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学的社会化新视域

来源：陆永胜（东南大学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1883期5版

明代心学

从社会化的进路审视明代心学，是对心学经世实践的哲学抽象和创新建构，也是对心学当代价值和作用范式的哲学回应。明代心学社会化是一个系统性研究，具有发展史建构、理论体系阐发的两重性，异于以往仅关注实践活动的研究，它探求以“心”为主体性、以心学与政治、秩序、学术、生活一体化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原文 ：《社会化：明代心学的实践进路》

作者 | 东南大学教授    陆永胜

图片 | 网络

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化是一个既存事实，其“痕迹”留存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相关文献中，但把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化研究作为一种自觉书写，还仅是近年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领域。目前，关涉明代心学社会化的研究多从“民间教化”的视角展开，呈现出维度单一的不足，也难以企及从社会化实践进路重绘明代心学镜像的高度。故系统审思明代心学社会化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社会化进路的明代心学义理脉络的哲学重构。

概念与视角：明代心学的社会化新视域

从学术思想史来看，伴随着王阳明于贵州龙场的悟道、证道、传道和践道，阳明心学的社会化形态便已完备，即思想形态、学术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以明代心学为中心，其既是对白沙心学社会化形态的丰富，又是甘泉心学融合理学反思和深化的基础。广义的心学社会化呈现为四个具体维度：心学道统化、心学学术化、心学政治化和心学世俗化。以心学为第一视角，以此“四化”为维度呈现一部心学化的社会生活史，由此可管窥心学思想与生活实践的内在逻辑以及心学践行的哲学与文化意义。

从心学社会化的“四种形态”和“四个维度”出发，理学也有社会化的问题。但与理学社会化研究不同，心学社会化涉及的要素更复杂，内涵更丰富，具有丰富哲学史书写的意义。理学与心学的社会化语境和路径是有区别的。自元代中叶，理学被确立为官学，其社会化进程便已结束，其后便是由中央集权主导的官学强化进程，前后期的社会化性质有了显著变化，体现在社会化维度上，后期更多强调的是民间化、世俗化，而前期的道统化、学术化、政治化已不复存在，抑或说，仅仅在加强的意义上有所保留。理学社会化进程的影响在于：第一，使心学社会化语境中增加了理学要素，其社会化各维度中便也包含了心学与理学的关系处理问题，显得更为复杂；第二，现代学人对心学社会化的研究多延续理学社会化后期的民间化、世俗化进路，或可说，明代心学社会化是被以理学为主的儒学社会化进程带着走的。但显而易见，若仅关注于此，是缺少历史前溯视野的。

心学社会化研究视角的确立，有利于提出对甘泉学的价值重估问题。通识认为，甘泉学调和朱王。基于此，以往明代哲学史和阳明学研究，往往站在心学立场对甘泉学思想之“纯粹性”进行批评，由此带来对甘泉学价值的轻视。但如果以社会化的视角看，甘泉学调和朱王，其实正是基于调和政统层面的官学与异学、道统层面的正统与邪说之别的心学社会化之深化表现，抑或说是一种学术努力。由此，在学术思想史意义上提出对甘泉学的价值重估问题。

进路与展开：明代心学社会化的结构层次

明代心学社会化建构侧重对相关文献与活动的诠释研究，探究基于心学义理体系及其分化的社会化过程、方式和结果及其异同，在诸多具有差异性的诠释结果组成的心学社会化之“史”与“论”中反思其时代内涵、价值及其衍化等，呈现明代心学作为思想形态、学术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在同一进程中的不同面向，建构以明代心学士人社群为主体的百年断代心学社会化发展衍化史，在心学道统化、学术化、政治化和世俗化的统一进程中探求以“心”为主体性、以心学与政治、秩序、学术、生活一体化为核心的社会化理论体系。

就“史”而言，明代心学社会化呈现为一体四面。第一，思想层面的道统化。明初理学自康斋一分为三，预设了心学社会化中心与理的关系维度，白沙“心具万理”成为其学社会化的理据，而其“以道为本”在某种意义上使其缺少道统建构的动力。阳明化理入心，既肯定理，又虚化理，故功夫论成为新道统建构的重要场域。这种建构路径亦得到了其弟子的维护和继承。甘泉批朱驳陆，取道“中正”，其道统异于阳明，然构“统”入世，以辟佛老，跻身正统，参与秩序建构的诉求相同。第二，学理层面的学术化，即基于范畴、命题重释和文本的社会参与形态。白沙学贵自得，通经论道以化人，在“序”经“书”道中“诗”教育人，发明学理。阳明以心为学，构建学为成己的心学范式，其学术体系建构不仅是心学走进社会的途径，同时也有以学构统、以学为政和以学化俗的功能。阳明弟子的学术义理分化并无破坏王阳明心学社会化的整体形态，体现为为道、为学与为文的统一。甘泉的“合一论”明确提出心物、心理、内外、体用、动静等合一，弱化了摄物功夫的过程性，呈现出朱王的显性弥合。明末士人寓遗民气节和纲常重建于学统中，以学统代道统，借著述编撰进一步推进学术化建构。第三，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化，表现为以政统为中心的自我建构和被建构。白沙主张道通于物，借道介入生活政治，用纲常建构生活政治秩序。王阳明基于二重性良知建构观念秩序，并将其落实为伦理秩序和民间秩序，开出以心善政的生活政治的心学范式。阳明弟子循此讲学觉民以为政、格君重德以治世，推进了心学政治化。甘泉主礼统心理，礼学即实学，认为礼可养民治国、立规定俗、修心成德，具有秩序构建的多重意义。而明末士人在反思与启蒙中，开创了经世学的新构想。第四，文化层面的世俗化，即在多样性中归约为对人的心学化存在方式的呈现。白沙的极具个体性的心学化生存方式呈现出自然超脱的理想人格、处世态度和人生态度。阳明则扩展了世俗化的层面，以礼、家、教、修作为介入日常生活的主要途径，形成了社会德育的心学范式，达到以心善俗的目的。阳明后学更是注重生活面向，现成派强调生活即良知，功夫派重在生活中呈显良知，归寂派探求生活之良知奥义。甘泉主随处体认天理，强调功夫日常生活化，其强调礼仪合一、知行相参，重视生活的秩序化。在“先儒王子”祀号下，阳明后学弟子救心火、倡友伦，借助佛老，进一步推进了心学俗世化。

就“论”而言，明代心学社会化表现为五重理论向度。第一，三大要素，即经典、观念、物事。经典是以心释经的承载者和心学体系切入与建构的基础。在心学中，“一”的观念统合了心、学、政、行，也是思想价值与实践能力的统一。而作为“心”中的物事，是心学化生活存在的文化属性与功能体现。第二，三种转向，即内在、主体、生活，表现为德性信仰的内在转向，由理而心的本体论转向带来德性主体的内在性和生活化存在的基础；价值主体的转向，理的落实带来“为政”与“为君”的分化，“民”成为“为道”的价值主体；知行视域的生活转向，基于前二者，知行由天人合一、心理合一视域转向生活政治和习俗秩序。第三，四重观念，即道德、知识、价值、信仰的统合。在心学，“心”的本体-主体地位确立了心学道德的基础性地位，道德确立了释经的向度和知识的地位。道德内涵着价值确认和秩序认同，并范导信仰的普遍意义。四者合一构成心学的生活化状态和境界诉求。第四，四重价值表达，即道统化、学术化、政治化、世俗化。心学道统化体现为有权力的思想体系的认同和建构，而心学学术化则是有知识的权力的认同、建构和表达。心学政治化在实质上是政统的评判、认同和现实参与、理想建构的形式。心学世俗化则呈现为生活礼序的重新解释和建构。“四化”各有侧重，具有逻辑上的可分性，实然上是一个统一体。第五，三重构境，即自由、秩序、意义。心学社会化的自由诉求是“心”本然的规定，依心而行成为社会化的原则。在心物关系视域下，心学社会化的秩序追求呈现为心灵-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和多重追求。在“心”的本体意义规定下，心学社会化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的心学意义建构。

创新与价值：明代心学社会化研究的意义

明代心学社会化是一个系统性研究，具有发展史建构、理论体系阐发的两重性，异于以往仅关注实践活动的研究，是明代心学四重维度（道统化、学术化、政治化、世俗化）、四重形态（思想形态、学术形态、意识形态、文化形态）和四重世界（思想世界、历史世界、生活世界、意义世界）的统一，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宏观而言，明代心学是“立体”的。心学不仅具有义理形态，还具有生活形态。从文化语境与文化生成的互构关系看，明代心学社会化便是必然的历史进程，理应给予系统化的全面研究。明代心学社会化研究是心学的“下学”研究，是对以往侧重“上达”研究的补充，丰富了明代心学史的哲学书写，也是对心学致用价值的凸显。第二，中观而言，以社会化的视角把白沙学、阳明学、甘泉学整合进一个系统内，迥异于以往以“辩异同”为主题的研究模式，使整个明代心学成为一个整体，呈现了一部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断代学术思想史。第三，微观而言，明代心学社会化的核心在于生活方式，其价值指向在于改变生活方式建构生活的意义世界，在本质上即是人如何道德化地生活，道德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总之，心学社会化理论体系是对心学经世实践的哲学抽象和创新建构，也是对心学当代价值和作用范式的哲学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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