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家哲人毕生的交谊：唐君毅与牟宗三

作者：彭国翔（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来源：《南国学术》2023年第4期

一、引言

唐君毅（1909-1978）和牟宗三（1909-1995）两位先生不仅是现代新儒学中流砥柱的代表，同时也结下了毕生的友谊。牟宗三在其《五十自述》中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1]足见他将唐君毅视为知己。被其称为“知我者”的人物，在牟宗三的一生中恐怕唯有唐君毅一位。[2]而在唐君毅的一生中，也以牟宗三为相知，视其为至交。所谓“我们在心灵上却是最近的。”[3]唐君毅夫人谢廷光女士在回忆文中，也称牟宗三之于唐君毅“不愧为知己”。[4]并且，唐君毅不仅在学术思想上与牟宗三交流最为密切，在生活中也对牟宗三极为关心。然而，学界虽知双方过从甚密，但两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谊究竟如何，似尚未见有专门和详细的考察。本文将根据各种已刊和未刊的相关史料，尽可能详尽地重建唐君毅和牟宗三一生的交谊，并对足以彰显其友谊的若干值得称道的方面专门加以叙述。

唐、牟二人一生的交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1939年秋冬至1949年6月，二人同在大陆时期；二是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期间，唐君毅在香港而牟宗三在台湾；三是1960年10月牟宗三由台赴港至1978年2月2日唐君毅去世期间。以下，本文首先尽可能详考两人在此三阶段之内的交往，再探讨关于两人友谊值得特别交代的几个方面，以呈现二位当代儒家哲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谊。

二、1939年秋冬至1949年6月：共处大陆时期

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先生所受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均在北京。唐君毅1925年报考北京大学失利，暂时转入中俄大学；次年再考，方入北大预科。只不过，唐君毅并未在北大完成其大学学业。1927年春，他转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就读，从此似乎再未回过北京。而1927年秋，牟宗三入学北大预科，两年之后升入北大哲学系本科，1933年毕业。除了1936年秋冬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因主编《再生》杂志而暂住北京之外，牟宗三后来也没有再回过北京。由此来看，两人就读大学虽然均始于北京，但1927年两人擦肩而过，并未在北京谋面。

唐、牟二人的初次相识，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但具体哪一年，似乎难以确定。蔡仁厚在其《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1939年条下中称“是年，始与知友唐君毅先生晤面。”[5]而何仁富所编唐君毅《年谱》则将此事系于1940年第1条下：“是年某日，唐先生与李长之先生相偕拜访牟宗三先生。唐先生在重庆教育部任特约编辑，牟先生则在曾家岩编《再生》杂志。二人神交已久，但相见是这一年才开始，此后即常相往还。”[6]但据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牟宗三1940年1月已经赴云南大理，在张君劢（1887-1969）创办的民族文化书院担任讲师。如所记此事无误，则唐、牟二人的初次见面，似当在1939年秋季之后与1940年之前。因1939年牟宗三先在昆明，秋季始由昆明至重庆，再度主编《再生》杂志。[7]

对于初次见面，牟宗三1978年2月12日所作“哀悼唐君毅先生”一文中曾有这样的回忆：“我于抗战初期，在重庆时，始认识唐先生。当时，他在教育部任特约编辑，我在曾家岩编《再生》杂志。一日，他与李长之先生相偕过访。此后，常相往还。”[8]这里不仅指出了他们初次相识的时间和地点，同时也指出他们在那之后“常相往还”。[9]而之所以能够“常相往还”，基于两人之间的彼此欣赏和肯定，所谓“英雄惜英雄”。对此，本文后面会有专门的考察，此处不赘。

初次见面之后，两人在大陆期间过从最为密切的时光，是1945年秋至1948年秋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又可分为1945年秋至1946年春在重庆的中央大学，1946年春至1947年秋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以及1947年秋至1948年秋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三个阶段。

1945年秋初，唐君毅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担任系主任。[10]在他的极力推动之下，牟宗三终于得获聘任，由成都的华西大学转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开始与唐君毅共事。当时，经唐君毅推举并和牟宗三一道聘任至中央大学哲学系的，还有许思园（1907-1974）。[11]

1946年春，中央大学自重庆回迁南京。入秋，牟宗三轮值担任哲学系系主任。此时，哲学系资深教授方东美（1899-1977）因人员聘任事，与校方闹意气，久不上课。为学生的课业考虑，许思园等若干教师商量，分担了方东美的课程。结果，方东美以为是牟宗三的主意，就此心生嫌隙。1947年秋，在方东美的授意下，中大哲学系解除了牟宗三和许思园的聘任。唐君毅虽已不再担任系主任之职，但据理力争，仗义执言。在无法挽回的情况下，唐君毅辞去中大哲学系的教职，以示与牟宗三共进退。在这件事情上，正如后来蔡仁厚所言：“唐先生为了‘正是非’，为了对朋友作道义上的支持，不惜离开母校，实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情义深重的古风。他以‘性情’对‘意气’，为师友风义作了一次庄严的见证。”[12]关于此事，除了蔡仁厚在《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中有记载之外，当年中大哲学系的学生刘雨涛，作为亲历和见证者，其回忆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来源，足资为证。[13]

1947年秋，牟宗三被迫离开中央大学之后，转任南京的金陵大学和无锡的江南大学，往来于南京和无锡之间。同时，唐君毅也应江南大学之聘，并担任教务长。这是唐、牟两位在无锡共处的一段时间。1948年秋，牟宗三应谢幼伟（1905-1976）之邀，赴浙江大学任教，而唐君毅则按照之前和中央大学的约定，回中央大学任教。根据唐君毅《日记》，1948年7月唐、牟二先生大多时间尚同在无锡江南大学；8月9日，唐君毅送牟宗三赴杭州浙江大学任教并一同拜访在杭师友。两人由无锡出发，经苏州、嘉兴至杭州。8月19日唐君毅离杭至上饶，赴程兆熊（1906-2001）鹅湖书院之约。[14]此后二人正式分处南京、杭州，直至1949年4月。而在1948年秋两人开始分处南京和杭州之前，唐君毅和牟宗三仍常相过从。仅在1948年7月和8月之间，两人便多次相聚。对此，唐君毅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七月

二日，晴，与林（宰平）、韩（裕文）及钱宾四先生、宗三等赴太湖一游。

三日，阴，至宗三兄处与林、韩先生等谈竟日。

廿四日，晴，与荫渭、宗三二兄谈。

八月

二日，晴，与杨、牟二兄谈。

九日，晴，与宗三、佛观赴苏州，夜宿张家花园夏令营。

十一日，晴，下午与教务组长及宗三、佛观游灵岩天平，与母亲一函。

十四日，晴，与宗三赴杭州，下午访熊十力先生，夜宿环湖饭店。

十五日，晴，上午至熊先生处谈，夜与宗三及谢幼伟泛舟西湖。

十六日，晴，与宗三同至灵隐寺访巨赞法师，夜宿其处。[15]

唐、牟任教江南大学期间，关于应该如何从事中国哲学这一问题，还和熊十力（1885-1968）在太湖之上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谈话。虽然主要的对话发生在熊十力和牟宗三之间，唐君毅却也在场并有插话。这番对话被以“湖上一席谈”的名字记录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到，熊十力和牟宗三各执己见，而唐君毅站在牟宗三的一方。[16]

1949年4月7日，鉴于当时动荡的时局，唐君毅和钱穆（1895-1990）一道由上海乘船赴广州。而就在行前，唐君毅仍专门于5-6日到杭州和牟宗三相聚。对此，唐君毅的《日记》记载如下：

五日，晴，与二妹赴杭，访宗三，同游灵隐寺。

六日，晴，上午与二妹、宗三游西湖滨，午后返沪。

七日，阴，与钱先生同乘金刚轮赴粤。[17]

牟宗三也是4月离开杭州，由上海乘船至广州。但具体哪一天，目前似无确切记载。[18]在广州，牟宗三和熊十力、唐君毅等一大批流亡途中的知识人短暂地汇合一处，然后各奔东西，有的从此天各一方，共同见证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历史关头。不过，即便在如此动荡和短暂的日子里，唐、牟两位依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根据唐君毅的《日记》，5月4日是他和牟宗三在广州初次见面的日子。这天下午，他们还一起去拜访了朋友。[19]5月4日、5日、7日、19日、23日以及31日这六天，两人均有见面。他俩不仅一道去见了熊十力和其他友人，甚至还互相在对方的栖身之所借宿。无论是白天的聚处，还是晚间的连榻而眠；无论是对于个体自我，还是对于家、国、天下，可想而知，双方必定有过深入的晤谈和交流。

四日，晴，上课二时，宗三忽来甚慰，下午与彼人城访王淑陶后同至稚甫处。

五日，晴，上午寄钱与母亲及廷光，并与宗三见访二友，下午返校上课二时。

七日，晴，上午上课一时乃人城，与黄良庸、宗三、二妹等同至熊先生处，距广州市五十里。

十九日，晴，宗三、稚甫来同至一处吃茶，下午考试。

廿三日，阴，入城访宗三、稚甫宿其处。

廿七日，晴，宗三来宿此。夜钞文二时。

卅一日，晴，入城至稚甫处，以宗三明日赴台。[20]

牟宗三具体哪一天离开广州赴台，蔡仁厚的《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并无具体时间，只是说在“夏秋之间”。不过，根据上引唐君毅《日记》“5月31日”条，可知牟宗三由广州赴台湾是在6月1日。而到了6月7日夜，唐君毅也和其二妹一起，乘船离开广州赴香港。8月24日至9月9日，唐君毅曾短暂返回广州。但他9月10日再度赴港之后，便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从此以后，唐君毅便和牟宗三两人一道，开始了日后被称为“海外新儒家”的人生。

三、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分处港台时期

1949年6月，唐君毅和牟宗三由广州分赴香港和台湾之后，两人各自开启了长达十一年分别在港、台两地的生命历程。1956年8月唐君毅访台期间，两人得以重逢。除此之外，彼此一直未能谋面。在此期间，除了著书立说，唐君毅绝大部分的心血花在了新亚书院之上；牟宗三则先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后于1956年转至台中的东海大学。不过，虽然这段时间两人基本不在一起，但一直都有书信往来。双方以各自的方式相互支持，一道继续从事护持和发扬中国思想传统的文化事业。

牟宗三致唐君毅信

1956年8月3日，唐君毅第一次访问台湾，终于在分别七年之后，再次和牟宗三在台北见面。从3日起至29日离台返港，唐君毅这次访问在台湾总共停留了26天的时间。唐君毅到访之处依序先后为台北、金门、淡江、高雄、屏东、台南、高雄、日月潭、台中、台北。访台期间会见的人物，除了方东美、张其昀（1901-1985）、徐复观（1903-1982）、陈康（1902-1992）、蒋复璁（1898-1990）、黄建中（1889-1959）、沈刚伯（1896-1977）、程兆熊、李济（1896-1979）、雷震（1897-1979）、张佛泉（1908-1994）、谢幼伟、孔德成（1920-2008）、吴俊升（1901-2000）、殷海光（1919-1969）、吴德耀（1915-1994）、郭廷以（1904-1975）、黄振华（1919-1998）、居浩然（1917-1983）及印顺法师（1906-2005）等数十位学界翘楚之外，还有蒋氏父子和陈诚（1898-1965）等政要。而在如此繁忙的四处参访以及如此密集的多方会客之外，唐君毅见面最多的人还是牟宗三。这里，我们将唐君毅《日记》中这段访台期间与牟宗三会面的记录陈列如下：

三日，晴，乘机飞台，下午五时到，下榻圆山饭店，迎接者甚多，大皆不相识。宗三、复观亦来，彼等身体尚好。

五日，晴，上午至民评社与复观兄访方东美先生及陈康后至宗三兄处，彼已去民评社，乃又返民评社见宗三，与宗三同来有人文讲会学生十数人，大体上气度尚好。与宗三、复观、朱世龙等同谈后又至碧潭一游，下午归与廷光一函。

十一日，晴，上午至师大为新亚研究所招生口试。赴立法院茶会，午赴报业公会宴，下午参加座谈会，乃总结性质。继赴师范大学人文友会讲演一时半，略讲人自身之学问之重要，心性之学，伦理之学，知人之学及今日之文化政治问题等。归于青年不应只批评破坏为一炸弹，而当为一照明弹，一灯塔。

十三日，晴，上午参观中央研究院并访数研究者，中午应刘季洪、吴兆棠宴后访四川同乡会及内政部，四时赴设计考核委员会座谈会，略说数语，五时赴铁路饭店与数人商大陆救灾会，救济港澳知识分子。晚赴省府主席宴，再赴民主潮社，有宗三、复观及自由中国社之雷震等同在。

廿三日，晴，上午雷震、刘泗英先生、夏涛声、柯树屏来，继与树屏至宗三处午饭，见兆熊自山上下至宗三处，午饭后同赴指南宫一游，归至旅馆闲谈。夜共赴邓文仪约晚饭，九时半归。

廿六日，晴，上午一学生季少龄来，继赴民评社与人文友会学生谈，中午彼等请吃饭，下午与宗三及彼等同至一竹林中论学，夜应方东美先生约晚饭，十时返旅社与范仲元一函。

廿七日，晴，上午台大哲学系学生江炳伦、张尚德、谢文孙来谈，继曾子友来，中午居浩然约午饭，下午睡，夜吴士选约晚饭，十时归，宗三来谈至深夜二时。

廿八日，晴，上午台大学生刘述先、杨汉之来谈并访徐晴岚、陶佩珍及殷海光，下午至佛观、宗三处同至乌来，夜陈建中请吃饭。归来新亚同学九人、王岳峰太太、方先生及陶佩珍与钱先生等分别来谈。王澈为我整理行李，并约新亚九位同学便饭。

廿九日，晴，晨宗三、方先生及宗三数学生同来旅馆送行，八时半至机场，刘泗英先生、过钟粹、朱世龙、王思曾及人文友会之学生数人亦来送行，九时起飞十一时半抵港。[21]

由此可见，即便唐君毅的行程紧凑、活动繁忙，牟宗三除了3日抵台接机以及29日离台送机之外，还与唐君毅至少有七次见面。并且，11日下午，牟宗三还特意邀请唐君毅至师范大学主讲人文友会，为在台北历时两年整的人文友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22]27日夜晚，唐君毅在忙碌了一整天、晚上10点返回住处之后，仍与来访的牟宗三相谈至凌晨2点。非交谊深厚，难以如此。

返港之后，与人谈及与牟宗三阔别七年之后的这次重逢，唐君毅曾发感慨说：读牟宗三的文章感觉是“肉身成道”；见到牟宗三本人时，感觉又是“道成肉身”。[23]在给牟宗三的信中，唐君毅也称赞牟宗三在台湾对年轻人的感召之功，所谓“承送行。盛意至感。弟此行虽在匆忙中，但能与兄及诸同学聚谈数次，亦属不易。于机上回首台北，思之惘然。观诸同学气象，皆颇有向上凝聚之志，可知兄精神感召，功不唐捐。弟亦当有以自勉，多与青年为友，以仰体古先圣贤之志。”[24]凡此种种，足见二人过从之密、友情之厚。

既然分处港、台两地，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书信往来。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期间，唐君毅给牟宗三的书信至少有76封，牟宗三给唐君毅的书信也至少有67封。[25]需要指出的，在现行《唐君毅全集》专门收录唐君毅给友人书信的第31卷《书简》中，只收录了唐君毅给牟宗三的18封书信。但是，仅从唐君毅的《日记》来看，他明确提及的给牟宗三的书信，已有57封。如果再算上牟宗三给唐君毅的书信中提到的唐君毅曾给他的书信，数量更多。这一问题将另文专门考察，此处不赘。

牟宗三1949年6月孤身一人渡海赴台，并无家眷陪同。两岸隔绝之后，其实已是单身，生活上无人照顾，且未免孤寂。对此，唐君毅虽然与其分处港台两地，却一直牵挂。在1952年2月8日的《日记》中，唐君毅曾有“八日，晴，出外为宗三制衣”的记录，[26]足见对牟宗三日常生活的关心。而对于牟宗三的婚事，唐君毅更是一直操心。例如，在1952年12月19日致徐复观的信中，唐君毅请徐复观为牟宗三的婚事谋划。他说：“宗三兄来函，言及其近来心境，精神只凝聚于著书，现实生活上太寂寞，有宁醇酒妇人之感。弟甚为挂念。其婚事亟须想一办法，使其精神趋乎顺，否则将更趋高亢，社会亦更接不上。彼乃天才型人，不易为人所了解也。”[27]在1955年8月23日给徐复观的信中，唐君毅再次请徐复观助成牟宗三的婚事，所谓“宗三兄之婚事望兄等助其成功。去年钱先生来此时即说其事。弟常在关念中。”[28]至于1955年12月17日给牟宗三本人的信中，唐君毅甚至邀请牟宗三假期至港散心。他如此写道：“兄心情太寂寞，兄寒假中有暇，弟望兄先来港一游。来回路费弟处尚有，弟处可住。（在校中讲演数次，校中亦可送一点钱，即有一半以上旅费。此间学生亦多为仰慕。）如此先把心情散开，则精神上自易长新的生机。不知兄以为如何。”[29]其关怀之情、周到之意，溢于言表。在1957年1月25日给徐复观的信最后，唐君毅还专门附言曰：“王贯之太太要想为宗三兄介绍其友为护士者，弟想宗三兄不必拒绝，彼有函与兆熊言此。”[30]至于1958年11月13日给徐复观的信中，唐君毅谈及了听闻牟宗三婚事有着落时的喜悦；该信同时也透露出，甚至其夫人谢廷光也曾一道为牟宗三的婚事操心，所谓“宗三兄婚事有期，甚慰。二月前内子尚曾写信与其台湾同学嘱代为物色淑女，今既有期，至可庆贺。”[31]而当由徐复观处听闻牟宗三婚事已定时，唐君毅1958年11月14日回信徐复观时又特别表示祝贺，并请钱穆赴台时带去贺礼，所谓“宗三兄婚礼想已在即，弟等皆不克来致贺。钱先生下月来台，当请其略带礼物以为纪念。”[32]到了1959年初，牟宗三与赵惠元结婚，唐君毅又专门去信祝贺，并言婚后相处之道。[33]凡此种种，都可见唐君毅对牟宗三的婚事一直关心。

生活之外，两人在文化事业上的相互扶持，更是不因分处两地而有丝毫减弱。例如，1953年6月8日上午，唐君毅专门过海至港岛，将牟宗三的书稿送至亚洲书店，希望该书店能予出版。[34]7月28日，因亚洲书店不拟出版，唐君毅又专程将书稿取回，并批评亚洲书店为“真无出息之书店也”。[35]关于此事，唐君毅在给徐复观的信中也曾提及，并请徐复观询问台湾的世界书局，所谓“宗三兄大著，弟曾介至亚洲书店，因其曾索弟之通俗文去印，故介与彼，然彼等终不识货。通俗者要，专门者即不要，皆从生意着眼。其心可谅。然中国社会上人人不读书，则可悲。闻世界书局在台颇有意印学术书，兄能介绍否？”[36]这部令唐君毅为之奔走的著作，应该是1955年最初由高雄的强生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哲学》。唐君毅曾专门为此书撰写了介绍文章“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历史哲学》书后”，[37]发表于1955年11月的《人生》。而牟宗三也于1956年2月在《民主评论》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酬答唐君毅先生”，以示感谢与切磋之意。

牟宗三先生书法（来源：台湾师范大学数位校史馆）

牟宗三曾于1954年8月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发起人文友会，[38]历时两年，至1956年8月因牟宗三秋季转至台中的东海大学任教而中止。人文友会草创之时，牟宗三曾将草案寄给唐君毅，征求其意见。[39]唐君毅在香港看到人文友会聚会的记录时，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他在1954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宗三所发起之人文友会数次聚会文记录，觉宗三与其学生之问答已有宋明人讲学之风，甚善事也。”[40]而前文提及，唐君毅1956年8月访台期间，百忙之中曾应牟宗三之邀，于8月11日主讲了最后一次的人文友会。这一行为，更可以说是唐君毅以亲身担任主讲的方式，表示了他对牟宗三创立的人文友会的最大支持。

以文会友，是学人之间最常见的交流方式。在这一点上，唐、牟两人也不例外。除了书信往来之外，两人还互赠各自出版和发表的著作，甚至包括像人文友会的聚会文记录这样只要是形诸文字的东西。例如，仅在1951年8月和12月，唐君毅便曾有如下阅读牟宗三著作的记录：

八月

一日，晴，阅宗三逻辑典范。[41]

十二月

二日，晴，上午阅宗三书，下午至母亲处。

四日，晴，阅宗三国史精神解析。[42]

事实上，唐君毅对牟宗三出版和发表的几乎所有著作都仔细阅读，甚至出国访问期间也曾携书阅读。这一方面，后文会有专门的考察。

当然，在这段彼此分处港台两地的岁月中，唐、牟两人在文化事业上携手同行乃至并肩作战，最佳的例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件是两人共同支持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成为该刊最为主要的撰稿人；[43]另一件是两人和张君劢与徐复观一道，于1958年1月在《民主评论》联名发表了成为现代新儒学纲领性文件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关于后者，学界迄今已有不少的研究。[44]需要指出的是，该宣言的动议来自张君劢，执笔人是唐君毅，而主要的意思来自牟宗三。对此，唐君毅曾在给胡兰成（1906-1981）的信中有清楚扼要的交代。他说：“关于宣言事乃君劢先生发起，弟初不喜与人共列名宣言，乃彼等共推弟起草，故全文实皆弟手笔。唯其中之意见则取于牟宗三兄者较多，如论政治科学等处，皆彼之文所尝论。又成稿后佛观兄亦有文字上之增改。”[45]作为执笔人的唐君毅能够充分采纳牟宗三的意见，也足见他们两人在思想观念上的相知与相契。

对于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来说，文化事业与职业生涯是彼此合一的。因此，唐君毅不仅在文化事业上和牟宗三相知相契，在职业生涯方面，也一直对牟宗三多有支持。前文提及，1945年唐君毅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时，曾尽力排除困难，聘请牟宗三至中央大学哲学系与其共事。而除此之外，两人分处港台两地期间，唐君毅依然一旦有机会便邀请牟宗三与其共事。例如，1959年，新亚书院得到香港政府资助，将与崇基、联合一并组建中文大学。得知消息后，唐君毅立刻去信张君劢，表示希望邀请牟宗三、张君劢和谢幼伟前往任教，以扩展新亚的哲学系。他在11月5日给张君劢的信中写道：

今年以香港政府原则上同意新亚与他校联合设立中文大学，故毅前有计划拟设法扩展此间之哲学系，望先生及幼伟、宗三同来。宗三兄已允明年来此。……私意当前吾人所能致力者乃主要在学术，现在新亚略具基础，能聚集若干大体上志同道合之人，及若干书籍，共同讲学，当可为后代留下若干种子。现书籍方面，毅正多方求购买若干绝版之西方哲学书。现有者约六七百册，不在香港大学之下。但尚须充实。如宗三及先生能来此，可成一小局面，亦不必在世界其他大学之下。[46]

嫉贤妒能之辈自然不必论，一般心胸不够宽广的学者，即便彼此的价值观并不冲突，往往也并不愿意水平比自己高或与自己不相伯仲的学者与自己在一个学术单位共事。这种情况，虽长辈对后辈，有时亦不能免；同辈之中，更是常见。而从1944年任职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开始，到1959年主持新亚书院哲学系，只要一有机会，唐君毅便尽力邀请牟宗三到其主事的学术单位任教，与其共事，足见其英雄惜英雄的胸襟，绝非一般心胸促狭、小肚鸡肠之辈可比。

上引唐君毅给张君劢的信中有“宗三兄已允明年来此”的话，而此前牟宗三在1959年6月24日给唐君毅的信中，已有要唐君毅给其发聘书之言，所谓“此间已不可留，弟决定去港，亦不必说研究休假了。望兄即寄一聘书来。”[47]而到了8月4日，新亚书院正式通过了牟宗三的聘任案。在唐君毅的《日记》中，此事有明确记载。[48]至于令牟宗三决意赴港的原因，除了他对当时东海大学中文系的一众人等极其不满之外，[49]作为挚友的唐君毅的邀约，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1960年10月，牟宗三终于离开台湾赴香港任教，能够像1944至1949年之间在大陆那样，再次与唐君毅常相见面了。

四、1960年10月至1978年2月：共处香港时期

1960年10月16日，牟宗三抵达香港，[50]但并未到新亚书院任教，而是去了香港大学。直到1968年春，他才由港大转至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哲学系任教。不过，既然同在香港，牟宗三与唐君毅的相处，自然就远较之前两人分处台港两地更为直接和密切了。这段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彼此之间的迎来送往。1960年10月16日，牟宗三抵达香港时，唐君毅不仅亲自前往迎接，更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陪同：17日中午约牟宗三午饭；18日上午与牟宗三一道访问同事；19日与牟宗三夜谈；20日与夜校同仁一道宴请牟宗三；24日与牟宗三一道去看房子；28日又为牟宗三租屋事与房东交涉，[51]可谓关怀备至。1964年3月28日夜，牟宗三返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时，唐君毅亲赴机场送行。[52]1968年7月20日下午，牟宗三再次赴台，唐君毅同样亲往机场送行。[53]1974年11月8日，已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唐君毅一道退休的牟宗三受聘返台，唐君毅仍然亲赴机场送行。[54]而两人没有同时在香港的时候，如唐君毅至日本、美国、韩国和欧洲治疗眼疾或者讲学访问，以及牟宗三离港赴台期间，双方均保持通信联系。

其次，是彼此之间的聚餐晤谈。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一起吃饭是情感联系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餐桌上的相互面谈和沟通，往往是处理事情和解决问题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于唐君毅和牟宗三这两位一生的友人来说，这一点也不例外。除了前文提及牟宗三初抵香港的次日唐君毅即宴请之外，1960年10月牟宗三抵港至唐君毅病逝之前，两人彼此见面至少在百次以上，其中一起聚餐就占了相当的比重。既有唐君毅约请牟宗三，也有牟宗三约请唐君毅。据唐君毅《日记》记载，似乎牟宗三宴请唐君毅的次数更多。[55]还有唐君毅刚刚约请不久，牟宗三又回请的情况。如1962年2月4日旧历除夕，唐君毅专门约牟宗三及若干同事和同学一起过年，[56]同月14日，牟宗三便回请唐君毅一起晚饭。[57]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场合的一些聚餐。例如：1960年11月6日，唐君毅和牟宗三夫妇等人一道至沙田钱穆处午饭；[58]1962年12月31日下午，唐君毅与牟宗三夫妇等同至沙田酒家饮茶，晚上又约牟宗三夫妇和程兆熊（1907-2001）一家同庆阳历除夕；[59]1963年9月18日，唐君毅和牟宗三一道宴请张君劢；[60]1972年5月21日，唐君毅约牟宗三、徐复观、程兆熊和刘述先一家午饭。[61]而如果说夜晚至家中倾谈足以说明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密，那么，这种行为在唐君毅和牟宗三之间经常发生。仅据唐君毅的《日记》记载，两人夜晚至对方家中倾谈的次数，就在数十次以上。[62]

第三，是农历新年之际的相互拜年。农历新年是中国传统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唐君毅和牟宗三同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基本上每年农历除夕和元旦都会专门前往对方家中拜年，甚至一起在除夕之夜共进晚餐。例如，1961年是牟宗三来港之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2月14日除夕之夜，唐君毅便约了牟宗三以及几名学生一起度岁。[63]1962年2月4日农历除夕，唐君毅同样和牟宗三以及若干同事、同学一道过除夕。[64]除此之外，1966年1月21日农历元旦，唐君毅中午抽暇到牟宗三及程兆熊处拜年。[65]1969年2月17日农历元旦，唐君毅同样午后至牟宗三和程兆熊处拜年。[66]1970年2月5日农历除夕，唐君毅还专门晚上了约了牟宗三和徐复观等一起晚饭。[67]1972年2月15日农历元旦，唐君毅下午到牟宗三、程兆熊等处拜年。[68]1976年8月11日，唐君毅检查出癌症；而就在当年2月1日，唐君毅仍然到牟宗三及吴士选处拜年。[69]

唐君毅及夫人谢廷光、女儿唐安仁（1953.8）

第四，是两家的结伴出游。对于像唐君毅和牟宗三这样的哲人来说，除了教学之外，书斋生活可以说占据了他们平日大部分的时光。据唐君毅的夫人谢廷光和女儿唐安仁回忆，唐君毅平时除了读书、思考和写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它爱好，只是偶尔看看电影，或者到郊外乡间静静地坐着。后一种情况其实是一种思考的状态，看电影也只是放松身心。但有时候在看电影时，唐君毅也往往走神去思考平素在想的那些问题去了。至于牟宗三，除了读书、思考和写作之外，大概只有下围棋和散步的爱好了。而即便下围棋这一爱好，基本上也是为了放松身心，并没有真正投入心思。正如余英时在回忆与牟宗三对弈时的情形所言：“牟先生在哲学上极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则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随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为了调剂他的哲学思考，所以超越胜负之念，其境界近乎苏东坡所说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70]然而，对于这样两位除了在各自的书斋之中读书、思考和写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它爱好的哲人来说，却有不时结伴出游的经历。例如，1961年11月4日，虽然唐君毅刚刚病愈，仍感疲倦，下午且曾睡眠休息。但夜晚牟宗三来访，唐君毅仍然与牟宗三一道，外出观看烟花。[71]1963年1月6日，唐君毅与牟宗三夫妇、程兆熊、以及王道家人同游大埔半春园。[72]1963年4月6日，唐君毅夫妇晚上与牟宗三夫妇及小孩一同看马戏。[73]1965年8月29日，唐君毅夫妇又与牟宗三、程兆熊二夫妇及小孩沙田画舫午餐后一道环游新界。[74]对此类活动，除了交情深厚之外，恐怕很难有其它的原因来解释了。

第五，是两人共同组织东方人文学会，继续在香港推动文化事业的建设。前文已经指出，自唐君毅和牟宗三订交以来，两人一直在文化事业上并肩作战。即便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两人分处港台两地期间，也同样如此。两人共同坚持为《民主评论》等刊物撰稿；牟宗三在台组织人文友会，借唐君毅访台之便邀其为人文友会演讲，作为人文友会的最后一次主讲；尤其是两人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篇现代新儒学纲领性文献的撰写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都是两人携手推动文化事业的表现。而牟宗三到了香港之后，两人在文化事业方面不仅继续携手并进，而且合作更为密切。例如，唐君毅从1961年4月拟创办东方人文学会开始，[75]便凡事皆与牟宗三协商，将牟宗三作为学会的联合创办人之一。[76]东方人文学会1961年11月在香港政府注册，中间开过两次筹备会议，[77]至1962年8月26日，才宣告正式成立。而宣告东方人文学会正式成立的场所，就在牟宗三的家中。当时与会诸人首先对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然后由唐君毅报告了学会的筹备经过。[78]在唐君毅的《日记》记载中，该会自1962年正式成立一直到1972年的十年间，凡是重要的活动几乎都是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一道参与或主持。例如，1963年9月28日孔子诞辰，人文学会首次在大会堂举行演讲，演讲人是牟宗三。[79]1968年7月14日，人文学会连同哲学会在新亚礼堂召开熊十力的追悼会，唐君毅报告熊十力生平，牟宗三主讲熊十力的为学精神。[80]凡此种种，均可见二人在文化事业上的同舟共济。

第六，是牟宗三对病中唐君毅的关心和探望。1966年4月，唐君毅检查出左眼视网膜严重脱落，医生建议立即赴美治疗。在美期间，唐君毅一面治疗目疾，一面也参加了多项学术活动。如其4月15日《日记》所载：“十七日动手术，五月一日出院，住伍崇俭家。五月十三至哥大Seminar讲话，五月廿日又去一次。二十日后曾赴Princeton,Pennsylvania,Washington D.C.,Yale,Boston等处访问兼一游，六月十二日去意利诺大学开明代思想会。六月十八日赴三藩市，有唐冬明、张龙铎来共住，六月廿七日去夏威夷，六月卅日赴东京，七月六日去京都，七月九日返香港。”[81]可谓席不暇暖。牟宗三应该是知道唐君毅在治疗目疾的情况下还是如此忙碌，便专门去信劝唐君毅静养。1966年6月1日，正在纽约的唐君毅便收到了牟宗三劝其静养的来信。[82]唐君毅治疗目疾的手术是成功的，所以他7月9日便返回了香港。但是，大概由于过于忙碌，没有很好地节制用眼和休息，唐君毅的目疾7月16日有加重的迹象。而这一天，牟宗三即曾专门前来探视。[83]1976年8月12日，唐君毅确诊肺癌；[84]当月22日由谢廷光陪同，赴台北荣民医院检查并治疗；9月9日动手术，住院至11月8日，后移至剑潭青年活动中心休养，至12月5日返回香港。牟宗三是年9月接受台湾教育部客座教授的聘请，11月抵达台北。而就在抵达当月的24日，牟宗三便前往探视。唐夫人谢廷光在当天代笔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买来土鸡煲汤，黄振华陪着曹慎之、牟宗三、刘孚冲等来，毅兄一时兴趣，说话太多，实有违养病之道。”[85]老友相见，自然格外高兴，彼此说话多，是在所难免的。

1977年4月至1978年7月之间，牟宗三基本上在台湾客座。[86]但他1978年1月28日回港过年，结果适逢2月2日唐君毅在港病逝。两位毕生的老友，在其中一位生命的尽头，终于没有再分处两地。2月12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唐君毅大殓仪式，由牟宗三报告其生平，为两人一生的友谊划下了句号。

五、彼此的肯定、支持和信任

以上，勾勒和交代了唐、牟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表现。接下来，考察两人之间的相互肯定、支持和信任。

首先，是两人之间的相互肯定。相识之初，牟宗三就认为唐君毅是“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87]他对唐君毅的第一印象是“蔼然温和，纯乎学人之象”。[88]第二次见面，牟宗三对唐君毅的印象如下：

第二次相见，提到布拉得赖，我说：“我不懂他，亦不懂辩证法的真实意义究竟在那里，若唯物辩证法实不可通，请你给我讲一讲，简别一下。”他即约略讲了几句，虽然不多，但我感觉到他讲时颇费吞吐之力，我知道这须要有强度的内在心力往外喷。我马上感到他是一个哲学的气质，有玄思的心力。这是我从来所未遇到的。我在北平所接触的那些师友，谈到哲学都是广度的、外在的、不费力的、随便说说的，从未像他这样有思辨上的认真的。我从此马上觉得他所发表的文字并不能代表他。他确有理路，亦有理论的思辨力。我并且因着他，始懂得了辩证法的真实意义以及其使用的层面。[89]

同样的回忆和肯定，在唐君毅去世之后撰写的悼念文章中，牟宗三这样写道：

我知其精于黑格尔哲学。某次，请其略讲大义，他乃纵谈至英国新黑格尔派布拉得莱消融的辩证，觉其玄思深远，郁勃而出，我亦因而顿悟辩证之意义与其可能之理据，并知唐先生确有其深度与广度，非浮泛小慧者所可比。读哲学，须有慧解，亦须有真性情。唐先生一生忠于哲学，忠于文化理想，当世无与伦匹，非性情深厚，慧解秀出者，不能至此。[90]

这里牟宗三所谓“我亦因而顿悟辩证之意义与其可能之理据”，是指出自己对于黑格尔的了解受到了唐君毅的影响。而在彼此长期的相互交流中，影响是相互的。例如，唐君毅曾说：

余初读《明儒学案·近溪学案》及《近溪语要》（金陵刻经部刊本），于近溪求道之坚苦，即深致叹服崇仰之意。然觉其言如龙蛇夭矫，抓拿不住。又若解缆放船，顺风张掉，疑其泛无归宿，而加以轻忽。后以友人牟宗三先生，于《盱坛直诠》（复性书院重刊）深加推许。常与余谈论近溪之意。乃一细读《盱坛直诠》，渐略识其旨归所在。[91]

显然，此处唐君毅是说，自己对于罗近溪思想的了解，从觉得“抓拿不住”而“加以轻忽”到“渐略识其旨归”，是受到了牟宗三的影响所致。

1978年2月12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的唐君毅大殓典礼上，牟宗三向参加典礼者报告了唐君毅的生平，并向唐君毅赠送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弘通，波澜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92]

这副挽联不仅是对唐君毅一生的描述，更是对他的肯定。不过，最能充分体现牟宗三对唐君毅的高度肯定的，应该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这一称呼。

唐君毅过世之后的第十天，牟宗三撰写了“哀悼唐君毅先生”一文。这篇文章表现了牟宗三对唐君毅最为充分和完整的评价和肯定。其中，牟宗三将唐君毅称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他说：

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吾这里所谓“文化意识宇宙”与普通所谓“文化界”不同，文化意识不同于文化。这一个文化意识宇宙是中国文化传统之所独辟与独显。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质损益，经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此后中国历史之发展，尽管有许多曲折，无能外此范宇，宋明儒是此宇宙中之巨人，顾、黄、王亦是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不是此宇宙之开辟者，乃是此宇宙之继承与弘扬者。没有科学传统，不能有牛顿与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没有希腊哲学传统，不能有柏拉图与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同样，没有中国文化传统，亦不能有唐先生之为此时代所须要弘扬之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之继承而弘扬此文化意识之内蕴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顶上去，而存在地继承而弘扬之。“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吾再重述此数语以为唐先生生命格范之写照。他是尽了此时代之使命。[93]

唐先生可以作事，亦有作事之兴趣。但是他之作事不是政务官之做事，亦不是事务官之作事，亦不是革命家之作事，而乃是立于文化意识之立场来作事。他之参与新亚校政以及承担了新亚后期之痛苦奋斗与悲剧结束，皆是以文化意识之弘扬为背景。参与新亚校政者多矣，不必皆有此文化意识，即或有之，亦不必能如唐先生之真切与充其极。故到后来，几等于只唐先生一人承当了这痛苦的奋斗与悲剧的结束。痛苦之所以为痛苦，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即在一般人之立场与唐先生之文化意识有距离，甚至可以说有冲突。……一般人之立场大抵皆是事便、利便、智巧、恩怨之立场，很少有能忠于原则、忠于理想者。唐先生身处此种冲突中，其奋斗之痛苦可想而知，其为悲剧之结束亦可想而知。唐先生可以作事，而其作事竟陷于此种局面，此亦可说在如此之现实中是注定的。盖他本不是事业宇宙中之巨人，而只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94]

唐先生之文化意识可以表现而为新亚事业，但不等于新亚事业。此一意识可以在新亚表现，亦可以在别处表现，亦可以其他方式表现。他之对新亚一往情深，只是忠于原则，忠于理想。若客观言之，问值得不值得，这不是唐先生所顾及的。他之不考虑此值得不值得，而承当此痛苦与悲剧，正反映其文化意识之强烈。他在痛苦的奋斗中耗损了其有限的生命，然而其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身份却永垂于不朽。[95]

有人认为，牟宗三将唐君毅称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而不是“哲学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并不是一种最高的评价和肯定，甚至隐含着对唐君毅的相对贬低。这种揣度是毫无根据且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对于应当如何理解“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与“哲学意识宇宙之巨人”乃至其它种种意识宇宙中之巨人相较，何者为高何者为低？牟宗三本人便有明确的说明。就在“哀悼唐君毅先生”这篇文章中，牟宗三在上引文字之后立刻又说道：

我前文说他不是事业宇宙中的巨人；他作事不是政务官之作事，亦不是事务官之作事，亦不是革命家之作事。他无汗马功劳，亦无经国大业。他亦不是什么专家，他更不是所谓名流。如是，销用归体，他却正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他的一生可以说纯以继承而弘扬此文化意识之传统为职志；他在适应时代而对治时代中张大了此文化意识宇宙之幅度，并充实了此文化意识宇宙之内容。他之博通西方哲学，并时以哲学思考方式出之，只是为的“适应时代，辅成其文化意识，引人深广地悟入此宇宙”之设教的方便。因此，若专狭地言之，或以西方哲学尺度衡量之，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西方式的哲学家，虽然他有很深远的哲学性的玄思（此哲学性的玄思发自其文化意识宇宙中之慧解并消融于此慧解）；因此，他不是哲学宇宙中的巨人，如柏拉图与康德等，他越过了哲学宇宙而进至了文化意识之宇宙，他成了此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中国人没有理由非作西方式的哲学家不可。中国式的哲学家要必以文化意识宇宙为背景。儒者的人文化成、尽性知命的成德之教在层次上是高过科学宇宙、哲学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的；然而它却涵盖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唐先生这个意识特别强。吾与之相处数十年，知之甚深。吾有责任将他的生命格范彰显出来，以昭告于世人。故吾人于哀悼其有限生命之销尽之余，理应默念而正视其文化意识宇宙中巨人之身份。[96]

这里，对于“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的含义，以及它“高过科学宇宙、哲学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以及“却涵盖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牟宗三说得非常清楚。不过，为了避免误解，牟宗三在1979年5月又专门写了一篇“‘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义”，发表于《鹅湖月刊》，特别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也可以说是重申了他在“悼念唐君毅先生”一文中对于“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一词的界定。由其所言，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一语，可谓牟宗三对唐君毅至高无上的评价和肯定。这一点，牟宗三在后来唐君毅逝世十周年所做的讲辞中，[97]以及1991年为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唐君毅全集》所做的“序”中，都有反复的申说。

同样，较之牟宗三对唐君毅的高度肯定，唐君毅对牟宗三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且，唐君毅对牟宗三的肯定不仅更为具体，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有着不同的表现。

前文提及，唐君毅在1952年12月19日致徐复观的信中称牟宗三为“天才型人”。另外，他在给徐复观的信中，不仅称赞牟宗三和徐复观都是“真人”，所谓“人皆有毛病，但真则病疾皆可见。熊先生欧阳先生之长处在真，兄与宗三兄亦是真也。”[98]更是肯定牟宗三特别擅长传统中国学人所欠缺的概念思考，所谓“中国旧式学人，罕能做概念式之思维。弟之本性，亦不适此，乃勉强学之，以矫其所偏。宗三更长于此。”[99]唐君毅的这一肯定，在他的《日记》中也曾有明确的记载。例如，在1971年1月18日这天的日记中，唐君毅曾对几位亲密友人各自的长处做过如下的描述：

兆熊论花卉草木田园之文可亲，胡兰成论中国民间生活之文可喜，宗三论义理之文能斩截，复观论世风之文能疏通，皆非我所及也。然我之为文无定体，唯依义以为体，亦能知不同文体之各有其用。唯才力不足尽各体之文之用耳。[100]

这里所谓“宗三论义理之文能斩截”的话，是特别指出牟宗三擅长概念性的哲学思考和文字表达。这显然是唐君毅对于牟宗三的肯定。此外，唐君毅在与他人讨论学术问题时，常引牟宗三之见为同道和援军。如与劳思光论宗教，所谓“宗三先生所谓之祭皆所以通神明之道，亦充达吾人之仁心，以澈幽明，而无所不至其极之道也！”[101]再如，1961年11月7日与胡兰成论中国君主制，所谓“中国过去君主制下之罪孽，昔王船山及今之友人牟宗三兄均论之甚痛切。”[102]凡此种种，亦足见其对牟宗三的肯定。

还有一例，来自亲历者的观察。20世纪50年代曾经在新亚书院选修过唐君毅课程的余英时回忆说：“最初我并不知有牟先生其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姓名来自唐君毅师的讲演。唐先生推崇他是中国唯心论哲学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后来在唐先生的论著中，我更进一步了解到他们同出自熊十力大师门下，思想上契合无间。这样我才开始读牟先生的作品。他除了是《民主评论》的一位基本作者之外，香港的《人生杂志》和《祖国周刊》也常常有他的文章。他有关中国文化和人文主义之类的文字，颇能与唐先生《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人文精神之重建》互相印证。”[103]从这里余英时的回忆来看，既可见唐君毅对于牟宗三的高度肯定，亦可见两人之间的高度契合。

其次，是两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前文提及，就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之后，唐君毅所做的一件重要人事安排，便是克服种种阻力，以高于自己的薪资聘请牟宗三前来任教。[104]而当牟宗三遭受不公正对待，无法续聘时，唐君毅又与其共进退，可谓义薄云天、肝胆相照。事实上，在此之前，牟宗三承担华西大学的教职，作为其“独立教书之始”，也是得自于唐君毅的推荐。对此，牟宗三本人在“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中回忆道：“正好那时唐先生回到中央大学教书，他介绍我到成都华西大学当讲师，我便去了，这是我独立教书之始。”[105]牟宗三1968年由香港大学转至中文大学，也是在唐君毅的极力斡旋之下达成的。唐君毅曾为此事专门请陈荣捷（1901-1994）致函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1912-1991），推介牟宗三。[106]这几件事，足见唐君毅对牟宗三的支持。

还有一件事情，也颇能反映唐君毅对牟宗三的支持。唐君毅在世时，和日本与欧美学人多有学术交流，在海外中国哲学界的知名度也相对更大。因此，他常常收到海外学界的邀请。1962年，日本学者和崎博夫代表其主持的学会欲邀请唐君毅、牟宗三两位访日。在1962年10月10日致和崎博夫的信中，唐君毅则建议首先邀请牟宗三。他说：“宗三先生未尝访候贵国，此次如有机缘，弟甚盼彼能前来，藉兹交换意见。弟则来日方长，另图良晤，不必期在今秋也。”[107]无论此事最终结果如何，唐君毅的这一行为，既显示了他为人的君子之风，[108]也是他一贯支持牟宗三的表现。

至于牟宗三对唐君毅的支持，我们仅举三例。1958年1月19日，唐君毅给谢幼伟的信中写道：“弟年来之所用心，则在本天心超越而兼内在于人心之义以论人之宗教性的祭祀之必须，兼以祖宗与圣贤为对象，而主复兴中国之三祭，即祭天地、祖宗与圣贤之礼（此点颇为宗三兄所同意，而世人多以为迁阔者）。”[109]这里，唐君毅特别用括号标出，他复兴“三祭”的主张“世人多以为迁阔”，却得到了牟宗三的赞同。这种在价值、思想上的同道，对于像唐、牟这样的学人来说，显然是最大的支持。

此外，在1969年8月13日这天的《日记》中，唐君毅写道：“十三日，晴，到校中办公，并劝宗三兄任新亚哲系主任。”[110]从这里的“劝”字可见，首先，唐君毅并非此日才有希望牟宗三担任系主任的打算。在此之前，他必定和牟宗三说起过此事。其次，牟宗三最初是未必愿意承担这一工作的。但是，根据《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他1969年起担任了哲学系主任一职，直至1974年7月在任上与唐君毅一道退休。牟宗三平生不像唐君毅那样有承担事务性工作的热忱，所以极少承担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是，当唐君毅表示希望他承担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之职时，牟宗三是接受的。这足以视为牟宗三对唐君毅的支持。

第三个例子是，1972年6月，牟宗三赴会夏威夷之后经台北返港。在台北短暂停留期间，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和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幼伟，专程前往牟宗三的下榻处，送上华冈（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的聘书，请其退休后返台任教。[111]因此，1974年7月牟宗三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10月即返回台湾，至文化大学任教，并在台湾各地高校巡回讲学。[112]然而，1975年4月18日，早已独立于中文大学之外的新亚研究所决定聘请牟宗三等担任专任研究教授。[113]在这种情况下，牟宗三旋即返回香港，至新亚研究所任职。[114]这一举动，显然也是对唐君毅的支持。

其三，是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唐君毅对于牟宗三的信任，可举两例。1959年5月23日，唐君毅在给徐复观的信中谈及自己《哲学概论》一书的审查事时，特意举荐牟宗三。他说：“弟之《哲学概论》稿二月前写完，已交孟氏会，闻彼等近已请谢幼伟审查。弟原意是最好由宗三兄为审阅，但亦不便自荐审查人。如宗三兄有暇，可否函幼伟，请其寄与宗三兄一阅。此虽是教课参考性质之书，但牵涉亦广，尤以对西方知识论方面，宗三兄为一阅，可减少谬误。”[115]在此信中，唐君毅认为书稿经牟宗三审阅，可减少错误，足见他对牟宗三的推重和信任。

另一例是唐母在大陆去世的消息传到唐君毅家中时，他们夫妇的反应和应对方式。1964年2月27日晚，唐君毅二妹唐至中自苏州来电报至唐君毅家中，告知其母过世。当时的情况，在唐夫人接下来几日因唐君毅居丧而代笔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得电报，知阿婆已于二月廿六日即甲辰年元月十四日病逝苏州，时毅兄不在家，我与安儿惊惶失措，电话通知牟宗三先生及郑力为同学，他们瞬间即来，我请郑君往接毅兄，并嘱暂勿言母逝消息，只言家中有事请早回家，但毅兄已知乃不幸之事也。郑君言：“先生全身战栗，几不能行动。”郑君搀扶归来，毅兄支撑不住，仆倒地上。见牟先生在即频频呼叫：“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见母亲。”至情至性。此时牟先生亦无言相慰。夜既深，牟先生与力为同学离去。[116]

在唐夫人这里的记录和描述中，她遽闻噩耗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牟宗三；事母至孝的唐君毅听闻噩耗时的哭诉对象不是别人，也是牟宗三。若非平素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感情至深，在唐君毅的众多友人之中，唐夫人不会在第一时间只打电话给牟宗三一人；牟宗三也不会立即赶至唐君毅家中；而唐君毅在无比痛心之余，也不会向牟宗三如此哭诉。仅此一例，已足见唐君毅夫妇对于牟宗三发自内心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如果没有唐、牟两人之间长久的深厚感情为基础，是难以建立的。

1991.8.25，香港牟宗三先生寓所，牟先生与参加“宋明儒学与佛老学术会议”之港台学者闲话家常。

至于牟宗三对于唐君毅的信任，最为鲜明的反映，是牟宗三毫无保留地向唐君毅袒露和剖析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世界，尤其是他在倍感生命虚无、情感没有寄托的时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十足的信任，牟宗三难以如此。而对于牟宗三的倾诉，唐君毅每每都能够报之以同情的理解和共鸣。关于这一方面，鉴于我之前在相关的研究中有过专门的考察，[117]此处就不再复述了。

需要指出，肯定、支持和信任这三个方面的分别，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这三方面是彼此渗透、交织在一起而无法截然区分的。换言之，三者不过是深厚且牢固的友谊这一种东西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而已。

六、著作的相互阅读和欣赏

纯粹学人彼此之间的肯定和欣赏，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表现和方式，恐怕莫过于相互深入阅读对方的著作。这当然也是彼此之间友谊的反映。就此而言，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哲人也并不例外。

随着对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一些曾经亲炙过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前辈学人的学者的研究，让我们在对前辈学人之间如何相互阅读和欣赏对方著作这一问题能有充分了解之前，先对前辈学人之间的若干差异和相互批评有所认识。不过，在我看来，了解前辈学人之间的差异和相互批评，对于较为完整和深入地认识现代新儒学当然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充分了解他们之间毕生志同道合的具体表现，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友谊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如果对此不能有具体和详实的了解，对于现代新儒学的认识，显然也不能说是充分的。正如本文开篇所说，我之所以要特别对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一生的友谊进行专题研究，正是由于以往对此并无专门的考察。而这一部分对于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相互阅读和欣赏对方著作的探究，自然也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唐君毅对牟宗三著作的阅读和欣赏。由于唐君毅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对牟宗三著作的阅读，包括什么时间读过牟宗三的哪些著作，在其现存的《日记》中都有记录。这里我要着重考察的，是唐君毅对牟宗三著作的肯定和欣赏。

唐君毅不止一次表示过对牟宗三著作的肯定和欣赏。例如，1958年1月19日，在给谢幼伟的信中，对于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和《历史哲学》，尤其是前者，唐君毅就表达了自己如下的看法。他说：

弟对宗三兄之《认识心批判》一书，认为真足以扭转罗素至逻辑实证论以下之西方哲学潮流，而重建康德之重超越理性之义，亦重开由纯粹理性至实践理性之门。对其《历史哲学》一书所提之主体自由之三态与三种精神，亦甚佩服。[118]

这里，“足以扭转罗素至逻辑实证论以下之西方哲学潮流，而重建康德之重超越理性之义”以及“重开由纯粹理性至实践理性之门”，显然是极高的评价。

而在1968年10月6-8日，唐君毅再次阅读了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表达了对该书的极大肯定。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说：“重阅宗三兄之认识心批判一书，以核证吾所写之哲学笔记之思想方向之同异出入。”[119]到了10月8日，一向习惯于只写寥寥数语的唐君毅，却在《日记》中写下了一长段对于《认识心之批判》的评价和感想，认为该书超过了康德和罗素。他说：

此书确为超过康德罗素之大著作，我前读之已忘，今重阅一道，觉于其义皆无阻隔，亦皆可极成，其所据之地位极高，故皆由上而下以陈义，故解人虽不易，然更能自挺立。我之所思所论，则皆由下而上，故绕湾太多，如环山而行，须历长途方至于顶，亦意在使学者之逶迤而上。然语难尽意，亦可使人作歧想，此其所短也。[120]

至于唐君毅对牟宗三《历史哲学》一书的态度，尤其是将其和徐复观对于该书的看法相对照的话，更能体现出唐君毅对于牟宗三著作的肯定和欣赏。前文提及，唐君毅1953年曾在香港试图为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书稿寻求出版社，但未被香港的亚洲出版社接受。事实上，此书最初在台湾也面临无法找到愿意接受的出版社这一问题。对此，徐复观在1953年8月11日给唐君毅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宗三兄之著作无法发表，一为时代风气问题，一为个人著作之态度问题。古人及近代大哲，一书之成，皆钳锤百炼。宗三兄有关中国历史精神之著作，其中确有精意。然通体看来，只能算是初稿。在台北，彼以此稿示相熟之朋友，无一人赞成为完成之著作者，又何怪书店乎？[121]

1955年7月14日，在《历史哲学》刚刚出版之际，牟宗三曾在给徐复观的信中附带请其为《历史哲学》“作一书评”。[122]但从上引1953年徐复观给唐君毅的这封书信可见，徐复观对该书是不以为然的。因此，徐复观后来也没有为此书撰写书评。与此不同的是，唐君毅不仅一再为书稿介绍出版社，在该书出版后，又撰写长篇书评“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的《历史哲学》”，对此书予以高度的肯定和推介。唐、徐两人对待牟宗三《历史哲学》的不同态度，也许是由于徐复观原本不喜欢抽象的哲学著作。但无论如何，唐君毅对于牟宗三此书的推重，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此，他才会批评那些没有接受牟宗三著作的出版社为“不识货”、“没出息”。

唐君毅对牟宗三著作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即使到海外访问期间，亦曾携牟宗三的著作阅读。1969年6月14日至7月28日，唐君毅在夏威夷参加东西哲学家会议。会议期间的19至21日，唐君毅阅读完了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一书。在6月21日阅毕该书所写的《日记》中，唐君毅虽然认为牟宗三论宋明儒学与自己的看法“多有所出入”，但首先还是对牟宗三的著作做出了肯定，称其“为一大创作，有极精新处”。[123]

至于牟宗三对唐君毅著作的肯定，由以下数例也足可见。1950年3月，唐君毅在《民主评论》一卷十九期发表“人类宗教意识之本性及其诸形态”一文，同年5月又在《理想与文化》第九期发表“述本刊之精神兼论人类文化之前途”一文。[124]对此两文，牟宗三在1950年5月4日给唐君毅的信中有如此称赞，所谓“兄两文皆近代佳作，论宗教一文尤见大慧。第六段论宗教意识之发展，所言理境，为前人所未开辟，甚可贵也。”[125]1954年1月，唐君毅在《民主评论》五卷第一、二期连载“人类精神之行程”一文。[126]牟宗三则在1954年1月16日给唐君毅的信中，称赞该文为“千门万户，一时俱活。”[127]而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和《人生之体验续编》，牟宗三也都表示称赞。对于前者，牟宗三在1956年4月29日致唐君毅的信中称“重读一遍，尤觉亲切。自我生长之途程最佳。每嘱当年会友细读，令作悟道之门。”[128]对于后者，则认为自己无法写出，所谓“滴滴在心头，而愧弗能道。”[129]

1953年，唐君毅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而牟宗三则在出版于1953年7月21日的《人生杂志》第5卷第8期，专门发表了“介绍《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文。该文不仅介绍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各章的要义，并对该书的贡献做出了高度的肯定。他不仅在文章开篇第一句即指出，“民国以来，对于中国文化作反省的了解者，无过于此书。”[130]更是称赞该书“妙义络绎，美不胜收。其义理之熟，智慧之圆，几鲜有伦匹。”[131]

在唐君毅去世时所作的“悼念唐君毅先生”一文中，牟宗三有这样的回忆：

时唐先生与周辅成先生共办《理想与文化》杂志，其《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在此杂志发表者，此为唐先生在国家之艰困与时风之衰敝中发正大之音的初声。我当时则正完成《逻辑典范》一书，并即著手酝酿《认识心之批判》。我极欣赏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中超拔之劲力与恻怛之襟怀，而唐先生亦谬许我对于逻辑之理解不同于时流。[132]

这里所谓“超拔之劲力与恻怛之襟怀”，显然是对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极高的称赞。

当然，对于对方的著作，两人之间也并不是只有赞同。如1972年10月20日，唐君毅再读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其书乃一家言，与宋明儒者之本旨或不相应。”[133]牟宗三也曾认为，唐君毅后来在新亚书院的事业上耗费过多心力，不免影响他的学术工作。例如，牟宗三1966年3月15日给徐复观的信中说：“君毅兄博学，大体是三四十岁读成的，近来他亦很难再仔细读书了。故多恍惚、不切、亦有未入处。浪费在新亚里面，似亦不甚值得。”[134]

不过，彼此看法不同，[135]在学者之间本是常事，并不能由此否定唐君毅和牟宗三之间对于对方著作的欣赏。从唐君毅一生不断阅读牟宗三的著作来看，他对牟宗三著作的欣赏和肯定显然是主要的。同样，牟宗三也始终认为唐君毅的著作“有会通之识，此不可及”。[136]唐君毅辞世之际，其治丧委员会所撰悼词，经牟宗三润色而成，文中所谓“先生之学，体大思精；长于辨析，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哲学之中，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其著作奥衍浩瀚，驰鹜八极”，[137]显然也可以说是牟宗三对唐君毅著作的最终评价。总之，那些在学术观点上彼此看法的不同，较之两人之间一生的友谊而言，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138]

并且，两人之间由于关系密切，彼此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得知对方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这样一来，一方的学术进展，对于另一方的学术工作来说，未尝不会产生一种正面的激励作用。由于一心专注于学术工作，基本上没有行政事务缠身，牟宗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著述不断，尤其是《才性与玄理》（1963）、《心体与性体》（1968-1969）和《佛性与般若》（1977）这三套关于儒、释、道三家的专精之作，以及《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1971）和《现象与物自身》（1975）这两部融会中西哲学的诠释与建构之作，都不能不对唐君毅产生促动的作用。

事实上，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1966）、《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1968）、《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1973）以及《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1975），也正是这段时期出版的。至于《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更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完成的。在“悼念唐君毅先生”一文中，牟宗三认为唐君毅六册《原论》的写作稍欠从容，所谓“夫人之精神有限，若此等诸大作须费七八年之时间始能写得成，则待退休后，从容为之，所成必更精纯。今同时进行，稍失从容之旨。一失从容，便涉逞急。”[139]更多地是为之惋惜，而不应理解为批评。

无论如何，唐君毅能够在“全副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牟宗三挽联语）的同时，仍能够写出六册《原论》和两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毕生挚友牟宗三率先出版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著作，恐怕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促动因素。正是因为两人对于对方的著作都极为欣赏和重视，也都认真阅读，才会形成这样一种相互促进的局面。而这种在著书立说方面值得称道的相互促进，不也正是唐君毅和牟宗三这两位彼此相知的纯粹学人之间毕生友谊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表现吗？

七、结语

通过以上的考察，对于读者来说，如果开篇提到的牟宗三所言“知我者君毅兄也”以及谢廷光的评论“不愧为知己”不再是简单和抽象的两句话，而是具有了丰富且清晰的内涵；或者说，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谊究竟如何，不再是一个恍兮惚兮的问题，而在时空与经验之流中经由一系列的情境和事件获得了具体的揭示和展现，那么，本文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便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然，这个目标与其说是要“证成”牟宗三的“知我者君毅兄也”以及谢廷光所谓“不愧为知己”，不如说是要尽可能“呈现”唐、牟两人一生交往和友谊的丰富且清晰的内涵。就后者而言，详考唐、牟两人一生交往和友谊的林林总总，便不只是为了“证成”“相知”、“知己”这一观念的工具和手段，而本身便是本文作为一项历史研究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不过，在完成了重建唐君毅和牟宗三一生的交谊这一工作之余，在本文结束的部分，我还希望略赘数语，以表达我对两人友谊以及关于友谊这一观念的一点看法。既是观察，也是感受。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充满着动荡与流离。但是，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和场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却可以说是“天才成群而来”。不过，若就中国哲学这一领域来说，尤其是对融会中西而具备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来说，如果要选出整个20世纪最为杰出的中国哲人的两位代表人物，恐非唐君毅和牟宗三莫属。而历史的因缘际会，恰好使得这两颗同年出生且同样颖异过人的心灵，在而立之年相遇相识，此后相知相契，直到超过从心之年，[140]为现代中国哲学铸就了两座相依而立的丰碑。

我曾在黄山看到过被称为黄山十大名松且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连理松”，树高20多米，一根而起，在离地2米处，分为两树，比肩而生，高耸并列。极为难得的是，两棵树粗细、高低几乎一模一样。以“连理”命名，自然因其同根而生。但在中文中，“连理”二字之喻，似乎已经专指男女之间亲密的爱情关系，非指友人。不过，当我在撰写此文时，不由心中涌起黄山之上所见“连理松”的意象。唐、牟两位先生不正是像那“连理松”一样，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一根而发、比肩并立而为两颗参天大树吗？日人池田笃纪在其纪念唐君毅的文章中认为，牟宗三润色而成的唐君毅治丧委员会悼词“活写出唐先生的形象，不愧为挚友牟先生之手笔。我想牟先生也是同样的人物吧。”[141]他的这句话，或许可以为我此处“连理松”的比喻下一注脚。

牟宗三个性率直、高狂，熟悉他的人对此众口一词。即便无缘亲炙，从他存世的文字之中，“知言”者对此也能有深刻的体会。唐君毅曾经称牟宗三为“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142]前文也提及，唐君毅曾在给徐复观的信中称牟宗三为“天才型人，不易为人所了解”。因此，能和牟宗三成为终生的知交，很不容易。譬如对弈的双方，必须子力相当，方能持续成局。事实上，虽然唐君毅为人温厚有容，但就学问和思想而言，他的骨子里也是自视极高的。[143]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恐怕两人很难相处融洽。事实上，照我看来，这种流俗、未透之见，只适用于庸俗之辈、二流以下人物，完全不适用于唐君毅和牟宗三这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且气性纯粹的学人。[144]如此人物，可以不同，却必定相惜。不能相惜而相忌者，纵有宗师之名，也只能说并无登临绝顶之实。真正登临绝顶者，如独孤求败，四顾无人，能见势均力敌者，必惺惺相惜。

在儒家传统中，“朋友”位列“五伦”之一。虽居末位，但在中国历史尤其儒家知识人的心灵史上，其地位实际上一直很高。尤其到了明代，作为“友道”的朋友关系不仅经常超过了血缘关系，甚至有时比家庭关系更受青睐。往往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而不是在妻子儿女之间，一个学人才能获得更多心灵的安顿与自在、精神的愉悦与满足。相对于志同道合的朋友关系，家庭关系有时甚至被视为一种负累。阳明学的翘楚王龙溪（1498-1583）便曾说：“时常处家与亲朋相燕昵，与妻奴佃仆相比狎，以习心对习事，因循隐约，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觉者。才离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觉不同。与士夫交承，非此学不究；与朋侪酬答，非此学不谈。晨夕聚处，专干办此一事，非惟闲思妄念无从而生，虽世情俗态亦无从而入。精神自然专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学相长，欲究极自己性命，不得不与同志相切劘、相观法。同志中因此有所兴起，欲与共了性命，则是众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145]（《天柱山房会语》）这里的“同志”，便是指志同道合的友人。而像何心隐（1517-1579）《论友》那样将“友道”推崇备至的，并非孤例。当时甚至出现了“朋友者五伦之纲”、“世间惟道德朋友是真，余悉假伪”的论调。“友道”之重要，在今天足以获得进一步的经验印证。如果说“友道”的基础是“志同道合”，而“志同道合”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正是“三观吻合”。如果“三观”不合，尤其是价值观彼此不同甚至相悖，即使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往往会“话不投机半句多”；而毫无血缘关系的朋友，只要志同道合，彼此之间也常会产生“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

其实，这种“友道”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经验，绝非中国历史独有。验之西方，其文明传统对于“友道”的自觉和重视，甚至更甚于中土。晚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交友论》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逑友篇》之所以能在中国广为流传，固然和当时儒家士人的强烈共鸣有关，更是西方文化传统渊源有自的结果。例如，无论在亚里士多德还是西塞罗等人那里，都有关于“友谊”（friendship）的自觉反省和深入探讨。

当然，知己之间那种心灵的高度契合，如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所展示的，是世间难遇的友谊。惟其难遇，故尤可贵。不过，必须指出：知己之所以为知己，重在彼此的相知，即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心灵世界而能感同身受，所谓“同情”与“共鸣”；而不在于彼此之间不能相互批评，更不在于双方不能有所不同。如果不能相互批评，所谓“友直、友谅”（《论语·季氏》）就无从谈起了；如果不能有所不同，所谓“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的话，也不会从孔子、陆象山以及后来的历代儒家口中说出了。像罗念庵（1504-1564）在其《冬游记》中生动记载的他与王龙溪一方面结伴山林、连榻而卧，另一方面毫无保留地袒露心迹、相互批评的故事，也正是儒家友道的经典案例。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唐君毅和牟宗三这两位现代儒家哲人毕生的交谊，不仅为中国传统的友道，也为人类友谊的历史，增加了一个极佳而鲜活的例证。

注释：
 
[1]《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第32册，页90。
 
[2]牟宗三曾在1955年5月27日给徐复观的信中说：“吾等三数人谈论极无隔阂，姚汉源、张遵骝、傅成纶等，惜乎未出。当此时代，能有我们这几个人之相契，亦是一大因缘。”见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复观佚书二十四通校笺”，《新亚学报》，第38卷，2021，页323。此中所谓“三数人”，即指唐君毅、徐复观和他自己。但在唐与徐之间，牟宗三又和唐君毅更为亲密。
 
[3]1956年8月，唐君毅初赴台湾，与牟宗三在分别七年之后首次重逢。应牟宗三之约，唐君毅担任人文友会第五十次聚会主讲。这是其讲话中的话，整句为“讲友道，除了友天下之善士，还要‘尚友千古，下友百世’。这必须以道通之。如我与牟先生，从时间上说，分别已经七年；从空间上说，海天茫茫，地隔千里。而我们在心灵上却是最近的。”参见“人学——人文友会第五十次聚会讲词”，《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唐君毅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第8卷，第66页。
 
[4]唐君毅夫人谢廷光女士在唐君毅去世次年所作“忆先夫唐先生”一文中，称牟宗三为唐君毅的知己，所谓逝世“牟宗三先生报告你生平，情辞真挚，不愧为知己。”《唐君毅全集》，第38卷，《纪念集》（下），页517。
 
[5]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页9。
 
[6]《年谱》，《唐君毅全集》，第34卷，页87-88。
 
[7]牟宗三最初主编《再生》，是1937年在北平。
 
[8]《时代与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页296。
 
[9]牟宗三1940年1月离开重庆赴云南大理，具体哪一天《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中并未确定。理论上来说，除非牟宗三1月1日即离开，否则，如果1月之中牟宗三离开之前与唐君毅见了面，则何仁富将两人初次见面定在1940年初，仍可成立。但是，如果两人只有一面之缘，牟宗三即赴大理，然后到1942年秋才再回重庆，则这段期间之内，唐、牟两人便只能书信往来。这样一来。牟宗三所谓“此后即常相往还”，便似无从说起。显然，就这里的语脉来看，“此后”即指两人初次见面之后。如果一面之交以后，便立刻相隔两年才再次见面，就算期间书信不断，似乎也难以说得上“此后即常相往还”。所以，将两人初次见面的时间定在1939年秋季至年底之间，较为合理。
 
[10]唐君毅正式回到中大任教在1940年，参见其“忆南京中央大学”，《唐君毅全集》，第16卷，《新亚精神与人文教育》，页177。
 
[11]关于许思园其人的生平与学术，参见张志宏：“许思园教授和他的学术研究”，《文史哲》，1986年第3期，页2；何中华：“在东西互参中体认中国文化真谛——许思园先生有关学术思想述评”，《文史哲》，2011年第5期，页246-253。
 
[12]蔡仁厚：“唐君毅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上），页225。
 
[13]刘雨涛：“我所认识的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上），页161。
 
[14]唐君毅赴程兆熊鹅湖书院事，见程兆熊：“唐君毅先生与鹅湖“，《纪念集》（上），页53-58。
 
[15]《日记》（上），《唐君毅全集》，第32卷，页3-5。
 
[16]“湖上一席谈”的文本涵义（meaning）分析及其哲学史意义(significance)需另文专论，此处不及。
 
[17]《日记》（上），页20。
 
[18]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17。牟宗三自述是和谢幼伟一道从杭州到上海，然后乘船到广州的。见其“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时代与感受》，页287。
 
[19]“四日，晴，上课二时，宗三忽来甚慰，下午与彼人城访王淑陶后同至稚甫处。”《日记》（上），页21。
 
[20]《日记》（上），页21-23。
 
[21]《日记》（上），页170-175。
 
[22]关于这次人文友会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陈修武：“感愧与怀念”，《纪念集》（上），《唐君毅全集》，第37卷，页243-244。
 
[23]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22。
 
[24]《书简》，《唐君毅全集》，第31卷，页127。
 
[25]牟宗三给唐君毅的部分书信没有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但保存在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曾经黎汉基整理并编号。
 
[26]《日记》上，页74。
 
[27]《书简》，《唐君毅全集》，第31卷，页59。
 
[28]《书简》，页75。
 
[29]《书简》，页124。
 
[30]《书简》，页87。
 
[31]《书简》，页91。
 
[32]《书简》，页93。唐君毅之所以先由徐复观而非牟宗三本人处得知牟宗三的婚事，牟宗三在1958年12月2日给唐君毅的信中有所解释，所谓“佛观兄谓已告兄。弟所以迟迟奉告，因此种事皆多变。若再有变化，亦命也。”牟宗三之前相亲多次，有时他自己觉得会成，但最终均未成功，未免沮丧。故此次没有早早告诉唐君毅。关于牟宗三此前婚事的曲折多变，最终无果，参见彭国翔：“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人文学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第一辑，页264-312。
 
[33]“知兄婚期有日，毋任欣慰。昔人以姻缘由前生定，盖实有之。前佛观兄来函，谓对方性格与兄尚能契合，只此便足。兄多年生活上独来独往，此对兄之学问与精神之树立亦有相资之处。惟日常生活不与人共，则此形而下者亦不能得其普遍化之路道，要非正常之道。惟彼此年龄已长，则生活习惯之互相调协，在婚后亦须一段时间。弟昔亦个人任意惯了，及今起居饮食仍无一定规则。兄于此或较为好，但亦须先知婚后在一段时期中若干龃龉将为必不可免者。日久在情爱之外恩义自生。国运如此，兄今日之姻缘亦如同在患难中之姻缘，更当珍惜庆贺。弟本望兄及兆熊兄来港一行，校中悬此不定。依中国传统婚后仍当求宜其室家，弟亦不望兄现在来。日前安安尚谓要来台吃喜酒，实不可能。唯有遥祝恩情无极而已。”《书简》，页133。
 
[34]“八日，阴，上午过海送宗三书至亚洲书店”,《日记》（上），页99。
 
[35]《日记》（上），页101。
 
[36]《书简》中，唐君毅致徐复观的此信系于1952年8月6日。但《日记》记载唐君毅在香港为牟宗三书稿联系亚洲书店事在1953年6月。而由唐君毅致徐复观的信中所述来看，致徐复观信只能在此之后，不可能在1952年。此信正文有“弟近见俄人Berdyaev所著Destiny of Man”句，而《日记》载唐君毅1953年8月4至7日读完此书。两相印证，可知此信当在1953年8月。但是否写于8月6日，待考。因8月《日记》中仅载8月25日写信给徐复观，故此信有可能写于8月25日，但亦有可能6日有信而《日记》未记。若此信原件落款日期为8月6日，则为1953年8月6日无疑。
 
[37]此文收于《历史哲学》附录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册。
 
[38]人文学社始自1951年夏，1954年8月改为“人文友会”。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18；页20。
 
[39]唐君毅1954年8月14日给牟宗三的复函称“八月十三日示敬悉。人文友会草案中义，弟自无不赞同。”《书简》，页118。牟宗三8月13日给唐君毅的信中也的确言“最近集合若干学生，成立人文友会。……兹有一大纲奉上，盼兄指正。”见牟宗三1954年8月13日致唐君毅信，编号32。
 
[40]《日记》（上），页124。
 
[41]《日记》（上），页63。
 
[42]《日记》（上），页69。
 
[43]牟宗三在“悼念徐复观先生”中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十余年间是《民主评论》之时代。吾与唐君毅先生许多有关中国文化之文字皆在《民主评论》发表。”《徐复观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第26册，页65。
 
[44]宣言成文的经过，参见黄兆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之草拟及刊行经过编年研究”，李瑞全、杨祖汉编：《中国文化与世界：中国文化宣言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坜：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2009），页65-121。
 
[45]《书简》，页201。
 
[46]《书简》，页15。
 
[47]牟宗三致唐君毅函，编号66。
 
[48]“八月四日，晴，上午开聘任会，通过聘宗三、幼伟等。”《日记》（上），页277。
 
[49]牟宗三的不满，与徐复观有相当关系。盖当时徐复观与东海大学中文系的若干人冲突，且愈演愈烈，连带牟宗三亦牵涉其中。所以，牟宗三在6月24日给唐君毅的信中谓“此间事完全坏在复观身上。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弟先去了，他明年即须离开。四年奋斗，全成泡影。而国文小人之卑鄙无耻，师大六年，东海四年，真感之深矣。而今而后，不敢寄希望于读中国书之文人矣。诚可痛哉。”牟宗三致唐君毅函，编号66。
 
[50]《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仅言牟宗三离台赴港在10月，并无具体日期，见该书页27。但唐君毅在其《日记》10月16日条下，则明确记载其下午“往机场接宗三”，《日记》（上），页282。
 
[51]这几日事俱见《日记》（上），页282。
 
[52]“夜送宗三赴台”，《日记》（下），页12-13。《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仅言牟宗三赴台事在3月，未言日期，见该书页31。
 
[53]《日记》（下），页267。《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35）将牟宗三赴台时间系于当年8月，恐误，当以唐君毅《日记》所记为准。这次牟宗三赴台，原本是去接受中兴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及哲学系主任之聘，但事为国民党特务机构所阻而未成，于是牟宗三当年9月即返回香港。国民党特务机构阻挠的理由是认为牟宗三思想有问题以及与徐复观这样的“不稳分子”关系密切。为此，徐复观曾于1968年12月在《阳明杂志》第36期发表“牟宗三的思想问题”一文，驳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不实构陷。《徐复观全集》，第25册，《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页158-163。
 
[54]《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40）将牟宗三离港赴台时间系于当年10月，恐误，当以唐君毅《日记》记载为准。但《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记牟宗三因何返台较详，可参考。只是这次牟宗三返台仍然和1968年7月那次一样不顺，年底即返回香港。
 
[55]例如，唐君毅《日记》中明确记载牟宗三约请晚饭的日子便有十余次，包括：1960年12月23日、1961年2月20日、1961年8月18日、1962年8月30日、1962年10月21日、1963年1月30日、1963年7月25日、1969年1月17日、1969年10月9日、1970年3月6日、1970年12月24日、1972年7月20日、1973年1月2日。
 
[56]《日记》（上），页316。
 
[57]《日记》（上），页317。
 
[58]《日记》（上），页283。
 
[59]《日记》（上），页313。
 
[60]《日记》（上），页355。宴请地点在乐宫楼，是一家唐君毅和牟宗三常去的餐馆。
 
[61]《日记》（下），页208。
 
[62]仅据唐君毅《日记》记录，牟宗三夜晚至唐君毅处倾谈的日子就包括：1960年12月4日、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8日、1961年2月11日、1961年5月14日、1961年11月4日、1963年1月20日、1963年5月20、1964年11月2日、1965年6月6日、1966年2月20日、1966年9月13日、1972年7月8日、1972年12月21日等；唐君毅夜晚至牟宗三处倾谈的日子则有：1960年10月19日、1961年8月18日、1962年8月30日、1963年1月30日、1964年1月3日、1972年7月14日等。
 
[63]《日记》（上），页291。
 
[64]《日记》（上），页316。
 
[65]《日记》（下），页62。
 
[66]《日记》（下），页135。
 
[67]《日记》（下），页158。
 
[68]《日记》（下），页202。
 
[69]《日记》（下），页296。
 
[70]这是余英时先生的亲身观察。参见其“追忆牟宗三先生”一文中的记载和描述。该文收入彭国翔编：《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页107-110。
 
[71]《日记》（上），页309-310。
 
[72]《日记》（上），页338。按：平常此类活动，想必是唐君毅夫妇一道。但据《日记》，因女儿唐安仁化学实验受伤，唐夫人1962年12月19日飞台北照料，1963年3月9日始返港。故此日出游，唐夫人不在。此外，是日唐君毅尚有一信致唐夫人。
 
[73]《日记》（上），页345。
 
[74]《日记》（下），页51。
 
[75]唐君毅1949年至香港后，除了和钱穆、张丕介一道创办新亚书院，为之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之外，据谢廷光回忆，“还发起过各种讲会，如人学讲会、文化讲座、哲学会、东方人文学会等，愿与师生友好共同努力去发掘宇宙之真理和悟澈人生的意义、价值、与归宿。”谢廷光：“《唐君毅日记》刊行记”，《日记》（下），页359。
 
[76]关于东方人文学会事，唐君毅在1962年6月16日致陈荣捷的信中，曾邀其及其他在美学人如张君劢、梅贻宝参加东方人文学会，并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他说：“弟近与谢幼伟、牟宗三（任教港大）诸兄鉴于中国儒学之衰落，近拟共发起一东方人文学会，一面以讲学接近青年，一面与若干国际上研治儒学之中、日、韩之人士谋声气相通，一面拟刊印若干已绝版之儒学书籍，并印行待印之书（如熊十力先生之著）。弟等前拟有一学会组织之原则，今奉呈一阅。美国方面，公议拟请吾兄及梅贻宝兄与君肋先生共列名发起。不知尊意是否同情。如蒙赞助，并希指示将来进行办法，或介绍同志。韩国方面有高丽大学之文学院院长李相殷；日本方面有东京大学之宇野父子；已去函商，蒙来函表示赞助。香港方面，除弟及谢、牟二兄外，有王道（《人生》主编）及程兆熊兄五人先行发起。其余友人虽多，但亦不轻约，以免关系太杂，只希望能由讲学以多有一些下一代之青年同有志于儒学之复兴之事业，暂不求一时之张扬，而求如细水之长流。未审吾兄以为如何？一切容后再详。”《书简》，36-37。而1962年8月26日学会正式成立时，唐君毅也有完整的致辞说明，并以“关于东方人文学会”为题发表于1962年10月《人生》总第286期，现收入《唐君毅全集》，第15卷，《东西文化与当今世界》，页75-80。
 
[77]1962年6月3日夜，《日记》（上），页328；1962年8月5日上午，《日记》（上），页328；
 
[78]《日记》（上），页329。
 
[79]《日记》（上），页356。
 
[80]《日记》（下），页121。
 
[81]《日记》（下），页68。
 
[82]《日记》（下），页73。因目疾故，这段时间唐君毅的日记由谢廷光代笔。
 
[83]《日记》（下），页78。
 
[84]《日记》（下），页307。
 
[85]《日记》（下），页322。这段时间唐君毅的日记也是由谢廷光代笔。
 
[86]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44-48。
 
[87]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页98。
 
[88]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页98。
 
[89]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页98-99。
 
[90]牟宗三：“哀悼唐君毅先生”，《时代与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页295。此文题目在牟宗三《时代与感受》中作“哀悼唐君毅先生”，但在同书随后的“‘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义”一文中，则改为“悼念唐君毅先生”。此文收入《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时，作“悼念唐君毅先生”。
 
[91]《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唐君毅全集》，第27卷，页345。此段话是《罗近溪之理学》的按语，最初刊于《民主评论》第5卷第5期，1954年2月，页140。此段话承友人魏美瑗博士指出，特此致谢。
 
[92]《时代与感受》，页298；《纪念集》（上），页17。
 
[93]《时代与感受》，《全集》，第23册，页298-299。《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上）页17所录此段文字个别字和标点符号微有不同。
 
[94]《时代与感受》，《全集》，第23册，页299-300。
 
[95]《时代与感受》，《全集》，第23册，页300。
 
[96]《时代与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页300-301。《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上）页18-19所录此段文字个别字和标点符号微有不同。
 
[97]“‘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讲辞”，《时代与感受续编》，《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4册，页357-370；“《唐君毅全集》序”，《时代与感受续编》，页441-442。
 
[98]《书简》，页68。
 
[99]《书简》，页101。
 
[100]《日记》（下），页178。
 
[101]“致劳思光”，《书简》，页271。
 
[102]“致胡兰成”，《书简》，页203。
 
[103]余英时：“《民主评论》新儒家的精神取向——从牟宗三的‘现世关怀’谈起”，彭国翔：《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序”，页18-19。
 
[104]“是年，唐先生升为正教授，并被中央大学哲学系推为系主任。唐先生一直认为，自己为人过于敦厚，无能力办事，所以再三推辞。只是哲学系诸先生，多为唐先生大学时的老师，不忍过分拂逆，于是勉强接任。接任后，推举许思园与牟宗三两先生人中央大学哲学系。初时阻力极大，唐先生恐不易通过，以至数夜失眠。最终以月薪四百元聘请许、牟两先生。当时唐先生的月薪只三百二十元，宗白华先生以新旧聘约差距较大，提请文学院增加唐先生薪酬至三百八十元。”《年谱》，页120。
 
[105]《时代与感受》，页286。
 
[106]参见唐君毅1967年7月9日致陈荣捷函，《书简》，页37。
 
[107]《书简》，页229。1970年6月5日，唐君毅曾约和崎博夫与徐复观等一起午饭。可见，和崎博夫亦曾到访过新亚书院。见《日记》（下），页164。对此，和崎博夫本人也有回忆，参见“日本学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谈话”，《纪念集》（上），页89-91。
 
[108]唐君毅的君子之风还有两事可见：一是在穷困的情况下，将出版社向自己约写书稿而支付稿费的机会让给别人；二是把教育部给予自己著作的一等奖让给原定二等奖的师长，自己接受二等奖。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纪念集》（上），页62；页66。
 
[109]《书简》，页140-141。
 
[110]《日记》（下），页147。
 
[111]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39。
 
[112]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40。
 
[113]《日记》（下），页279。
 
[114]牟宗三具体何时返回香港，似难确定，但必在7月之前。因唐君毅《日记》1975年7月2日这天，已经有这样的话：“二日，晴，至研究所并访宗三，下午二学生来，吴士选及宗三兄来谈，抄文千字。”可见是日牟宗三已经在新亚研究所开始工作了。见《日记》（下），页284。
 
[115]《书简》，页95-96。
 
[116]《日记》（下），页5。
 
[117]彭国翔：“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人文学衡》，页264-312。
 
[118]《书简》，页141。
 
[119]《日记》（下），页127
 
[120]《日记》（下），页127。
 
[121]此信引自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复观佚书二十四通校笺”第13通中的注释，见《新亚学报》，第38卷，2021，页328。
 
[122]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复观佚书二十四通校笺”，第13通，《新亚学报》，第38卷，2021，页326-327。
 
[123]《日记》（下），页144。
 
[124]《著述年表唐学研究文献索引总目》，《唐君毅全集》，第39卷，页7。
 
[125]牟宗三致唐君毅书信，编号4。
 
[126]《著述年表唐学研究文献索引总目》，页12。
 
[127]牟宗三致唐君毅书信，编号28。
 
[128]牟宗三致唐君毅书信，编号51。
 
[129]《病里乾坤》序，《年谱》，页314。
 
[130]《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册，页1。
 
[131]《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页4。
 
[132]《时代与感受》，《全集》，页296。
 
[133]《日记》（下），页219。
 
[134]《新亚学报》，第38卷，页340。
 
[135]比较两人思想之间的异同，学界虽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并非尽善尽美、毫无剩义，仍有相当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不过，对于本文考察两人“交往”和“友谊”的论旨而言，比较两人思想的异同，显然既非本文篇幅所允许，更已非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完全属于另外一个论域之中的论题了。
 
[136]《新亚学报》，第38卷，页340。
 
[137]《年谱》，页343。
 
[138]余英时也认为“而牟宗三先生与唐先生在思想上更是契合如一。（他们之间在晚年才出现歧见，此处可以不论。）”，《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114。
 
[139]《纪念集》，页16。
 
[140]用牟宗三在“《唐君毅全集》序”一文最后一段开头的话来说，即“吾与唐先生相知于抗战之初期，中间几经患难，几度思维，共相磨砺启发以自反者亦多矣！”《时代与感受续编》，页442。
 
[141]“日本学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谈话”，《纪念集》（上），页86。
 
[142]“牟宗三先生学行事略”，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1996），页２。
 
[143]参见彭国翔：“爱情中的唐君毅：以《致廷光书》为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的实践关怀”工作坊论文，2023年3月24-25日，《中国哲学与文化》，待刊中。
 
[144]程兆熊曾说唐君毅“他会令人从他的人和书那里，看到真的生命和真的心灵。那是大生命、大心灵！”《纪念集》（上），页48。
 
[145]这是万历二年（1574）龙溪77岁与友人聚会天柱山房时说的话。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五《天柱山房会语》。当时儒家士人对于友道的重视以及以家室为负累，参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页5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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