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寒 著《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前言暨后记

书名：《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

作者：吴寒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内容简介】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学者打倒了《诗经》的“经字招牌”，为它量身定做了“文学”这件华丽的外衣，《诗经》也完成了从“经”到“文”的转型，从而确立起了《诗经》解读、研究的新范式。本书正是以晚清民初的诗经学为对象，从“破”和“立”两个方面分析《诗经》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型如何发生、发展，如何经过教育制度变迁、文学学科建立确立出“新典范”，进而探讨这个“新典范”的性质、思路、预设、方法、规范和理论框架。 

【作者简介】

吴寒，女，西元一九九〇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古代文学及文献、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建设、经典图像、古舆图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美术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经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

【目录】

第一章  道德的重塑：从正夫妇到保国家

第一节  传统教化体系与《诗经》

第二节  晚清学制变迁中的《诗经》

第三节  经训/伦理教科书中的《诗经》

第四节  “家事”与“王事”的冲突

第五节  小结

第二章   打下“经字招牌”：整理国故与解构《诗经》经典地位

第一节  经典史料化：从“六经皆史”到“六经皆史料”

一、章学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二、章太炎：“六经都是古史”

三、整理国故：“六经皆史料”

第二节  斩除藤蔓：从《诗经》回到“诗三百”

一、否认孔子删诗：斩断《诗经》与圣人的关联

二、废《毛诗序》：瓦解早期阐释体系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诗》学理论与“文学”建构：从古典诗学到现代文学观念

第一节  从“文”到“诗”：以诗学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

一、“诗言志”：“文学”的不用之用

二、雅俗互动：从民间取向到民族形式

第二节  “情”的转向：从伦理到个人

一、传统“诗言志”论

二、鲁迅对传统“言志论”的改造

三、“情”和“抒情传统”的重新阐释

第三节  民间取向：大众与精英的本位倒转

一、传统诗教观念：上达政制，下通民众

二、“五四”重释《诗经》之民间取向

三、“民间传统”的挖掘和阐释

第四节  “兴”义走向平面化

一、从“美刺比兴”到“山歌好唱起头难”

二、传统“比兴”论：政治—教化—审美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诗经》阐释与“中国”身份：从天下叙事到民族国家

第一节  以今度古：“中国文学”的系统整合

一、《诗经》与“中国”的地域边界

二、《诗经》与“中国”的时间脉络

第二节  以西律中：“中国文学”的世界定位 

一、“讴谣—韵文—散文”的文体演进脉络

二、“史诗—抒情诗—剧诗”的诗体分类

三、他者的眼光：抒情与叙事之二分

第三节 小结

第五章  《诗经》研究与“科学方法”：历史考据中的启蒙价值

第一节  《卷耳》论争：历史考据还是审美本位？  

一、“假想敌”的变化

二、文学研究会的态度：古典之为“次要” 

三、创造社的立场：“青春化”与“原始化”是同一过程

四、《卷耳》论争中的内在张力

第二节  《野有死麕》讨论：“科学方法”与价值坚守  

一、《野有死麕》阐释中的启蒙意识

二、俞平伯、周作人的批评：朴学家嫡派

第三节  《静女》讨论：“求真”还是“猜谜”？ 

一、字里行间求“原义”

二、“科学方法”之迷思

第四节  小结

后记

【前言】

今天翻开任何一本文学史，《诗经》的地位都十分明确：它是一部古老的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的开山典范。《诗经》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身份被广泛接受，甚至几乎成为当代人的唯一理解。不过，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诗经学的漫长历史就会发现，《诗经》被定格、局限于这个身份不过百年时间。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郑振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科学方法”作为强大武器，打倒了《诗经》的“经字招牌”，为它量身定做了“文学”这件华丽的外衣。伴随着整理国故运动、古史辨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激烈争论，诗经学经历了从“经”到“文”的转型。

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与晚清民初启蒙救亡的时代主题有密切联系。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模式、学术体系都受到西学的剧烈冲击。晚清学者积极反思传统，提出种种方案回应时变。历经数十年的探索与积累，最终在民国初期发展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瓦解了作为传统学术主脉的经学，建立了现代学科体系。于是，过去被奉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其作为经典的权威地位被消解，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学科之中。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有非常多关于《诗经》的讨论，可以说，这些讨论塑造了一个新的《诗经》，这一时期的许多关键论述直到今天还是大部分人理解《诗经》的起点。

对于《诗经》来说，这可谓是一次“范式转型”（库恩语）。晚清民初的学者们从现实需要出发，推翻或改造了既有的知识体系，建立了对于《诗经》的新认识，确立了全新的学术结构、视角与方法。这一论述典范建立后，借助文学学科的建构和文学史书写，迅速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且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诗经》研究的大体框架、基本方法和问题意识仍奉这一范式为圭臬。所以，不管是反省作为经学的《诗经》，还是思考作为文学的《诗经》，“现代转型”都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关键节点。

本书讨论的时段主要集中于1901年到1931年。1901年清末新政拉开序幕，清政府在军事、政治、教育、商业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废科举、兴学堂等教育改革对于儒家经典地位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察《诗经》在近代学制变迁中的位置，可以作为我们思考其现代转型的出发点。顾颉刚所编《古史辨》第三册出版于1931年，这本书结集了51篇关于《诗经》的研究文章，包括胡适、郑振铎、顾颉刚等新文化运动主力干将的重要作品，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囊括了现代诗经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可以算作“五四”一代诗经学的一个总结。

【后记】

《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这本书脱胎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源自我从本科开始的学术兴趣。百年前的学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怀揣着对时代危机的深重关怀，力图为旧邦开出新命。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框架瓦解了，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迅速搭建起来。“古今之变”的剧烈震荡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诗经》来说，这个转变往往被简单地勾勒为“从经学到文学”。但是，作为经学的《诗经》究竟是什么？作为文学的《诗经》究竟是什么？经学与文学各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越是深入挖掘，越会发现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绝不简单。其背后的宏大问题，是再次考量着全球变局的我们，再次瞩望于返本开新的我们，必须思考与回应的。

当然，和所有人一样，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经历了千锤百炼的过程。当我选择晚清民初诗经学作为研究对象时，我并不希望仅仅把它视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希望把它作为一个支点，去撬动一些文学学科成立之初即面对并延续至今的，事关文明自我定位的根本问题。这项工作的困难甚至说危险显而易见。既有的知识框架来自百余年来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其背后的根本问题意识隐身于无数表象之下，难以窥破。一段时间中，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和表象缠斗的无尽痛苦，表象的分身重重叠叠，砍掉一个，马上又要面对另一个。我意识到，如果不抓住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就只能对着空气乱打一气，甚至打来打去发现自己在左右互搏，把自己砍得七零八落。文学的理论堡垒已经有无数人执盾把守，如果你不是服膺于它的修修补补，而是试图去撞击它，或者越过它去思考新的可能，那就会感受到处处碰壁的恐惧。路漫漫其修远兮，这种苦闷和迷茫是我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常态。

毕业近六年之后，比照博论中的一些旧想法，我已有了新的思考和收获。比如关于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对《诗经》的重新定位，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就《卷耳集》写作的争论，我都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推进。本书的这些内容已经远非博论的原貌了。但在此之外，其他部分仍然维持原样，原因在于，我在近几年的学习思考中发现，当年论文中简单铺陈甚至一笔带过的好些内容，其实指向了更为宏大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诗乐关系以及言志缘情关系等问题，远比我曾经所意识到的更为复杂与关键。如果展开细讲，一来尚需时日研究，二来整个篇幅或许要大大扩充，结构、重心都要彻底调整——这样一来，文章的架构就要面目全非了。因此，除了那些已经修改完毕的并能嵌入原有架构的章节外，本书的其他部分维持博士论文的原貌。我将这本小书作为自己过去学习的一个里程标，也作为未来继续思考前进的自我鞭策。

我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徐正英老师，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吴洋老师，两位老师对我的学术指导以及人生道路的指引，使我与自己性格中的缺点和解，努力追求学术与生活间的通透，将成为一名学者树立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感谢徐建委、陈壁生、陈奇佳、徐楠老师，四位老师分别为我打开了不同的学术视野，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学术的重量与魅力。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学院的各位师生，老师们的教育、同学们的陪伴，让我收获了幸福而充实的十年时光。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王红总编辑、柏英主任、邓丽君老师，三位老师的认真与热情是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的保障。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你们是我一切努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