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畏于匡”一说

作者：陈嘉许

来源：作者赐稿

《论语》有两处“子畏于匡”的记载，分别是这样的：

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11.23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

曰：“子在，回何敢死？”（《先进》）

孔子在匡被当地人误认成了阳虎，当地人把他围起来了，这件事情本身比较清楚，可棘手之处在于，编《论语》的人为什么要使用“畏”字呢？字面本来也很清楚，转换成白话文，大意就是“孔子在匡地畏惧”，但这样解释的话，就有点尴尬了，孔子身为圣人，面对危险还恐惧吗？这似乎有损他的形象。

那就在“畏”字上面好好研究研究，或许不应该是畏惧的意思。解释史对《论语》这两处“子畏于匡”的说法，主要参考最先出现的《子罕》部分的文本即可。《论语集释》对诸家注解收录得比较公允、全面，本文即以之为主要的解释史参考文献。其所引用俞樾《群经平议》的有关考证，涉及早期解释，让我们先看一下：

《荀子·赋篇》：“比干见刳，孔子拘匡。”《史记·孔子世家》亦云：“匡人于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然则畏于匡者，拘于匡也。《礼记·檀弓篇》：“死而不弔者三：畏、厌、溺。”郑注即以孔子畏于匡为证。而《通典》引王肃注曰：“犯法狱死谓之畏。”是畏为拘囚之名。后人不达古义，曲为之说，盖皆失之。（程树德：《论语集释》（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577页，标点有微小改动。）

这里解释“畏”是拘囚，根据并不充分。首先，引用《荀子》和《史记》的文本，拿来证明“畏”即“拘”，颇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荀子》和《史记》是说“事”，“拘”字能把事实表达清楚就够了，而《论语》是借“事”说“理”，光事实清楚是不够的，关键是还要能传达跟夫子之道有关的更多信息(这跟《春秋》很像)，措辞的目的不一样。其次，不管郑注还是王肃注，“畏”的重点都在死亡上面，而不是拘囚。郑玄注《礼记》，释“畏”时引用了“子畏于匡”，以说明“畏”是被别人强加罪名百口莫辩因而冤死的情形（“人或时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说之，死之者。孔子畏于匡。”《汉魏古注十三经》上册之《礼记》卷二，第20页，中华书局，1998年）。郑玄的这个注解本身就未必妥当，何况是更生枝蔓曲解其意。再次，畏的本义是畏惧，其甲骨文写法即是鬼执杖来罚的形象，绕上一大圈说是被别人囚禁甚至冤屈而死，太匪夷所思了。

解释史还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戒心”。朱子《集注》云：“畏者，有戒心之谓。”（《论语集释》（二），第578页）崔述《洙泗考信录》云：“此必孔子闻匡人之将杀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仓卒避难，故与颜渊相失，故不曰围于匡，而曰畏于匡。若已为所围，生死系于其手，而犹曰‘其如予何’，圣人之言，不近迂乎？”（《论语集释》（二），第576页）这个解释乍看有理，实则不然，因为那个时代是乱世，出门在外有戒心是常态，孟子在薛，“有戒心”，人家馈赠他钱财，理由是买兵器之用，他就接受了。如果非要把大难临头之际的戒心才叫“戒心”，那《论语》直接就写成“子戒于匡”，岂不于圣人形象更为妥当？

《论语集释》“唐以前古注”还有一种平实的解释，就是解释成畏惧，只不过给了貌似周全的理由：

皇《疏》引孙绰云：“畏匡之说，皆众家之言，而不释长名，解书之理为漫。夫体神知几，元定安危者，虽兵围百重，安若泰山，岂有畏哉？虽然，兵事阻险，常情所畏，圣人无心，故即以物畏为畏也。（《论语集释》（二），第578页）

这个解释，首先承认了圣人的修为是不可能临阵畏惧的，然后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人之所畏，不可不畏”（《道德经》）之类道理为据，来说明当时大家都害怕，所以孔子也就跟着“表现”出了害怕。这个解释也是乍看合理，实则不然。孔子到底有没有畏惧？“圣人无心，故即以物畏为畏也”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更让人费解了，典型的玄学。就算是按照这种玄学逻辑来理解，那孔子内在说到底还是“不畏”的，为什么还要故意说“畏于匡”呢？就算是不考虑“内在”，就按照“圣人无心，故即以物畏为畏也”的字面逻辑，那孔子平时所“畏”的也肯定是非常多的，何必在匡地才这样呢？

笔者认为，把“畏”解释成畏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解释史不敢直说是畏惧，或者即使解释成了畏惧，也要加个前提说圣人本无所惧，实在都是大可不必的。

关键的问题，是畏什么？

如果是怕死，或者高尚一点地说，怕身边的人被自己连累而死，那的确在孔子这里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他是个信命的人，深知生死有命的道理，哪有这种怕死的情形，而且还是被记入《论语》传诸千古的情形。《论语》惜墨如金，充满微言大义，不当如此。

那是怕什么呢？夫子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结合匡地实际情况，他所畏的，只能是天命。

孔子是君子，平时自然也畏天命，为什么要专门记载匡地之畏呢？因为匡地这里应该是由“畏天命”而“知天命”，属于孔子人生的一大转折。

这可以从周文王说起。根据《周易》的文本，文王早先一腔激情，为商朝立下汗马功劳，九死一生效命疆场，结果换来的却是羑里之难。在羑里，他是真的怕了，怕什么呢？不是怕死，而是怕天命。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待？怕了之后，是反思，反思了之后，是明白。正是在羑里，文王完成了思想的转变、定位的转变，但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底气，或者说，还没有得到卜筮上的确认，回到周国以后，通过正式的卜筮，确认了天命问题，肯定了自己该干什么。羑里期间的转变，在数卦文辞里都有体现，这里没法多说，回到周国的卜筮倒是可以说一下。《比》卦辞有“原筮，元永贞”，历来比较费解，主要是“原”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原”字其实暗指周原，那是周国当时的首都，文王在那里卜筮而确认天命，“元永贞”则是他知道结果以后的决心。《比》为首领之卦，当时天下，舍周其谁？

文王之畏，苍生之福。

孔子亦然。相信正是在匡地，孔子完成了对自己天命的反思，终于确认了自己该干什么，这对一位圣人来说，是类似于羑里事件那样，足以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所以《论语》才会两见“子畏于匡”！他的天命是什么，或者说真正该干什么呢？不在当世，而在万世。

上面还只是围绕“子畏于匡”四个字展开的分析，现在让我们从语境和结构的角度，来看看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佐证。

9.5章的前后文是这样的：

9.4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9.6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

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论语》每篇都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章与章之间通常都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每一章都有全篇结构上的弦外之音，或者说，都有服务于通篇全局的微言大义，而不是只有孤零松散的章句意义。在单独一章完成一个意义片段（这是对《论语》最常见的理解层次）的同时，连续的数章也经常共同完成一个意义片段。在连续的几章里，有时候它们自己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片段，有时候是共同在全篇语境里形成另一个意义片段，有时候是二者兼有。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结构现象，值得《论语》研究者重视。拿上面这几章来说，9.4章表明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修为，没有说自己一定要怎样的固执，9.5章明确点出了天命在兹的意旨，并且明确提到了孔子与文王的道脉传承，9.6章进一步暗示他“天纵之将圣”的天命，不过他不以圣自居罢了。不是自己一定要怎样，而是天命如此，是所以为天命也。尤其是9.5章，结合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紧接着“子畏于匡”就谈天命，夫子由“畏天命”而“知天命”的人生转折跃然纸上。

11.23章的前后文比较特殊，因为它与前后文所共同形成的意义片段，意旨并不在“子畏于匡”上，而是在别处，这里不必讨论了。不过单就本章内部而言，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孔子的天命意味（颜回知夫子必在）。

以上是从文本角度，对“子畏于匡”含义的分析。解释至此，还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年代的对应问题。根据主流的孔子年谱，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孔子六十多岁，而这时的孔子已经“耳顺”了，早就过了他自述的“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所以，把“子畏于匡”解释成敬畏天命乃至“终于确认了自己该干什么”，是不是在时间上对不上号呢？他难道不应该是十年前就确认了吗？

这里需要思考与“五十而知天命”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知天命”，是本文在前面解释说过的“孔子完成了对自己天命的反思，终于确认了自己该干什么”吗？解释史一般要么解释成“知命”，要么解释成“知天”。“知天”不如不解释，因为没有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标准。“知命”，是说孔子五十岁时深刻地认识到了生死贵贱贫富寿夭等一切都是命。“知命”解释其实是说不通的，因为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那他难道在五十岁前不知命吗，那岂不是说他在五十岁前还不算君子？所以我们可以确信，“知天命”不是“知命”。

梳理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子畏于匡”其实就是发生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而不是六十多岁？

“子畏于匡”如果发生在五十多岁的时候，那么就是流行的孔子年谱有误，要么是匡地事件的时间记载有误，要么是孔子生年有误。

匡地事件的时间记载有误最有可能，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关于孔子生平大事时间的争议。《史记·孔子世家》已被公认没那么可靠，将其理解为信史，倒不如理解为就是人物传记更为恰当，虽然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但确实是有很多材料来自于传闻和采访，还要贯以太史公自己的“我觉得”。至于采信《韩非》《庄子》《墨子》《吕氏春秋》等书杂说，以凑编孔子年谱，问题就更大了。

孔子生年记载有误，也是有可能的。《公羊》《谷梁》二传都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史记》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不过考虑到司马迁的公羊学传承，以及夏历周历的转换问题，也许《史记》跟《公羊》说的是同一年（参见王维堤、唐书文《公羊学译注》注释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23－424页）。《公羊》精确到了月和日，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有版本无此句，不排除人为删除的可能性），阮元校勘指出该月无庚子日，所以应为十月（《春秋公羊传注疏》，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9页），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阮元的校勘帮助我们知道了这条记载有问题，但如果改成“十月庚子”的话，到底是纠正了小误、还原了真实呢，还是把瑕裂傅上了薄彩呢？无从得知。照理说《公羊》《谷梁》还是比较权威的，但有没有必要上升到特别权威、特别可靠的角度，值得深思。笔者个人的看法，单从《春秋》“获麟”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某些问题。尤其是《公羊》，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孔子的无限凄怆，甚至悲叹“吾道穷矣”，笔者不敢苟同，“西狩获麟”者，文武之道播于八方，圣人薪火自有麟种是也，此乃可喜之事，何悲之有？也许孔子并不是“绝笔”于此，而是不需要再亲自往下写了。《春秋》始于“隐”而止于“麟”的逻辑，跟《论语》“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的逻辑进展(拙文《儒典三部目录试解》对此有专门解释)，是不是同一条线索呢？也值得深思。在“始隐”的问题上，《公羊》的解释应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了，这样扯得有点远了，意思还是为了说明一点，那就是考证孔子年谱所依据的文献，不一定那么可靠。《公羊》和《谷梁》二传对孔子生年的说法一致，这是不是可靠呢？其实也未必，因为《谷梁》有直接引用《公羊》的做法，那么在生年上也引用一下，是有可能的。

笔者认为，《论语》才是关于孔子生平、孔子见解最为可靠的文本。面对“子畏于匡”解释与流行年谱的矛盾，也许流行年谱才是对的，也许不然。到底该怎么理解，本文聊备一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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