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学泰斗孙奇逢

作者：田卫平（1982—2005年供职于《河北学刊》杂志社）

来源：《河北地方志》1988年第3期第35—39页

说明：1982年7月，我从河北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社科院主办的《河北学刊》编辑部。当时，《河北学刊》的主旨是，服务于本省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为了身体力行，不仅我主持的历史学栏目要在约稿、发稿环节上充分体现，自己过去感兴趣的中国医学史，也转向对河北历史文化的研究。

但由于之前对河北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不熟悉，所以，只好先从河北历史人物入手，不断地读书、找感觉。从1984年开始，先后撰写了南北朝时的祖冲之、祖暅父子，唐代的一行（张遂），宋代的潘美，元代的李冶，明代的杨继盛，清代的孙奇逢、张之洞、张佩纶等八位人物，分别刊发于《河北学刊》《人物》《河北地方志》等。

这些日子，将三十多年前的旧期刊找出，不断重新录入文字，想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于此，与同道交流。

今天推出第八篇：《北学泰斗孙奇逢》

·旧文新推·河北历史人物研究（8）·

北学泰斗孙奇逢

田卫平

元、明、清三朝，位于保定市东南部的容城县，相继出现过三位卓有影响的人物：一位是元朝屡屡徵召而终身不仕的学者刘因（1249—1293）；一位是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自勉的明朝谏臣杨继盛（1516—1555）；另一位是气骨、侠胆、学养集一身的名儒孙奇逢（1585—1675）。尤其是后者，因晚年徙居中州苏门山下（今河南省辉县）躬耕自给，并开设“兼山堂”，讲授和弘扬理学，一时又有“开河朔一大宗派，海内之士仰之如泰山北斗”之誉。

一、少慕乡贤，成就“夏峰先生”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明代北直隶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北城村）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

他的祖父孙臣，为明朝嘉靖年间的举人，历任沭阳县令、河东盐运司运判等职。祖母杨氏，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再从侄女。父亲孙丕振，邑诸生，与杨继盛的儿子杨补庭(应尾)过从甚密。

由于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少年的孙奇逢即在杨继盛的影响下，忧国忧民，以经世致用为念。

他十四岁入学，“年十七，中万历庚子科举人”。后因连年科场失利，加之祖母和双亲相继过世，遂结草庐守墓，不觉一守就是六年，逐渐断绝仕念。其间，“取五经、四子及宋明诸儒书读之，研求身心性命之归，而究极于天人之际，乃觉一言一行皆发于良知，而基于慎独。其得力，益自居庐日始也”。

至明熹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等窃据朝柄，屠戮政敌。孙奇逢激于义愤，为营救东林党领袖左光斗（1575—1625）、魏大中（1575—1625）、周顺昌（1584—1626）等，不惜舍家鬻产，奔走相助，由此义声惊动天下。枢辅孙承宗（1563—1638）、御史黄宗昌（1588—1646）、礼科给事中王正志等频频向上举荐，“诏书到门者再，皆不赴，朝野重之，称曰‘徵君’”。

崇祯九年(1636)，清英亲王阿济格（1605—1651）兵逼北京，南下保定，孙奇逢集约士民死守容城，奋力抗击。清军虽用两千余骑环而攻之，七日竟未克，“邻近大邑俱陷，独容城屹然若金汤”。

崇祯十一年(1638)，孙奇逢深感容城四周无险可守，非久居之地，便率族人弟子避隐易州（今河北易县）五公山，结庐双峰山下。之后，为避战乱，又迁于定兴江村、新安、祁州（今河北安国）等地。

清顺治三年（1646）春，圈地令下，京畿一带皆受其扰。在兵剑的威逼下，他含愤举家渡黄河南徙，途中，得友人水部郎副使马光裕的资助，定居于辉县(今属河南)苏门山附近的夏峰村。“创‘兼山堂’，读《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给”。

由于他在理学讲授中超越门户之见，融会不同思想家的思想，通过参悟《易经》中的辩证思维，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上又有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四方负笈而来者日众”，因而学者又尊称其为“夏峰先生”。

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孙奇逢病逝，享年九十一岁。“冬十月，葬于夏峰东原卫郡。”河南、河北学者，祀之苏门百泉书院。在易州，学者就故宅辟为“双峰书院”；在容城，则与刘因、杨继盛同祀；在保定，则与孙承宗、鹿善继（1575—1636）同祀。

道光八年(1828)，鉴于孙奇逢“讲学著书，以慎独存诚，阐明道德，实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诏命从祀于文庙。

二、仗义纾难，时称“范阳三烈士”

明代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国事混乱不堪。皇帝的昏庸，使大权旁落，宦官幸臣相继专权。官僚地主阶层中的各派势力纷纷在朝中结党，逐渐形成了以东林党为一方、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为另一方水火不容的局面。

就党争本身而言，双方都想把持政局，且不乏意气用事。一方赞成的，另一方则必然反对。但是，由于东林党人以“三吴士绅”居多，因之与工商业者有着较多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客观要求。在政治上，他们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中下层官僚的同情。并且，为政清廉，反对宦官专权，反对矿监税使，反对宗室大量占田，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到天启年间，非东林党一派与宦官魏忠贤（1568—1627）结盟，使“门户之争”扩展成了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

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领袖、左副都御史杨涟（1572－1625）与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相谋，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接着，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等也率同官上言，要求清除君侧之奸。

魏忠贤一伙知道明熹宗年幼无知，反诬杨涟等人受杨镐（1548—1629）、熊廷弼（1569—1625）贿赂，借皇帝之手对东林党人大肆屠戮。杨涟入狱致死，左、魏等被囚禁，就连已削职还乡的吏部文选员外郎周顺昌也未能幸免，一并下狱。东厂、锦衣卫四出滥捕，凡与东林党人有牵连者随意杖毙。一时间，“虐焰方张，凡素与往来者，皆键户遁迹，无复过而问之”。狱中的周顺昌不由得想起了东汉孔融（153—208）全家纾难救张俭（115—198）的事，借用景泰年间钱晔的两句诗“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何人是孔融”，吁请同仁救援。

孙奇逢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最后一次赴京应试时，就结识了当时在吏部供职的周顺昌。后又经幼年好友、定兴人鹿善继引荐，与左光斗、魏大中等有相见恨晚之谊。

左、魏入狱后，左光斗之弟左光明、魏大中之子魏学洢率相投奔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家中避难。孙奇逢、鹿正及新城人张果中等闻知此事，义愤填膺，决心倾身营救。

由于孙奇逢与兵部尚书、高阳人孙承宗有过一面之交，加之鹿善继此时亦在榆关（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赞佐孙承宗抵御清军。故当即写信一封，派其弟孙奇彦连夜送往榆关，请孙承宗出面相助。信中写道：

左魏诸君子，清风大节，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独以善类之宗、直臣之首，横被奇冤，自非有胸无心，谁不扼腕。……阁下功德，前无邃庵，怜才扶世之感，谅必有激于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

孙承宗对魏忠贤一伙在朝中的劣迹早有所闻，读了孙奇逢情诚意切的书信，随即拟定奏章，以面陈军事为名，疏请入朝，图谋申救诸公。

魏忠贤等得知孙承宗将来京觐见的消息后，犹如末日来临，魂飞胆丧，当夜在宫中绕御床哭泣哀告：“孙承宗提兵数万，欲清君侧，奴辈必无噍类。”长跪不起，哀请发旨。昏庸的明熹宗只好接连下旨三道，驰诏止孙承宗南行，终使“高阳亦不能申救也”。

孙承宗等欲救左、魏未果，魏忠贤愈加视狱中诸人的存在为心腹之患，遂以追赃为名，谋将其速置于死地。他知道这些人为官大都清廉，且家居南方，囊中既无积金，又无亲友可依，故定左光斗“赃银”两万两、魏大中等“赃银”五千两，严刑拷打，限期追缴。

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闻知，毅然决定，变卖家产，以补追缴。当时，孙家居容城县北城村，鹿家住定兴县江村，张家住新城县白沟河，三人冒着烈日酷暑，奔走数百里，四处筹措。见此情景，邻里曾有人劝孙奇逢防不测之祸，他坦然答道：“人固当有死，为三君死，死不恨。且死定有命，阉其如我何!”经过一番努力，“醵数百余金，斋送都门，而(魏)科都已毙杖下矣”。

魏大中之死，使孙奇逢等倍感时间的紧迫，但是，两万白银是个不小的数目，单凭三人积资筹借，短时间内难以奏效。孙奇逢记起万历年间，左光斗曾出任屯田使，在京畿一带疏渠浚川，建闸筑塘，“为定兴开永赖之利”；又有督学畿辅，“知名士悉拔高等”，“门下士甚众”之事，便与鹿正等谋划，公开在京畿附近募捐，“约乡民，捐钱一文，可得数十万缗；约青衿，各随心力，或数钱，或一两，可得数百金”。一时间，响应者云集；数日之内，已凑齐大半。但“甫送至，而(左)佥院亦毙杖下”。

不久，周顺昌也惨死狱中。孙奇逢等人闻讯后，长歌哭吊，泪洒易水河畔，并集结志同好友，纳金赎骨，使三人归葬故里，待诸事料理完毕后，将募捐剩余之财，“复散金还诸人”。

孙奇逢原本是一介贫儒，身无屠龙之技，家无万贯之资，但当左、魏、周等人被魏忠贤诬赃下狱后，在封建的政治高压下，“一时知交削迹远遁，奉头鼠窜，惟恐蔓引波连”，他却挺身而出，慷慨急难，毅然与鹿正、张果中等承当起营救的重任，“求援于枢辅，醵金于衿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虽然，他终未将诸人救出死地，但是那种为同仁舍家鬻产的高义、侠胆，为世人树立了典范。故尔，孙、鹿、张三人，倍受时人推崇，被誉为“范阳三烈士”，成为燕赵大地悲歌慷慨、尚义重信的代表；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黄宗羲（1610—1695）对此举也不禁赞叹道：“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而再见。”

三、著书立说，名列清初三大儒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接着，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又一跃而为全国的统治者，建立起了清王朝。这一连串的剧变变事件，使得许多封建士人在惊愕之余，开始认真思索，进而发展到对理学的批判、总结阶段。

孙奇逢幼年入学时，即与奇儒、奇遇兄弟三人以程朱之学相砥砺。万历二十八年(1600)考中举人后，由于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转而属意于陆王学说，尤其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赞赏不已。以后，为开阔视野，又对儒家各种学派的理论广泛涉猎，朝夕攻读，“治身务自刻厉”。

如果说，在草庐守墓的六年中，孙奇逢“从忧思忍郁中灼见功在慎独”，形成了对宋明理学的初步认识，那么，在经过战乱的颠沛流离、亲自目睹了明王朝覆亡的全过程后，受这种强烈浪潮的冲击，则使他与陆王学派末流的空谈心性有了截然的不同。他在融会诸儒学说的基础上，逐渐走上“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的道路，并由此引申出力行、慎独、讲求实际等主张。

孙奇逢一生坚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但是，他对“知行合一”的理解与他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强调，“阳明良知之说，著力在‘致’字”。对此，他曾在《读易大旨》一书中发挥道：“道路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对之人、相对之物，静对之，我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能尽人性、尽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救诸远且难，不知道也者。”这样，日用常行一类事，就成为“致良知”的源头，世界也就不是不可认识的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王阳明所谓“知决定行”的主观唯心论进行了较大的修正，认为：“盖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耻躬不速，圣人固虑之。”“口里说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强调了“行”在认识上的重要性。这说明，他对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较前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孙奇逢思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肯定了商汤逐桀、周武伐纣的正义性。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继承了孟子的观念，但是把它放在明清之际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仍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他在《四书近指·孟子·汤放武伐》中写道：“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一章之案，在此二字。以‘诛’字易‘弑’字，是春秋之笔。汤、武此举犯古今大难，亏孟子看得准，判得定。”“宋高宗问尹焞曰：‘纣，一君也，孟子何谓之夫?’焞对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师之辞也：独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问曰：‘君视臣如土芥，臣便视君若寇仇?’焞对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高宗大喜。由此观之，孟子皆本《尚书》，非自为一家之说。”

在《书经近指·尚书·汤誓》中，他又继续阐发道：“《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非孔子定此案，后世鲜不聚讼矣。夫汤既顺天应人，而亳之人何以言不恤我众也?自亳众而观，如此春风，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乱。自夏众而言，则水火也，倒悬也，奚我后久矣。”

他的这种视汤武放伐为革命的思想、视弑国君为诛一夫的思想，可以说是封建社会走向衰亡时期，反对君主残暴、重视民众权利思潮的一种反映。虽然孙奇逢在论说时，主要是援引古义，以孔孟之言来定案，但其时代精神的主旨在于反映封建君主的残暴，要求重视民众生存的权利，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孙奇逢在理学上虽守陆王，但却不立门户。对程、朱、陆、王的学说各道其长而不讳其短，力求加以调和，以寻其同。

他认为：“周(敦颐)之无欲、程(颐、程颢)之主敬、朱(熹)之穷理、陆(九渊)之本心、王(阳明)之良知，皆从浩博中体认精微，所谓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无非说约之旨耳。”后世学者之所以对程朱、陆王学说的异同聚讼不已，根本在于“乏通融之见，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所以，他主张“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与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辩，他在《理学宗传》一书中，选择了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罗清光、顾宪成等十一位理学家作为大宗，称之为“主”。又以汉董仲舒至明刘宗周之间列了一百四十六位儒者，称之为“辅”，并标明其中哪些属“朱门弟子”，哪些属“王门弟子”，以期说明各自有各自的师门学统，避开了程朱、陆王之学相互水火不容的角度。故此书写成后，能够得到理学家们的广泛赞同。另外，该书的大宗以宋朝为发端，到明末结束。这一学术脉络，也是符合理学史的发展实际的。因此，《明儒学案》称此著述为“别出手眼者矣”。

当然，由于孙奇逢长期身居北方，对当时已形成的以反对宋明理学为主旨的启蒙思潮没有机缘去接触、去了解，虽然也曾与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等相识，并有过书信来往，但其基本上仍以理学大师的身份来总结理学，“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故对后世的影响显然要比顾、黄两人逊色。

孙奇逢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前面提到的《读易大旨》《四书近指》《书经近指》《理学宗传》之外，晚年定居于辉县夏峰村后，又相继写成表彰儒学的《取节录》《圣学录》《读易大旨后传》《诸儒传》；臧否人物的《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孙文正公年谱》《晦庵文钞》《北学编》《洛学编》《两大案录》《甲申大难录》；经世范俗、掖引后进的《岁寒集》《岁寒堂续集》《答问圣学录》《兴学会约》《夏峰集》《夏峰集补遗》《苏门纪事》《百泉纪游》《续容城县志》《新安县志》；劝世示礼的《教子家训》《家礼酌》《家祭仪注》《孝友堂家乘》；记载个人履历的《孙夏峰年谱》《日谱》《游谱》等共计33种。

孙奇逢的学术思想，他对理学做出的贡献，使之在清初与同时代的李颙（1627—1705）、黄宗羲齐名，“奇逢之学，盛于此，与李颙、黄宗羲鼎足”，被学界公推为清初三大名儒之首。

四、凌霜傲雪，志在松柏之操

明清之间的朝代更替，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握了最高权力。这对于心存“夷夏之防”的读书人来讲，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孙奇逢在《渡江赋辨》一文中曾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夷夏君臣，千古为照。不能用夏灭夷，岂遂以夷而灭夏哉!”从表面上看，是在为南宋遗民刘因的《渡江赋》辩护，实则表明，此时他也准备像刘因那样，始终以大明遗民的身份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所以，在明亡以后，他自署为“岁寒老人”，以松柏之操行砥砺自己，屡次徵召而不仕。他晚年徙居夏峰后，为人师诲人不倦、老将至学而不厌的勤奋精神，更是他励松柏之操的主要表现。

夏峰村附近的苏门山一带，山清水秀，泉石幽胜，宋代邵雍（(1011—1077）、金末元初姚枢（（1203—1280）、许衡（1209－1281）等几位理学大师都曾在此筑堂建祠、聚徒讲学。孙奇逢迁居此处后，在率门人弟子躬耕自给的同时，也盖起了数间茅屋，取名“兼山堂”，恢复了此地沉寂多年的讲学活动，“四方来学愿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

孙奇逢讲学的特点是：不以讲学自居，不立朋党，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质者，公披衷相告，无所怯也”。他以为，“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相近，使自力于庸行”。所以，贯彻在讲学中，他“务实行，先彝伦。问答因人，不主一端。矫枉救失，各衷于理。又能洞鉴隐情，谈言微中，使人言下自悟，不以形迹绳人”；“或蓄疑不能自决，徐为条析，往往如其意所欲，出而相悦以解”。这种不论身份地位，一律以诚相待、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就连当时的一些达官仕宦如汤斌（1627—1687）、耿介（1622—1693）、魏裔介（1616—1686）、魏象枢（1617—1687）、申涵光（1620—1677）等也慕名登门求教。故此影响所及，远至大河南北。

孙奇逢不仅为人诚挚，平易近人，而且学问精实，至死孜孜不倦。在晚年，他总结自己几十年治学体会时说道：“七十岁工夫，较六十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密。学无止境，此念无时散懈，此心庶几少明。”

雄县人李崶，自号“三无道人”，对《易经》研究造诣颇深，清顺治七年(1650)途经辉县时，曾拜访孙奇逢于苏门，奇逢时年已六十七岁，为精通《易经》之说，留李崶暂居夏峰，移身求教，因之写出《读易大旨》一书。二人由此结下深厚的友情，在《夏峰集·赠三无道人》诗中，孙奇逢不无感激地写道：“人在孙邵间，大易有传薪。我向君问易，君为我指津。”并将李崶的“三无”，即“眉端无烦恼、胸中无机械、口中无雌黄”，奉为自己修身养心的座右铭。

这种学而不已、勤奋著述的精神，赢得了当世乃至后世学者的尊崇。近人梁启超（1873—1929）曾高度评价道：“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这丝毫不是溢美之词。

[参考文献]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
孙奇逢：《夏峰语录》
徐世昌 等：《大清畿辅先哲传·师儒传》
徐世昌 等：《清儒学案·夏峰学案》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孙奇逢》
钱仪吉 编辑：《碑传集·理学上》
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下》
赵尔巽 等：《清史稿·儒林一·孙奇逢传》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一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梁贵晨：《孙夏峰著述手稿简介》，《中州学刊》1984年第3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