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新闻缘

作者：孙陆军（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团结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六月十七日癸巳

          耶稣2023年8月3日

《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

重庆国府路三〇〇号曾为民盟总部办公地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与社会改造运动者、民主爱国人士、民盟主要创建人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文化论争、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活跃着他的身影。毛泽东曾经与他深入畅谈，通宵交流，在抗战建国、共谋民族大业方面论辩思索，成为他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不为人熟知的是，梁漱溟对于新闻事业的钟爱与关注，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也留下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耳濡目染父执影响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是前清官员，他有一位结义兄弟叫彭翼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报界先驱，曾创办北京首家民报《启蒙画报》、影响北方社会最大的《京话日报》、开发“官智”的《中华报》，后来因为在报纸上登载袁世凯秘密诛杀保皇党人的报道，被判发配新疆，监禁十年。民国成立之后，才被赦回来，恢复办报。但终因不与袁世凯合作而再遭打击，报馆被封。直至袁世凯倒台后，才又继续经营。就是这样一位气节铮铮的父执，对梁漱溟的童年及其以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漱溟曾说：“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我焉能忘怀于他。”彭翼仲在办报的同时，又创办“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与报馆设在一处，梁漱溟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可以看到排版印刷，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新闻的种子，在适当的时机可能就会成为一种成熟的现实。

梁漱溟对彭翼仲评价很高，称其为人豪侠勇敢、慷爽可爱，是爱国志士、维新先锋。他所体现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颇具传奇色彩：出身苏州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位；伯父彭祖贤官至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先祖彭定求在康熙年间任侍讲学士，彭启丰为乾隆年间的兵部尚书，两人因都是状元，被称为“祖孙会状”。但在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民族陷于颓败危难之时，彭翼仲却能主动放弃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毁家纾难，投身报业。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被梁漱溟称为“革命精神”，是超越一般改良运动者的非凡之处。开始办报时的艰难被梁漱溟记录在《桂林梁先生遗书》等文中，其中谈到当时中国人办报、读报的风尚还没有形成，都称为“洋报”，卖报很难。彭翼仲自置印机，招募工人，聘请匠师指教印刷，典押借贷，投资很多。最困难的时候，彭翼仲几乎准备上吊自缢，以身“殉报”。梁漱溟的父亲为接济彭翼仲，前后冒险周转千余金，并在借字折据上批语：“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虽立此券，亏失不还亦所心甘。”联系梁漱溟日后的表里如一、发动民众与热心办报，不能不说与其父执及乃父有密切的关系。

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因感于“国性不存，我生何用”而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体现了一位文人士大夫对生命及文化极其执拗的态度。1921年，彭翼仲病故。梁漱溟及其兄长因看重《京话日报》的历史，还曾接手续办。曾访求梁启超于其天津寓所，得二百元捐助，并先后与李大钊、张难先商谈，希望得到人力帮助。尽管有友人的协助，但最终因人力财力的难以维持而停刊。出于对彭翼仲的感情，1960年，梁漱溟写作《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一文时，曾对新闻史记载中对彭翼仲的遗漏错谬轻忽进行辨析，赞扬彭翼仲办报“不平常”的作风：眼光向下，关注平民百姓，大力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这些评价大概可以看作梁漱溟对新闻的一些认识。如评价《京话日报》“笔锋总带感情”，无论是记新闻，还是作演说，语气总有抑扬，甚或是极重的抑扬，字体用大号铅字印出，格外醒目。有时文字旁加圈加点、连圈密点，以示重要，吸引读者的特别注意。这是一般报纸所少见的，显示了编辑人非常迫切的一种感情。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当然也因为直言揭露而树立了许多敌人。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之间的往来交流。投稿者大多文字功底差，经彭翼仲修改润色登报的不在少数。梁漱溟称彭翼仲的报纸是“人民的喉舌”“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是号召大众的“利器”“文明的武器”等。这些评价深刻犀利，鲜明地指出了彭翼仲新闻事业的时代性、先进性，对开启民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29年，梁漱溟应邀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主编、出版有《村治》《乡村建设》等刊物，其中登载的文章无不是在号召民众、教育民众，希图通过民众自觉而走上新的社会组织道路，我们能够感受到彭翼仲对梁漱溟的内在精神影响。

身为记者亲睹政坛

梁漱溟在中学期间，就曾参与同盟会京津支部的秘密革命活动。后来对革命党人刺杀摄政王、良弼、袁世凯的英勇之举都比较了解。清帝退位后，暗杀暴动结束，京津同盟会的同人为了进行公开革命宣传，多半在天津办报。如京津同盟会的重要组织者赵铁桥等人办的是《民意报》，而梁漱溟及其朋友甄亮甫等办的是《民国报》。梁漱溟在其中既当编辑，又做外勤记者。他在报纸上的常用署名是“寿民”“瘦民”，总编辑孙炳文一次为其题写扇面时改为“漱溟”，梁漱溟很喜欢，一直沿用至后。《民国报》当时办报经费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张，规模之大为北方首创。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把《民国报》改为其机关报，以汤漪主其事，梁漱溟等人就退了出来。报馆原来馆址设在天津，后又迁至北京。

新闻记者是梁漱溟初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时年19岁。他因为持有长期旁听证，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此外若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如国务院等处，也是梁漱溟“踪迹最密的所在”。还有共和建设讨论会和民主党的地方，梁漱溟也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都被梁漱溟看在眼里而了悟于心：“许多政治上的人物，他不熟习我，我却熟习他”。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对于梁漱溟认知中国社会问题帮助不少。他曾目睹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情形，见其在台上宣读誓词、走下主席台、走出议会大厅，最后从梁漱溟的右肩擦身而过，只见他“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宽大”，“未曾理发剃须，着半旧军装，漫然步入庭中照相”。这一面之缘，让梁漱溟深有体会：“在这样隆重的大典上，袁世凯却衣冠不饰，仪容不修……以后回想起来，若像古语所谓‘观人于微’，从这里就可窥测到他心理意识的深处。那么他后来野心膨胀，帝制自为，就可说并非偶然之事了。”

一年多的记者生涯，让梁漱溟亲睹了政坛上的种种丑恶，不觉产生了对于人生的厌倦和憎恶。年轻人所特有的正义与热忱面临现实的打击后，总会有所反思。梁漱溟认为新闻记者的任务是指导社会，实非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所可胜任。不久，他结识了当时著名记者黄远生，两人彼此人格相契。黄远生因受袁世凯的逼迫而未能旗帜鲜明地反袁，梁漱溟致书《甲寅》杂志，向章士钊表示不解，但同时表明终信黄远生操行可赖，不会为袁世凯阴谋称帝制造舆论。黄远生读后大为感动，称“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并表白自己当时所处的“图穷匕首见”的危险境地。黄远生为求新生而远走美洲，不幸遇害。梁漱溟特作《究元决疑论》，“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喷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惜远生不能见矣。”批判邪恶是梁漱溟与黄远生共同遵守的人格底线。

香港办报仗言民盟

梁漱溟最重要的新闻实践活动应该是创办《光明报》，地点在香港。1940年12月24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并决定到香港筹办民盟自己的海外言论机关，以避免蒋介石的控制监视。梁漱溟被委以此任，尽管梁漱溟自知“虽愿以言论自效，素日谨守，殊乏肆应之才，又不善西文”，但毅然担承。1941年3月底，梁漱溟离开重庆。一路上，几番周折，直至5月20日方才抵达香港。报社社址由租赁的一座楼房的一层充当，梁漱溟的住房仅能容纳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条件艰苦。在等待张君劢、罗隆基、黄炎培等承诺到港协助无果时，梁漱溟只能会同当时在港的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如青年党的曾琦、国社党的徐梦岩、宪政党的伍宪子等商讨办报事宜。其间，他还尤其得到许多在港的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人的支持。其中，廖承志作为中共驻港代表是周恩来同志介绍给梁漱溟的，因为梁漱溟在离开重庆之前，到曾家岩将去港办报之事告诉了周恩来。范长江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也对梁漱溟进行了很多帮助。一些知名人士如茅盾、夏衍、金仲华等在创刊之际也被宴请，以取得更多的支持。报社社长由梁漱溟担任，经理为萨空了，总编辑是俞颂华。经过大约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9月18日，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终于面世。

在办报过程中，除了经济上的压力让梁漱溟一度准备到新加坡筹款，同时受到国民党的阻挠破坏及香港当局新闻检查机构的多方刁难。梁漱溟为减少麻烦，在众人劝说下，甚至勉强屈己购买礼品拜见新闻检查负责人，但报纸仍然被删节得文句不通、难以阅读。第一天的发刊词即被删得令人气噎，天天送检的报纸大样被开“天窗”成了家常便饭。另外，由于当时民盟内部党派复杂，致使报社事务或受干扰、人事不宁，梁漱溟总是尽力周旋、坚守大义。

《光明报》在香港的创刊，首要任务是向国内外公开宣告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公布民盟的政治纲领。如何让这两个重要文件顺利见报，而不被送检查扣，成了一大难题。幸有萨空了因久居香港、富有法律知识和办报经验，提出将宣言和政治纲领放在有报头的一版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照香港新闻检查机关规定，广告栏大样无须送检。同时又增加印刷数量、减收报费，尽力扩大当期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这两个由梁漱溟执笔写就的民盟文件如期在《光明报》上显现，并最终被译成英文，转发国外。等香港当局派英籍警官查问的时候，为时已晚。因为梁漱溟等已将广告账目、广告人姓名、住址等“证据”准备充分。恼怒的蒋介石后又派旅港的参政员、国民党元老、包括杜月笙等“动员”梁漱溟离开香港，都被梁漱溟仗言拒绝。

梁漱溟任《光明报》社长期间，秉持抗战建国、团结国人、贡献诤言的办报方针，写有《〈光明报〉发刊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言论公约》《释本报言论公约》等文表明宗旨。如他说：“抗战建国为国人共勉之大业，抗战建国纲领亦为公认之南针。在此大前提下，举国之内，义不当有政敌，而不可无诤友。”又言：“眼前最切之要求为加强国内团结，本报言论壹是以此为鹄的。其持论措辞，有不利于团结者，均所不取。”他要报纸成为国人“言论抒发之公共园地”，并提倡“忧”字办报：“报纸是社会的公器，应该对社会大众负责。所以‘先大众之忧而忧，后大众之乐而乐’应该是每个报人共有的心情。”他专辟“中国问题”栏目，与读者进行互动，诚恳答复读者来信，诚邀读者来稿，表现出良好的新闻自律精神及读者意识。他说：“我未尝不想自申其所见，而平日绝少发表，今日既来办报，当然要说肚里的话，却仍不好任意开口。本报社论是要代表许多朋友公共主张的，或至少是合于一般意向的。现在我一个人的意见即不宜放在社论栏中。经斟酌一番之后，特于附刊中辟设本栏，作为记者与读者彼此讨论之地，愿得当世有心人共同商榷。”他又积极引导民众理性思考、克制情绪：“读者论坛一类东西，原在反映读者意见，但今日国内政情非佳，一般情绪不愉快者为多，固不可阻其发抒，而天天发牢骚又有何用。且于吾人求团结之旨恐亦有碍，假使吾人能变一种作风，以理智的分析研究成分参进到关心国事的情绪中，以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法代替讥刺与反对，不仅换一换口味较有兴趣，抑向前进行去，未始于大局无补。”

1941年12月13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香港遭受日军轰炸，局势紧张，《光明报》被迫停刊。1942年1月10日，通过一位朋友的好意，梁漱溟与陈此生、范长江夫妇等人踏上一条开往澳门的小船，躲过日军的检查与封锁，离开香港。回到桂林后，他曾写有《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备述一路之上的艰难险阻和心理感受。其中说到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与国家前途的使命与担当时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可见所经受的生命考验与心理锤炼。

梁漱溟虽然不是专业新闻人员，但他与新闻的因缘与感情却很深。他所经历的童年记忆、父执影响、记者生涯，尤其是香港办报的大义与担当，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难得材料，值得重视与思考。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