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之天命与中国之天命】儒家并未、也不可能“博物馆化”，而必将参与中国的现代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以华夏——中国之道灌注于现代国家秩序之中，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延续华夏——中国道统，以与其体量成比例之智慧，参与于共同探究人类优良秩序之过程，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2012.3.21）
 
 
 2、【文化的消耗】中国人过去一百年都是在消费四千年积累的文化，而没有进行任何文化再生产。因为有这文化残余在支撑，而勉强维持秩序，而有了增长——某些组织、人却贪天之功。不幸，这文化正在被消耗殆尽，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深渊中飘荡出的阴森之气了。（2012.3.15）（@吴钩1975 ： 以我有过的生活体验而言，80年代尚算民风淳朴，邻里之间互助互济很常见。即使是之前的文革，似乎也未能将小城的人情风俗完全铲除干净。而90年代以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人情已凉薄，社会的根子已败坏。我想，这应「归功」于官员群体日益无耻无忌的示范，「归功」于连遮羞布都不要的市场化裸奔。）
 
 
 3、【“天文”与“人文”】 如果人是禽兽，那么，人就是人。但人异于禽兽：人有天性的一面：“天命之谓性”。人之为人，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人必须面向天而生活。这样，文就有两层：有“天文”，而后才有“人文”。人之养成，不是空洞的自我养成，而是面向天的自我养成。（2012.3.12）
 
 
 4、【革命偶像】雷锋、王进喜等等偶像，乃是毛系统摧毁传统、重建道统的计划之组成部分。对于被掏空的心灵，它们确实曾经起到鼓舞高调革命道德的作用。但文革一开始，其作用就瓦解了，此类偶像已成笑料。强制学生学习只能训练其虚伪。今日当以孝、悌，以仁、义、礼、智、信教化学生，成一正常人、好人，足矣。（2012.3.1）
 
 
 5、【公共知识分子】我也曾以公共知识分子自豪，后发现，公共知识分子多为真理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发布真理。从此，我敬而远之。这正是微博上骂声四起的根源，公知们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凡是质疑、反对他的人都是敌人，包括动辄指控他人为五毛党。公共知识分子恰恰缺乏公共生活的基本伦理：包容与理性论辩。（@周保松 ： 我以前不知有個名稱，叫「公知」，最近才知是指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前面加「公共」，本就不必要。將所謂「公知」想像成成一個單一的有共同理念的群體，然後和「網民」對立起來，就更不必要。大家都是網民，都是公民。對事情有不同看法不同判斷，將道理好好說出來討論就好了。）（2012.2.27）
 
 
 6、【“公知”的两种民主】百年公知始终贩卖着两种奇怪的民主理论：1、要建立民主制度，先得消灭自发社会组织，比如宗族，个体直接面对国家，姑称之为国家主义的民主理论。2、只有利益能驱动人追求民主，道德则是多余的，姑称之为利己主义的民主理论。民主理论公知们不会反对这两个概括吧？（2012.2.19）
 
 
 7、【论性恶】有人说，假定人性恶，才会努力设计限制政府的制度。好吧。可是，假定了人性恶，统治者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你也是性恶之人，时刻准备做强盗，只配我专制。韩非、利维坦就是这样论证的。宪政之本质是SELF-GOVERNMENT，人性若无善的取向和潜能，自我就无从治理。性恶论者其实是国家主义者。（2011.11.19）
 
 
 8、【儒家缘何得被独尊】为什么儒家会被独尊？儒家实具有双重身份：其一为传经之儒，六经为华夏之经，这是超乎诸子百家的。其二，儒家也有自己的学说，也即子学之儒。前者自应被独尊，那是华夏之为华夏之根本所在。当然，两者不易分清。因为，子学之儒总是以解经的方式立说。（2011.11.7）
 
 
 9、【中道】极权主义者鼓吹革命的道德——实为道德的倒错，知识分子用脚指头思考，唾弃道德本身。这是愚蠢的。中道是：抛弃倒错的高调道德，恢复、守护和扩展常态道德、伦理。从根本上说，追求自由的事业是一项道德性事业，陈光诚就表明了这一点。没有道德、伦理，社会都不可能，遑论自由。（2011.10.17）
 
 
 10、【为辛亥革命辩护】李泽厚说，辛亥革命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那就是不断地革命。然而，辛亥革命，与苏俄观念、政治传入以后的国民革命尤其是与共产革命的性质果真相同么？如果历史真有如此强大的惯性，民国宪政制度又该如何解释？直接反对给你带来灾祸的体制，不要顾左右而反对原因的原因的原因。（2011.9.22）
 
 选编者：侯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