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等。 |
臣的“周秦之变”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初三日丁丑
耶稣2023年11月15日
“臣”字的甲骨文、金文如人受捆缚之形,在上古社会,什么人会被捆缚起来?通常都是战俘,所以,“臣”字的本义指战俘,汉代郑玄给《礼记》的“臣则左之”章句作疏注,便指出:“臣,谓囚俘。”战俘被俘后,往往会被罚为奴隶,因而“臣”字又有奴隶之意,这一涵义保留在《尚书》的“臣妾逋亡”章句上,所谓“臣妾”者,“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与“奴婢”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直至秦汉时,被籍没为官奴婢的罪犯,仍称“隶臣妾”。囚俘、奴隶,就是“臣”字的本义,甲骨文时代(殷商时期及之前)的臣,一般都是指囚俘与奴隶。
大约到了西周时期,“臣”字多被用来指称事君的臣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臣”,即指周王的臣。这可能是因为,最早的臣僚正是从奴婢演变而来的。作为奴婢主人的君主,往往会将奴婢中选拔若干头领,让他们管理家族事务,这些获得提拔的奴婢从执役到执事,身份便从家仆变成了家臣。我们举个例子,后世地位显赫的宰相一职,其渊源很可能就是君王的家仆。“宰”字的甲骨文,从宀,从辛,宀为屋宇之象形,辛为刀斧之象征,宀+辛,意为“辠(罪)人在屋下执事者”,即指室内劳动的奴婢。这便是最早的“宰”。“宰”因为执事而变成君主的家务总管,叫做“家宰”。其他的家臣大致也由相应的家仆转化而来。此后,臣通常都是指事君的臣僚,这也是“臣”字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义项。后文中的“臣”,如无特别注明,均取这一义项。
但早期的臣,与后世的臣相比,还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异:
1)早期的臣都是家臣,因为在西周“家天下”时代,天下、国是由一个个“家室”组成的,“家室”是最重要的政治单位,周天子虽是天下共主,但他直接治理的领地,也仅仅是位于王畿之内的“家室”而已,“周天子是一个家,齐国是一个家,鲁国又是一个家,这样的贵族家庭很多,天下为此许多家庭所分割。那时在大体上说,则只有家务,没有政务”。而协助各级领主治理“家室”的人,便是隶属于领主的家臣。
2)家臣与家主的关系为人身依附关系。在西周封建制下,臣—君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对一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个人认另一个人为君,自己为臣,即意味着将自己的人身交给君主,要发誓永远效忠于君主,义无反顾,直至为君主牺牲性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请注意,臣誓死效忠的对象是君主个人,而不是君主之上的国家、天下。
3)综上,早期的臣具有强烈的“私”的属性:他们是君主的私臣、家臣;他们与君主之间也是私人性的效忠关系、人身依附关系。虽然此时的臣不再是奴隶充任,甚至可能还出身于贵族,但他们的人身必须隶属于君主,君臣关系就如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乾隆称“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倒也没有说错。
但是,春秋—战国以降,在建构王权制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臣的身份与君臣关系又得到了重塑:
1)王权制国家建构的过程,亦即封建领主“化家为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君主的家臣也完成了从“管家”到“治国”的职能转换,从而,臣获得了公共性身份:由家臣、私臣演变成国臣、公臣。而仆与奴,则一直保留着私人依附的属性,好比猴子一直留着尾巴,没有进化。乾隆认为“仆即臣”,就臣的本义而言,虽没有说错,却忽视了从私臣到公臣的演化。
2)原来的私人效忠性质的君臣关系也受到了挑战。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君对臣以礼相待,臣对君才誓死效忠;而且,臣对君的效忠应该合乎道义,“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若无道,臣便没有效忠的义务。孟子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比孔子还要激进:对异姓之卿而言,“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而对贵戚之卿来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意思是,如果君不君,臣可批评,如果君不听,则异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关系,贵戚之卿更是可废掉君主,另立新君。经由孔孟的阐释,君臣关系不再是私人性的效忠关系、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君臣以义合”、“从道不从君”的公共关系。
秦制建立以后,虽然出现了君尊臣卑的趋势,但臣乃是国家公臣而非天子私臣的属性并没有改变。我们看秦汉时期的官制,臣由私臣转型为公臣的蜕变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原本是封建领主的家宰,周秦之际,封建领主纷纷“化家为国”,建立王权制国家,领主的家宰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国相,从一家之家务总管变成一国之政务总管——丞相。作为丞相之副的御史大夫、作为御史大夫之副的御史中丞,以及作为宰相属官的九卿,从前都是王室私臣,现在都成了政府大臣,他们掌管的事务,也从王室家务扩展为国家公务,比如御史大夫,前身为御史,即天子的御前秘书,成了副宰相之后,职权便是“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又如九卿中的太常卿,原是管王室祭祀的家臣,演变成政府大员之后,便兼管国家的文化教育事务,相当于文化与教育部长。
当然,汉朝皇室也保留着一套服务于皇帝与内廷的家臣班子,那就是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西汉(前期)的六尚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留意:
1)与宰相领导的政府相比,六尚规模不大,职能简单:除了尚书为皇帝文字秘书之外,其余五尚均为照料皇帝日常饮食起居的生活秘书,与政事无涉;而宰相领导的政府,不仅设立了部长级的九卿,还有十三个直属于宰相府的秘书处,即十三曹,分管吏治、民政、词讼、刑法、兵役、货殖盐铁,等等,不管就组织规模,还是就职能而言,都比皇室六尚大得多。也就是说,治理国家之权责,在宰相领导的政府,而不在皇室。
2)皇室六尚隶属于少府,我们知道,汉代少府还主管皇室财政、宫廷内侍,而少府又是九卿之一,为宰相之属官,换言之,宰相不但执掌治国大权,而且,皇室的日常事务与财务也归宰相管辖,皇帝的家臣班子也归宰相统辖。钱穆先生说:“宰相的来历,本只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家,自该管皇宫里的事。那是封建旧制遗蜕未尽。但从另一方面看,只好说,皇室也不过是政府下面的一部分。所以宫廷事,也归宰相来统治。”汉代政府与皇室之关系,大致如此。
进而言之,周秦之际,臣这个群体发生了从领主私臣向国家公臣演变的转型。史学界有个说法,叫“周秦之变”,指发生在周秦之际,国家治理制度由封建制、贵族制转为王权制、官僚制的历史性变迁。在我看来,臣的身份转型,也是“周秦之变”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转型完成于西汉,西汉王朝建立的官僚体制,虽从封建旧制蜕化而来,却具有高度的现代色彩与理性精神,今天,在仍保留君主制的现代国家中,就政府与王室之关系而论,也无非是汉制的模样。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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