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

——汤用彤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探索及对学习理解“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启示

作者：赵建永（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团结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五月十九日乙丑

          耶稣2023年7月6日

【编者按】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深刻阐释、高度总结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

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如何巩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无数中华学人念兹在兹、矻矻以求，希望找到路径与方法。他们的努力与探索，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学习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理解“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版今天推出现代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阐述，介绍他本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的主动探寻，以期为我们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益的参考。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

汤用彤（1893年-1964年），著名哲学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够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硕士。1930年起长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和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汤用彤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身份执掌校务。1951年任北大副校长。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汤用彤坚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学宗旨。他认为，通过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客观研究，从中总结规律，展示经验和教训，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强调，在冲突、调和、融合的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不会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

近代以来，文化建设路向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界。面对古今中西之争，作为学衡派核心人物的汤用彤以其广博学识，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决定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这一关键问题。“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治学宗旨是汤用彤解决这一时代课题的理路，贯穿于他毕生的学术研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思想是20世纪文化纷争的产物，是汤用彤进行外来文化中国化研究的指针。这一思想是他的哲学文化观，也是他首创的治学方法。“昌明国粹”指阐扬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融化新知”指促进中外文化双向对话、交流与影响，推动中华文化开放式发展和共生式融合。这种文化观实际上也代表了学衡派的共同立场。

汤用彤看到了中西文化各自的缺陷和长处，避免了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偏颇，臻于平和而又公允的圆融境界。他本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学精神，通过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研究，发掘出不同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提出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三阶段理论，阐扬了文化交流中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他会通东西的努力，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对今人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汤用彤讲授“中国佛教史”的讲稿提纲首页

总结中国文化特性与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

汤用彤1943年在《学术季刊》发表论文《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基于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从文化主体性和发展规律的高度探讨了不同文化接触后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并对文化建设路向问题作了解答。他不愿不着实际地空谈文化问题，主张应先对历史有确切的认知，从中获得对当前处境的启示。同时，他又以今释古，引进文化人类学最前沿的文化移植理论，阐明了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即原有文化如何融化外来文化而获得新知的问题。

当时，文化人类学前沿正对文化移植问题展开积极探索，但多偏于器物和制度层面。汤用彤将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移植问题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思想层面。由于孕育在自身独特环境里的各种文化皆具有各自的特性，因而他首先确定了最低限度的共识：一种文化有其特别性质，据此这种文化有一定的发展方向。以此为出发点，即在承认民族文化的本位性的前提下，他讨论了文化移植过程中遇到的两个问题：1.外来文化异地移植是否会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2.外来文化是否会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特性和发展方向？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不同文化相遇，发生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对聚讼纷纭的第二个历史性难题，也就是保持本土文化主体性和独特性的问题，他通过比较分析文化人类学中三种文化移植学说，给出了独到见解。

汤用彤首先批驳了文化移植说中两种理论：1.演化说认为本土文化的发展完全与外来思想无关，这种主张排斥外来思想的输入，易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造成融化新知的障碍。2.播化说则认为各种文化的本源或主干归根到底都是外来的，文化的发展是他定的而非自定的。依此可推论，外来思想总是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特性或方向。汤用彤认为此两说各执一端，皆非确论，他赞成新兴的批评派和功能派的学说，因为这两派主张两种文化接触的影响是双向的。

汤用彤特别强调，外来文化在移植中决不至于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和方向。原因在于各种类型的文化往往具有一种保守或坚韧的性质，虽有外力压迫也不退让。本民族文化的特性不是随便可以放弃的，外来文化若不能适应本地环境，便会遭到本土文化的排斥，故而外来文化就必须在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中与之相调适。他说：

“因为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一方面本土文化思想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外来文化思想必须适应本地的环境，所以本土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的精神。”

可见，外来文化进入本土文化后，必然相互影响。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使之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此种变化并不能根本改变原有文化的特性与方向。对此，汤用彤随后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开篇有更详细的阐发：

“各民族文化各有其文化之类型，一代哲学思想各有其思想之方式。盖各种文化必有其特别具有之精神，特别采取之途径，虽经屡次之革新与突变，然罕能超出其定型。此实源于民族天性之不同，抑由于环境之影响，抑或其故在兼此二者。”

当时国人一般只认识到中国文化要“适者生存”，汤用彤则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若要扎根于中国且长久发生作用，同样也面临着“适者生存”的问题。因为外来文化要对本土文化产生影响，就必须找到能与本土文化相合的地方，并为适应本土文化而有所改变。佛教之所以被国人所接受，就是因为融入了中国固有的观念。其间经历冲突与调和，终为本土文化所同化。由此，汤用彤得出重要结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从总体上说，外来文化加入本土文化虽能产生深刻影响，但本土文化的特性仍会在新陈代谢中得以延续和光大。

文化的差异与保守导致冲突，适者生存的需要导致调和。基于这种认识，汤用彤提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调和是因为两种文化有相同或相合之处，冲突则因为有不同或不合。双方必须有点相同才能调和，如果不清晰两者相同之处，其相异之处也难以彰显。不知道两者相异的调和是非常肤浅的，这样的基础不能稳固长久。深知其异再去调和，才能使外来文化在本土文化中生根。可见汤用彤把外来文化的输入，看作是一个与本土文化相互吸收磨合的整体过程，并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

总体上，这是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分到合的不同文化间系统融合的文化发展模式。汤用彤总结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规律，与黑格尔所谓正反合的哲学史发展过程不谋而合。第一阶段的“调和”是一种尚未深入的浅层认同，如格义、“佛道”“佛玄”等现象。第二阶段，外来思想逐渐深入，社会已将其看做一严重事件，如白黑论争、毁法等。第三阶段，外来文化已被吸收融入本土文化中，不但本土文化发生变化，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两种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这种双向选择和改变就是“融化新知”的必由之路。只有经历这一因看到不同而冲突、排斥、改造的过程，外来文化才能在另一文化环境中长久发生作用。而且只有在此“融化新知”的过程中，“国粹”才能更加“昌明”。这种调和意味着创造性地整合与转化，但绝不意味着本土文化根本特性和主体地位的丧失。按照这种文化主体论的思路，他发现了佛教与儒道等本位文化的融合对于催生宋明理学的作用。

汤用彤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个案研究，以说明外来文化必须经过很大改变以适应本土文化，才能被广泛接受。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相合或相近的部分能得到发展，反之，不合或不相近的则往往被扬弃。像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势力很大，而法相宗保持印度本色，虽有玄奘法师等力倡，结果仍不能长久流行。隋唐以后，外来佛教已经丧失部分原貌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而中国文化也因融合佛教而成为不同以往的新文化。在移植中，这种双方的改变就是不同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因此，汤用彤主张在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族新文化。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手稿本

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到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间性

汤用彤1918年初到美国留学时，已敏锐地注意到一战后世界文化正走向对话的历史趋势，并产生了中外文化平等交流互动的想法。他针对那些具有“大国民气象”而善意对待中国的美国人，申明了自己的态度：“吾以为对待此等，首当报之以德，次当发扬国光，使美人知中国之真价值，国力虽不平等，总期其精神上文化上之不卑视我，两国提携，当为携手同行，而非耳提面命也。”这种见解在“五四”之前是难能可贵的。汤用彤坚信文化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随后他在长期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一以贯之，系统阐明了自己的文化双向交流理论，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汤用彤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后来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的术语，但实际上早已表达了这一观念的基本内涵。

中外文化在交汇过程中虽互有消长，但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往往在整个文化传播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外来文化中那些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部分，遂得以继续生存发展，而不适应或与本土文化相悖的部分，则自动退出文化传播的过程。这说明汤用彤是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来不断为中国文化输入新鲜因子并使主体增强再生功能，从而保持中国文化的持续生命力，可见“文化移植”之终的是外来文化被纳入“本有文化血脉中”。他关于主客文化的综合把握与选择的见解，意在强调要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外来文化，从而发展民族的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文化的独立自然是中华民族独立应有之义。吸收外来文化须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意不仅在强调文化融合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是在突出强调保持民族文化独立地位的至关重要性。足见汤用彤始终是将文化的盛衰及民族精神的枯荣，视作民族兴亡攸关的根本，这也符合文化人类学的新观念。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认为，一种文化如一个人，表现为某种一贯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各民族文化都是一种内含整合机制的独立文化模式，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特定文化模式丰富发展的过程。

汤用彤对“文化双向选择”的阐释，深化了国内外学界对文化移植规律的认识。他以是否适合本国国情作为文化选择的判断标准，并将之纳入文化冲突与调和的一般规律中加以考察。此一基于历史的概括，旨在将文化史的研究导入探求真理的堂奥，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后来，张岱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正是对这种文化理路的丰富深化。

汤用彤的文化观追求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具有深远前瞻性的洞察。1941年，他在儒学会的一次演讲，就充分表明他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倡导由来已久，其演讲大意如下：

（一）中国文化即是儒教、儒学。若释若道，均非中心及正宗。（二）中国与印度之历史情境及思想，甚为近似。而中国与西洋则相差甚远。今世西洋文明以科学为基本。中国今兹接受西洋文明，教育学术思想行事，一切以西洋为本位，自然会轻视或不能了解中国文化。今应如何改途易辙，方可发挥光大中国文化，以救中国且裨益世界。此为甚重要之事，亦极艰难之事，愿会众熟思之。

这里明确表达了他以儒家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坚定立场，反对以西方为价值标准，批评了在吸收外来文化问题上本末倒置、反客为主的不良倾向，进而强调了外来文化中国化过程中的文化主体精神。基于这种认识，汤用彤的研究都是力图阐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原则。如此引进外来文化方能使中华文化免受削足适履之苦，并得以走向世界。

汤用彤以西学、佛学及三教关系的全部研究为背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史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来探寻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现实的文化建设。他对于佛教中国化规律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机制，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增强文化的自信和自觉。蒙培元认为，汤用彤这种中外文化观是建立在大量事实观察与理论分析之上的，因而有说服力，对于当时中西文化的争论具有直接意义。

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建设史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中国化，才能真正实际地发挥作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讲到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时，他指出：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第二，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三，“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第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汤用彤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与上述重要讲话精神高度契合，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借鉴，进一步提升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性。

汤用彤揭示的文化调和与交流互鉴的命题，敏锐地把握住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开展就是在吸纳外来文化基础上的重建，自觉吸纳外来文化与重建中国文化应为一致的过程或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此种文化观在对待中外化的态度上，倾向于融贯中外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由此与国粹派的抱残守缺、西化派的激进反传统划清了界线，并超越了传统的体用框架。因此，总结汤用彤的文化观不仅有助于理清学衡派的文化运思理路，而且对于更好地以文化主体性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促进当今各文明间的良性互动，解决“文明的冲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极富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