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武革命充分体现了儒家的革命精神和儒式革命的特征。
    
     
    
    儒家不是革命学，不是革命派，却颇具革命精神。儒家以德为本，以民为本（民本是儒家道德的政治体现），保守、改良或革命都不过是政治方法和手段而已，可以因地制宜。革命精神亦属道德题中应有之义。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下》)得到人民拥护才能为天子，得到天子欣赏才能为诸侯，得到诸侯所欣赏才能为大夫。必要的时候，诸侯社稷都可以变换，那么，逻辑推断，天子自然也是可以变置的。
    
     
    
    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们不仅不需要服从，甚至可以视之如寇仇把他赶下台去。这就在理论上和道义上肯定了被统治者反抗和革命的权利。
    
     
    
    汤武是儒家心目中的圣王。汤武革命是“义战”的典型。其正义性建立在民重君轻、道统高于政统等儒家原则之上。《易经》强调汤武革命是顺天应人之举（《易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孟子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诛一夫”，都充分肯定了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强调汤武革命的正义：“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荀子·正论》）
    
     
    
    在儒家革命精神的鼓舞下，自孔孟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到各种反抗暴政的斗争和战争中去。孔子八世孙孔甲（名鲋）就曾响应陈涉起义带着礼器投奔陈涉，开了儒家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先河。《孔子世家》言其“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於陈下。”堪称是孔家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有些儒者是以革命的精神从事改良的事业，谭嗣同就是其中的典型。谭嗣同不仅是一般地反对暴政，他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十分尖锐、深刻和猛烈，对专制君主的巨大危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将《仁学》的宗旨概括为“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主张“冲决君主之网罗”并且“废君统”（废除君主专制），革命精神可谓强烈。但他在现实中倡导和参与的是改良。
    
     
    
    另外，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都受到过儒家的核心价值和革命精神的影响。
    
     
    
    不到改良之路彻底堵死，不到民困族危彻底绝望，儒家不会轻言革命。文王演易，《易经》革卦有深意：革之为卦，上泽下火，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然后才能革命，才能迁鼎。儒家也不支持那种乱中夺权、追求特权、一党专政的苏俄式的暴力革命，更不会在条件不成熟时去“创造条件”，去密谋发动号召煽动革命。只有道德的即汤武式的革命，才能得到儒家支持、拥护或参与。
    
     
    
    周王就是对桀纣真正仁至义尽之后才“消极”地、被迫地起而革命的，旨在结束暴政救民水火、刷新政治化成天下，而且所付出的社会、生命代价达到最小的程度。
    
     
    
    文王为西伯时，仁德布于海内，诸侯四十余国归之，然而文王终其一生，以天下三分之二服事殷。《论语集注》引范氏语：“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左传-襄公四年》载：“韩献子曰：文王帅殷之畔国以事纣”；《周书-程典解》载：“维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众奉勤于商”；《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等等，史迹昭彰。最后武王虽举兵灭殷，是文王死后天下大势演变的结果，是仁至义尽之后的形势逼人和水到渠成。
    
     
    
    不过，说文王始终不存携贰非分之心，也非事实。伐纣代商是文王生前的初衷与预谋，他一直没有动手，当是认为条件不成熟。一、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系辞中有不少“行师”、“利建侯”之语。建侯，封建诸侯、封侯建国也。表明作者当时已有“不臣之心”。二、“清华简”《保训》是周文王的遗训。周文王在遗训对儿子（武王）介绍了舜禹和上甲微的故事，勉之以中道，“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刘国忠先生认为，《保训》提供了周文王生前称王的证据，并怀疑“周文王已经着手灭商了”。三、最直接的证据就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当然，武王革命，即使是周文王生前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也完全合乎儒家道德，是“革而当”（《易经-革卦》）的，任何人都没有向暴君效忠的必要。愚忠非忠，忠于仁性忠于中道忠于民本原则，是忠的根本。
    
     
    
    儒家认为，道德是文明的核心。对于人类社会，道德不是唯一的标准，却是最高标准，也是根本性基础性的标准。无论干什么都必须符合道德原则，无论干什么都必须道德挂帅，易言之，道德必须统帅一切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各种制度法律等等，革命也不例外。由仁本主义指导和圣贤领导的革命，具有最高的正义性，是革命的正道。易言之，革命由什么思想指导、什么人物和势力领导，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革命的性质。
    
     
    
    汤武革命与马列革命性质截异。这是充满道德精神和文明规范的贵族革命，正义革命，虽然暴力，却有限度，是“消极”和被迫的，旨在结束暴政救民水火、刷新政治化成天下，所付出的社会、生命代价最小，顺天应人水到渠成。
    
     
    
    儒式革命绝不赶尽杀绝，绝不“进行到底”，而是处处留情，时时积德。革命成功则制礼作乐，为民立极，并“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周本纪》）成功以后对前朝颇为尊重，分封其国，保留其祀。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史记鲁周公世家》）“王不食言，庶赦定宗”（《逸周书-武寤》）灭纣之后，对殷商遗民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为殷周两个部族的和解和天下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另外，某种意义上说，汤武革命的正义性是由桀纣赋予的。易言之，汤武是否革命，取决于桀纣之身。在汤武举兵讨伐之前，桀纣并非没有机会。特别是文王，是给了桀纣很长时间、很多机会的。如果他们能够纳谏从善改邪归正“重新做人”重整朝纲，汤武革命的必要性和道义性就会流失。
    
     
    
    顺及：有人提到儒道“圣王”和柏拉图“哲学王”概念，说“世上实现圣王或哲学王者古今惟一人，就是复兴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他是人类心灵世界和世俗世界王者的二位一体，耶稣、释迦摩尼、孔子、柏拉图等都没做到。”云云。其实，汤武就是圣王，比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更加哲慧有学。汤武之前的尧舜禹，武王之前的文王，之后的成王、康王，还有“摄政王”周公，都是“人类心灵世界和世俗世界王者的二位一体”的圣王，德智双绝，德位相称。而圣王这个概念用在穆罕默德身上，未免过于抬举。
    
     
    
    附：革命正义性的宣示
    
    成汤灭夏，把夏桀放逐到了南巢，想想有些惭愧，并担心他的暴力行动给后世留下话柄。于是，仲虺作了这篇《尚书·仲虺之诰》。
    
     
    
    仲虺，又叫莱朱，是商代名臣，成汤左相，辅佐汤完成革命大业。《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仲虺之诰》是《尚书·商书》名篇，是仲虺对成汤的慰勉，更是一篇革命理论，是关于革命的正义性和政权合法性的宣言书。这种正义性与合法性，建立在道德之坚实基础上，上符天命，下合民意。
    
     
    
    成汤的政治之道德和道德之政治，与夏王的无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夏王昏乱，人民若陷泥深，似坠火热。“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 夏王假托上天的意旨，行虐于民。
    
     
    
    “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上天赋予成汤勇敢和智慧，为万国的表率，继承大禹长久的事业，现在是遵循大禹的常法，奉顺上天的大命！“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汤王不近声色，不聚货财。德盛之人，勉之以官，功大的人，勉之以赏。用人之言仿佛己言，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宽能仁，昭大信于万民。
    
     
    
    成汤革命得到了民众热烈的拥戴和支持。“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从征伐葛国开始。汤王东征则西夷怨恨，南征则北狄怨恨。他们说：‘怎么独独把我们摆在后面？’革命军所经过之处，家家户户互相庆贺说：‘我们的君主来了，我们就会复生了。’天下人民爱戴商家已经很久了！
    
     
    
    诰词指出：“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国家要兴亡，就要这样做：佑助贤德，显扬忠良，兼并懦弱的，讨伐昏暗的，夺取荒乱的，轻慢走向灭亡的，推求灭亡的道理，巩固自己的生存。取乱侮亡，《左传-襄公三十年》，子皮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这样做就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佑贤辅德显忠遂良，是善善贤贤，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恶恶贱不肖。恶恶，以武力革除暴君暴政恶势力之命，就是革命。
    
     
    
    诰词最后告诫和勉励成汤：“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德行日新，天下万国就会怀归；志气自满，自家九族也会离心。大王要尽力发扬大德，为人民建立中道，以义裁决事务，以礼制约欲望，垂传宽裕于后人。我听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者为王，以为别人不及自己者灭亡。好问，知识就充裕；师心自用，闻见就狭小。啊！谨慎考虑结果，在于好的开始，扶植有礼之邦，灭亡昏暴之国，敬奉天道，才能永保天命。”
    
     
    
    成汤在打败放黜夏桀后回到亳邑，对前来朝贺的各方诸侯发表了一次讲话，申明推翻夏桀的道理。指出天道无私，福善祸淫，夏之灭亡，是“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的结果，上天降灾而咎由自取。自己与“元圣”（应指伊尹）戮力同心，奉行天命明法，革除夏命，是为民请命。并告诫诸侯们：
    
     
    
    “凡我造邦，无従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意思是说：凡我建立的诸侯，不要施行非法，不要追求淫乐，各自遵守常典，以受上天福禄。你们有善行，我不敢掩盖；罪过在我自身，我不敢自恕，因为这在上帝心里都明明白白。你们万方有过失，责任在于我；我有过失，不会推卸给你们万方诸侯。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句话，《论语尧曰篇》所引略有不同，为“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这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是引国人之咎为自己之责，是一种政治责任、教化责任的自我承担，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尚书盘庚》中，汤十世孙盘庚也说过类似的话：“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后世儒化王朝的帝王下罪己诏的习惯，就源于此。其它“家”如法家帝王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万方有罪，君王有责。首先要检讨，己身是否正，政治是否正，教化是否到位；其次，有责任对罪恶要予以必要的惩罚，或者讨伐。如果是君王的罪过，是上梁不正政治不明，那就要罪己而不能推卸。另外，如果是君王犯了大罪，就要被革命，革命也是仁人义士面对暴君暴政时的一种责任。《尚书泰誓》中“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之言，就是武王伐纣的誓词中所说。
    
    
    写于西历2012-4-25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