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是儒家文化在当代弘扬的新的生长点。当下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多偏重于对儒学的学院式讨论，而对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儒教关注的很不够。作为儒教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儒学精舍院长、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社团法人兼常务副会长、中国当代儒学网管理委员会理事长柳河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同其他儒教民间人士不同，柳河东先生更多地通过建设儒家社会组织，促进学、官、商相结合，整合社会资源，以推动儒教发展。在诸多儒教组织中，其带领的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颇有影响力和成果。本次采访将关注点集中在儒教具体实践。2011年7月下旬，应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儒教年鉴》编辑部的邀请，柳河东先生接受笔者采访。清晨的日光，北京孔庙，柳河东先生娓娓道来自己关于儒教实践的体会与思考。
     
    
    时间： 2011年7月22日
    地点：北京文庙大成殿旁
    参加者：柳河东（以下简称柳）/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社团法人兼常务副会长
    刘璞宁（以下简称刘）/ 《儒教年鉴》编辑部
    
     
    
    刘：柳先生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和中国当代儒学网是很有影响的儒教组织，作为负责人，首先请柳先生介绍一下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成立以来的情况吧。
     
    
    柳：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前身是“山西当代儒学研究工作室”，1993年就开始筹建，克服了种种困难，直到2003年才获得政府批准，2005年召开成立大会。在学会正式成立之前，我们以“山西当代儒学研究工作室”名义一边开展工作，如：经典教育推广、2005的年祭孔活动；一边推进学会的创建。作为本世纪新创建的第一家省级儒学社团，从建立起就采取了具有开创性的组织运作模式。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省市成立过一批孔子学会，但它们大多将自身局限于学术的狭小圈子里，理论研究脱离生活，加之“文人相轻”之弊，故大多只是兴盛了一阵后，便归于沉寂。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自开创起就鲜明地将自己的立会宗旨定为“学、研、践、弘”，即学习、研究、实践、弘扬儒家文化；会员为热心和支持儒学弘扬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主要任务是搭建平台、打造团队，以集体的力量，推动儒学现代代、当代化，使儒学在现实生活中重新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经过全体同仁六年来的艰苦创业和在儒学普及工作上的创新发展，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已发展成为拥有太原文庙、儒学大厦、山西国学教育基地三大活动阵地，山西国学大讲堂和中国当代儒学网两大传播平台，国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传播专业委员会、孟子文化专委会、儒商联谊会四大机构，富有活力和朝气的现代儒学社团，成为山西省社科联重点联系和支持的学会，连续被评为先进社团，同时也成为全国省一级儒学社团中最具活力的组织之一，产生了示范与带动效应。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成立后，浙江省儒学会、贵州省儒学会、河南省儒家文化促进会等相继批准成立，许多省级孔学会、儒学会进行换届也采取了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的运作模式。
     
    
    刘：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在工作中有哪些创新呢？
     
    
    柳：首先，是组织运作模式和机制上的创新，学会确立的奋斗目标为“三儒联动，两轮推进，文化沙漠中植绿洲”，“三儒”是指儒官、儒商、儒学，三儒联动，就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三大儒家社会精英联盟互动，政府官员提供社会资源支持，专家学者提供学术和智力支持，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共同推动儒学弘扬工作和儒家文化复兴事业。例如国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请山西省教育厅的官员兼任主任，创立山西省国学教育基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两轮”是指普及工作与研究工作，一方面积极做好群众喜闻乐见、儒教实践性、儒学应用性的普及工作，提升学会的社会影响力和实力，为学术研究工作提出方向和课题，提供物质基础，以推动学术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做好学术研究，为普及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保障。
    
    
    其次，是社团工作与活动的创新。现阶段，学术研究不是民间组织的优势，学术思想脱离实际生活是没有活力的，民间儒教组织的首要工作就是儒学的应用与普及。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做了大量的普及性的工作，很多是具有开创性的，如每年一度的文庙祭孔大典、少儿读经活动、“中国人的礼拜天”、“中华圣诞夜”、国学沙龙、山西国学大讲堂等。这些活动不仅仅让儒学得以传播，也提升了学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第三、社会功能与组织定位上的创新。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科技发展成就巨大，但社会文化、精神建设滞后，功利主义泛滥，信仰、道德、精神缺失，好比一片文化沙漠中，儒学、儒家、儒教社团就是一片片小绿州。兴礼仪、教国民、厚人伦、美风俗，重建中华礼礼之邦，再造现代君子国度，便是当代儒教组织的重要使命。进行这样的社会功能和组织定位，成员们注重学习和运用儒家义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提升自我，感化民众，推动国家文明进步，无疑会产生强大的时代生命力和组织凝聚力。
     
    
    刘：我看过许多相关报道，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这些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例如读经活动、举办圣诞夜活动、国学夏令营等等，就拿围绕《弟子规》的活动来说，既有山西各地小学生的诵读，还有在大学里举办的主题活动，组织学者各地讲习等等，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您是否可以将这些年来学会主要工作做个详细介绍。这也是我们很想了解的地方。
    
     
    
    
    柳：学会成立至今举办了许多活动，最有影响力的活动是恢复了一年一度的山西祭孔大典，创办了中华圣诞夜活动。我们自2005年开始，每年于9月28日，连续在太原文庙举行了七届纪念孔子活动，不仅有隆重的祭孔活动、纪念大会，还有文艺表演、学术研讨会，更有形式新颖的中华圣诞夜活动，邀请政府领导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组织第一届祭孔很艰难，也很简陋，但坚持逐步提高、年年升规格，到2007年，山西的祭孔大典就是除山东省之外规格最高的，当时邀请到省政协主席刘泽民、省委统战部长李政文、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张少琴共同出席，民间主办，三位在任省级领导（一位正省、二位副省）出席，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特例，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个人在体制内的资源实现的。但这也反映出我会一贯的宗旨：开放办会，学术界一定要与政府、企业、社会联系联合。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些民间组织倾向于游离政府之外，追求偏狭的独立，没有足够的包容性与统合力，结果只会是孤家寡人，势单力孤，于世无补。优秀官员、企业家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组织发展。学、官、商结合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对祭孔活动进行延伸。9月28日当天，组织学术研讨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当代儒学与现代社会”研讨会，并形成多本论文集。当天晚上，举办“中华圣诞夜”活动。先后在太原文庙、儒学大厦、山西高校举办“缅怀先师、回归传统、净化心灵、促进和谐”为主题的中华圣诞之夜活动，大家在烛光摇曳中，进行民乐演奏、经典诵读、品偿香铭、交流心得等。到如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山西也由此在9月28日前后已初步形成了“中华圣诞节”这样一个概念。
    
    
    与祭孔活动相配套，学会积极与省民俗博物馆联合推动文庙的建设，于2006年争取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先生支持，捐赠给文庙一尊孔子青铜塑像，争取政府及社会资金支持，将大成殿整修一新，并加入“千秋孔子”儒学展览。祭孔活动结束后，人们可以观看礼乐演出，参加学术活动，参观孔庙，瞻仰孔子圣像，参观儒学展览，晚上又有圣诞夜活动，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较好地推进了儒学教化传播工作。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学会的日常性活动，进行儒学教化工作长效机制建设的不懈探索。自2005年起在太原文庙举办“山西国学大讲堂”，一月两次，一次是国学沙龙，一次是国学讲座。慢慢演变到如今每周六上午开办《弟子规》学习班，周日上午开展学《论语》活动，每月一次专家讲座，不定期的“四书”学术会，每周六下午一场“中华儒学读书会。这一系列活动形成了“中国人的礼拜天”：礼拜天、入文庙、拜孔子、听讲座、学国学、静心灵、冶情操。另外，山西国学大讲堂积极走出去，开展“五进”（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上门送学活动，将工作重心下移，注重实效，扩大社会影响和覆盖面。
    
    
    第三，致力于推广经典诵读。早在1999年，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工作室与民间人士联合，发挥民间的力量，致力于幼儿的经典诵读。这些民间经典诵读组织成立之初，面临一系列法困难，如，活动合法性、场地、资金等，我会提供平台，整合社会资源进行扶持。到如今已经收到良好的效果，全省已建立了山西国学教育基地、山西省中华经典教育中心、太原文庙国学班、晋城超级宝宝经典教育集团、晋中市中都书院、朔州市国学教育基地等数十个具有影响力的经典诵读组织，进行着具体而扎实的经典教育实践与推广工作。
    
    
    与此同时，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努力推动全省各市、县的儒学机构建设、祭孔活动和各地文庙的修建等工作。如：晋城市儒家文化促进会建设、朔州市国学教育协会建设、晋中市儒家文化促进会筹建、榆次市文庙祭孔活动、汾阳市文庙建设等。
    
    
    群众的力量很大，也很有智慧，大家将自己的践学心得和美好心愿总结成了一句口号，“潜心学儒，和谐身心；一人学儒，和谐全家；家家学儒，和谐邦国；国国学儒，和谐世界”，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俗表述，比专家的学术讲述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延续性的、常态化的，工作要创新、要有开创性，但不能过于追求新花样，一定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因为一个“持”字，坚持做，持续做，才有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的今天喜人局面。如今在山西，儒学传播活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一定层面，获得社会的一定认同。
     
    
    刘：柳先生创立的中国当代儒学网在网络很有影响力，也请您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柳：“中国当代儒学网”起初为“当代儒学网”，创建于2003年5月16日，经过同仁们八年的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经过了六次改版升级，才成就了今天的规模和网络影响力。创办契机源自2003年的“非典”，非典让人意识到网络交流的重要性。成立时的一篇宣言文为《“非典”让当代儒学网成了“早产儿”》，可见当初是不具备办网条件的，亦见当年弘儒的艰难。那时，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还未成立，在山西当代儒学研究工作室和山西儒商的支持下，我便以个人名义创办了“当代儒学网”。今年5月15日，中国当代儒学网北京工作站在北京国子监街16日正式挂牌，宣告了网站在全国建网布点工作的正式启动。中国当代儒学风目前拥有“当儒新闻”、“当代儒学”、“当代儒商”等十二个主版栏目，设立了“中华儒林”，为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美国、韩国、日本等建立了专版，首页上建立了“儒网联盟”，并与国内各界知名网站实现链接与互动，拥有了巨大的品牌价值，成为传递儒林信息及时、宣传儒家文化有力的大型公益网站，成为儒学教化传播占领网络阵地、影响与引导广大青少年的重要平台。
     
    
    刘：学会这些活动确实很有效果，我前几年在山西大学读本科时就有深刻感受，很多同学都主动积极参与。我们知道社会对儒教是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尤其从政府的一些活动就能看出。如今年年初在国家博物馆前立孔子像，虽然有些曲折；加大了海外孔子学院的建设，据报道截至2011年3月全球有10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孔子学院349个，孔子学堂400余个，注册学员约50万人。这两件事都表现出政府国家层面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肯定，而且这两个事件都得到传媒的广泛关注。您对这两件事是如何看待的？
    
     
    柳：国家对儒学弘扬不仅仅是肯定和支持，从某种程度上国家还是一种主导。虽然从短期看，看不出这种主导性质，但从长时间看，国家、政府无疑是主导力量。首先，从党的与时俱进的性质就能看到，“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定义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没有中国文化做底蕴和指导，显然是不行的。第二，“十七大”更进一步，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张和任务，这是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文明有序的精神保障。第三，再放大、放远来看，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在施政建设上无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邓小平时代提出解放思想，弘扬传统文化的任务，既反左，又要反右，坚持中道；江泽民时代，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胡、温时代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党九十周年讲话又提出“重德进贤”的要求，无不深烙儒家文化印迹，可谓步步回归。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孔子像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大门前、长安大街上，这样重大的事件，不会是单纯的民间行为，是一件好事，卓有远见。但后来被搬走却很遗憾，这样的结果，一是民间支持者没有做好呼应工作，二是左派与右派的影响依然较强。立孔子像百天，网络调研结果有七成人反对。当然，反对声中不乏善意的反对，比如：对立像的程序、位置、造形、站姿、高度、朝向等的不同意见，支持者却没有在网络与大众传媒上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激烈反对的主要有两种：极左和极右。极左是马列主义中保守色彩浓的，认为马列思想与孔子思想是对立的，毛泽东与孔子是水火不容的，我同一些老干部交谈，老干部说共产党与孔子代表的封建思想打了一百年的仗，怎么现在反而妥协了。今年恰逢建党90年，他们的反对情结就更大了，思想转不过弯，甚至扬言不移像的话，要在“七一”上街砸像；据说，某省出现几十万老党员的联名反对信。年轻的极右派，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影响深，认为中国还不够西化，将立孔子像视作专制的符号，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这些都是对儒家思想认识不到位造成的。搬走孔子像，或许是党和政府顺应“民意”的表现，但恰如有人评论，立像可能是“文化事件”，搬像就成为“政治事件”。这件事情上虽然有遗憾之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立与不立孔子像都不会影响儒家复兴日益浩荡的大局。
    
    
    关于建立孔子学院，这是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表面是传播汉语，实际上是或者说绕不开中华文化和中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在国外传播儒家文化，反过来会刺激与促进儒家文化在国内的传播与复兴。同时，随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等儒家优秀思想和理念在全球的传播，将有利于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与“和谐世界新秩”的建设，儒学在造福人类的情况下将受到世界人类欢迎，儒学教化的全球价值、世界意义、人类意义将会彰显。
     
    
    刘：这两件事都是对儒学的积极肯定，但社会还是对儒教有一定的消极态度。例如年初发生的曲阜教堂事件，您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柳：在曲阜——儒学圣地建超高基督教堂，这对儒教信奉者是一种不友好地刺激，甚至是心灵伤害，而且会带来永久性的麻烦，例如耶路撒冷，至今成为宗教争斗，甚至宗教战争的焦点区，遗害子孙，遗祸后世。儒学者在这件事情上展现了激烈地反对，各种征集签名持续很长的时间，我也积极参与并组织了一些征集签名活动。在签名反对声浪中，此事很快得到了有效解决，政府做出反应，停止教堂建设，要求严格按曲阜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总体规划方案进行报批。这件事情表现出了当代国人的文化觉醒和当代儒者的渐渐崛起，将会鼓舞、激励一大批儒学者投入儒学复兴大业，成为儒教的坚定信奉者、儒学的坚定信仰者。当代儒林正在凝聚、团结、壮大，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刘：这些事件确实如柳先生所说阻挡不了儒学复兴。围绕儒教，学术界有很多争论。很多学者认为儒教复兴不是单纯的宗教现象，它实质是中华文化主体重建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很多时下诸多归于儒教的现象实际上只能算是传统文化复兴，儒教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样具有影响力。那么，柳先生如何看待儒学与儒教关系、以及儒学复兴与儒教复兴的？
     
    
    柳：我认为儒家文化包涵儒学、儒家、儒教三个主要层面或三大主体，儒学是魂，儒家是体，儒教是行。无魂无以立，无体无以存，无行无以传。儒学、儒家、儒教共同撑起了儒家文化这一曾经辉煌过，亦必再度辉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儒学复兴、儒家复兴、儒教复兴，三位一体，统一于儒家文化复兴，构成中华文化复兴的主体工程、基础工程、灵魂工程。
     
    
    刘：儒学复兴可以说主要是文化层面的，但儒教，我个人认为超越了文化层面，更是一种社会层面的现象。儒教之“教”代表着一种价值观的信仰，这在中国古代是很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几乎贯穿并建构了一切文化与社会、政治、生活。但当下提出儒教是否意味着价值观需要重塑，这种尝试是否会同现在的主流马列主义信仰、其他宗教信仰有冲突？柳先生您是如何理解儒教信仰的？
     
    
    柳：中外古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难以离开信仰，但中国目前却出现了信仰危机。从历史看，国家的稳定需要共同价值观的维系，价值观的塌陷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与文明的衰落，历史上的强大国家突然倒塌无一不是内部凝聚力出现了问题，往往肇始于维系全员的主体文化信仰危机。长远来看，构建当今中国的共同价值观仅仅单靠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难成，靠影响很大的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西方宪政文化等也不行，它们都难以统合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全员，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与核心的中华文化有这个力量，这是历史的经验，尽管许多人要反对我们这个观点。舍弃中华文化、国学、儒学，国民素养提升、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和谐文明很难找到根本性、基础性的东西。
    
    
    我理解的儒教信仰，不仅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成就圣贤人格，而且还有时代的担当、伟大的使命、远大的理想，成就王道境界。儒教不是简单的宗教之教派，儒教复兴也不是单纯的儒学宗教化之行动，更是新时期下儒家文化结合先进思想从教育和教化两个方面提升国民素养，实现兴礼仪、振纲常、美教化、厚人伦、敦风俗，“重建中华礼之邦，再造现代君子国度”伟大社会运动中的基础性、灵魂性工作。站在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文化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铸魂工程”、“修身工程”的战略高度来看，儒教具有远大的前途。
    
     
    
    刘：柳先生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做为全社会价值观重构的基础性、根本性的资源，我很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学术界对儒教还有许多质疑，最主要的集中在对其存在基础怀疑，即儒教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在儒教事实存在的古代，常常说儒释道三教，在政治、社会、文化存在一系列的儒教基础；但近代的一次次变革将这些基础打碎，科举被废，五四后社会价值观与规则摒弃了儒教，那么重建中的儒教是一种考古意义的研究？还是能在新土壤里开花结果的存在？
     
    
    柳：猛一看儒教复兴现在好象是没有基础，但仔细分析，基础在日益坚硬、强大。首先历史地看，儒家文化虽被摧毁过多次，但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且每次复兴又会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在“儒学发展五期说”中我称之为她已“梅开四度”，现在是“梅开五度”，即第五期复兴——当代儒学期，将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一期都将持续长久、影响巨大、成就卓著、令人激动的时期，因为这一期儒学所面临、所基于的社会物质基础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其次现实地看，儒家文化本次虽遭受重大挫折、低迷、式微，但因大祸得大福，不仅彻底被批判、部析、解构，而且空前丰富、可资吸收的中西方优秀异质文化涌在面前，可以全新的架构，从而得以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加旺盛的姿态。儒教可借鉴西方教团的成功经验，获得全新的组织运作模式，变得更有生命力。同时，中共执政党性质与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日益依重；民间儒教文化基因的强健传承和现代活力再现等，都是儒教复兴的良好现实基础。第三看海外，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孔子学院建设，儒教在世界上的基础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西方现代宗教制度多实行政教分离，但是细察，政治与宗教表面分，而实质是分不开的，从总统到平民，法官到讼诉者，议员到大众等，无不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因此，在现代政教分离制度下，儒学宗教化，加上儒教世界化、国际化、人类化，不仅不会削弱儒家文化的影响，反而有利于增强儒家文化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产生广泛而有效的影响，更好更大地造福世界和人类。
    
    
    十几年前儒教实践者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不为社会接受，但如今却广泛受到崇敬。三十年前儒学在中国为人无视，如今却为大家认同并践行，现在欣欣向荣的儒学、儒教活动，影响日益加大的儒家社团，社会大众对儒教更积极的接受，这种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刘：儒学、儒教复兴正是在像您这样的人的努力下才取得现在这样好的局面，那么您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儒学、儒教复兴的工作规划，能否介绍一下？
     
    
    柳：好局面来自于当代儒林同仁的无私奉献和同心努力。我在“第三次世界儒学大会”中提出：儒家文化复兴在未来三十年要走过“三部曲”：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种组织，即儒学组织、儒家组织、儒教组织依次走向儒家文化复兴的前沿阵地、交替担负主力军，并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三个阶段过程。儒学组织是以文化精英为主体，重在学术理论研究与传播，在初级阶段担负主力军。儒家组织是以社会精英为主体，其成员怀有儒家文化情怀，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组织更严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中、上层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在中级阶段担负主力军。儒教组织最为严密，它是以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为信仰，具有宗教热情，成员可以是任何人，从平民到国家领袖，具有全社会的影响力，在高级阶段担负主力军。
    
    
    九十年代初，我在开始从事弘儒实践时给自己及团队定下的目标是：1995年左右在太原市建好儒学组织（山西当代儒学研究工作室），2005年前后运作好省级的儒学组织（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做成全国的样板，推广之；2015年左右，运作一个全国性的儒家组织（中华儒学会或中华儒家社团联合会），形成合力，推动儒家文化复兴，使之真正走进中国人的当下生活、工作、学习中，使儒学儒教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2025年，建立世界性的儒家组织——世界儒学儒家儒教社团联合会（世界儒联），形成全球弘儒合力。目前，海外办儒教组织条件相对好，在国内办儒学、儒家组织更合适。这全是前无古人成例的开创性工作，极具挑战性。
     
    
    刘：我个人很钦佩柳先生，您专业背景为理工科，在政府体制内工作多年，但却很努力地从事儒学宣讲、儒教实践近二十年，并取得很多成果，对于您而言，这些年来最真切的感想是什么？
     
    
    柳：感慨万千！艰难中有乐趣，挑战中有豪情。弘扬儒学可能是我一生的使命。近年来，常在弘儒旅途中，好友见面时间少了，经常被关切地问及“最近忙啥？”我的回答几成模式，“一以贯之。河东今生只求努力写好一个字：“儒”,唯愿干好一件事：兴儒大业。”无论从政、经商、为学，无论建组织、办网站、教弟子、带团队，还是从事社会活动、推广经典教育、著书立说、修文庙、建书院等，不离一个“儒”字，统统围绕着复兴儒家文化之伟业。最深的感触，也是最大的收获，在艰难践儒与弘儒过程中能时时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喜悦，不断享受人生攀登的快乐。
     
    
    刘：那么您对当下的儒教实践有哪些新想法、新构想？
     
    
    柳：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的事物。早有想法，今天也算不上什么新的了，一直在奋力筹备、积聚力量、积极推进。通过卓有成效的当代儒学、儒家、儒教的新社会组织建设，整合社会资源，拿出“老和尚化缘无私建庙”的精神，一方面积极解决当代儒家生存、崛起、挺立有为的物质基础，如场地、阵地、物产、资金等。另一方面积极创办儒家的慈善机构、福利机构等，展示儒家对社会的关爱；创办儒家出版机构，发行儒家报刊，建设儒家电视台、广播，争取和提升话语权，扩大影响力；创办中国儒家大学、儒教学院，培养儒家精英等。这些在“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的论文《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第五期复兴之路》中已有详述。我正在为即将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赶写的论文《重建中华礼仪之邦 再造成现代君子国度——兼论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的定位、功能、运作和历史使命》中还会详论，并会提出些新想法、新思路。届时，请方家指正。
    
     
    刘：您对儒教的前景如何看待？
     
    
    柳：过去很艰难，十多年前我从事儒学学习、研究、实践、弘扬工作，不仅社会鲜有认同，连最亲近的人也质疑、反对。但现在，无论我在那里，都能感受到普遍的尊敬和欢迎，大家热情地邀请我做讲座，年轻人拜我为师，政要、企业家、艺术家等也主动向我请教儒学或与我探研当代儒学，这在以前是绝对想象不到的。这表明现实生活、社会，当下国家、民族需要儒家文化。长期以来，我一直很乐观。以至于许多师友、同道称我为儒学复兴中的“乐观主义者”。当然，这种乐观建立在过去长时间艰难行走过的基础上，艰难困苦磨练了我和团队，也将造就我和团队。全国许多弘扬儒学、儒教的先行者都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当代儒学复兴的进程和势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我对儒学、儒家、儒教复兴的光明前景深信不已！尽管困难很多，尽管这是前无古人成法的开创性事业，我一直对实现自已团队的规划目标、实现中国和世界儒家文化复兴之时代伟业很乐观，信心十足！
     
    
     
    
    刘：谢谢柳先生接受我的采访，相信儒学复兴大业在像您这样的实干家努力下会得到更飞速的发展。也希望您日后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开展更深一步的合作，谢谢！
    
     
    
    后记：
    
    
    柳河东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儒学的实践、推广，身在体制内的他身体力行，孜孜不倦的用近二十年的努力开创了山西省当代儒学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柳先生及其带领的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致力于儒学传播，并与政府、商界、学术界等协调互动，这也成为其鲜明的特色。山西祭孔大典、中华圣诞夜、经典诵读、中国当代儒学网、山西国学大讲堂、中国人的礼拜天、国学“五进”等等诸多颇有影响的工作与活动，一开始几乎是在柳先生一己之力努力推动运作下成功并延续下来的，到如今已经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力量。对儒教事业的坚定信仰，对儒学复兴及必将造福当代的坚定信心和满怀豪情，成为贯穿其学研践弘活动的精神支柱，这个意义上，柳河东先生和其组织是儒教性质的，其实践更是被大家认为是儒教性质的。对柳河东先生的采访不仅是了解他和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的具体成就，更是一个剖析儒教现状的切入点。
    
    
    由于时间所限，采访只进行了五十分钟，但还是给笔者带来许多惊喜和思考。若不是采访和日常体会，绝对不会想像到儒教已经在当今社会中获得极大的发展。广义看，一系列的儒学复兴、国学复兴、读经活动等等都有着像柳河东先生一样孜孜不倦的儒教实践者，他们怀着崇高的儒教信仰，不计个人世俗得失，参与其中。社会也在潜移默化的接受这样的儒教事实存在，儒教是一个既定的且迅速发展的社会事实。
    
    
    另一方面，从学术上考量儒教，必然得区分清楚什么是儒学，什么是儒教。这些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平息过。看似若不去区分清楚这些，无法确定打着儒教标签的活动到底是传统文化还是儒家思想，抑或是纯粹的儒教。通过对柳先生的采访，我觉得他对儒教这个称谓并不是很看重，确实从社会现实来看，无论是打着儒教徒标签还是国学家、儒学者等等，其所为几乎是相同的。儒教不追求字面上宗教的所为，例如国教、繁杂神圣的仪式、神秘主义的担保、社会全方位的价值观解释模式的垄断。儒教产生不是儒教徒布道的结果，而是中国社会自然的追求。这种意义上而言，儒教不需要被概念名词成见约束自身，不需要预先规划一个西方宗教意义的目标与行为模式，它是现实发生的，是关联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是在各样的人士如不断质疑的左派右派、日用而不知的国民、努力实践的儒教徒之间产生发展的，奢求规划或约束它必然是徒劳的。我们甚至无法确切定义它，只能处于其间，观察其发展。
    
    
    学术研究经常理所当然得认为自己所想就是现实所为，儒教之实践也应当如学术界讨论般那样，但采访柳先生后发现绝非这样。儒教不是学术者的专利，它更接近儒教实践者、儒教徒。儒教的复杂性、现实性都要求我们对之做更深入及时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对儒教的研究，也将继续关注采集儒教实践的一手资料，并加以分析和思考。
    
     
    （原载于彭永捷、方国根主编《中国儒教发展报告2001—2010》，2011年12月河北大学出版社）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