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尧算起到清结束，君主制有多种形式。
     
    
    根据权力交接的方式，可分为公天下时代的禅让制和家天下时代的继承制---包括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根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可分为秦汉以前的封建制和秦汉以后的郡县制。
     
    
    夏商周的封建制也有别。西周之前各国与中央政府关系比较松散，可称为中国式邦联制（古代）；西周则可称为中国式联邦制。
     
    
    封建君主制优于郡县君主制，封建君主制中，禅让制又优于继承制。禅让制和选举制是密切结合的。即各个部落共同表决，多数决定而产生部落联盟首领（帝王）
     
    
    尧为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接班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让他摄政。尧去世后，舜继位，用同样方式，经治水考验，以禹为接班人。禹继位后，举皋陶为接班人，皋陶早死，又举伯益为接班人，最后各族拥戴禹之子启为王。这种方式的权力交接，史称“禅让”，其实也可以称为原始民主，或者民主制的雏形。
     
    
    禅让制到禹之子启终止，他建立夏朝，开始了家天下模式。这种封建制家天下，虽然逊于禅让制公天下，但又远优于郡县制家天下。
     
    
    就政治文明而言，从公天下到家天下是一次重大倒退，从封建制到郡县制又是一次重大倒退。郡县制特别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君主特权的强化，民本原则越来越被架空和虚化，成为“君本”实质的装饰。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质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
     
    
    二
    
    
    变封建制为郡县制，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反动。因此东海曾经提出“秦始皇统一中国有罪”的观点。古代中国有三种统一模式：王道式、霸道式和极权暴政式。最坏的统一模式是秦式。
     
    
    夏商周是王道统一。这种统一，主要是文化、文明、礼乐规范的统一。天子只抓大政方针，各诸侯国在各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如说不足，倒是自由过度了。中央政府略为“强有力”一点会更好。例如，仅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不够，军队也应该归中央政府所有和统帅，各诸侯国不能拥有军队。
     
    
    以齐桓公为代表的霸道，属于准统一，比邦联制更加松散，不好，但不是最坏的。王道和霸道的统一，在制度上都比较容易与时俱进地优化，一旦历史条件成熟，开出“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儒家民主制是顺理成章的。
     
    
    统一不一定都是进步的，不一定有助于消弭战乱、和谐社会，甚至不一定比分裂好。盖统一有良性恶性之分。建立在严刑峻法高压暴政基础上的秦式统一，就是恶性而落后的统一，稳定是暂时性表面性的，一乱更不可收拾。从历史上看，它反而增加了社会的矛盾、冲突、动乱和内部战争，对和谐造成了制度性、根本性的破坏。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的立场看，这种统一，比分裂更坏。
     
    
    秦国建国以来就是最缺文化、最不文明的西陲之国，秦孝公变法以后，更是恶法挂帅，军事挂帅，灭绝人性，蛮夷不堪。秦始皇的统一凭的是严刑恶法暴力权术，在统一过程中消耗了无数生命，在统一之后制造了无数人祸，最为不仁不义最不符合国民和国家利益。秦朝及法家统一中国，是野蛮、落后、丑陋、邪恶的胜利。
    
    
    中国统一于法家和秦朝，是最不好和不幸的。而这种模式的“大一统”被汉王朝继承并两千多年延续下来，更是我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一君独大” 的君主制，即使已儒化，很开明，也会有意无意地“化儒”----对儒家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制和污染。
     
    
    汉朝以来延续了秦国模式，但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儒化，算是秦式的变种，有所优化，仍嫌过于集权，弊病多多，远逊王道。周朝八百年天下，稳定期长达四百年，这是秦汉以后没有哪个王朝能够达到的。春秋战国比较乱，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民众的苦难程度不一定比后来的乱世高，社会的文化活力和道德水准则绝对比后世高。到现在春秋战国还是很多知识分子向往的时代呢。
     
    
    秦始皇所建立的郡县君主制，是最方便集权、最方便压迫剥削、最缺乏活力生机、最压抑国民创造性的体制，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各方面最容易“受伤”的体制，是最难儒化而最易恶化、最易“化儒”的体制。
     
    
    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无量劫难，与秦始皇遗留下来的统一模式和制度模式脱不了干系。面对政治总制度的“既定事实”，儒家只能在承认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尽量使它道德化文明化。自西汉到明清的历史，就是专制主义不断膨胀、儒家群体不断退让、儒家学说不断退缩的历史。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从秦始皇开始，历史绕了一个两千多年的大弯，至今未能转出来。或者说历史陷入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儒家拥有仁义原则的优秀，民本思想的先进，却一直未能真正把民本落到实处，未能赶在西方之前“开”出儒家特色的民主制度来，根本原因也在这里。追根溯源，法家和秦始皇乃是罪魁祸首。
    
     
    
    三
    
    
    
    在制度一定的情况下，君主道德如何就显得至为关键，特别重要。君主的文化道德品行之优劣，就几乎成了决定性因素，决定着社会文明度及国民幸福度高低。夏商周和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逃不出这个规律。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史记·五帝本纪》）；“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史记周本纪》）这都是德化的影响。
     
    
    在《吕刑》中，周穆王说：“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大意是：
     
    
    “古代有教训，那时蚩尤开始作乱，波及到平民百姓。人们无不寇掠贼害，丧尽天良，内奸外宄，争夺窃盗，诈骗强取。三苗之主不守政令，用刑罚制人，制定了五种酷刑为法律。杀害无罪的人，开始滥用劓、刖、椓、黥等刑罚。于是施行杀戮抛弃法制，不区分具体案情。苗民兴起欺诈之风，纷纷乱乱，没有中正诚信，以致违背誓约。”
     
    
    蚩尤作乱，苗主滥刑，民众就纷纷变坏了。以致“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意谓皇帝哀矜庶民无辜被害，于是报“为虐者”以威，用刑罚处置施行虐刑的人，将“苗民”诛灭，使他们没有后嗣留在世间。
     
    
    这里的“苗民”，作何解释，兹事体大。因为下面说皇帝报“为虐者”以威严，制止、消灭苗民，使他们没有后嗣留在世间。“苗民”若是苗主，“遏绝苗民”只是诛除首恶；“苗民”若是苗族民众，“遏绝苗民”就是消灭整体恶化的苗族。学者或解为苗族之民，或说是三苗国主顽凶若民，故谓之“苗民”。据文义，当解为三苗国主。
     
    
    《尚书·微子》中，微子对箕子比干说：“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比干的话大意是：“父师、少师！殷商恐怕不能治理好天下了。我们的先祖成汤制定了常法在先，而纣王由于沉醉在酒中，因胡作非为而败坏成汤的美德在后。殷商的大小臣民，爱好抢夺偷盗犯法作乱，官员们都违反法度。凡是有罪的人，竟无常法惩罚，小百姓一齐起来，同我们结成仇敌。现在殷商恐怕要灭亡了，就好象要渡过大河，几乎找不到渡口河岸。殷商法度丧亡，竟到了这个地步！”
     
    
    商朝成汤、太甲、盘庚、武丁在位的时候，一切就蒸蒸日上。但同样的商，由于纣王酗酒丧德，政治就无道，先王所遗的民本原则、德政法度就被架空或破坏，一切都不可收拾，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上上下下全都被败坏。小民在“相为敌雠”的同时，亦“好草窃奸宄”。官民的道德水平和国民的幸福度都严重降低。
     
    
    《观》九五象辞：“观我生，君子无咎。”程子说“九五居人君之位，时之治乱，俗之美恶，系乎己而已。观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则是己之所为政化并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则是己之所为政治未善，不能免于咎也。”
     
    
    孔氏颖达注：“九五居尊，为《观》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则天下有君子之风；教化不善，则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观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风者，则无咎也。”《朱子语类》云：“九五之观我生，如观风俗之媺恶、臣民之从违，可以见自家所施之善恶。”说的都是风俗善恶、社会好坏与君主道德的密切关系。孟子说：
     
    
    “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篇》）
     
    
    意思是说，霸道下的民众，愉快欢乐；王道下的百姓，悠然自得。犯罪被杀而不会怨恨，得了好处不用报答，因为法律公正。人民一天天趋向于善而不知道是谁使他们这样。圣贤君子经过哪里，哪里就被感化，住在哪里哪里就有神奇变化，上下与天地造化协调运转，难道说是小小的补益吗？
     
    
    四
    
    
    历史充分证明了孔子“草上之风必偃”观点的正确性。恶像特殊病毒像瘟疫，很容易传染，又特别容易自上而下地传染，因为民易从众，民众易从权威。领导人大恶，政治恶化，民众保持善良就很难。
     
    
    西哲也有类似认知。200多年前，法国路易斯-博洛尔就曾指出：“在一个国家里，为政者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恶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于是，人民也慢慢地习惯于冷漠、残忍和不讲正义了。”
     
    
    当然，善也一样有传染性。领导人大善，政治文明，民众也不容易变坏，社会道德必然大幅度上升。在君主制下，君主的文化道德品行之优劣，几乎有决定性作用。君优固好，万一君主恶劣，民众和社会就倒霉了。
     
    
    可见，君主制（不论封建制还是郡县制），一方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民意、传统、文化的合法性，一方面又存在着某种重大缺陷和历史局限。（儒家文化对这种历史局限不能不有所迁就和一定尊重----君主制文化的合法性，正来源于儒家对这种局限一定程度的尊重。）
     
    
    君主制最严重的问题是，君主权力过大。以之为善，固然很好，以之为恶，问题就大了，就很容易对民本原则造成制度性伤害，甚至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演变成“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因此，君主制搞得最好，终究是小康王道，搞得不好就成霸道，“假仁假义”，若指导思想错误更不得了，如被法家搞成违仁悖义的极权暴政。
     
    
    儒家基本原则不必变也不能变，但制度形式则应该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与君主制相比，现代民主制与民本思想和德政精神更容易相通，可以有效弥补君主制的制度缺陷，跳出古代王朝兴衰灭亡的周期性规律。儒家可以高度优化君主制，但儒家君主制仍然不足以跳出这个历史周期性。
     
    
    较理想、完善的制度模式与统一类型应该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儒家民主制加郡县制，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民主制、联邦制的优点而有效消除其各种弊端。
    
    
    西历2012-4-19东海儒者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