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译介促进了中国古代蒙学思想的世界传播

作者：何文斌 董晓波（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廿二日丙申

          耶稣2023年12月4日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在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史中，中华文明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对周边地区进行着积极、主动的传播和影响。在古代，对于很多国家及民族而言，中国始终是一个文化互动的辐辏之地。而在这一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古代蒙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作为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三字经》不仅代表了中国蒙学读物的典型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自南宋以来，历经七百多年传承。《三字经》共一千多字。三字格朗朗上口，内容包含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又言简意赅。作为蒙学经典，《三字经》被译为了多种文字，流传海外，是中国文化在古代“走出去”的代表之一。

《三字经》内容及教育思想

《三字经》全书可以分为六个部分，按顺序排列，体现了作者在古代儿童学习教育方面的良苦用心。全书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运用大量的篇幅教育孩童学习古代儒家所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包括长幼尊卑、社会秩序、忠孝大义等。

第一部分在文中具体为从“人之初”到“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长为“经世致用”之材。

第二部分文本从“为人子”至“次见闻”，阐发礼仪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这一部分以黄香和孔融的故事最为典型，也最为人们所熟知。

第三部分文本从“知某数”到“人所同”。讲授古代基本的文化常识和生活中的名物常识，涉及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简明的语言，以认识数字为形式，贯穿了古人许多应知应会的生活常识。有关于数字的文化名词，和“纲常”“时令”“方位”“作物”“家畜”“情感”“音乐”“宗族”“道义”有关。

第四部分文中内容从“凡训蒙”到“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典籍和读书的次第。这部分在介绍文化典籍时，内容主要以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如《易经》、“春秋三传”等历史著作、《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为主。

第五部分在文本中从“经子通”到“若亲目”，这可视为中国通史的极简纲要。勾勒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朝代变革与更迭，将中国古代历史全貌以歌谣的形式展现出来。

第六部分文本从“口而诵”至“宜勉力”。劝诫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自幼打下坚实的“治世”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其中诸如孙敬悬梁、苏秦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等经典故事劝人向学，向初学者强调学习勤奋努力的重要性，以使学习者明白勤奋好学的道理，并以此激励后人。

《三字经》以儒家思想为先导，主要功能是古人用来为培养人才和引导风尚打下基础。《三字经》自问世以来，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很快就得到了历代古人的广泛认同，被誉为“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奇书”，堪称中国古代教育的基石。

《三字经》的译介与传播

《三字经》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三字经》有汉、蒙、满等版本，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

从历史上来看，《三字经》流传至中国以外国家，最早始于明朝。具体来说，《三字经》在海外的传播始于公元16世纪，最早的外文《三字经》是由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用拉丁文翻译的。1579年，罗明坚来到中国澳门开始学习中文，他首先接触的就是《三字经》，他深感《三字经》的文化价值及其对西方文化界的启发作用，从1581年开始着手翻译，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虽然此书当时没有得到发表，但他的这份开创之功却保留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三字经》传入日本的时间也比较早，大致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带去了各种版本的《三字经》，据石川松太郎《讲堂文库架藏往来物分类目录并解题》载，永禄五年(1692)发刊的《广益书籍目录》，已经列有《三字经》和福建陈翰迅的《三字经注解》。日本学者鹤岛俊一郎所见到的江户时代在日本刻板印行的《三字经》就有8种之多。到了江户末期至明治初年，《三字经》在日本盛行并产生重大影响，日本《三字经》仿制本大量涌现，据日本教育学家片野英一考证，日本《三字经》仿制本约有20种。从中日两国交流史角度来说，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这也是日本历史上长期致力于汉语文及汉学学习的必然结果。

《三字经》则是随着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传入俄罗斯的。公元18世纪初，俄国政府曾多次委派留学生和布道团来华。第一部《三字经》俄译手稿就是布道团第二班学生罗索欣翻译的，时间大致是在1740年。俄译《三字经》第一个版本出版于1779年，由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公开出版，译者是第三班随班学生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俄译《三字经》第二个版本出版于1829年，由彼得堡根茨印书馆刊行，译者是第九班领班、被誉为俄罗斯“汉学之父”的比丘林。自19世纪30年代起，《三字经》在俄罗斯整个社会层面广泛传播，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均将《三字经》列为初级读物。1832年恰克图俄商创办的华文馆，以及1839年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十二班入华前在喀山集训，也都采用《三字经》作为培训教材。

从历史上来看，《三字经》对欧美传播主要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出现于清末，当时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此过程中翻译了大量中国传统典籍，其中就包括《三字经》。当时，《三字经》的译者主要有马礼逊、裨治文、欧德理和翟里斯。第二个高峰期则是改革开放后，中西方交流空前繁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中国传统蒙学典籍，《三字经》在此期间，逐渐被更多人熟知。改革开放后，《三字经》的主要流行译本有王宝童和李黎合著的《英译三字经·千字文》（The Three Primer&The Kiloword）、马之騆的《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Primer）、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The Three Word Primer）以及郁辉和艾梅霞合著的《〈三字经〉故事》（Tales from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s）。

中华古代典籍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教育思想，《三字经》的作用在于引导孩童，教导做人的道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译介传播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素养，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色，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

【本文系2022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一般项目“中国蒙学经典《三字经》英译及其接受研究”（课题号：22SWB-23）的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