，也有对某一朝代或地域儒医群体的探讨。这不仅为本文认识儒医提供了帮助，也留下了探讨儒医历史变化及其社会背景的空间。学界对儒医做整体历史分析的仅见郭殿彬等所撰两篇文章[12,13],他们认为宋代是儒医在真正意义上的形成和发展期，简述了儒医在宋以前的历史沿革，给了本文有益的启发，也留下有待探讨和厘清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儒医何时产生，群体经历何种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发展面貌、特征、原因为何，对医学有何影响，本文就此展开探讨。

一、古代医者分类及儒医概念辨析

中国古代对医者有不同的分类和命名方法，以医者的医术水平和医德高下而言，分为大医、明医、德医、良医、庸医、俗医等；以医学分科而言，分为食医、疾医、疡医、耳目痹医、眼科医、乳医、带下医、小儿医、兽医等；以医者的文化背景而言，分为巫医、道医、僧医、儒医、普通医者等。本文主要关注医者的文化背景。巫医，即治病之巫，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医者，他们将疾病归因于鬼神作祟，通过禳解、逐除等巫术治疗疾病，有时也兼用医药。道医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包含通晓医术、行医救人的道士及道家学者。在诊疗疾病时，他们既运用方剂、针灸等方法，又重视服食、外丹、内丹、导引、符咒等，其代表有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王冰、王怀隐等。僧医，又称医僧，指通晓医术、治病救人的僧人，他们以佛理统摄医药，在医德、医理、诊疗、方药等方面均有异于其他医者的特点，其代表有东晋的支法存、于法开，宋代的僧道广、释洪蕴等。普通医者相对于巫医、道医、僧医、儒医而言，少有医学以外的文化背景，主要凭借师徒或家族授受来传承医术，大多不通文义，罕能著书；大抵专守一科，不能兼通各科；不重视《黄帝内经》等医经的学习，传承的医术与古书不能尽合。[1]46,67,101以历史发展而言，大抵先秦巫医为主，宋以前道医为盛，从宋代开始儒医逐渐成为医家主流，尤其是明清时期，凡言医家必称儒医。

关于“儒医”概念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儒医，指具有儒学素养的从事治病救人职业的医者；广义的儒医，除了狭义的儒医，还包含通晓医学知识但不从事治病救人职业的儒士。其中哪一种认识更接近古人的儒医概念，是本文要辨析的。《宋会要辑稿》载政和三年(1113)徽宗诏令：“建学之初，务欲广得儒医。”[15]2795这是“儒医”称谓的最早出处。政和七年(1117)大臣奏言：“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至于诊疗疾病，乃设学求才之本指。”[15]2800这说明宋朝廷所认为的儒医是具有儒学素养(习儒术)、通晓医术(通黄素)、懂得诊疗疾病(明诊疗)、并从事疾病救治的人(施于疾病)。此外，朝廷培养儒医的本旨是“诊疗疾病”。可见，诊疗疾病是判定儒医的重要因素。

北宋之后，“儒医”称谓在各代的史志、医书、诗文集、日记、笔记、小说、戏曲中大量出现。【1】经逐条分析可知，这些文献对“儒医”概念的用法与北宋基本一致，即指兼通儒学和医学且从事治病救人的医者。儒医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本为儒士而后以治病救人为业的人；一是本为治病救人的医者而兼习儒家文化的人。与普通医者相比，儒医往往博览群书，善于著述；颇为重视医经的研习和医理的探求，不像普通医者只固守医术而不重医理；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并能援儒理入医理，以儒学济医学。

中国古代通晓医学但不以诊疗疾病为业的儒士，文献中称之为“通医术文臣”“知医书儒臣”“通医士人”等。由于他们不以诊疗疾病为业，古人不称之为“儒医”。本文尊重古人的意见，称这类人为通医儒士，不视为儒医。通医儒士在古代为数不少，如晋代皇甫谧、唐代王焘、宋代苏轼、元代陆文圭、明代贾汝栋、清代赵学敏等。他们与儒医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身份是医者还是儒士，是否以诊疗疾病为职业。通医儒士是一般士人或士大夫，他们的医学知识主要用于自我救治、养生延年、照顾家人、编撰医书、校正医书、散施方药，等等。而儒医则是从事诊疗疾病的医者，其医学知识主要用于为他人诊疗疾病。

古人将儒医概念泛化并把通医儒士列为儒医的并不多见。最早将儒医泛化的是明代李梃，他认为“儒医”指“秦汉以后，有通经博史，修身慎行，闻人钜儒，兼通乎医”[16]92的人。这种模糊和泛化的理解与宋以来对“儒医”概念的一般理解不同，在古代只有极少数人认同。【2】

为更符合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按照宋以来的主流意见，本文使用的“儒医”概念，指具有儒学素养、通医术且从事疾病诊疗的医者，从而将儒医与通医儒士区别开来。

二、古代儒医群体的历史变化

根据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儒医群体的特点，结合医史分期，本文将古代儒医群体的历史变化分为师徒授受时期、门阀世袭时期、儒医分流时期、儒医繁荣时期四个阶段。

1.师徒授受时期(两汉)

考察史料可知西汉时已有儒医，这与知识传承方式的变革是相关的。春秋以前学在王官(指贵族等级教育制度),世相授受，各门学问多为专门世袭。春秋之时王官失守，学分百家，王官之学变为诸子之学，文化传承方式由世袭转为师授，医学也是如此。师徒授受与世业相袭相比，虽同属医学知识的密传方式，但更为开放，生徒来源也更多样，这为儒士拜师学艺开辟了路径。至迟从西汉始就有儒士跟随医家习医，并在学成后以诊疗疾病为业，成为儒医。

两汉的儒医主要通过拜师学艺来掌握医术，其群体特征具有师徒授受的色彩，代表人物有淳于意、张机、华佗。西汉淳于意少好医术，拜公孙光、阳庆为师学医，成为一代名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公孙光向名医阳庆父子推荐淳于意时说：“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言意(淳于意)儒德，慕圣人之道，故云圣儒也。”[17]可知淳于意是具有儒学修养的医者。东汉张机(字仲景)曾举孝廉，任长沙太守。孝廉是汉朝选士的科目，被举者多为州郡属吏和通晓儒经的儒生，而且东汉时举孝廉侧重经学知识的考试，据此可知张仲景是熟通经学的儒士出身。他向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尽得其传，堪称儒医的典范。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圭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本作士人，以医见业”[18],可知华佗是由儒转医的儒医。华佗的师承已不可考，他所传弟子有吴普、樊阿、李当之等，发扬了师徒授受的传统。

两汉儒医总数较少。此时医学知识仍为秘传，师徒授受又讲究“非其人勿教”,能传承医学的儒士甚少。此外，医者属于“执技以事上者”,地位低下，人多讥讽为“好利”“务口给”,儒士普遍轻视从医人员。而且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经学取仕是儒士的佳选，所以鲜有儒士从医。华佗虽弃仕从医，但对从医的态度是“以医见业，意常自悔”[18]。张仲景也感慨：“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19]此时的医者一旦有机会入仕，便会放弃医疗事业。如西汉出身世医之家的楼护，当长者认为他有“宦学”的资质时，即辞别父母，外出游学，学习“经传”,后长年在京兆为官，享誉士林。

汉代是中医学经典形成和理论体系建立的重要时期，儒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內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奠定中医学基础的经典著作的编撰，多仰赖儒医。《伤寒杂病论》为儒医张仲景所著，“创立了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开后世脏腑辨证之先河”,被誉为“医方之祖”[20]。今本《黄帝内经》《难经》的作者也是儒医，而非工匠式医家。[21]

2.门阀世袭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朝)

门阀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历史现象，门阀士族在政治、学术文化(尤其是儒学)、医学等方面占据垄断地位。门阀士族中精通医学并从事诊疗的人，被称为“门阀医家”,属于儒医的范畴。笔者考察发现门阀医家的医学传承延及隋代。

将魏晋至隋划为门阀世袭时期，是因为此时的儒医多出身门阀世家，且医学传承、诊疗行为深受门阀文化影响。医史学者范行准将“东晋至南北朝”称为“门阀与山林医家分掌医权的医学成熟时期”[22]76-94,他所谓门阀医家与本文所指大致相同。此时期比较著名的门阀医家有东海徐氏家族之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叔向、徐文伯、徐嗣伯、徐謇、徐雄、徐之才、徐之范、徐敏齐等(一家八代精于医术，从东晋绵延至隋),武康姚氏之姚菩提、姚僧垣，阳翟禇氏之褚澄、褚该，高阳许氏之许道幼、许智藏、许奭、许澄，清河崔氏之崔彧、崔景哲、崔景凤、崔冏，阳平李氏之李亮、李元孙、李修，赵郡李氏之李元忠、李密，等等[22,23]。此外，王叔和、范汪、刘涓子、王显、崔季舒等人，虽世系不可详考，学界也多认为他们属于门阀医家。

这一时期的医者仍被视为技术之流，社会地位不高。门阀士人出于博学、家庭救治、延年益寿等原因而乐于通医，但多数应不愿从事诊疗而沦为技术之流。但笔者考察发现，门阀士人从事诊疗的案例其实不少，这是因为朝廷为门阀医家开了晋升路径。门阀医家的诊疗对象基本为皇族和贵族[22]78,为之治愈疾病回报丰厚，利于仕途升迁。医术成为门阀医家获取政治利益的资本，而非济世利人的人生理想，因而他们将医术作为秘术在家族内传承，以便垄断医学而世代受益。

门阀医家以医术获封的官职主要是文官、武官，医官则为数不多。以东海徐氏家族为例，其一族八代儒医，多担任文官、武官，只有两人曾任医官。其中徐謇曾任侍御师，徐之范曾任尚药典御[24],但二人任医官的时间很短，可见其志在于文治武功，医术只是其获取朝廷嘉赏的手段。门阀士族行医与仕途的关系，被范行准称为“医优而仕、亦仕亦医”[22]77。这种风气的盛行促进了儒、医合流，门阀医家辈出，成为垄断医学的一大势力。

门阀医家对医学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搜集、编著方书。姚僧垣《集验方》、范汪《范东阳方》、许澄《备急单要方》、徐之才《徐王方》等众多方书的编撰，保存了门阀医家的医学知识，不少内容传至后世，被收入唐宋的《千金方》《外台秘要方》《太平圣惠方》等医书。二是搜集整理医学遗说。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不久即散失，王叔和留心辑佚使之得以流传。王叔和还搜集魏晋以前的脉诊知识编成《脉经》,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3.儒医分流时期(唐代至五代十国)

门阀士族以医谋仕促成的儒、医合流到唐代中断，此后至五代十国，儒、医分流是主要趋势。这与该时期的政治文化有关。

首先，医学教育的发展和医籍的传播使医学知识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医家的垄断。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兴办的医学教育规模小、时间短、成效不明显，医术被门阀医家和山林医家垄断。隋代设太医署，兼有行政、医疗、教学功能，对医学垄断局面有所冲击。唐代国家医学教育的规模和力度超过以往，既在中央设太医署，又在州府设医学。[25]医学垄断局面被打破，世家大族失去以医术谋恩宠的机会，参与诊疗的积极性降低。唐以前《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书并未广传，能看到的人极少。隋代政府组织编纂《四海类聚方》《四海类聚单方》《诸病源候论》,却未通行。唐代医籍的整理，则官方、民间皆有，俱得以流传。在官方，唐高宗诏令编撰《新修本草》颁行全国，唐玄宗亲制《广济方》颁行天下，唐德宗也制《贞元广利药方》颁降天下。而在民间，孙思邈撰《千金方》《千金翼方》,王焘撰《外台秘要方》,刘禹锡撰《传信方》,陆贽撰《陆氏集验方》,并传之于众。

其次，从唐初开始，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技术官制度，对“执技以事上者”进行管理。唐代技术官包括医术、天文、图画、工巧、卜筮等类别。与文官、武官相比，技术官地位低，待遇差，升迁难，迁转被限定在技术官序列中。[26]对于技术官的这种严格区分，使唐代士族耻于从医，从而使疾病诊疗之事变成从属于技术官系统的医者之事。儒士和医者因而分流，儒医数量锐减。

再次，唐代士人普遍具有轻视医者的观念。孙思邈曾言：“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耻而弗论。”[27]韩愈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28]世人和儒士对医者鄙薄可见一斑。

唐代士人耻于从医，不代表排斥医学知识。他们出于自身实用需要，会研习医学知识，却又满足于做通医儒士，而不愿从事治病救人的职业。如孟诜“致仕归伊阳之山，第以药饵为事”,以便“保身养性”[29]。王焘因多病习医，但其医学知识限于为自家服务和编撰医书，并不行医济世。唐薛弱用《集异记》载狄仁杰“性闲医药，尤妙针术”,偶尔出于善心为人救急，也坚称“吾非鬻伎者也”[30],这恰能说明“通医”和“业医”的界限。

唐代儒医数量较少。著名者有孙思邈、甄权、甄立言、许胤宗、宋侠等人，皆由南北朝经隋而入唐。史载孙思邈生于西魏，博览经史，兼通佛老。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先后以官职征召，都被他谢辞。他用药如神，人有疾皆为诊治。甄权、甄立言生于南朝梁，在隋、唐两朝入仕为文官，皆以医术闻世，曾奉帝命为臣僚诊疾。许胤宗于南朝陈时因治愈柳太后而拜义兴太守，入隋后任尚药奉御，唐时官散骑常侍，堪称“以医术自达”的典型。宋侠为北齐文学宋孝正之子，以医术著名，唐初官至朝散大夫、药藏监。文学是汉以来由明经者执掌的官职，宋侠生于明经硕儒之家，又以医术见宠于朝廷，颇有南北朝门阀医家的余风。以上几位儒医皆有承前之貌，是初唐的医学名家。之后儒医在唐代就少见了。以《医术名流列传》[31]收录的52位【3】唐代医家为例，初唐之后竟无儒医。五代十国各个分裂政权存世时间短，儒医延续唐代的衰微景象。

4.儒医繁荣时期(宋代至清代)

宋代是儒医群体发展的分水岭。宋以前除了门阀世袭时期有较多的儒医外，在长时段、大一统的汉、唐时期儒医数量均较少。从宋代开始，儒医得到极大发展。这种发展势头延续至清末。

两宋儒医名家辈出。据笔者考证，宋代儒医可考者多达167人，涌现出孙兆、庞安时、史堪、杨介、陈言、许叔微等名医，可谓群星璀璨。宋代儒医撰写的医学专著多达84部，其中不乏经典，如史堪《史载之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庞安时《伤寒总病论》、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杲《医说》等。金元明清时期儒医群体保持强盛的发展势头，数量众多，名家如林，成绩斐然。金元时期不仅有“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还有成无己、张元素、罗天益、王好古等名家。明代著名儒医有戴思恭、汪机、李时珍、王肯堂、缪希雍、张介宾等。清代儒医以喻昌、薛雪、吴瑭、徐大椿、陆懋修、费伯雄等为代表。他们在治病救人、编撰医书、发展医学理论等方面均有建树。

这一时期的儒医积极以儒学建构医学。他们以儒家治学方法来改进医籍的注疏、阐释、整理、编著方法。如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借用儒家的注经方法，首次对《伤寒论》作全面注解，成为伤寒学的代表作。南宋张杲采用古代类书的编撰方法，搜集各类文献中的医学掌故，添以个人见闻，汇编成体例新颖的医案著作——《医说》。该书又启发后世对非医学文献中医药资料的整理研究，如明代周恭《续医说会编》、俞弁《续医说》、芦万钟《医说佛乘》的编撰，皆受《医说》的启发。宋代新儒学追求“心解”和“自出义理”,深受儒学影响的儒医在行医和著述医书时有重新阐释、建构医理的勇气，能提出有价值的新说，敢于开宗立派。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成为文化主流，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儒医，尤其重视医理的探讨。如金元四大家重视研读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典，在理解和运用上见仁见智，各有主张：刘完素对《黄帝内经》运气学说做出新的解释，创立“火热论”,开创寒凉派；张从正提出治病以攻邪为主，开创攻邪派；李杲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临证以升阳补土为主，开创补土派；朱震亨创“阴不足而阳有余”之论，开创滋阴派。这四大医学流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与门阀儒医相比，宋以后的儒医有很大不同。在身份上，前者出身门阀士族，多为官员，甚至仕至高位，如北齐徐之才官至尚书令、封西阳郡王；后者以下层士人居多，如南宋崔世明科举不第，感于“不为宰相，则为良医”之言而从医，元代朱震亨乡试不中，弃举业而从医。在习医方式上，前者以家族秘传为主，少数通过师徒授受；后者方式多样，有传承家学、师徒授受、自习医书、入官方儒医教育机构学习等。在诊疗对象上，前者主要为皇族和贵族服务；后者不论贵贱，且视医为仁术，积极以行医救人来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在医学研究取向上，前者偏重医术；后者不以医术自恃，重视探求医理。对此，谢观认为“乃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此自宋以后医家之长。”[1]46可见，对于医术和医理的态度，是宋以后医家与前代医家的重要区别。

三、儒医繁荣局面形成的社会背景分析

宋以后儒医繁荣局面的形成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策、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笔者将之概括为四个方面。

1.尚医观念的普及和深入人心

宋儒提倡兼容并包和实用精神，博学兼通诸子百家知识，注重知识的社会功用。医学可以治病救人，社会功用突出，因此宋儒普遍具有尚医观念。

宋代的尚医观念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首先，宋儒将从医当作践行儒家仁爱理念的重要方式。他们认为“医为仁术”,把医药济民纳入国家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将从医作为为官之外的重要人生选择、施行仁术的重要方式，宣扬“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观念。其次，宋儒将医学看作儒者之事及博学穷理、格物致知的重要内容。如北宋林亿称：“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32]212王安石以医学为儒者博学之内容，“《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33]。理学家二程认为体察与人体有关的生理、病理等医学知识有助于儒者穷万物之理。[34]这些观念促进了儒学与医学的融通。自此，士人打破“耻为医流”的观念壁垒，于科举入仕之外，能够坦然从医，以践行儒家的“仁”与“兼济天下”的理念。尚医之风在金元明清时期得到承续和推广，成为儒士由儒转医的重要思想动因。[3,8]

2.“以儒济医”观念的流行

“以儒济医”观念认为习儒有助于医者提高医学素养。这种观念在孙思邈《千金方·大医习业》中已有萌芽，到宋代开始流行。

北宋之时，儒学素养能助益医学之论就很盛行。姚谊《脉粹序》认为，“性识颖锐、通贯文艺”的儒士才能深究医书的内蕴。宋徽宗认为儒士从事医学能通大道，于是建立儒医教育机构“太医学”,选拔“士人”“高识清流”入太医学习医，并令其学成之后从事诊疗。南宋时“以儒济医”观念更为普遍，儒士欧阳守道说：“吾尝谓医非儒学不明。”[32]2653儒医萧震甫说：“医道由儒书而岀，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舍儒而言医，世俗之医耳。”[35]可见宋人普遍认为“医、儒并举”，方可为“上医”。

后世承续宋人“以儒济医”的观念。金元人认为“儒医兼济始为良”[36],金元“四大医家”是以儒学济医学的典范。明清医家将“医出于儒”“习医先习儒”等观念发展成医学界的主流。明代医家李梴《医学入门》说：“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16]722明代医家陈实功《医家十要》首先强调“一要先明儒理，然后方知医业”[37]。清代医家喻昌《医门法律·先哲格言》云：“医之为道，……必使之先读儒书，明易理。”[38]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宋代至清代儒学和医学的融合日益深广，儒医群体日益壮大。

3.印刷术的发展和医书的刊刻普及

宋以前社会上流通的医书极少，医学囿于秘传，一般儒士若未经师授，能获得的医学知识则有限，难以精通医术，遑论从事诊疗成为儒医。宋代雕版印刷术普及，医书作为实用书籍进入刊刻推广的黄金时代，为宋人习医提供了便利。

宋代刊刻医书兴盛，有官刻、坊刻、私刻。官刻以国子监本最精，规模可观。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宋国子监镂刻经史外，最重医书”[39]。宋人医籍题跋多见宋代地方机构刻印医书的盛况。如州府军的郡斋、诸路提举常平司、提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茶盐司、诸州公使库及州学、府学、县学、书院等，都热衷刻印医书。[32]宋代坊肆鉴于各阶层对医书需求量大，大力刊印医书以牟利，如四川眉山万卷堂刊刻《普济本事方》《太医局方》《苏沈良方》《本草衍义》《南阳活人书》等。宋代私刻医书盛行，如初虞世自刊《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余恭礼自刻《活人事证方》及其《后集》,严用和自刊《严氏济生方》,等等。这些盛况在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40]

4.国家政策制度的影响

宋代政府注重仁政爱民，视发展医疗为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有宋一代，政府颁布的医事诏令有2813条，数量远超中国古代其他朝代，诏令内容涉及医疗救济、医籍校刊、医药机构、医学教育、医药买卖等方面。[41]政府的重视推动了医疗的发展，也促使儒士崇尚医学，儒医群体勃然而兴。在这些举措中，遍及中央和地方的儒医教育机构的建立尤为重要。北宋崇宁二年，宋徽宗诏令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培养儒医。政和五年，朝廷又在地方州县普设医学，推广儒医教育。这些举措体现了国家对儒医的重视和对士人从医的鼓励。徽宗朝后，儒医成为“上医”的代名词，儒士转行为医成为风尚。

元代医学和医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医官的品级和待遇是历代最高的，保宜大夫的品级达到从三品。元代医官晋升渠道也相对通畅，转任文武官少有限制，借医入仕也可官居极品。元代还建立了医户制度，医户享有优待政策。此外，元代长期废除科举，即便短期恢复，取士比例也很小。上述因素促使元代儒士选择从医，儒医群体因而壮大。

明代沿袭元代的医户制度，并制定世袭制度，世医家族由此兴起，成为医学领域最重要的群体。明代世医家族极重以儒济医，医者多以成为儒医为追求，儒医名家辈出，代代相传。儒医世家的涌现，标志着儒医发展进入稳定的繁荣期。这种发展趋势直到晚清才发生变化。

1840年以后，国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开始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医因受到西医的冲击而式微，儒医群体也由盛转微。中医如何吸收西医先进元素，并发扬优良传统以求发展，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新命题。

四、结 语

不同历史时期儒医群体呈现出的面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主要受国家的政策制度、儒学的社会地位、医学知识的传承方式和普及程度、时人的医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自宋代以后，医学的儒学化成为医学发展的主流，这得益于宋人有意识地运用儒学来发展医学。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42]当下正值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阶段，中医学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一脉，也当谋求进取。儒学在传统医学发展和理论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学素养的提高对中医发展水平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当下中医学的发展和教育不能一味强调与西医文化接轨而忽视源远流长的儒医传统。

注释
 
1笔者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儒医”,统计出267条使用“儒医”概念的文献,逐条作了分析。
 
2明代聂尚恒《医学汇函》、明代萧京《轩歧救正论》、朝鲜郑敬先《医林撮要》引用了李梃《医学入门》对“儒医”的定义。
 
3《医术名流列传》原收录53位唐代医家,笔者考证“沈应善”为明代人,故人数减为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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