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24-01-04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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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

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学术著作20余部。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作者:杨朝明(孔子研究院原院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来源:《大众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一月廿三日丁卯

          耶稣2024年1月4日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乃是以国家的形式承载了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的存在。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说,西方曾经也产生了很多大帝国、强国,他们纵横世界,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但这些强大帝国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飞烟灭,后世很难再有崛起的可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国都来自中国。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质上所承载的是一种文明!

 

中华文明以孔子为中心,孔子继往开来,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地位特殊。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孔子虽然生活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但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总结继承了他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影响到了后世。

 

考古学家发现龙山时代就有了礼制。夏、商、周三代递相损益,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西周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儒家常说的“文武之政”“周公之训”“成康之治”即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值得大书特书。尤其周公,他被历史学家称为“孔子以前”“黄帝以后”的最重要人物。他不仅帮助文王、武王取得了天下,更重要的是辅佐成王巩固了天下,他“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周公由此也成为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被后世尊为“元圣”。孔子崇拜周公,甚至常常“梦见周公”,周代文化已经走出对于天命、鬼神的膜拜,这是一种人文理念高度升腾的文化。在“礼坏乐崩”的情势下,孔子“从周”“宪章文武”,思考礼乐制度何以得到更好遵守的问题,形成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中国文化连绵不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与它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密切相连、高度统一。中国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它具有显著的不断创新、和谐统一的特性。儒学是中华文明之树的主干,在不同的时期也吸收了不同文明养分。惟其如此,在历史不断发展中,这棵大树才历经风雨,在不同时期也都绽放出艳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儒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在“礼坏乐崩”的情势下,孔子研究周公怎样制礼作乐、礼乐大厦何以崩塌、怎样建设才能使大厦根基牢固。于是,以此为起点,孔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例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是最为关键、最为根本因素。

 

儒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儒学研究人性与人的价值。孔子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认为人需要追求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因而要正心诚意,学以成人,止于至善。

 

孔子崇尚先王,主张以先王之道培养大人君子,唤醒人心,明心见性,以明德引领风尚。对于自己的主张,孔子充满了自信,在他看来,礼制和礼仪都表达着礼义。人们认知礼义,把握礼的精神实质,就能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就能长治久安,这是虽历百世而不会变的道理。

 

思维的深度决定了认知的宽度。儒家学说是“道术”而不是“方术”,因而能像庄子所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孔子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他为政仅仅一年,就成为各地诸侯学习的样板。国君希望用他的办法治理鲁国,孔子则认为治理天下都适用。孔子弟子请教十代以后如何治世是否可知,孔子回答“虽百世可知矣”。孔子认为“周鉴于二代”,继承了夏商,走出了尊命、尊神的迷茫,这是一种人文文化。礼的形式不断损益,但礼的实质不会变化。

 

有人向孔子请教怎样做才能处处通达,孔子以六字相告:言忠信,行笃敬。在孔子看来,真正做到这六个字,“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之道一以贯之,这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忠恕原则。他认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抓住了正己修身的关键。人欲明礼,就要有一种修身的自觉,就要有处理好“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能力,这一切其实都在于德性的觉知。

 

“儒者之学”是社会管理之学,也是人心教化之学。社会要和谐,人心要和顺,就必须修己以安人。在孔子儒学的体系中,世间的人们人格都是平等的,人们都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但都应该各正其名、各尽其力、各安其分。不过,儒学培养的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儒家之学,学以成人,进而成大人、成君子、成圣成贤。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是孔子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这是孔子的社会理想,也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乃至今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所谓“背私为公”,“公”指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德意识。天下为公,是提倡人们都修为自己的公德心,人们应休戚与共,协同一致,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提倡人们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害人、弱肉强食。

 

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必须在人心中筑起捍卫和平的屏障。就像万里长城象征着防御、防守而不是攻击、侵略,中华民族向来以礼御心、以礼节和,文化基因是追求正义,谦和礼让,爱好和平。中华民族深沉的共同体意识,使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携手前行。各民族和而不同、崇尚一统,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向心力来自共同遵循的“道”,“道”就是王道,就是尊王攘夷;凝聚力来自人之内心深处的“统”,“统”就是正统,就是崇尚一统于先进文化。

 

中国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协和万邦”的理念,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等提法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中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源于中国文化的开放大度、和谐包容、智慧持中、踏实稳重。文明的形成都会思考人的发展,都会从人自身出发。虽然出发点一样,最终方向却未必一致。中国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对于爱与正义,中国人的信奉很早就全然而且彻底。

 

中国文化以孝悌为根本,最基本的文化特点就是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中国哲学可视为“家”的哲学,以家为本位,由孝与悌而培养爱与敬,把孝悌看成“人之本”,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每一个人都是由家庭走向社会,于是中国思想打通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把父母对子女的自然情感进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产生了家国一体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涵摄去取,中和位育;才能推己及人,和睦和顺。它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理想,指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中国对于家庭与家族的重视,在文化的基本点上就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美国学者休斯敦·史密斯《世界宗教》所说:当一个人的深入关注中心从自身转向家庭的时候,他便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心理。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就已经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又说:当关注中心从家庭移向社会时,便超越了裙带关系;当从社会移向国家时,便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当移向全人类时,则同民族沙文主义针锋相对。所以,我们一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民族能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的时候,也就选择了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佳路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