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作者：郝良华 曲晓萌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十五日己丑

          耶稣2023年11月27日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其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在历朝历代跌宕起伏交替中逐步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恋家爱国、保家卫国、家国相连、家国共济的优良传统，家国思想根深蒂固，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家国情怀既是一种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更是一种心灵净化之后的人文情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人生理想的实现路径，是明明德于天下的至善旨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是心怀天下的抱负与担当，是对国家的一种深情大义，是对家国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强烈认同与责任，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未有我之先，家国已在焉；没有我之后，家国仍永存。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让人饮水思源，不忘本、不忘祖、血脉相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与价值源泉。

家国同构是家国情怀的根脉所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同构，“家国”是家和国的合称。家是小国，国是大家，这来源于先秦时期的一种政治实态，后来反映到传统文化之中。周代制礼作乐，大夫的封地称为“家”，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天子居于“中国”而有“天下”。孟子在《孟子·离娄上》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先秦时期，家和国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是相通的。在生活中，父为家之君，君为民之父，君父同伦与家国同构相辅相成。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家庭是作为宏观国家的基础，而作为大的国则是每一个小家的延伸。虽然，此后的历史没有再完全复刻周代的政治模式，但是分封伴随着中央集权反复出现于历朝历代，形成秦政与周政交错的局面。“家国天下”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逐渐摆脱先秦时期实际的政治模式，嬗变为“家国情怀”，成为一种宏大而细腻的民族情感，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在中国人眼里，子女对父母、个人对国家，都承担着无限责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天经地义。中国传统文化将国家和社会视为一个大家庭，并且将慈孝友悌等伦理道德推广开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小家生发的责任感延伸到了国家和社会。刘蓉是清代古文家，少时专注于读书，竟没注意到屋中地上的坑洼在不断侵蚀扩展，父亲看到后对他说：“一室之不治，何以家国天下为？”意思是说，你连一间屋子都管理不好，如何还能治理国家？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国与家紧密相连，家是国的出发点，国是最终归依处。“家国情怀”，既是指向国家与天下的大情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是指向故乡的情思，是吾爱吾庐，是乡音无改，是莼鲈之思，是“月是故乡明”；更是指向一个人的人格与操守的“身”与“心”，是孝顺父母，是兄友弟恭，是推己及人，是饮水思源。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关于个人、家庭与家族、国家、天下有机关系的所有知识与人文情感的汇合。

修齐治平是家国情怀的至善旨归

历代志士仁人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既见信仰信念，又见人格风骨，更见家国情怀。明代思想家顾宪成在无锡创办东林书院时留下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上联将读书声和风雨声融为一体，以此劝学生要好好读书，既有诗意，又有深意；下联更进一步，说明光读好书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不够的，要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劝勉读书人既要认真读书，又要有关心国家大事的胸怀。正如《礼记·大学》中所倡扬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人道孰为大”问题时，曾经表示“政为大”，在孔子这里，大学之道便是为政之道。孔子说“政者，正也”。大学之道，可以说起点是修己安人，而后扩大范围，方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循着由己到人、由个体逐渐扩散至天下的模式，家国情怀也在现实中有根基的展开。那么，什么是所有的起点呢？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何谓“修身”？就是指修养身心，主要包括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一个人对家国的担当和责任，先从管理好自己开始，否则就是空谈。那么，如何管理好自己呢？要心怀其“诚”，身怀其“敬”，要有“格物致知”的本领，做到“知行合一”。然后，处理好与周围人和社会的关系，对父母要“孝”，对兄长要“悌”；对于别人，秉持“爱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恕”的心态去理解别人。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只有在先做好自身的道德修养功夫之后，才能“推己及人”“修己以安百姓”。如果“身”不“修”，怎么会使老百姓心安呢？于是要“修己”，要让老百姓有亲近感。如果老百姓心里没有安全感，天下是不可能安定的。这样一来，就把个人修养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强调“垂范”和“教化”的作用。

修身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久天长的功夫。更何况，功名利禄与贪欲之心又时时闪现于人性之中，这是常人很难避免的。连大文豪苏东坡都慨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自我的修身很难，但正是因为难，才需要想方设法去做。古人如何去做呢？“三省吾身”出自《论语·学而》中的一段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每天都要从多方面检查自己：为别人办事有没有不够忠诚、尽心？与朋友交往有没有不够诚信？老师所传授的东西是否有没温习到的地方？这里的“省”是自省的意思，表示省察和反思，反思的对象则是自己。一天之内反思自己在忠、信、习等多个方面做得怎么样，这就是三省吾身，后指多次自觉地检查自己。自曾子之后，“三省吾身”成为古代士人修身的必要科目，很多人起名字经常以“三省吾身”来寄托希望。比如，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当代的数学大家陈省身等，他们的名字都和这个典故有关。

兴亡有责是家国情怀的担当所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充溢在中国人心中的一股“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跨越历史的长河，延绵不断、熠熠生辉，始终激励着人们锐意进取、勇毅前行。17世纪中叶明清交替，天崩地坼之际，顾炎武即将到南明首都求职，清军就把南京给取下了，想到苏杭，苏杭就沦陷了，逃回昆山，昆山城就被破了，自己的家人也在战争中罹难。顾炎武之母王氏避兵于常熟，闻城陷，绝食15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顾炎武怀着护佑家国的坚强信念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最早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思是说，“亡国”与“亡天下”是存在明显差别的。“天下”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延续了5000多年的道德伦理教化，是中华文明。如果社会陷入“无父无君”的无序状态，社会道德普遍沦丧，礼法、教化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人人自危则是“亡天下”了。捍卫伦理教化、社会道德，不分贵贱，人人都有责。这段话，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兴亡有责”乃是作为国民对国家和民族应尽的神圣义务和责任担当，是那个时代开始觉醒的中国人对正在经历苦难的祖国的庄严承诺。也正是“兴亡有责”的家国担当意识，使他能够跳脱传统的“华夷之辨”的羁绊，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将视野放大到“天下大义”的广阔空间来对待，化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家国情怀，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正因为如此，它一经提出便不胫而走，愈传愈广，以至家喻户晓、深入骨髓，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百余年来，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个个重要关口，中国共产党总是肩负天下兴亡，挺身而出，自觉担负起挽救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为民族独立与富强奉献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兴亡有责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将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带领中国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苦难走向辉煌，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伟大胜利。心怀天下，关切人类前途命运，促进世界和平，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兴亡有责家国情怀的生动阐释。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凝结着中国人对家国共同体归属认同、责任使命、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价值信仰与集体意识，对培育和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方位，家国情怀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梦”已成为新时代家国情怀的现实表达。新时代的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不仅滋润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还蕴含着对全人类的仁爱情怀。它将目光凝望于整个人类世界，超越了一般的个体、民族与国家，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