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出版暨各卷前言

书名：《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

作者：李学勤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内容简介】

《李学勤文集》收录了李学勤先生自1956年至2018年期间所撰写的中文论著，分为7大类，古史研究（附文明起源研究，共6册）、甲骨学研究（附文字起源研究，共4册）、青铜器研究（附铜镜研究，共6册）、战国文字研究（附古文字学通论，共1册）、简帛学研究（共3册）、学术史研究（附国际汉学研究，共3册）、序跋杂文（共6册）。全套文集共30册，最后一册为目录和索引。每一大类中先收专著，再收论文。文集总字数约1000万字，30卷。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大类的最前面，李先生生前都专门口授完成了一篇“前言”，讲述自己的研究体会。该文集的编辑体例也是由李先生在病中亲自拟定。为体现历史的原貌，除修正个别排印错误和为符合国家出版规范所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外，收入文集中的论著均一仍其旧。

【作者简介】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兼多所大学教授。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6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资深教授。研究领域为先秦史、古文字学和文献学。出版著作40余种，论文2000余篇。

【各卷前言】

《古史研究》卷前言

首先当然非常感谢出版这部书的江西教育出版社，他们毅然接受了出版这样内容庞杂又比较冷僻的论文集，这是很不容易完成的一项工作。

其次要感谢参加本套文集编选工作的几位同人。由于这些文稿的写作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有很多内容我本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加之这些文章发表的地方各式各样，很多材料寻找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特别感谢这几位同人为搜集各篇论文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广泛，又因为工作关系从事过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我把这部论文集分成了七卷。在每一卷的前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目前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也可能有一点儿参考价值，并借此机会回答朋友们对我的一些问讯。

我记得1971年的春天，我们中国历史研究所搞运动，下“五七”干校，当时在河南明港的“运动”已经松弛下来，有些考虑学术问题的时间了。一天晚上，我和应永深先生一起在星空下散步，他忽然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搞了这么多年先秦的研究，将来的目的是不是要写一部先秦史的书？”我当时就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考虑过，所以也就没有回答。可是后来，我屡次回忆起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甲骨文、金文等等都和古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研究一个学术的分支学科，比如就古代史范围来说，那就和几个学科有关系，除了狭义的历史学，还有中国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等，都和大的基本目标有关系。那我我们应该从中怎么选择、抓问题呢？这又使我想起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侯外庐先生，他曾经特别跟我讲过“你不要老想做那些很具体的事儿”，尤其是他强调“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这句话当时使我十分震动。70年代，我回想到侯先生这句话，就是我们做一些工作，都要联系到一个大的、有理论性的目标。

对于古代史而言，也是一样的。做古代史研究，当然要依靠和联系那些分支学科，而做分支学科的学者也不可能去做全面的古代史研究。可是，整个的历史研究、古代史研究，是在很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这就要求几个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分支学科的研究要关注历史方面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慢慢我就想到了要写那篇《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章。1981年，我参加了徐中舒先生在西北大学组织的第二次先秦史讨论会，当时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我讨论的问题都是从那里推衍出来的。

我不是说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问题都要是理论性的，但是要与理论性的大背景相结合。当然，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比方说，我们考释甲骨文，认出一个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整个的工作、研究的背景应该侧重于与理论有关系的问题。我多年以来特别想把侯外庐先生那段重要的话告诉大家，这次有机会了，我觉得很高兴。

李学勤

2018年3月26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甲骨学研究》卷前言

这里我想谈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很多朋友对我当年研究甲骨文充满了好奇，猜想我有家学渊源，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师传，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虽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可是我的父亲并没有教过我任何有关甲骨文的知识，他也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那么，我是怎么接触到甲骨文的呢？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上高小的时候，住在北京朝阳门南小街附近。我有一个同学姓常，他跟我关系很好。他的父亲是北京贝满女中的老师。有一次，这个同学告诉我，他父亲对他说，中国的学问是非常多的，可是最难的是甲骨文。我听了这话就很用心，开始留意甲骨文方面的知识。因为我有个特点，越难的东西越想学，越不懂的东西越想懂，而且特别喜欢那些带有神秘性的东西。刚开始时我光记得“甲骨文”那三个字，可是不知道什么是甲骨文，甚至于在马路上看见有碎的石碑，我以为就能找着甲骨文了。这是我念高小时的事情。

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可以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了。一翻北京图书馆那个卡片柜，才知道有那么多甲骨文的材料，于是开始接触和学习甲骨文这门艰难的学科，这一做就做了半个多世纪。

所以，这是一个小男孩自己闯进甲骨文殿堂的故事。

下面我想说一下什么是甲骨文。

现在我们对甲骨文的定义在很多方面要作一定的修改。通行的说法，甲骨文是商代盘庚迁殷以后殷商王室用来占卜的记录，出土地点在安阳殷墟。用以占卜的材料——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是用当地的乌龟和牛骨加工而成。一直到现在，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可是仔细推敲起来，其中每一个论述又都存在一些问题。

甲骨所用的动物骨头不只是牛，还有其他动物，比方说鹿，甚至于有人说还有大象。而所用的龟甲兽骨也不都是当地的，有些龟的产地居然是在南方，甚至是在今天中国的境外地区。

甲骨文内容也不都是王的，殷墟就有非王卜辞，这个观点是大家都接受的。

另外，甲骨不仅商代有，西周也有。西周的甲骨最早出于山西洪洞，一直到最近山东的高青，特别是周原和周公庙，发现有较多西周甲骨。因此，甲骨不只是殷商那段时间的。

当然上面这些甲骨都是较个别的，除了西周甲骨数量比较多之外，其他数量都极有限。可是能够有这些线索，就意味着将来不是不可能突破。

李学勤

2018年3月1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青铜器研究》卷前言

在《甲骨学研究》卷的前言里我说了我学甲骨文的经过，下面我想说一下我学青铜器有什么样的故事。

大家看我的经历可以知道，我接触青铜器也同样不是很容易的。每次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三代吉金文存》或者《小校经阁金文拓本》，都是很需要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的。实际上，在1956年我已经把《殷代地理简论》的稿子做好了，本来可以很快出版，可是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这样到了1959年才出版。

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思想上的错误。这错误可以用孔子的话说是“画”，就是自己限制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自满的情绪。为什么呢？比方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和一个同事谈话。那同事说，你甲骨文还要学习什么，甲骨文还要研究什么。我说，甲骨文也就这么多东西，也没有多少。这就是一种自满的话——其实，对于甲骨文，就到今天，我也没懂多少——这是很要不得的。所以，当时我也觉着好像我懂了青铜器的铭文，实际上不是这样子，青铜器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好在我这个人还是有一个自己检讨的习惯，很快我就察觉出自己有错误。因为当时发现几件重要的青铜器，比如禹鼎，我就没有能力去真正做什么研究。这就说明我自己能力是很差的。我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所以我就找机会去看有关青铜器的书。我的计划是，就如同我学甲骨文一样，一种一种地看，各依次序，从宋朝看起，一本本看下去。可是那时候要搞运动，还要完成所里交给的工作任务，没有时间，所以我在青铜器方面做的也不多，好在后来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参加修订《中国史稿》。我是1970年10月下“五七”干校的，到1971年冬天，郭老（郭沫若先生）把尹达先生等几个人，包括我，调回北京，参加修订历史所编的《中国史稿》。那时候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有空的时候我就看所里的书，就好像那个图书馆是我一个人用一样，和青铜器有关的材料随手可得。当时我就立了一个办法，就是按照考古的时间次序来排列，从宋朝看起，一直到民国。研究也是尽可能按照青铜器的时代和发表的次序。我觉得读青铜器的书，应该更能看出青铜器的研究是和考古学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愿意贡献给年轻读者。

我们学青铜器，和其他许多考古遗物一样，要多做分域、分期的工作。在青铜器方面来说，分域是最主要的。我最近这几年有个想法，想什么时候能够编一个中原地区的分域表。我说的中原地区是狭义的，主要指以西周王朝为中心，和后来中原的几个国家，特别是西周的，主要是宗周、成周和附近的几个诸侯，甚至于连晋国也要区别开来，因为晋国受戎狄的影响太深，《左传》桓公二年说：“晋，甸侯也。”当然它可以算中原地区的一部分，但像郑国才是比较合适。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

而从现在来说，把一些青铜器进一步根据相关材料排排队，是很值得的。当前西周里面比较好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很快就要出版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历谱集中了很多学者的力量，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有些不同意见。我参加这个历谱的工作，也觉得里面确实还有些问题，问题主要在于西周中期。从西周晚期往上推，推着推着历谱就断了；而从上往下推，有些地方又是连不上。所以，做好西周中期的整理是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好在最近这方面材料比较多，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工作推进一步？不知道我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

近些年，青铜器研究的发展真是非常迅速，让人有赶不上的感觉，至少现在的发现和研究都是这样快地发展。我想特别提到的是，过去大家认为不重要的铜镜，正在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羽毛丰满的青铜器分支学科。你可以说它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部分，可是它有它的特点。所以关于铜镜，我在编这个集子的时候，建议把一些小稿子分别排列。不过，铜镜的研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尽量发挥考古学方法和研究的作用。因为铜镜器物特殊，数量很多，到处都有，而且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当然有许多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可是大家却了解得相当少，比方汉镜、唐镜，每一座墓葬出土能有两三面就已经很不错，一般就一面，有的根本就没有。很好的墓葬没有镜子，因为不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每拿到一面汉镜，就有可能意味着又发掘了一座汉墓。可是怎么会有那么多汉墓？这个问题就摆在大家面前了。

我过去讨论带钩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件带钩虽小，却可能体现出当时最高、最复杂的工艺技术。铜镜情况也是这样。有的铜镜非常大，如临淄出土的大长方形铜镜，有一人那么高，可是工艺比较简单。有的铜镜很小，却集中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技术，例如90年代初期我在欧洲看见过一面很小的平缘镜。这个铜镜的直径不到10厘米，却十分精致，镜背有朱、墨两色漆绘的花纹，有楚人的风格。镜子外面套着一个柔软的皮制镜囊，现在还存在。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镜囊上也画有一个图案，和镜背的图案竟然完全一样。可以想象，这面铜镜过去是佩带在人身上的，佩带的人很可能是一位南国的佳丽。

李学勤

2018年3月13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

关注我的工作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大家都说我的工作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确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做甲骨文的。可是，可能有人会发现，我在历史研究所内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或者后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都不是关于甲骨文，而是关于战国文字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要回忆到我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的时代。

当时要查一些青铜器、金文或者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要看这样几部书。一个就是《三代吉金文存》，如果借不到，碰巧被别人借走了，那就要借邹安的《周金文存》，或者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后面这两部书里战国时代的资料很多，而且大部分附有当时做的释文。我就借来看看，本来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随便翻翻，可是越翻越觉得他们做的释文特别不对，错误太多，这是当时的情况。当然读他们的释文也有不少收获，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我就想，如果我来做，也许可以给他们做一点补充。当时做这项工作的人有邹安、褚德彝等等。从那时起，我对战国文字就有点注意了。这就是我走进战国文字的一个原因。

当时随便翻翻的收获是很大的。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战国时代列国的不同文字，正如许慎所说，是“文字异形”。这一点虽然有人指出过，可是没有成为一个系统。我经过几年的工夫，慢慢体会到，中原地区三晋、两周（指东西周）的文字，基本属于一个类型（后来又包括了中山国，这是因为中山国曾经被魏国占领）。这样，中原地区就以三晋文字为代表，成为一类。另外，秦国文字，如王国维先生特别强调的，有西土文字的特点，当然是一类。然后，燕、齐、楚国的文字，又各自成为一类。若找着一个文字在几个列国的不同写法，把它们排列起来，几个系列的特征就很明显地展现出来了。有关五个系列的问题我在《战国题铭概述》等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最近这几年我有一个想法。因为这几个国家里没有战国时代很重要的吴国和越国，有没有可能吴越文字可以单成一个系列？那样的话，战国文字就不是五个系，而是六系了。这个想法我在《〈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前言》等个别文章里曾经提到过，可是后来我又收回了。因为奇怪的是，特别是越国，虽然一度很强大，甚至到后来北上中原，而它的文字材料却很少。不是没有，比方说有越国的编钟，铭文很长；可是有文字的一般器物，特别是玺印、钱币这一类，越国却是一件也没有发现。难道越国人不花钱吗？越国人不用玺印，不进行商业活动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怎么回事，至今还是个谜。常常有人找我，说他发现了越国的货币或者越国的什么，都不可信，所以第六系还是先收起来。这一点是我要向读者说明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我早期写的一篇关于战国文字的文章，引了一些玺印，还有个别其他东西，实际上是假的，在当时却风行一时。其中最有名的是将渠玺，清末民初很多有名的学者都承认这方大玺印。据我所知，当时只有王献唐先生指出它是伪玺，这在我的文章里曾说明过。此外，还有一钮端方的大玺，就更不用说了。20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在京都的滕井有邻馆见到了这两钮大玺。仔细观察后，知道都是假的，特别是端方的那个玺印背面还镌刻了许多蝌蚪形状。这也在我的文章里提到过。

谈到玺印，还有一种文字需要在这里说一下。在中国古代，至少还有很重要的一类文字，至今未能得到很好地解读。其时代也主要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那就是所谓的巴蜀文字。巴蜀文字一直是很大的一个谜，却很重要。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看见一本苏联的科学杂志，上面有一个专栏，谈到世界上没有解读的古文字还有五六种，谁能够解读一种古文字，那就是科学上的大发现。这个由于那个时候（1952年）英国的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刚刚解读了希腊的线形文字B，所以大家都很热心做这事。

李学勤

2018年3月17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简帛学研究》卷前言

我想在这里借机会提个要求，凡是看我这套书的读者，能不能帮我宣传一下。首先，就是中国古代的竹简以及木简，不是像有的电视剧里面所演的那个样子，又厚又重，好像是短短的竹木板用绳子捆起来一样。我们的祖先不是那么愚笨的。实际上，就拿真的竹简来说，最长可以长到50厘米，宽也只有半厘米左右，用丝线编联起来，非常玲珑秀气。当然这点我不要求做电视剧的人一定要这样做，但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其次，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竹木简上的字是用刀刻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竹木简是不能刻的，一刻就会坏。而且谁会用刀在简上来刻写文字？这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所有竹简、木简以及帛书上的文字都是用笔写出来的。古人有笔，有墨。战国时代的笔和墨，在考古工作中都已经有实物发现。我们所看到的笔、墨实物非常玲珑小巧，有的笔上还有笔套，可以用手来推动，能把笔很容易地取出来。墨和砚台那时也都是存在的，并不比汉代的差多少。

这里附带说一下，还有些人认为，古代有一种漆书。“漆书”一词，确实见于古书。可是中国的漆是不能真正用来书写文字的，那写出字来又大又笨。因为漆是很粘稠的，不可能用来作为一般的书写原料。所谓漆，实际上是黑色的意思，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讨论过，我在这儿就不详细说了。

还有一件事，关于清华简。清华简的整理与保护工作，到现在已经进行整整十年了。我们十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有一点，我特别想在这里强调一下，那就是在清华简整理中，拍照很重要。清华简入藏以后，经过清理，到2008年10月，我们请各方面专家开了一个鉴定会。这会上，有学者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那就是要尽快、尽可能地拍好彩色的照片，不但要有正面的，而且要有反面的，一定要原色、原大。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大家知道，像竹简这样的文物，是很难保存的。不管我们用多大力量来保护，它们总会多少有些变化。正是这样，我们要力图把它原始形态保存下来，把一些我们看到的现象保存下来，这必须有好的摄影，是很不容易做的事。这个问题在我这部书里有几处都强调过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想法：还需要很好拍照的、还需要很好做记录的简帛文物，希望发现者都能够尽快地做出来。

现在我觉得有两件事我们要做好准备。

第一件事比较简单，那就是要准备好再发现早期的帛书。简帛的帛是很难保存的。迄今为止，古代的帛书只发现过两次。一次是1942年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帛是放在一个竹制的篮子里；第二次是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帛是放在一个盒子里。这两者的保存都有些遗憾，特别是子弹库的帛书损坏更为厉害。所以，对于以后我们还可能发现的帛书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样去抢救，都应该有一个规范的过程。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一定要避免一些像过去发现时造成的损失。

再有一件事，是我们要准备好在中原地区，甚至很北的地方，有可能发现竹简。因为当时竹简是普遍使用的，在北方同样有竹简，只是保存不好就是了。我们看著名的西晋的汲冢竹书，就是干的。因为当时发现的人据说曾经到墓里去拿着竹简点火照明，这就可见简是干的。还有，近年在山东临沂发现的银雀山竹简，并不是干的。所以，即使在北方，发现干的或者不干的竹简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我们要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在中原墓葬发掘的时候，这个工作很重要，以免损失重要的材料。

李学勤

2018年3月22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学术史研究》卷前言

有学术就必须有学术史，这个道理我在书里已经多次讲过。我们读一部重要的书，应该考虑到它在学术史上的位置。

在学术史上重要的书，是不可不读的，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读不了多少书。我小时候总是幻想尽读天下重要的书籍，这当然完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一种书也读不好。要深入地读好一种书，要做很长时间、很深入的工作。比如，我这几十年以来一直想读好朱子的书。朱子是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学者，当然我们怎么评价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的重要性是明摆着的。我有好几次想好好读一下朱子的书。早在1946年前后，在北平（北京）出版了一部李相显写的《朱子哲学》，我当时有这套书，一直想看，可是却没有时间好好去读。我到历史研究所，本来研究思想通史，正好有机会看看朱子的书，可是朱子的书太多，要求时间太紧，也不可能看得很仔细。后来编《宋明哲学史》，我就没能参加工作。到近年，我又看到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这几部书我都保存了很久，可是都没有时间去读。一个人的著作都读不好，何况中外古今？要想尽读天下书籍，当然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曾有人问我，假如我还有时间和精力做一点工作的话，想做的事儿是什么？这当然不是指的我现在正在做的清华简。清华简研究的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在清华简之外也实际上做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作为一种设想，我说，如果我有时间和能力，那么我要再写一本《殷代地理简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殷代地理简论》的基本思想是在修正了的分期基础上，用历史地理的方法来贯串甲骨文，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还是可取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做这个工作。因为，甲骨分期现在还有可以修改之处，特别是最近发现了所谓无名组晚期和黄组还有重叠的地方，这样影响是很大的。可见，我们在分期上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讨论，这当然可能不是我能做的事了。

李学勤

2018年3月24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序跋杂文》卷前言

我曾经笑说，我可能是近年写序跋写得最多的人，所以，在做这一《序跋杂文》卷前言的时候我本应该多说几句话。

写序跋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序跋使我读了更多的书，看了更多的文章。有些书虽然我一时看不了，部头太大，或者内容跟我的知识无关，可是，我看这些书，至少看了绪论和结论部分，并从中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今天我常常说我是“杂学”。之所以杂，其实这也是一个方面。应该说，写序跋是我和学术界联络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大家面前会有这么多序跋。如今，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这个事。所以，在这里我想做一个郑重的声明：

从今以后，除了直接做的工作以外，不再写任何序跋了，我要把我剩下的精力和时间都注入清华简和中心的其他工作上来。这样，或者我可以多做一点儿贡献。

我这样做，其实对我个人是有损失的。因为这样，有很多的学术内容我就不能够接触了。希望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向大家请教吧。

李学勤

2018年4月5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前言

写到这里，已经到了这部文集的最后了。在这部文集最后还要不要写前言，我一直在犹豫着，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因为自己的工作离着“已完”还远得很，没有一个终了。整个的研究工作就好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这样我怎么能说事情已经做完了？可是，我个人在自己小小的能力之下，在研究工作的长河中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终了。编一部文集，也算是一个终了吧。当然，这不是说我工作的终了，只要我还有精力，还有能力，我还要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当前最需要做的是综合工作。有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或者已经有些线索了，可是没有把这些综合起来考察，提出若干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想这一点，应该在我这部集子“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说一下。

我还想说明一点。我常常说自己是“杂学”，杂学含有多的意思，就是都想学，什么学问都有，什么也做得不透。可是每一项的整理出版不但是自己的、助手的或者朋友的工作，而且也是出版社的、编辑朋友的工作。所以，我想在文集的最后感谢出版这部书的编委和出版社。

负责编辑文集的几位同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此次找到了很多我早已遗忘的，或者是我都想不到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把它们编在一起，并且做了索引和编年，这些工作非常烦杂，非常“可厌”。用“可厌”这个词来形容并没有过分。所以，编辑的工作实在是太主动了，由几位学者来做，也实在是难为他们了。

需要特别感谢编委的还有一点，就是修正了一些原来明显的错误，这些改正多数没有注出，可是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这也是编委所做的重要贡献。我常常说，任何一项科研工作的最后，都要表现成报告或者成果，编辑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要感谢编委的工作。

还要感谢的是出版社。整个的科学研究工作都以出版社为最后的出口，没有出版社，就没有研究工作，或者研究成果就不能保存下去。出版社做得越好，这项工作就表现得越好。我希望学者同事们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和编辑朋友们更好地合作，更好地联合，把工作做好。

这些是我编到这个时候想到的几句话。总的思想就是对编辑和各位朋友表示感谢，特别感谢那些出我这部杂七杂八书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李学勤

2018年5月3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