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作者：姚中秋
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12月上

摘 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连遭失败，陷入全面文明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思想政治之中心问题，“古今中西之争”因此而起。运用世界体系理论，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根本历史任务为尺度，可以论定三个历史时期古今中西之争的得失。相比于沉溺在观念之争的各派，中国共产党基于以实践为中心的唯物辩证法，准确认识现代中国之处境、问题及其症结，展开革命、发展实践，创造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实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关键词:古今中西之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如下论断：“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古今中西之争”指一百多年来围绕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而多次爆发的、以古今中西之文化资源取舍为中心的思想争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儒家士人-士大夫群体逐渐发现，持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陷入全面危机，必须另辟新路，如冯契所说：“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1]

几乎所有现代思想家、政治人物和学术派别都卷入其中，持续上百年。古今中西之争之所以长期持续、多次爆发，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曲折复杂，久未尘埃落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百余年革命与发展实践，并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本凝定，让我们终于有条件对古今中西之争做理论上的论定。

本文将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阐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变化之性质，确立论定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观，据以分析清末民初从器物之变、经制度之变到文化之变三部曲的得失；随后分析五四运动后与20世纪80年代后两场古今中西之争的复杂性，着重揭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发展实践破解观念层面上古今中西之争的机理。

中国思想政治的外围化与古今中西之争范式的形成

清末民初大半个世纪中，士人-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富强之因、中国失败之因和中国现代化之路径的判定，有过明显转变，即从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再到文化之变的三部曲，古今中西之争的形态因之日益清晰。运用辩证的唯物史观分析这段历史演变的性质，可以确认这一变化是中国思想政治逐渐外围化的表现。

三部曲式演变并非历史的进步

1922年，中西古今之争正在激烈进行，梁启超撰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构建了近世历史演进的三部曲式叙事框架：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就有了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这就有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和民国建立；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就有了新文化运动。[2]正是在第三期，知识分子热衷讨论中、西文化并引入古、今之辨，形成完整的古今中西之争范式。梁启超认为，从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再到文化之变，表明国人对西方富强之因、中国失败之因、救亡图存之道的认识在逐次深化、上升、进步。这种看法已成学界甚至公众常识，流传广远。

然而，把此变化放到鸦片战争以来历史演变框架内考察即可发现，三部曲式演变实为中国思想逐渐外围化、对现代化的认知与实践随之滑坡的表征。如此论定之依据是以辩证的唯物史观所建立之现代世界历史观，它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历史，以及列宁对帝国主义形成和演变历史的批判性论述中；毛泽东加以运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文中构建了现代中国历史观。这一历史观可概述如下：西方列强打败中国，依靠其绝对军事优势；此优势之基础在于其率先建成的工业化生产体系。而西方各国率先建成工业化生产体系，同样因为其凭借暴力优势征服美洲，建立大西洋世界体系并持续地相互争夺殖民地，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育、原始资本积累、产业结构跃迁与技术进步，从而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动城市化、交通等基础设施改进、教育普及、中产阶级形成、现代意识形态涌现、现代政党制度成型等等，这就是现代化。西方各国运用其基于工业化生产力优势的暴力优势进行广泛征服和支配，以保障和扩张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剥削，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包括中国在内各民族、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西方列强以各种机制进行支配、剥削。被压迫被剥削的各民族、国家确被植入若干现代性因素，现代资本主义也有所发育，但这只是“外围化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则经历全面深刻的“去结构化”，逐渐丧失自主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失去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机制与能力。

这就是清末、民初中国的状态。据此可以确定中华民族的根本历史任务：中心是推进工业化，但为此，首当推翻帝国主义统治，选择能够建立强大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的道路。衡量古今中西之争中各家各派高下得失，就看其是否认清这一根本历史任务并勇力担当之。

以此衡量，林则徐、魏源等人与稍晚一代的洋务派的认识和实践，反而最为可取：他们认识到西方之强在于“船坚炮利”，故大力兴办现代工业；对中国政教之有效性虽有焦虑，却从未怀疑其历史与世界正当性。两者综合，形成“中体西用”式现代化观。推进工业化而又保持文明、政治的主体性，其实就是德国、日本已经走通的国家中心主义制度变迁道路。

只不过，历史条件已变，不容中国重走此路。首先是内因，腐朽的清政府丧失了推动工业化的能力和资源，沦为失败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外因，19世纪后期，德美日等国逐渐完成工业化，随之帝国主义化，掀起瓜分世界狂潮。中国是西方列强重点争夺对象，半殖民地化程度持续加深，日益丧失发展自主权，工业化的国家动力也就逐渐衰竭。

文化中心论倾向的外围化根源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现代思想、政治的发展，可以工业化为分界线，划为两个阶段，其价值和制度大不相同、近乎相反：在工业化阶段，集中和扩大国家权力；完成工业化之后，趋于自由和个人权利。西方社会科学恰恰形成于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中期，总体上秉持自由主义立场，中心议题是权力、权利、利益的分配而非工业化、国家发展，因而它是仅适用于已工业化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它鼓吹文明等级论，认定现代化的英国享有教化野蛮世界的责任和权利，因而它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因其出自享有世界支配权的西方现代化国家，后发民族精英群体误将其当作关于现代化的普遍性知识，全盘接受，并以之为依据全面怀疑、否定、替代本国知识，这就是思想学术的外围化。[3]

严复译介英国社会科学，诸多知识分子以日本为中介传播西方社会科学，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思想的外围化进程。盲目接受者形成了依附性历史观，认同文明等级论，把中西之别等同于文明、野蛮之别；其现代化方案则有明显自由主义倾向，呼吁立宪等制度变革。有些变革确实推进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覆盖和穿透，但其总体效果则与预期相反，导致国家权力离散化，弱化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机制和能力。中国逐渐沦为“失败国家”，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几年，绝望情绪弥漫整个社会。

此时，一些新兴知识分子又一次做出错误归因，把国家失败归因于观念、文化，认定惟有全盘破坏传统文化、接受西方观念，才能解决中国根本问题。这种路径的形成，根源是中国思想的再度外围化：首先，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中国知识分子崇拜日本，盲从其思想，包括福泽谕吉从西欧贩卖的文明等级论、日本学界为配合帝国主义征服野心而构建的去中国化文明、历史叙事，把儒家文明归类为“半野蛮”。其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崛起，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归国，立刻在思想学术界占据重要位置，积极传播具有反历史和唯心主义倾向的美式思想观念如实证主义（实验主义），据以建立其反历史的历史观，进而建立其全盘西化（美国化）的现代化观。

古今中西之争的完整形态初步形成于这一时期。《新青年》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汪叔潜《新旧问题》，这样界定古今中西：“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中西之争等于新旧之争，这是全盘西化派的基点。这篇文章罗列了文化论争的主要观点：伪投派，即守旧派，只不过表面上接受新事物；盲从派，即全盘西化派；折中派。持续百年的古今中西之争主要就是这三派。三派主张各不相同，但均以文化为中心，把中国出路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

创造新思想、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实践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运用工业化造就的高效率杀人武器相互厮杀，力量削弱，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霸主，美式思想开始产生世界性影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位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发动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政治、思想格局为之剧变：社会主义俄国与资本主义欧美分立，展开全方位斗争。大战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矛盾，不少欧洲哲人相信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反思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性成为世界潮流，很多人转向社会主义。通过共产国际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欧洲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思想的实践转向

世界政治、思想的剧烈变化颠覆了新文化运动刚刚形成的古今中西之争范式：原来的“西”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古今中西之争扩展为古今中西马（俄）之争。“西”即西方文明被界定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性质的，失去现代或文明的光环，美国虽赢得部分人的认可，并不能完全恢复西方文明的神圣光环。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整全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社会主义在俄国落地，重塑了人们的思想取向：对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文化选择，而是发展道路选择；笼统含糊的文化之争发展为现代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发展道路之争，中心议题是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五四运动爆发后，思想界很快形成三种意识形态对立的格局：

第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对西方幻灭后，转回中国文化，认定其可解决西方文明危机。但当时中国的物质生产力明显落后，故其论述策略是构建文化类型学，以破解中西之争等于古今之争的命题，将其拉平为并列的文化类型。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新儒学，其现代化方案是中国心性之学加上西方的民主、科学。“九一八”事变激发普遍民族意识觉醒，推动学术界整体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致力于推动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转向”，将其从文明世界的边缘拉入中心，从半野蛮的、有待归化的客体，转变为可矫正西方或现代文明之弊的主体。[4]

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下文详论。

第三种是自由主义。上述两个思想流派形成并影响日益增大，胡适等人作为回应，乃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觉，相信西方是现代的、先进的，全面认同美式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蒋介石脱离共产国际、转而依附美国之后，吸纳一定数量自由主义者。抗战期间，自由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得到美国支持，积极推动“民主化”。然而，这种政治作秀只能加速国家离散化；美援附带的政治经济条件、尤其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更是持续加深经济文化的外围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政治的，共产国际支持组建中国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的。先看后者。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打破西式现代化的道路垄断，思想学术界不得不在两条发展道路之间做出选择。这一问题意识驱动不少学者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据以争论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社会，此即“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围绕现实社会性质的争论延伸到历史，引发“中国社会史问题大论战”。由此，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命题、分析方法在中国学界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引领人们关注完整的现代化，于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爆发了现代化论战；接着爆发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战，争论焦点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这些争论已明显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中心主义。[5]

可见，五四运动后十余年间，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争论发生重大转向，讨论的对象从文化转到制度、再转到器物，与此前几十年正好相反。思考对象一旦落实到器物，必然引出实践的意志。于是我们看到，梁漱溟等人展开乡村建设运动，试图通过解决经济、政治问题来解决文化、文明问题。但这些实践者普遍缺乏组织化机制，也就难以形成改造现实的强大力量。

通过革命实践认识古今中西马

比较而言，由于有先进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是实践的先知先觉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明确中国问题的主要症结是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从而明确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确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并立刻投入革命实践：首先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帝民族革命，虽遭失败，却把反帝变成全民共识；随后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势力统治的薄弱环节武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新政权，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全力投入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站在了超越文化中心论的古今中西之争范式的有利位置上。中国的殖民地化伴随着社会-国家的去结构化，口岸城市固然日益现代化，广大乡村地区却日趋贫困化，而这正是最大的“中”，也是最重要的现实即“今”，“古”也即历史文化凝固于其中。新兴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生活在口岸城市，已与古、今、中脱节，其所谈论者多为书本或回忆、想象，难得情实。中国共产党却深入乡村，尤其是贫困山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实践要求其处理古今中西马之争，实践之生死攸关也驱动其摆脱教条化方法与旁观者、外围化立场，而是以实践的主体性切入现实的具体性，把握古今中西马及其辩证关系。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确定中、马关系。中国共产党由共产国际指导成立，建党之初受其严密控制，导致思想、政治上的教条主义长期占据党内支配地位，革命频遭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自主性意识，起而反对本本主义，倡导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据以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经由这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6]，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最为重要的一步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转变为立场和方法。毛泽东《论新阶段》报告阐明了这一点：“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7]马克思主义一旦方法化，中国共产党就向古、中、西全面开放了，革命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对于革命实践具有决定性意义，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8]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互为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其中蕴含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立场和方法。

通过革命实践创造新思想、新文化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世界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塑造了中国之“今”，与“古”根本断裂，而“西”与“中”则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作为“古”的儒家思想与传统制度是无力解决“今”之问题的，甚至无从识别问题所在，故而失灵、崩解。[9]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同样有此短板，故虽有守护中国文化之心，却未看清中华文明危机之源；文明复兴构想层出不穷，却找不到实践路径。

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运用世界性思想、政治资源。但世界不是平的，而且已经裂变。自由主义当然是世界性的，但服务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支配、剥削，内含文明等级论，对此不察而接受，必然采取依附性立场，无意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有意遮蔽中国问题之症结，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即是典型。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是世界性意识形态，但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中国共产党据以认清了中国现实处境及其根源。共产国际又提供了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形态与世界革命的支持性资源。辩证法还提供了克服教条主义、树立思想政治自主性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世界化与自主性的辩证统一，把世界性革命思想政治资源转化为解决已经世界化的中国问题的道路和方案。

可见，文化保守主义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西；自由主义不知古亦不知今，不知中亦不知西；中国共产党则知今亦知西，知古亦知中。形成这种落差的根源在于，前两者止步于“解释世界”，在观念世界中打转，缺乏与现实的血肉联系，也就难以准确认识古今中西及其间关系。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凭借实践主体性树立思想文化创造的主体性，于是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教条而是“立场和方法”，中国历史文化不再是重负而是“方法”。中国共产党开放地、灵活地运用一切资源，加以创造性利用、融合、发展，生成新思想、新文化。在被利用的过程中，古今中西马的性质、功用、关系被准确地认识，并被辩证地融为一体，各有其用、各得其所。因此，对于古今中西马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不是外在地、静观地获得的，而是通过实践、在创造新思想、新文化的过程中获得的——这就是《实践论》所阐明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认识驱动的实践是“能动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创造”，成果主要有两个：毛泽东思想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其显著特征都是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以能动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创造，超越、破解了思想、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毛泽东思想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都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古、今、中、西、马各种因素在其中辩证地结合。相比于文化保守主义对古今中西文化的机械搭配与自由主义的依附论，两者具有高度创造性，从世界范围看，也是极为先进的，中国革命因此而取得胜利。

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发展实践终结古今中西之争

自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确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工业化。即便在贫穷山区进行游击战之时，中国共产党也始终不忘工业化长远目标。 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再度确定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目标，以此为中心进行国家构建，开展全面的社会、文化革命。

这些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均以实践的方式解决古今中西马之争：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打破旧有基层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价值与社会治理体系。基于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实行“一边倒”政策。与此相配合，1949年8、9月间，毛泽东接连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后），批判知识分子的恐美、媚美、崇美心理，此后又多次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努力摆脱苏联模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

找到这条道路不易，中国式现代化历经蹉跎。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发现，中国与西方差距巨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党政干部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现代化的效能，进而怀疑建立这一制度的革命之必要性。更进一步，部分知识分子把国家发展迟缓归因于文化，文化中心论的古今中西之争再起。

不过，进入90年代，受国际局势影响，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意识形态之争。部分知识分子绘制的文化蓝图趋于多样化，如李泽厚提出“西体中用论”，方克立提出“中体马魂西用论”，张岱年提出“综合创造论”，等等。

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总体性现代文明创造

与思想文化界的纷争适成对比，中国共产党采取“不争论”策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心是推进工业化，允许市场经济发育，对西方实行开放政策。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发展自主权，实行有管理的开放，坚定地、自主地推进工业化。

在工业化取得比较明显成绩之时，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文化立场，日益明确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奋斗目标。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命题，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方法，具有同等重大的历史意义。到今天，发达的工业化生产力，以此为基础的城市化生活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要素，已经融合凝定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至此，“中国向何处去”已不成问题，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完美答案。百余年间，各种思想政治力量竞相作答，惟有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主流古今中西之争范式有明显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前者表现为文化中心论，聚焦于宗教、思维方式、价值观、意识等领域，以为通过文化设计，可以构建出理想的现代文明。后者表现为把文化静态化、实体化、本质化且高度简化，笼统谈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无视古今之变，甚至由今推古，盲目崇拜西方古代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又无视西方现代文化的内在矛盾，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如此争论，看似热闹，终难揭示国家真实处境、问题、症结与出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性、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改造现实的革命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中心；但帝国主义与依附性封建势力构成工业化的结构性障碍，于是中国共产党转向革命实践；革命胜利之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这是一个能动的革命的现代文明创造实践进程，经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凝定，终结了古今中西之争。

这一创造性实践不限于思想、文化，而是总体性的现代文明创造。文化是其组成部分，且有能动性，但终究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基础，与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等等辩证统一于“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广泛进行文化革命，文化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进入80年代反而再度爆发古今中西之争。随后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工业化的成功，古今中西之争反而逐渐消散。“中国向何处去”，归根到底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民族解放与发展的问题。依靠辩证的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认清了这一根本历史任务，超越狭隘的文化之争，通过革命与发展，展开总体性的现代文明创造。由此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完整性、有机性，远远超出古今中西之争中各派的想象。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高度世界性，因而具有高度现代性。它集成、发展了世界各民族创造的重要现代文明成果：工业化生产体系、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人民的大众的文化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性完全超出古今中西之争中西化派的想象。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造就了这一高度世界性。中国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身份启动现代化进程，成熟的西方现代文明构成压迫性他者，中华民族不能不首先反抗、推翻之。但在中国自身文明传统内是缺乏有效反抗武器的，它们存在于在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辩证历史进程之中。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组织、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批判地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故能在中国构建出推翻结构性压迫、实现发展的力量。古今中西之争中各派仅吸纳西方现代文明中常态因素，无从构建出强大的解放性力量。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又有高度民族性，与历史传统保持了明显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在精神气质上与儒家士人-士大夫群体之间保持了明显连续性；中国式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价值、制度均与传统保持了明显连续性。[10]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完全超出了古今中西之争中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想象。同样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造就了这一高度民族性。革命和工业化过程确实极大地破坏了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但中国革命首先是反抗世界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工业化也始终是在帝国主义遏制与垄断重压下进行的，这两者又都要求激发民族主义精神，动用历史积累的文明资源。由此，历史文化在当代中国保持着鲜活的生命。

高度世界性与高度民族性的辩证统一，高度现代性与高度传统性的辩证统一，此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特点。在现代世界占据先进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在古代世界占据先进地位的中华文明辩证地相互作用，“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是古代的、落后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的、先进的。

结语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因为其掌握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方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建立工业化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又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支配性结构；通过历史辩证法，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世界范围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及其动态演变；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实践辩证法，投身于改造世界的革命与发展实践。经由实践，切入变化着的现实的具体性，在利用古今中西马各种资源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其形成正确认识。因此，中国共产党处理古今中西马之争，不是通过静观的认识或观念的构造，而是创造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新思想、新文化的实践。这一总体性的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是“高于”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之争的。

随着“中国向何处去”问题通过实践得到圆满解答，古今中西之争已不再成为问题。但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思想和政治已升入新阶段，中心问题转变为“世界向何处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议已给出原则性答案，中国思想学术界需要关注、研究由中国领导的、世界范围内以发展推进文明进步的实践，在世界层面上思考古今中外问题。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注释

[1]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增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册，《饮冰室文集》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44页。

[3]姚中秋：《西方思想学术霸权的形成、支配机制及其反抗者》，《江海学刊》，2023年第2期。

[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27—1329页。

[5]相关论文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证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页。

[7][8]《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0、第651页。

[9]姚中秋：《千年困局与中国思想的前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5—14页。

[10]姚中秋：《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形态特征及其理论意涵》，《学术前沿》，2023年5月下，第4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