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书院研究综述

作者：赵伟 邓洪波

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摘  要: 2016年是书院研究成果丰硕的一年。据统计，本年度共发表期刊论文401篇，学位论文5篇，又有20部相关著作出版。其中，以历史学界、教育学界为主干力量进行的传统书院史研究是其中的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了书院教育、藏书、刻书、祭祀、学田、文献、改制、建筑等内容。同时，受当前“书院复兴”运动及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影响，当代书院研究领域崛起迅速，大有与传统书院史研究形成“双峰并峙”局面的趋势。二者在各自领域皆有所创获，但对话明显不足，有自说自话的倾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关键词: 书院；研究综述；传统书院；当代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自唐代初现以来，存续千年，绵延至今。其间虽经历了清末书院改制，但仍“坠而不绝”，在当代作为传统文化复兴的载体，逐步走向了复兴。据邓洪波教授统计，目前“全国活跃的书院有约2000余所，类型不一而足”。[1]

学界对书院的关注滥觞于民国。改革开放以后，书院研究进入勃然兴盛的阶段。步入新世纪，书院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繁盛的景象”。[2]2016年，学界仍旧保持了对书院的充分关注，继《湖南大学学报》坚持开辟书院专栏之后，本年度由光明日报集团主管主办的《博览群书》和山西省政协主管主办的《文史月刊》都开辟了书院专栏，刊载相关文章。在各界的热切关注之下，本年度的书院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统计，本年共有20部相关著作出版，期刊论文数量高达401篇，硕士学位论文有51篇，博士学位论文有4篇之多。

在这20部著作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图书馆编《格致书院课艺》(全四册) ，[3]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续辑·西湖书院史料》，[4]郭晶《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全二百册)[5]和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博物馆编《张之洞与梁鼎芬两湖书院手札》，[6]这四部成果属于基础史料性质，将为往后的书院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关书院与学术史的研究依旧热度不减，邢舒绪《邵廷采与姚江书院派研究》[7]和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8]皆是相关著作。对区域及个体书院的研究最受关注，本年度共有6部相关成果，分别为: 史飞翔《关学与陕西书院》[9] 、吴海生和王立斌《叠山书院》[10] 、郭晶《东亚同文书院研究》[11] 、温江斌《南昌书院史》[12] 、魏红翎《成都尊经书院史》[13] 、郭良芬《遂川书院文化》[14] 。与众不同的是宵旰、雪晴同著的《大德敦化 河南敦复书院落实中华传统美德的真实故事》[15] 一书，记录了当代敦复书院的办学历程，这是如今渐趋兴盛的民间新办书院开始发声的标志。

其他期刊、学位论文等成果由于数量庞大，将在下文分别展开论述。

一、传统书院史研究

对古代书院的探索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本年度共有242篇相关论文。从断代书院史研究来看，清代书院最受关注，共有86篇; 宋代次之，有31篇; 明代又次，有21篇; 民国、元代、唐代依此而后，分别有7篇、5篇和2篇。其余则多为横跨数朝的个体或区域书院研究。就其所关注的内容来看，多集中在对古代书院的教育、藏书、刻书、祭祀、学田、文献、改制、建筑等方面。

(一) 书院教育

书院在宋代以后强化了教育教学功能，逐渐与官学并列成为两大人才培养机构。古代书院教育问题一直是学界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本年度共有47篇相关论文。

对既往观点的检讨。张邦炜在《宋代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着眼于唐宋变革与会通的观察》[16]中，认为前人所主张的宋代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由官学到书院”并不恰当，认为应当是“广开来学之路”。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强调了官学在历史上的变化，“不能简单地一概视官学为旧体制，将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官学在当时也表现出新的进步的特点，即平民性有所增强。并且宋代书院并未取官学而代之，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统天下，相反倒是书院趋于官学化。张佐良在《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子虚乌有考》[17] 中对“目前几成定论”的孙奇逢曾讲学于百泉书院的说法提出质疑。通过对百泉书院在清初发展的考察，发现百泉书院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以前“一直未作书院使用”。再查孙奇逢《日谱》，发现其中对讲学百泉书院一事一字不载。文章还对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之说的由来进行了文献梳理，发现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之说大致形成于道光年间，后世以讹传讹，流传至今。此文在考证时，充分利用了孙奇逢的文集、墓志以及方志等材料，而未注意到记载百泉书院自身史事的《百泉书院志》，是其遗憾。

新领域的开辟。余智鸣的《清代书院的碑学教育与传播》[18]专门对清代书院的碑学教育作了研究。碑学是以碑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传统学问，在清代乾嘉以后逐渐萌芽，在阮元、康有为等碑学大家的倡导及书院的鼎力传播之下，于道咸以降走向兴盛。当今学界多关注于阮、康等碑学名家，而未能重视碑学的教育、传播基地——书院。作者从阮元、邓石如、张之洞、张裕钊等碑学、书院活动名家入手，通过个案分析，力图着眼于书院来研究其如何进行碑学教育、传播，这对于厘清整个清代碑学的发展以及书院内部的书法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丁钢的《讲学方式与空间组构演变的教育意蕴》[19]一文，运用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对教学空间结构与功能被赋予的文化底蕴和教育价值进行了研究。在对书院的论述中，认为“书院的新型教学关系呈现了一种不同于统治秩序的内外空间格局组构，与社会生活底层的精神相联系，讲学方式与空间格局相结合解构了太学以来的教学空间，并且进行富有意义的重构”。此文引入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为书院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新的活力。

新观点的发现。翁筱曼《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20] 一文，通过研究学海堂课卷，发现学海堂对岭南地域文学文化资源进行了传承与推进，这种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利用，充分体现了学海堂的地域文化身份。这种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教学策略在晚清岭南的凸显，是时代裂变之际地方乡土认同和国家观念重构的投射，亦是历代岭南士人“吾粤”认同不断深化与自觉的表现，是学海堂身兼书院与地方学术共同体的身份驱使下的文化行为。以往有关学海堂的研究多着眼于学术史领域，考察清代由程朱到汉学的学术递嬗。此文将文学视野带入学海堂研究，使人耳目一新。

(二) 书院藏书、刻书

藏书与刻书是书院的两大功能，本专题共有8篇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根华的《清代福州藏书研究》，[21]该文以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一的致用书院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藏书的来源及状况。同时，该文还将致用书院藏书在民国以后以至于当代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使致用书院藏书的流转状况更加清晰，这是该文最有价值之处。陈聪的《明清常州府刻书业与文学活动研究》[22] 对明清时期常州府的刻书业与文学活动的相互关系作了探讨，文章认为，常州文人群体以科举考试、书院、结社及文化世家为中心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其形式主要有讲学、游历及相互间的应邀作文。书院文人间的交流作品经过整理刊印成册，对常州刻书业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从书院刊印的书籍中可以看出，其学术指向越来越倾向经学，“最终形成了代表乾嘉汉学的重镇南菁书院”。

(三) 书院祭祀

祭祀是书院的基本规制之一，本年度共有6篇相关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王胜军《明清时期西南书院祭祀与儒学传播》。[23]此文对明清时期地处西南的贵州、四川( 含重庆) 和云南的书院祭祀作了考察，认为其“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阳明心学、程朱理学、清代汉学等不同形态儒学在当地的传播情形，具有地域性特征”。具体来看，贵州地区由于阳明的讲学活动而体现出心学发达、程朱理学衰微的情形; 四川由于周敦颐、程颐、张栻、魏了翁等人的关系，程朱理学在书院祭祀中长期占有优势; 云南书院虽在数量上远超贵州，然其祭祀却“无可述者”。从宏观上看，西南地区书院祭祀的分布与讲学从某些地域上讲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重合”，其原因仍与书院资金不足的状况有关。西南地区书院祭祀却又呈现“纪念性”的符号特征，如贵山书院在学风变迁之后仍祀王阳明，因为阳明对整个贵州而言有文化肇始的意义。“从西南诸书院祭祀的历史叙事来看，均有一种汉文化向边地传播胜于儒学内部畛域之争的思想倾向”。故而西南书院儒学形态传播的界域不是特别分明，其符号化的祭祀十分突出。

(四) 书院学田

学田是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直接关系到书院的兴衰。本年度有关书院学田的研究成果不多，仅有5篇相关论文。有代表性的是陈俭喜、林雯雯的《民国闹剧: 武汉问津书院产权之争》，[24]叙述了湖北问津书院在1927—1931年间的院产之争。众所周知，书院在清末被改制为学堂，入民国后又仓促改为学校，书院原有之田山产业等项在清末和民国的接连改制之后是如何处理的，学界未能有充分的研究。此文的价值就在于，作者运用了较为翔实的档案材料，对民国时期政府与地方势力之间就问津书院院产的私有、国有之争进行了还原，是难得的对民国时期书院田产状况的研究。

(五) 书院文献

书院文献是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记载书院活动的文献，是构成中国古代思想、教育、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在立项以后成功开题，表明书院文献的价值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可。本年共有12篇相关的研究论文。

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台湾教化档案选编》[25]辑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清朝统一台湾后出台的有关文化教育的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及宫中朱批奏折中相关史料，其中有关在台湾设立书院以推行教化的记载是研究台湾书院史的重要史料。马振《中山大学图书馆徽州文书中教育考试类文献探究》[26]是对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徽州文书中有关教育考试类的约1.5万件文献进行的初步研究成果。这些教育考试类文献分为书院教育类文献和科举应试类文献两种，为书院史、教育史、科举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刘艳伟、金生杨的《清代县级书院——以南部县鳌峰书院为中心的研究》[27]一文利用了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对南部县书院的发展演变、职事设置、财产与收支、藏书情况等作了充分研究。作者认为，“南部县书院作为清代县级书院的代表，它又折射出清代县级书院的一般情况，为我们揭示清代地方教育及相关内容提供了实证”。此外，王晓天《新发现〈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及其价值》，[28]王博凯、贾俊侠《西安碑林藏柏景伟〈关中书院学规〉初探》[29]及前文提及的《清代书院的碑学教育与传播》皆是发现并利用新史料的研究成果。

对书院志的研究。黄建年、陶茂芹的《书院志归类研究:以方志和地方文献目录为例》[30]对书院志在当代的目录归类问题作了研究。通过对全国性方志目录(如《中国地方志综录》) 、地方性方志和地方文献目录(如《上海方志资料考录》) 、馆藏方志与地方文献目录(如《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 、方志目录数据库(如《数字方志》) 的考察，发现综合性方志目录和馆藏方志目录基本不认可书院志的地位，基本未把书院志作为专志而加以收录，地方性方志目录和方志目录数据库则相对宽松。作者认为，“书院志确与一般方志内容有异，适宜单独研究与管理，至少宜设立专类管理”。方彦寿《朱世泽与〈考亭志〉辨正》[31]一文，依据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所藏的日本宽政七年(1795) 《考亭志》传抄本，对《考亭志》的内容、编者、卷帙、刊者和刊印地点等以往所存在的失误之处一一作了辨正。魏萌萌《〈梯云书院志〉的整理与研究》[32]是在对《梯云书院志》点校整理的基础上，考察志书的编纂、版本，以及书院本身的沿革、规章制度等内容。

对书院课艺的研究。2016年是格致书院成立140周年和格致书院首次征文130周年，《格致书院课艺》因而在本年度中获得了较大的关注。除前文提及的影印出版《格致书院课艺》外，另有相关的研究论文问世。黄显功《晚清课艺文献与〈格致书院课艺〉》[33]一文对格致书院的课艺活动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有作者成分复杂、社会参与度广、命题者整容豪华等特点，是晚清书院中绝无仅有的特例。熊月之的《新群体、新网络与新话语体系的确立——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中心》[34] 指出，格致书院课艺是一项新型文化产品，是以王韬、傅兰雅等居住在沿海城市的中外知识分子，在上海、天津等地开明官绅大力支持下，自觉利用《申报》等新型网络，动员并受到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新式读书人的响应而生产出来的，也是王韬、傅兰雅等人在已有的报刊网络上嵌入中国书院书生议政传统的结果。透过课艺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可以看出甲午前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并非壁立千仞式的奇峰突起，而是蜿蜒而上的高原。这可修正张灏的“转型时代”说。

(六) 书院改制

2016年是书院改制115周年，本年共有10篇相关论文，多是以省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刘熠《官府与民间的离合: 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改办学堂的历程》[35]一文运用了大量清代巴县、南部县等档案，对书院改办学堂的具体过程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在朝廷的改制章程发布后，全国划一的章程取代了原先书院因地制宜的办学模式，上层的朝廷和基层的地方由于观念、信息的不对等，使得“基层官绅对书院改办学堂大都被动，这与此前办学主要靠民间的自主力量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官府与民间的裂痕，夹杂着俗与制、中与西、新与旧的纠缠，是近代改革的一大特征”。此外，王世超《清末广西书院改制研究》[36]，吴洪成、王培培《近代重庆书院改制述评——纪念书院改制115周年》[37]和谢丰、周小喜《清末新政初期湖南改制书院兴办学堂的章程问题》[38]等论文分别探讨了清末广西、重庆、湖南等地书院改制的状况及特点。

(七) 书院建筑

书院与学宫是中国古代文教建筑的双璧。相较于学宫严格的建筑规制，书院建筑具有一定的“自由发挥”色彩，学界也因此多关注于书院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性特点。本年度共有31篇相关论文，涉及了建筑、景观、环境等多个学科。蔡志荣《清代湖北书院建筑风格及现代启示》[39]认为，“湖北书院实际上成为地方的教育和文化中心，是地方文化精神的象征，书院建筑也是展示地方文化形象的符号。书院地点的选择受禅宗山林文化的影响，注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结合。书院的建筑空间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也烙上鲜明的荆楚文化地域元素”。其他如贾艳艳、唐晓岚《海南儋州东坡书院园林艺术探析及其品质提升》[40] 、王婷《重庆宝树传芳书院装饰艺术研究》[41]、颜景亮《广州陈氏书院的雕刻与壁画艺术特色》[42] 等文章分别探讨了海南、重庆、广东等地书院的相关问题。

二、当代书院研究

书院在清末被改为学堂，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暂时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书院的生命并未就此终结，在官方和民间的推动下，在当代又以不同的形式走向复兴，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现象的影响之下，学界开始对书院的当代价值与启示、当代书院复兴运动进行思考，开辟出当代书院研究领域。2005年以后，许多高校实行了大学书院制改革，高等教育界也加入了当代书院研究的行列，开始总结高校书院制改革的经验，贡献出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当代书院研究领域迅速崛起。这些变化表明，书院研究已开始走出传统书院史研究一家独大的局面，将逐步形成传统书院史研究与当代书院研究“双峰并峙”的局面。本年度共有202 篇相关论文。

(一) 书院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书院的当代价值。程方平、王艳芳的《中国书院复兴的当代价值》[43] 一文认为“对于书院价值的认同是探索教育改革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该文从书院的教学与科研、学习评价与管理两方面对书院教育的价值进行了判断，认为其教学自由开放，并与科研两相结合，而对于学习者的评价和管理更多的是对其内在或心性进行管理和评价。“书院自呱呱坠地之日起，身上就承载了对中国主流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使命”，这正与当今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文化复兴相适应。

书院对当代的启示。目前学界多从书院对高等教育的启示出发来开展相关研究，如张晓婧《中国传统书院文化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44] 、明成满《中国古代书院德育环境及对当代高校德育的启示》[45]等。其他如张中豹和杨倩茹《古代书院职能对农村社会教育的启示》[46]、赵国栋《宋代书院教育对现代成人教育教学的启示》[47]、韩凤芹和史卫《古代职业教育发展对当今的启示》[48]、陈起莹、龚鑫、李羚等《书院文化对当代中小学教育的启示》[49]则是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书院对社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乃至中小学教育的启示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 当代复兴书院运动

官方的复兴书院运动。王小荣、任福全《保定莲池书院的文化发展研究》[50]是对近年河北省首家复建的大型书院，也是重点扶持的文化复兴项目——保定莲池书院进行的有关文化发展方面问题的研究。该文从“发挥莲池书院的文化教育与引领作用，树立莲池书院的国学园地形象，完善莲池书院的设施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开发莲池书院的文化产品，促进书院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加以探析，以期推动莲池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孔德通《书院与理学文化对当代区域文教发展作用的调查研究——以江西省崇仁县为例》[51]对打出“理学之乡”口号的江西崇仁县在近年进行的弘扬书院与理学文化运动进行了考察。分析发现，崇仁县不仅把区域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汇编成教材引入学校，而且融入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景区规划建设中，使崇仁县成为了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典型。此外，作者还对其经验和不足进行了总结。

民间的复兴书院运动。戴美玲、王元珍的《传承与创新——以厦门筼筜书院为例探索当代书院的建设与发展》[52]一文以厦门筼筜书院为例，分析了当代书院文化传播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力求找到当代书院在国学传播，新知培养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可以借鉴的规律与经验。姚婷婷《宗教社会学视域下的儒教研究——以当代曲阜书院为扩展个案》[53]以宗教社会学的新范式来探索当代儒教的真实样态。该文以近年在曲阜兴起的各式书院为具体案例，发现以书院为载体的当代儒教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灰市”，面向的群体较为有限，市场前景亦不广阔。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短期之内发展状况良好，但未来尚难以确定。曲阜书院因独特的资源和条件形成了独特的模式，这些条件无法被其他地区复制或仿效，因此曲阜模式也不会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

(三) 当代大学书院制改革

2005年以来，在以复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众多高校的带领下，国内许多高校开始推行通识教育改革，逐步形成了以核心课程为主轴，以书院制和导师制为辅翼的通识教育培养体系。如今，这些高校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实践，已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书院发展模式，学界也相应地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本年度共有98 篇相关论文。

对书院制下实施通识教育的进一步研究。黄娇姣《对于复旦大学书院制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改革的思考》[54]以复旦大学课程改革的现状和必要性为切入点，分析了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改革情况，并在课程模式、宣传机制两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陆一《从“通识教育在中国”到“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兼论中国大学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多种可能的结合》[55]从通识教育概念的本土建构性质、国家文明复兴与文化自信的愿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出发，提出应当确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这一建设目标，并指出了通识教育若要实现全面本土化，将在育人目标、课程体系、书院与学工、教育内容、教学手段、质量保障与评价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柯小刚《书院作为现代社会通识教育的形式: 以古典书院为例》[56] 一文对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依托高校学术资源，面向社会开展严肃的古典通识教育”的发展模式进行了介绍，并就现代书院教育和办学实践谈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只有通过古典通识教育“来变化现代气质，养成越来越多的成熟公民，现代社会才有可能重新找回健康幸福的生活方式”。

对书院制下开展学生工作的探索。潘彬、肖永明在《生活导师制: 本科生入学适应教育新模式》[57]中介绍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构建的一种本科学生入学适应教育模式——生活导师制，即“高等学校聘请思想道德素质高、学习优秀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研究生担任低年级本科生的指导教师，通过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大学生活对本科生进行个性化指导的培养制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本科学生的入学适应能力。杨放敏、尹曦的《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初探——以南京审计大学为例》[58]对书院管理模式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差异进行了总结，认为二者在基本理念、组织架构、育人形式方面存在差异。对于书院制管理模式的优势，文章认为其有利于学生提升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 有利于学生安全问题防范; 有利于通识教育的拓展; 有利于完善学生利益诉求，加强学生的归属感。潘华泉《基于书院制模式的学生公寓管理创新与实践》[59]和靳涛《探索大学“书院制”改革中如何对学生宿舍进行创新管理》[60]都对书院制下的学生住宿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

对书院制住宿建筑的研究。高校书院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将原先单独作为生活区的宿舍融入文化、教育功能，形成类似古代书院生徒居斋肄业的学习、生活模式。为适应这种新的教育模式，不少高校对学生的宿舍区进行了相应的规划与设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院制住宿建筑。温茜玥《高校书院制住宿建筑规划及设计研究》[61]对海内外的书院制建筑进行案例分析，探讨了国内试点院校相关建筑的不足，并分析归纳出书院制住宿建筑模式的设计步骤。文章结合了相关理论和实地调研，对学生的需求进行了量化分析，为高品质的书院制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对当前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反思。张应强、方华梁在《从生活空间到文化空间: 现代大学书院制如何可能》[62]对当前大学书院制改革在实践中遭遇一系列难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古代传统书院的生活空间和教育空间是融合的，而制度化的现代学校教育却使二者分离，现代大学书院制只是继承了传统书院的空间形式。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需创造性地传承古代传统书院的精神而非形式，在导师制、通识课程、社团活动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同时探索书院与专业学院和学生工作系统协同育人的机制。过勇的《本科教育的组织模式: 哈佛大学的启示》[63]对中美两国的本科教育组织模式进行了对比和反思。美国大学中学院制的组织模式与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是相配套的，而我国高校在不完全实施通识教育的情况下推行本科生院制和书院制，必然会在实践中遇到巨大的困难。我国高校不必照搬美英大学的学院制，应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本科教育组织模式，但在本科教育中加强通识教育的成分对于培养全面的人才非常重要。最后，作者在借鉴国内外高校已有模式和改革探索的基础之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学校加强对本科教育的统一管理，而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给院系更多自主权; 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识教育体系; 给本科生更多选择专业的自由，研究生招生名额和本专业本科生人数脱钩; 加强师生互动比建立本科生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三、总结   

总体而言，书院研究在2016年保持了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之势，是历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和建筑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古代传承千年的书院历史，学界在经过近百年的发掘之后成果颇丰，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这在传统书院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多是在以往的范式下继续深入，开展更为具体的个案研究。这既得益于当前信息时代下史料搜寻更为便利的优势条件，也是“书院学”财富未能得到充分发掘的反映。对当代书院的研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新领域，这与当前“书院复兴”的大潮密不可分。学界对当代书院的研究重心放在了高校书院制改革上，而对于愈演愈盛的民间书院关注度明显不足，更遑论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发掘传承千年的书院文化固然重要，但也要谨防落入泥古拘今的陷阱。此外，传统书院史研究与当代书院研究( 尤其是高校书院制研究) 领域，二者界限分明，都有自说自话的倾向，这值得引起书院研究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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