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桓弑其君”与“孔子作《春秋》”

作者：慕朵生

来源：“春秋学微”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九月十五日庚申

          耶稣2023年10月29日

孔子者，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中心也。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即是以孔子为中心，孔子之前两千五百年——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也，孔子之后两千五百年——有孟荀董何程朱陆王是也。

《春秋》为中华文明之大宪章！“孔子作《春秋》”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转折时刻、关键时刻、经典时刻和巅峰时刻！促成“孔子作《春秋》”的直接原因和重要事件，则是“陈恒弑其君”——齐国执政大夫陈成子弑杀其国君齐简公。

我们知道，自周平王东迁雒邑、周王朝进入乱世，王纲失坠、礼乐崩坏，诸侯力争、生民涂炭，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遭遇空前的危机。天生孔子，以斯文在兹、以仁为己任，壮年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推行王道、奔走救世，干七十余君而莫能用，晚年自卫反鲁后不再以从政为意，转而以制作典籍、教授学生为事，所以守先待后、继往开来也。

但是，鲁哀公十四年夏四月发生的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迫使早已悬车致仕多年的孔子再次积极行动起来：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

君臣有义、父子有亲乃人伦之大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乃文明之丕变，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禁，人人得而诛之。

当是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天下为无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讨之，讨之可也”（《说苑·修文篇》）。所以，孔子沐浴斋戒、慨然而朝，请鲁哀公出讨陈恒即陈成子。鲁国之政由“三桓”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世卿把持，哀公不敢自专，让孔子去告知“三恒”。“三恒”与陈桓本是一丘之貉，自然不会同意出讨之。

此时的孔子，早已深知自己“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更深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象天下滔滔者皆是也，且“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周易·坤文言》）。要预防或惩治“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必须辩察和警示这一现象的罪恶和危害，必须立法明道、防微杜渐。

正因如此，孔子在朝请出讨陈成子的同时即着手收集文献，并集毕生思想德性之精华制作《春秋》，目的就是从道义上、礼法上和根本上、长远上预防与惩治“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类的世间罪恶。关于这点，孟子的体会最深刻，表述也最简洁清晰：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中庸》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即不是君王不制作礼乐、不颁布制度、不订正文献等。孔子并非不知道制作文献、绳治天下是天子之事而君王之权，但圣人者天心也，悲悯天人、当仁不让，既忧世衰道微、惧邪说暴行，则不得已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庶人布衣制作《春秋》。

孔子之所以发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慨叹，就是因为他清醒地预见到：凡是理解的人自然会认为自己是为了推明王道、拯救天下；不理解的人必然会指责自己僭越王权、擅作典章——事实上后人的确围绕孔子慨叹的这个问题，发生了不少的争议。

当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为了预防和惩治“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这一类或一时的邪说暴行，而是为了预防和惩治人世间、千百世的所有的邪说暴行。

从根本上说，《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书，凡乱必治、凡恶必惩，最终要平治天下。所以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和“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是为天下立法、为万世垂宪。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