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一文存在的问题
     作者：孙铁骑
     
     
     
     近日“孔子2000网站”与《儒家邮报》第173期发表了《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以下简称“黄文”）一文。作者“黄保罗，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与神学双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现任吉林大学匡亚明讲座教授、《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主编及出版总监、赫尔辛基大学兼职博导教授”。[1]基于黄保罗此文存在着诸多对儒家与中国文化的曲解，本文将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一、对国学概念的曲解 
     
     
     国学概念在中国文化的源流发展之中本有自在定义，在国人的文化意识之中亦有大体一致的认知，那就是以儒学为显学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道学传统。但在当下的传统文化断裂的时代，国学竟然成为可以被学者任意定义的模糊概念。
     
     
     在《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一文中，黄保罗以其西方文化的学术背景对国学做出了自己的定义：“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是笔者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真正的大国学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能够反映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形象、精神思想、文化体系与软实力的、由五十六个民族和多种信仰组成的‘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活体。” “中国文化之‘首’（领导者）是‘政权’。中外、‘我他’两大文化源头之‘两翼’。四足则是当今中国文明的实际组成部分：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义、以人为本等）；二是中国固有之足（儒、道、民间信仰等）；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虽是外来的，却获得了认可而成为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理性、科学等）；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来的元素，虽然居住于中国，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而言已经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众的情感和草根阶层中，却仍被视为外来的非中国之足（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尾则代表新兴宗教及其他没有概括进来的文明元素。”[2]
     
     
     黄保罗所谓的“大国学”概念已经完全是自己的创造，而不是“国学”的本义了。因其“大国学”概念只“反映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形象、精神思想、文化体系与软实力”，而不反映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其时间跨度仅仅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有特殊时间限定的当代，而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中华文化发展史，这实际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腰斩，使当代中国文化成为没有传统、没有根源的现世主义文化，对于真正的国学而言，黄的定义已经陷入民族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之中。如此一来，黄就必然仅仅从表象上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没有根基、混乱无本的文化乱象刻意组织成“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飞龙”，以之作为自己的一种创造性学说公之于天下，似乎具有一种统观全局，一统当代中国文化的学术功力与功德，却没有一点文化命题所应具有的生命力，实是当代学人急于著书立说，开门立派，而不求本源的流行病痛所在。其“文化飞龙”貌似一个整体，实则仅是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混乱现实做出一个形象化的描述罢了，而这一形象化描述还是一种人为设计，而不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是黄氏个人主观拼凑出来的文化怪物，毫无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一条人为拼凑，无法结成一体的文化之龙还能够腾飞吗？
     
     
     “国学”作为国学的意义就在于其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精神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灵魂，其形式与表现可以与时俱进，但其灵魂与精髓必然具有亘古不变，万古常青之品质，如此才可以称国学。国学之成为国学，亦不在于某人、某团体或某政权的人为定义，而在于此学可以安顿国人身心性命于当下，可以给国人以文化精神家园之感，可以使国人在此文化感召之下凝聚成一个整体，如此才可以称为国学。而纵观中国历史，起此作用者只有儒道之学，故以儒道之学定义国学不是某人、某团体或某政权的人为定义，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自在状态。故黄保罗说“儒学乃宋、明、清三代的国学，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3]实乃对中国文化的极端无知与任意曲解。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从西方空投在中华大地上的“异类”，而是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自在发展而来的“中国”，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就只能是儒道之学，所以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说，中华民族复兴的终极标志只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因为物质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作为文化标的物只存在发展之说，而不存在复兴之说，实存的东西都不可能“复兴”到过去，只有文化才可能回到从前。按照黄保罗的逻辑，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就是由其编织的“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文化怪物，那么这个怪物就连发展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复兴”了。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兴”过，又何谈“复兴”呢？而这条拼凑起来的“龙”又怎么可能发展呢？按照黄保罗的逻辑，可以说正是这个“一首二翼四足一尾”的怪物式组合才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乱象，因为这样一个组合有“首”却无“心”，没有一个共同的血脉贯通其中，“首”也就失去了支配全体的有效能力。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分裂势力与文化思潮都根源于传统的“国学”沦丧后造成的文化撕裂与“贫血”，因为我们的“国学”已经被压制在“一首二翼四足一尾”的分裂与混乱之中了。
     
     
     如果我们必须接受黄保罗拼凑出来的这样一条怪物似的文化之龙，那么这条文化之龙也必须有一个作为文化核心的心脏与贯通全体的发展脉络才能成为一个活体，才有腾飞的可能。文化之龙仅有作为政权的“首”的领导是不够的，“首”的活力也来源于由文化心脏供应的血液，在有据可考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华民族的“首”不断的变换着，而中华文化的心脏与血脉却是不变的儒道之学。虽中国近代开始的“弱国史”使中国人抛弃了传统文化，绞杀了儒道之学，但由真理的自在性所决定，西方文化无法解决时代的问题，无法安顿现代人的身心性命，故现代文化的乱象已经在召唤儒道之学的回归与复兴，儒学的复兴是人类发展的需要，是人之为人的人性必须，而不是出于与西方文化对抗的需要。如果西方文化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任何人都无理由拒绝，也不会拒绝西方文化，而事实上西方人自己喊出“上帝死了”，“哲学终结了”，“文化死了”，“人（也）死了”，所以西方的有识之士提出回到二千年前的孔子，到中国文化中寻找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文化良药。在这样一种全球性的现代性文化困境之中，中国人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主张儒道之学的复兴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下文简称“意见书”）的诞生就是这一逻辑的反映。而受过充分的西化教育的“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与神学双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黄保罗显然没有真正世界性的文化眼光，只是在西方本位的文化视域中，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视域中曲解中国文化，对“国学”概念进行任意，故意，甚至是恶意的曲解，不过是为其下文展开对儒家学者“意见书”的抨击，为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进行合理化论证做理论铺垫罢了。故其“大国学”定义只是一个请君入瓮的文化陷阱，以此“大国学”概念否定儒道之学作为“国学”的合法性，再通过把基督教文化纳入其“一首二翼四足一尾”的“大国学”定义之中，从而使基督教文化进入到其“大国学”的定义之中，获得“国学”的合法性地位，以实现鸠占鹊巢，反客为主的目的。 
     
     
     二、对儒家学者停建曲阜基督教堂的“意见书”的曲解 
     
     
     针对2010年末十位儒家学者发起的反对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的文化事件，黄保罗将十学者签名的“意见书”上升到“儒家宣言”的高度来进行批判和反驳，几乎是一种故意的曲解与中伤，一切都只是在为其最后的理论目的服务，那就是为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进行合法性论证。
     
     
     首先从十学者签名的“意见书”的标题来看，其明确而单一的指向是针对在曲阜孔庙附近修建基督教堂这一事件而提出的儒家人士的“意见”，全称为：《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意见书”的标题明确定义了自身“意见”的性质，而不是黄保罗所谓的“宣言”。黄保罗之所以将十学者的“意见书”曲解为“儒家宣言”，就是要渲染出一种情境，那就是儒家学者与儒家文化对基督教的进入充满了恶意与反对，并以“宣言书”的方式对基督教文化发起了正式宣战，从而可以为其接下来“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角度展开的对儒家的攻击与污蔑提供理论铺垫，这已经完全是一种恶意的逻辑设计了。
     
     
     再从“意见书”的内容来看，十学者反对的只是“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正如我们不能在罗马教庭旁边建一座孔庙一样，而不是反对在其它地方修建基督教堂，更不代表整个儒家文化对基督文化的敌视与对抗。黄保罗也知道，并在文中介绍了基督教在唐代就以景教之名进入了中国，而当时的“儒家”可是真正的“国学”，但一直到近代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儒家作为“国学”从来都未否定过神的存在，虽然儒家之神与基督教的人格神不同，但儒家从未提出过上帝绝不存在的绝对无神论。在黄保罗的“大国学”体系中作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才是绝对反基督教的真正的无神论文化，上帝就是马克思的敌人。但马克思主义文化都没有阻止基督教的进入，已经处于边缘地位的儒家又怎么会有此非分之想呢？而黄保罗为何不敢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面前叫嚣却向儒家文化发难呢？显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是“首”，是黄不敢攻击的力量，而儒家文化的内在品质与主体优越性在客观上起着帮助马克思主义文化阻击基督教进入中国的作用，所以黄保罗就正好指桑骂槐，借批判儒家文化而去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争夺中国文化主导权，这是问题的本质。因为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还元气未复，只能在边缘地带徘徊，否则如何可能有机会让基督教在孔子脚下建基督教堂？但儒家文化乃化成天下之学问，没有自我封闭的门户之见，所以孔子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4]如果基督教能够完成化成天下之使命，自然会被儒家拥抱于怀中，就如历史上的佛学完全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一样。但问题的关键是上帝在西方已经“死了”，基督教无法拯救西方人的灵魂，又如何可能在中国发挥神力呢？正因为其在西方的失败，基督教文化也就失去了主宰中国文化的合法性，所以才会有黄保罗提到的2006年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文化事件发生。
     
     
     而黄保罗为了把“意见书”提升到“儒家宣言”的高度以证明“意见书”是儒家的狭隘与对基督教的敌视，就毫无内在逻辑地罗列出了“1958、2004、2006与2010年的四个宣言”，[5]并将此“四个宣言”都作为“儒家宣言书”，故其论文题目就是《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但以其全文宗旨来看，其罗列出“四个宣言”实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目的只是为把“意见书”歪曲为“儒家宣言书”，然后在“儒家宣言”大帽子下展开对“意见书”的抨击。黄所罗列的“四个宣言”包括“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在1958年合撰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人发出了“甲申文化宣言”，“2006年出了所谓的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宣言”，“2010年末，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十位学者“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6]而这所谓的“四个宣言”并非是可以并列，可以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对等而观的“儒家宣言书”。因为在这四个所谓“宣言”中，只有1958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与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才是真正的“文化宣言”，其中又只有1958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才是儒家文化宣言，而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只是非儒家的现代学者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强调多元文化的“综合”，其理论进路恰是在消弥儒家文化的主体性，从而得到了黄保罗的肯定，“唯有2004年的（宣言）还基本理性，其他三个都充分表现了狭隘的儒家民族情绪”。[7]而所谓的“2006年博士宣言”只是十个博士对圣诞节在中国的日益兴盛这一文化事件表达自己的文化忧虑，十博士联署的标题为《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而非“儒家宣言”，其主旨在于“呼吁国人慎对“耶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8]如果从十博士“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具有“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诉求来看，可以说其“看法”还具有某种“文化宣言”的性质，而2010年十学者的“意见书”却联文化宣言的性质都没有，仅仅是要求不要在曲阜兴建基督教堂而已，仅仅是为了保留儒家文化情感的一点颜面而已，仅仅是一个“意见”而已，而此“意见书”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只是证明了广大炎黄子孙对儒家文化诉求的认同，而不是整个社会起来进行的一场反基督运动。但此“意见书”却被黄保罗提高到“文化宣言”的高度进行抨击，而黄保罗为了贬低十学者的“意见书”又说“2010年的宣言明显要比1958年的宣言少了许多理性的阐述，发泄的是民间情绪，却以“学者”身份发起；不是‘宣言’，而是对具体文化事件的看法，作者归类错误如其中能增加更多的理性思辨与学术反思，则可能会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体系的建设、更有利于儒家文化的健康发展，也能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文明对话。”[9]黄保罗把本不是“宣言”的“意见书”曲解为“宣言”，然后又把自己曲解后的“宣言”贬低为“不是宣言，而是对具体文化事件的看法”，何等荒谬，“意见书”本来就“不是宣言”，本来就是“对具体文化事件的看法”，犯下“归类错误”的恰是黄保罗本人，“意见书”本来就不是多高深的学术著作，又如何需要“增加更多的理性思辨与学术反思”呢？故黄保罗只是自以为是的以他人名义树起靶子，然后自己再对靶子进行射击，然后又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其实只是无中生有的自娱自乐罢了。 
     
     
     三、对儒家文化的曲解 
     
     
     黄保罗不只对“意见书”进行任意曲解，而且借题发挥，对整个儒家文化都进行了具有黄氏特征的任意曲解。黄文第三部分标题为“几个儒家宣言反映的问题”，[10]而在下面的论述中却只是对“意见书”与曲阜教堂问题展开论述，从学术论文的规范来讲已经文不对题，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对于一个双博士、博士后再加教授职称的头衔来说似乎不该。
     
     
     1.黄保罗文中的一个二级标题为：“要做‘首’是儒家人士震惊、忧虑与反对建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11]
     
     
     这样一个标题偷换了一个概念，将儒家学者“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偷换成了“反对建基督教堂”，完全抛开了“在曲阜”这个特定的时空限制，儒家学者只是反对在曲阜这一中华文化的圣地建教堂，反对过在其它地方建基督教堂吗？黄保罗显然在故弄玄虚，搬弄是非。而黄保罗说儒家要做“首”的批判更是荒谬绝伦，因为黄所说的“首”特指“政权”，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三科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都是政权思想的体现”，[12]所以黄保罗在这里暗示着儒家要取代“马、列、毛、邓、三”的主政地位，这已经是一种政治栽赃与暗算了。儒家于当代中国的边缘地位使其社会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基督教的深入民间，又何来做“首”之说呢？中国大地上基督教堂已经建入了乡村，而哪里能看到一座新建的孔庙呢？而哪座孔庙又不是历史的文物而早已丧失传教之功能呢？再看曲阜的基督教堂的兴建得到了山东各级政府部门的批准与法律保护，诸多本来信奉无神论的官员亲自为之奠基，而与之相对比，诵读《三字经》作为普及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在学校之中刚刚兴起就受到山东教委的限制，这样的儒学发展还能有做“首”之想吗？黄保罗的主观臆断实有“阴狠”的意味。
     
     
     2.黄保罗又言：“<<意见书>>所云‘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客观事实, 但它没有完全反映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因为儒家及其文化信众具有多样性。根据笔者的研究, 儒家最起码可以分成先秦古儒、孔孟之儒、宋明理学与道学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儒家、与当代(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儒家, 不同的儒家学派对基督教的态度各异，而<<意见书>>所代表只能是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而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儒家。”[13]
     
     
     这真是黄氏的独门研究，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伤害了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儒家进行分段割裂以缩小受到基督教伤害的儒家信众的范围，从而说 “《意见书》所代表只能是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而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儒家”。黄氏在这里因为完全没有论据而不得不全凭主观臆断来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讲学术的标准与依据，真不知黄氏如何给当代的儒家学者进行了站队，将之归入“某儒”之中，恐怕当代的儒家自己都不知道该把自己归入黄保罗划定的哪类儒家之中。更主要的是，黄保罗又如何证明“先秦古儒、孔孟之儒、宋明理学与道学儒家”就没有或不会受到曲阜建教堂事件的伤害呢？
     
     
     3.黄保罗继续从文字空隙中寻找批判点，指责《意见书》“所云‘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 则把主张建设教堂的曲阜基督徒没有包括进‘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范围之内, 如此归类不仅在法律和文化的层面不符合事实，而且在民族情感的层面上也不符合实际情况。”[14]
     
     
     “炎黄子孙”完全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不是一人类学、人种学概念，炎黄二帝是中华文化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字必然要求“炎黄子孙”要具有中华文化的精神与灵魂，而孔子正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才成为中华文化的圣人，曲阜才成为中华文化的圣地。故并不是所有法律上的中国人都可以称为“炎黄子孙”，也有可能是炎黄败类，而法律上的外国人也可以成为炎黄子孙，只要他奉行着中华文化。故“海内外炎黄子孙”就是海内外的中华文化的信奉者与践行者，这样一个中华文化的信奉者与践行者必然把孔子奉为圣人，并因而把曲阜奉为圣地。如果一个基督徒仍然是“炎黄子孙”的话，就一定会尊重他的文化圣人孔子，完全可以在曲阜之外的地方建教堂，他会对中华文化保持应有的敬意。而如果一个基督徒完全没有对中华文化的敬重，甚至为争夺文化话语权而特意在孔子脚下建基督教堂，那又如何可以称为“炎黄子孙”呢？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的，因为他也是“炎黄子孙”。而黄保罗既使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对中华文化的尊重，没有对孔子的敬畏，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
     
     
     4. 黄保罗又对曲阜作为“中华文化圣地”的地位提出质疑：“这里需要厘清的一个概念是‘中华’。<<意见书>>所说的是‘中国之中国’(先秦) 、‘亚洲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还是‘世界之中国’( 乾隆末年和晚清至当代) 呢?假如这里所说的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作为世界之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的话? 那么, 曲阜是否是中华文化的圣地、中华文化标志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就需要商榷了。”[15]
     
     
     无论哪一个“中国”，其作为“中国”的资格与标志都在于其血液中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灵魂，孔子与儒家又是这一文化血液与灵魂的代名词，如果任何一个所谓的“中国”流着基督教的血液，那就不应当称之为“中”国，而是“外”国。故无论对哪个“中国”而言，曲阜都是中华文化的圣地，都是中华文化的标志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5. 黄保罗说：“今天中国国学的诞生，应该能够成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普世观念和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提出的‘应战’之举，但狭隘的儒家今天难以担当此任。”[16]
     
     
     首先说国学是自在的，自古以来的儒道之学就是中国的“国学”，不存在“国学”在“今天中国”诞生的问题，而对所谓普世观念和西方文明的“挑战”与“应战”之说都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教育出来的理论口号，真理是自在的，“儒乃人之需”，儒家的存在不是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而是现代人类文化的“现代性”困境需要儒家文化承担起自己的使命。西方文化不用挑战已经是末日黄昏了，如果西方文化不想灭亡，必须到中国儒道文化中寻找出路，儒家文化的复兴是为了拯救已经死亡的现代文明，故不要用“西方文明的挑战”恐吓儒家，孔子与儒家只是以道济天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儒家的复兴诉求不是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而是看到了人性的堕落与文化的沉沦。故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一种道义担当的精神，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个世界需要儒家，儒家才以舍我其谁精神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人类终不醒悟，愿意伴随西方的文化走向终结，那么儒家只能“退藏于秘”，这可不是黄保罗所言的“无能”或“狭隘”。
     
     
     6.黄保罗在又一个二级标题中说：“没有被医治的苦毒心态与自信心缺乏是部分民族主义儒家激烈反对曲阜建教堂的深层原因。” 又解释“所谓苦毒（bitterness），是指曾经受过或误以为受过痛苦而无法释放、以至于将这种消极的情感和记忆积累在心底抑郁成病的一种状态。过去一百年来，从20世纪初的孔家店被打倒、到20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孔老二被批臭，儒家经历了许多痛苦。这种苦毒成了民族精神价值的一个部分，需要仔细地分析其成因，以求医治之方。”[17]
     
     
     将作为精神病理的“苦毒心态”移植到文化分析之中并不恰当，儒家文化作为自在的文化只是一汪清泉，等待着需要的人去畅饮，既使天蹋地陷又于一种自在的文化何伤呢？所谓“儒家经历了许多痛苦”只能是一种文化比喻，却无法成为一种文化遗传，更不会成为“民族精神价值的一个部分”。正如基督教在中世纪对理性的打压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而现代哲学及其理性主义对上帝死刑的宣判并不是出于“情感和记忆积累”起来的“苦毒”心理，而是西方理性发展的必然逻辑。而儒家反对在曲阜建教堂正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敬畏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儒家正是认为基督教无法解决世界与中国存在的问题，基督教没有资格走进中华文化的圣地，所以才会将“国人趋奉外来宗教和在中华文化圣地建造外来宗教道场”视为“怪异现象”，并反对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也正是因为基督教无法“彻底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所以儒家开出的药方才会是“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这如何是一种“苦毒心态”呢？
     
     
     在任何文化的碰撞中都不存在所谓的“苦毒”问题，任何文化也不会因为他者的“苦毒心态”而受损，故文化比较之中只有优劣性与可接受性问题，而没有“苦毒心态”问题。真正人性的文化必然为人类所选择，远离人性的文化必然被人类所抛弃，这就是文化发展的进化史。中华民族怀抱儒家文化二千年，绝不是作为政权的“首”所能决定的，而是人性的需要。今天儒家文化的复兴依赖的仍然是自在的文化品质，而不是树起一面墙把基督教拒之门外。黄保罗多心了，优秀的民族文化无论如何经历风雨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精神家园，虽死尤能复生，因为她是民族生命的必须，就如儒家文化虽被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人为绞杀，却在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困境中被唤醒，并彰显出自己的生命力。而狭隘的民族文化既使风光于一时，也最终会被历史所淘汰，虽生而尤死，就如基督教文化由中世纪的千年统治到现代的“上帝之死”，已经显露出末日的黄昏。黄保罗也承认“基督教现在欧美白人社会中正不断衰退，主流教派不但丧失会友，而且极大地丧失了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力”，[18]却没有给出基督教“不断衰退”的原因，没有承认基督教无法安顿现代人的身心性命。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9]而儒家不应该拒绝“鸦片”吗？这种“拒绝”如何就变成了“苦毒心态”呢？如何就变成了“不自信”呢？这显然是黄保罗的曲解和污蔑。
     
     
     7.黄保罗简直是无知地说：“现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是变本加厉的以弱肉强食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而不是笼统的西方文明, 更不是基督教文明。”[20]
     
     
      社会达尔文主义难道不是“笼统的西方文明”？中国历史与文化之中有一个叫做“达尔文”的人吗？“现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既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怎么能“不是笼统的西方文明”呢？这种矛盾的逻辑真是一种天才创造，完全混不讲理了。而基督教文明的确不是“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因为上帝已经在西方死了，在中国的死也是早晚的事，但要说基督教文明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关系则是不顾历史事实了。基督教文明完全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种优劣，优胜劣汰的本质，因为基督教的上帝虽然宣扬博爱，却只拯救被他拣选的选民，而不信上帝者更是必然被打入地狱，所以上帝对“非我族类”必然是灭之而后快的，所以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巴比伦之囚”、“宗教裁判所”无不是以上帝的名义而行。当今世界已经暴发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除了石油等利益争夺之外，谁又能否定其中包含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仇恨呢？而问题的关键是基督教文明怎么就不能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呢？而儒家文化创造的中华帝国曾经强大无比，却对弱小国家恩泽有加，从没有美国式的不可一世，损人利己，到底哪一种文明更文明呢？世界文明该走向何方呢？黄保罗真的没有思考过。
     
     
     8. 黄保罗说：“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让当代女性认可孔老夫子所云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恭，远之则逊’等类的思想，是儒学复兴教义学层面的挑战。”[21]
     
     
     黄保罗也和许多责难孔子的人一样提出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问题，以证明孔子“教义”存在的问题，种种曲解都只是因为不理解儒家思想精义，缺少对儒家思想的整体理解才会有产生的断章取义。《论语》乃孔门弟子记录的语录，都有特定的语境，需将之放入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去理解，才能真正走近孔子。现以段正元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解释献给黄保罗，在古汉语中“小人”与“君子”都只对男子而言，女子在品性上当然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但却没有属于女性的“君子”与“小人”的定义。故孔子以“唯小人”定义女子中的“小人”，“唯”不是“唯一”的意思，而是近似于“自我、自私、自大、自以为是”的意思，“唯女子”是一个词，也就是“自以为是的女子”，也就是女子中的“小人”，而“唯女子”就具有和男子中的“小人”一样“难养”的缺点：“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有怨”，而黄保罗将之写成了“近之则不恭，远之则逊”，大概是笔误，而不是另一种曲解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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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保罗：《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孔子2000网站”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191
     
     [4]《论语·述而》
     
     [8]《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金羊网”http://www.ycwb.com/xkb/2006-12/20/content_1323088.htm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