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数学的返本开新

——《周易象数学史》述评

作者：马士彪（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来源：《学衡》第4期

林忠军教授沉潜数十载撰写成的皇皇巨著《周易象数学史》终于付梓，是著乃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着眼于象数学发展、流衍的通史性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回应了海内外周易研究者的内心呼唤。该书分为先秦汉唐、宋元以及明清三卷，以历史发展为线索，立足于学科交叉的宏大视野，综合运用象数、训诂、史学等传统学术方法以及符号学、解释学等现代学术方法，以现代话语系统梳理了象数易学萌芽、形成、鼎盛、衰微、转型、复古六大发展阶段，详尽地剖析了象数易学在不同时代的思想内涵、解经方法，厘清了象数易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并且结合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对包括象数易学起源在内的疑难问题加以考索，试图还原象数易学在不同时代的真实面貌，在此基础上全景展现了象数易学的发展轨迹及其与义理易学的关系。

一、系统性与客观性相结合

《易》本卜筮之书，象数思想亦源于卜筮活动。汉代以降，象数易学与术数之学分流，前者成为官学，而以经学的面貌呈现；后者则流入民间，成为民俗文化的一种。由于易学本身发展的独特性，象数之学与术数之学并未因此而隔绝发展，术数之学不断吸纳象数易学的洞见，充实自身的理论和技术操作；而一些象数易学家本身亦精研筮占，并且通过重建新的筮占体系阐发其象数思想。鉴于象数之学与术数之学间彼此渗透的复杂关系，《周易象数学史》以广、狭两义严格区分“象数”概念，广义的象数概念与术数约略相当，而狭义的象数概念仅指阴阳卦爻符号以及与大衍筮法相关的蓍数。

传统对狭义的象数之学与术数之学的区分较为严格，如汉代的《七略》将象数易学的著作归入《六艺略》，而将术数类著作编入《术数略》，清《四库全书》亦将象数易学著作收入经部易类，而将占卜、命书、五行等著作收入子部术数类。但传统专论象数的著作往往使用泛化后与术数大致等同的象数概念。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专设“象数”章讨论五运六气、六壬、侯气、纳甲、揲蓍、卦变、五行等，清初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虽然后出转精，但其所论的象数，包括河洛之图、先天图、纳甲、卦变、互体、六壬、太一、遁甲等，亦约略与术数相当。总之，传统象数学著作往往将象数概念泛化，从而混同经学意义的象数易学与术数方技之学。尤有进者，传统象数学著作大多流于资料罗列，如朱震的《汉上易学》虽以兼采汉宋象数之学著称，却缺少系统的梳理与反思；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脱离注经的限制，对于汉宋象数之学加以整理疏通，集易学象数学之大成，但却无法立足易学史的宏大视域，对各种象数体例加以追踪、省察与评价。

相较于传统象数学著作，《周易象数学史》系统地梳理了象数易学从先秦萌芽时期，西汉形成时期、东汉鼎盛时期、魏晋隋唐衰微时期、宋元图书之学形成与兴盛时期到明清汉代象数易学复古时期六个发展阶段，并且基于象数易学史的整体对每一时代的易学发展脉络、特色加以厘清，对每一时代的代表性易学家的象数思想做了深入了剖析与公允的评价，从而还原了象数易学在不同时代的真实面貌，真正做到了系统性与客观性的结合。

《周易象数学史》的系统性与客观性还体现在立足于象数易学史的宏大视野，在总结传统与现代学人观点的基础上，对象数易学史上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加以厘清，如《易林》真伪考、《九家易》编集者以及九家为谁考、周敦颐“太极图”之渊源考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以《易林》真伪考为例，以见其书考证之客观谨严。学界关于今本《易林》真伪，尚有较大分歧，并形成了两派意见。在清代辨伪风气的影响下，顾炎武等率先对《易林》的真伪加以怀疑，而梁启超等则完全否定的传统的说法，进而主张《易林》应为东汉以后作品，此为第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以四库馆臣和近人尚秉和为代表，主张《易林》不伪，四库馆臣针对围绕《易林》作者的种种怀疑加以驳斥与澄清，尚秉和先生则在四库馆臣考证的基础上，又列出六点论据以证明《易林》不伪。《周易象数学史》在厘清上述论证脉络后，指出四库馆臣和尚秉和先生的考证最为精确，可以成为定论，并以扎实的考据，对四库馆臣与尚秉和先生的论证作了补证，比如四库馆臣认为《易林》“昭君”之词指的是汉王嫱昭君，尚秉和先生则着眼于卦象的象征性，主张“昭君”描述的不一定是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周易象数学史》通过对比《易林》中《节》之《噬嗑》、《震》之《节》“乾侯野井，昭公失居”以及《鼎》之《噬嗑》“乾侯野井，昭君丧君”两段后，认为两段文意相同，从而得出“昭君”与“昭公”乃系同一人的结论，再加上《易林》中描述的“昭君”之事，基本与鲁昭公之事相合，由此判定《易林》中的“昭君”即为历史上的鲁昭公，这样一来，《易林》作者为焦延寿，不必与其书中提及“昭君”之事相冲突。

二、客观的了解与创造性的诠释相结合

《周易象数学史》在狭义上使用“象数”这一概念，其关注的中心与重心是与周易《古经》文本相关的卦爻之象以及根据卦爻象推演出的卦气、爻辰、纳甲、互体、卦变、旁通、反对等象，而对于除大衍筮法外的术数之学则基本不予介绍。在此基础上，《周易象数学史》从纵横两个维度对象数易学的发展演变加以客观的了解。

首先是横向的维度。《周易象数学史》将象数易学划分为三大派别：占验派、注经派与图书派。所谓“占验派”指的是以《周易》为主体，依托象数理论构建占验系统的派别，属于这一派别的有孟喜、京房、梁丘贺、焦延寿、卫元嵩、张行成等，由于作者严分经学意义的象数概念与术数之学意义的象数概念，凡是不以《周易》为主体的或者虽然在建构其占验系统时借鉴了一些象数思想，但却与易学存在本质区别的，都不在研究之列，前者如汉代扬雄的《太玄》，后者如术数之学中的龟卜、象占、太乙、六壬、遁甲、堪舆、相术等等。所谓“注经派”指的是以象数解释《周易》古经文辞，或者整理、阐发汉代象数易学的派别，属于这一派别的有郑玄、荀爽、虞翻、惠栋、张惠言、焦循、姚配中等等，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则因脱离了《周易》主体，而被排除在注经派之外；所谓“图书派”主要指的是以图书解说《周易》经传的派别，属于此派的有刘牧、邵雍、雷思齐、张理、江永、胡煦等人。

其次是纵向的历程维度。《周易象数学史》按照象数易学自身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将象数易学史厘定为六大时期，即先秦时期、西汉时期、东汉时期、魏晋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先秦是易学象数思想的萌芽期，象数易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数字卦与龟卜，通过出土的数字卦可以看到阴阳符号的前身是数字，清华简的出土，让这一转化过程的细节变得更为清晰。春秋时期的象数思想主要见于《左传》《国语》所载的筮例中，从中可以看到春秋时人对《周易》卦画的认识以及春秋时的八卦取象和易象的应用。春秋时期零散的象数思想以及以象注《易》的方法在战国时期得到系统地发展，今本《易传》与《帛书》易传运用高度的抽象思维，对《周易》象数思想加以提炼，标志着象数思想的正式形成，并且成为两汉象数易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源头。西汉是象数易学的形成期，此一时期的特色是象数易学吸纳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成就，完成了自身理论的重构与重建，并且形成了笃守师法、家法传承的各色理论形态。东汉是象数易学的鼎盛时期，郑玄、荀爽、虞翻等易学大家，通过注经的形式，建构了更加精巧、细密的象数易学体系，同时也将易学体系推向机械、繁琐的境地。魏晋隋唐是象数易学的式微期，王弼以老解易，振起玄风，象数易学开始衰落，幸赖李鼎祚《周易集解》得以存续。宋元时期，象数易学以图书之学的新面貌呈现，通过刘牧、邵雍、周敦颐等人以融合象数理为一体的图式解《易》，河洛之学、先后天之学以及《太极图》成为易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明清则是汉代象数易学的复古期，在辨伪思潮的影响下，毛奇龄、黄宗羲、胡渭等易学家开始全面检讨图书之学，试图回归文本，探求文本本义；流风所被，乾嘉时期，以惠栋、张惠言等为代表的易学家试图复原汉代象数易，而焦循、姚配中等易学家则进而谋求重建汉易象数学。

在上述客观了解的基础上，《周易象数学史》进一步以现代的眼光对代表性易学家的象数思想进行考察，继而对他们的象数思想所体现的哲学思维加以创造性的诠释。如从自然哲学的角度给予汉易卦气说、纳甲说、爻辰说、升降说、之正说、旁通说、卦变说等注经体例以合理的定位与评价，指出这种融合象数思想与古代自然科学的新象数体系，为易学研究注入了理性和科学的因素；又如以符号学的观点解释《周易》古经卦爻象符号以及宋代的图书之学，以解释学的观点审视汉宋易学的经典解释活动等等。

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亦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证明的方法。《周易象数学史》遵循“二重证据法”，结合出土易学文献与传世文献，对包括象数易学起源、传本《归藏》真伪、《连山》《归藏》与《周易》文本形成、文王演易、汉代象数易学理论渊源等在内的疑难问题加以考证，并提出了独到见解。

象数易学的起源及其在《周易》文本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是象数易学史上的大哉问，《周易象数学史》结合出土的殷周前的数字卦、清华简《筮法》以及秦简《归藏》等对这一问题加以探析。《周易象数学史》通过系统梳理出土数字卦材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得出象数起源于数字占的结论。《周易》古经文本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就古经符号系统的产生与定型而言，阴阳符号系由数字抽象而来，因此数字卦可以视为卦象的最初形态。卦象的形成经历了筮、数、阴阳符号三个阶段。

先秦文献已经载有《归藏》书名，但由于《归藏》已经亡佚，我们能够见到传本《归藏》只是后人辑本，因此《归藏》真伪问题，一直是学界聚讼的焦点。《周易象数学史》将围绕《归藏》真伪的讨论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1）汉晋所见的《归藏》是否为汉人作品？（2）汉以前是否有《归藏》？（3）《归藏》是否为商易？秦简《归藏》的出土，为解开上述问题提供了全新证据。《周易象数学史》通过对辑本《归藏》与出土的秦简《归藏》的详细考辨为上述三个问题作了结案，指出出土的秦简易占为《归藏》、汉初《归藏》未佚、汉晋人见到的《归藏》亦非伪书。

在上述基础上，《周易象数学史》通过比较考辨得出《归藏》早于《周易》以及《周易》阴阳符号源于《归藏》两个结论。通过比较通行本、帛本以及简本《周易》与辑本、简本《归藏》，《周易象数学史》提出四点论据以证明《归藏》早于《周易》，首先各种版本的《周易》和辑本《归藏》的卦名乃是对竹简本《归藏》卦名的简化；其次，秦简《归藏》在用字和行文两个方面皆较古拙，并且带有浓厚龟卜痕迹；再次，考察殷墟出土的文物可以发现殷人有贵坤倾向，而《归藏》以坤卦为首；最后，传世文献载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其言说顺序则以《连山》为首，《归藏》居中，《周易》在后。从阴阳符号的角度对比秦简《归藏》与传本《周易》可以发现，《周易》以一和八作为阴阳符号，《归藏》以一和六作为阴阳符号，而一、八作为阴阳符号应是从一、六改造而来，这说明《周易》的阴阳符号形成与《归藏》关系十分密切。

易学史上关于重卦的问题有四种不同观点：伏羲重卦、神农重卦、夏禹重卦、文王重卦。其中文王重卦的说法影响最大，虽然经过孔颖达对重卦者的考证，否定了文王重卦的观点，但传统易家一般仍持文王重卦的说法。随着数字卦的发现，证明了早在文王之前，殷商已流行重卦占筮的方法，这样，文王重卦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既然重卦并非始于文王，那么文献记载中的文王“演易”内容到底何指？《周易象数学》认为，所谓文王演易，应该指的是文王在卦名、卦序、卦辞等方面对《周易》古经的推进。

在地下易学资料尚未发现前，受制于先秦易学资料的匮乏，学界无法就汉代象数易例如卦气、纳甲、爻辰等展开理论探源工作，从而使得汉易象数思想成为无本之木，亦无法对汉代象数之学加以公允合理的定位与评价。清华简《筮法》的出土，为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学界的难题提供了新的证据。《周易象数学》结合清华简筮法重新审视汉易纳甲、爻辰、卦气说的理论源头。清华简《筮法》以八卦配天干，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干支纳甲说，这说明汉易的纳甲说起源甚早；清华简《筮法》还以卦配地支，《周易象数学》指出，从筮法的角度看，清华简《筮法》以爻纳支的做法主要取时间和方位的意义，而其实质是一种爻辰说，而汉代的爻辰说当受启于清华简《筮法》系统。此外，清华简《筮法》以四卦配四时，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卦气说，为我们检讨汉代象数易学卦气说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线索。

四、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相结合

《周易象数学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是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相结合，在总结以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训诂、象数、史学、义理四方并重的格局，以训诂方法契接《周易》古经文字系统本义；以象数方法阐发《周易》古经文字系统与符号系统的关联；以史学方法复原古经卦爻辞的本然意义；以义理方法彰显卦爻辞内蕴的哲学理境。

《周易》古经包含卦爻符号与文辞两套系统，《易传》认为古经文本系统的形成乃是作《易》者“观象系辞”的结果。“象”主要指卦爻象，所谓“观象系辞”包括观象、取象、系辞三个阶段。这样一来，由《周易》卦爻符号系统所表征的易象就成为《周易》文辞系统形成的最终根据，而“观象玩辞”亦成为《易传》所认定的重要解经方法。滥觞于《易传》的象数解经洞见，通过汉代易学家的不懈努力，开辟出系统的以象注易方法，并最终形成了与义理派二水并流的象数学派。以象解易作为传统主流的解经方式，在彰显象辞关系上有着重要意义，抛弃象数方法，单纯阐发义理，必然陷入游谈无根的困境。

传统以象注经的方法往往和训诂方法相结合，以象数方法揭示象辞关系，而以训诂方法阐发《周易》文辞本来的意义。训诂方法在汉代象数易学以及以回复汉易象数学为旨趣的清代易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十世纪以降，帛书《周易》、竹书《周易》、清华简筮简、汉简《周易》的不断出土，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周易》文本，重新解读《周易》古经卦爻辞，回复其本义，一时成为研究重点，传统的文本训诂方法在这一新的研究动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易象数学史》综合运用象数与文字训诂的方法，通过对比传本《周易》文本与各种出土《周易》文本，对早期象数易学中的一系列难题加以探索，提出了很多独到观点。

运用史学方法对《周易》文本以及象数发展的研究属于历史还原式的解释，《周易象数学史》将象数易学置于其所产生的历史视域中，综合运用与象数易学相关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试图对象数易学史的形成与演变做出客观的描述，恢复和再现象数易学发展的原貌。这种史学的观照还体现在作者在论述象数易学发展的时，特别重视厘清象数易学独特的发展进程与承传关系，并且着力梳理各种解易体例的理论渊源与发展演变脉络。就象数易学思想的传承而言，如前所言，《周易象数学史》以六期总结象数易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对每一期代表性易学家以及各期之间的传承关系都作了详尽的阐发，如先秦象数易学是象数易学的源头，汉代的象数易学的各种解经体例的理论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易学，如汉代的卦气说、纳甲说和爻辰说等，从理论来源讲，都受启于像清华简《筮法》一类的早期易学文献；而东汉象数易学又多源于西汉，如郑玄爻辰说有本于京房、《易纬》，荀爽升降说受启于《京氏易传》，虞翻的互体、纳甲、消息卦等说法则源于西汉孟京之说等等。

以史解易固然是接近《周易》文本本义的一种方式，但却不可执实，认为《周易》完全是一部反映时代的历史典籍。《周易》卦爻辞中固然保留了一些古代历史故事，但是卦爻辞多象征语言，意在传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义理派解经，即不再胶着于文本本身的表层意义，而旨在开掘其所象征的深层意义。《周易象数学史》在综合运用象数、训诂、史学的方法契接象数的本来面貌后，又从整体上审视其象数符号体系，朗现其中的哲学意蕴。如汉代易学家借助象数符号建构出一种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自然哲学与宇宙变化符号图式。《周易象数学史》进而从符号学与解释学的观点揭示其丰富的哲学意义。

五、多元开放的襟怀与学科交叉的视野相结合

《周易象数学史》还展现出多元开放的襟怀与学科交叉的自觉，积极谋求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为了易学的自我重建与未来发展敢于面对科学与哲学的冲击所引发的种种挑战，以及易学发展所蕴涵着的种种内部难题，设法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得象数易学在今日多元化与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中，不断通过自我革新臻至世界性的学术水平。

两汉象数易学在传承中逐渐形成了师法、家法的承传方式，各家各派之间壁垒森严，各家内部之间必须严格笃守师说，不得随意发挥，甚至连一字也不得改变。如此森严的传承方式保证了自家学统本身的纯粹性、权威性和连续性，但同时这样一种严苛的传承方式极易形成无谓的心理固结，最终固结为自我封闭的心态。严格笃守家法、师法所形成的自我封闭心态，阻碍了与其它学派及文化相观而善，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契机，亦无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时代转移而自觉谋求自我转折与自我重建。《周易象数学史》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时代大背景下，象数易学需要打破由师法、家法所形成的心理牢结，以多元开放的胸襟彰显象数易学本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在不断与其它传统相互摩荡中，脱胎换骨，不断吸纳其它地域性易学的成果与思想资粮，谋求自我转折与自我重建，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继续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

谋求象数易学传统的自我重建，不仅需要有多元开放的襟怀，还需要有学科交叉的宏大视野，打破由“学科分治”所形成的“学科壁垒”，走向“科际整合”，谋求象数易学与现代知识的深度整合，在与史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融合中构建新的易学体系。本着上述识见，《周易象数学史》自觉借鉴作为当代显学的符号学与解释学的最新成果，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开新象数易学的研究。

《周易》古经文辞系统和卦爻符号系统互诠互显，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卦画是卦辞的符号，爻画为爻辞的符号，《周易》的卦爻符号可以视为“符号学”或“代数学”，这一符号学既具有符号学的一般特点，又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易象符号作为直观符号，既具有“物质品质”又是超越万物之上的抽象符号，因而可以指称和再现天地万物，各种符号的组合，就成为符示世界的宇宙图式，或“宇宙代数学”。在此基础上，《周易象数学》阐发了汉易象数思想的符号学意义，如焦延寿的《易林》体现的是事物多变性、整体性的宇宙符号图式，《京氏易传》是体现事物生长游归变化过程的宇宙符号图式，虞翻的卦变符号系统是阴阳消息变化与诸事物联系的宇宙符号图式。

从解释学的角度审视象数易学思想，《周易象数学史》认为，中国古代的易学经典解释学主要属于“独断型的诠释学”，这种类型的诠释学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唯一的、不变的，因此传统的易学解释无不以掘发圣人之意为旨归，而文本作为承载圣人之意的主要依据，获得了特别的尊崇。但中国古代亦有类似“探究型诠释学”，如偏于通过解释者的内心阐发和创造的宋明心性之学，即属于“探究性诠释学”。

总之，《周易象数学史》既将象数易学置于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下，本着客观了解的态度全面梳理象数易学的发展脉络，又能将其放在中西会通的时代文化语境中，直面象数易学自身发展的瓶颈与挑战，谋求象数易学的当代重建，无疑是一部展现著者自觉时代担当的返本开新之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