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 著《行道者、弘教者与整治者——先秦儒学宗教性内涵演进之脉络研究》出版暨后记

书名：《行道者、弘教者与整治者——先秦儒学宗教性内涵演进之脉络研究》

作者：张晚林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结项成果，但并非一般的应付交差之作，而是多年来作者对儒学浸润与体会之后的发越与创见，从而为作为宗教之儒学进行哲学之辩护。归结起来，这种发越与创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儒学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又是一种宗教动力学，二者是同一意思之不同表述，这是贯穿全书之主线。道德形而上学就是通过道德之进路通达形上本体，宗教动力学不重在对神圣存在者之匍匐膜拜，而重在对心性动力之开显发扬，在开显发扬中通达神圣存在者。道德形而上学是唯一科学的形而上学，亦是理性的本性之学，它基于人之实践理性之机能。宗教动力学是最根源之宗教，即不是宗教的宗教，亦即理性宗教或道德宗教。儒学既是学，亦是教。由此，儒学是不是宗教之争论可以休矣。

其二，把先秦儒学从孔子到荀子分为三种形态——行道者、弘教者与整治者，其中行道者又分为造道者（孔子）与践行者（孔门弟子）两个脉络，弘教者又分为从行道者到弘教者之过渡（七十子后学）、圆教弘规之确立者（子思）与宗教动力学之完成者（孟子）三个脉络，整治者就是荀子这一个脉络；至荀子，儒学由“教”转为“治”，乃宗教动力学之丕变与歧出。这三种形态与六个脉络构成了全书之基本间架与论述路线。

其三，孔子作为造道者，并不是说“道”乃孔子所造，而是说孔子以其圣者的生命体证了仁的力量，而所谓“仁”，“是每个人所固有的且可通达于天的道德力量”。因此，每个人都是造道者，只不过孔子是先觉者与先行者而已。

以上三者，可谓发前贤之所未发，尽管无不值得进一步商榷与讨论之余地，但无疑，作者的这些观点为儒学之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视角，非常值得关注。

【目录】

【后记】

2009年4月的某一天，吾于湖南科技大学创办弘毅知行会（“弘毅”二字取自于《论语》“士不可不弘毅”），弘扬儒学圣教，践行知行合一之教育精神，其主要活动是与有兴趣之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一起攻读、会讲四书，每周一次。至如今，已十多年矣，举办经典会讲活动凡四百三十余次，共把四书逐字逐句地会讲了四个来回。在人文学科式微而理工实用精神日炽之今天，能有此种坚持，实属不易。若云弘毅知行会之贡献，那就是：十多年来，从这里走出去了不少真正的读书种子，他们相继到各大高校哲学系深造，获得硕士乃至博士学位，其中有些人已经成为了高校教师。他们虽然离开了弘毅知行会的原始所在地——湖南科技大学，但依然秉持着弘毅之精神，利用现代科技之优势，如今已成立了线上弘毅经典读书会；若没有宗教般的虔诚，可能很难有这种坚持。

那么，到底什么是“弘毅”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是在怎样的精神底蕴之下说这句话的？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仁”，因为“仁”若只是一种道德原则，则我们哪来的无限力量做到死而后已呢？这是我作为弘毅知行会的指导老师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进一步考问我应如何给诸生讲四书？

讲四书这样的经典，有文献的讲法，有哲学的讲法。文献的讲法只是把经典作为历史文献，究竟文献自身告诉我们的东西，不多亦不少，没有任何发越超度，美其名曰客观。实则这种讲法只是把经典当作知识，注解家、训诂家、校勘家俱是这种讲法，但这种讲法其实不是在讲经典思想，而是把经典作为场地，训练自己的知识而已。哲学的讲法须求文献后面的精神与大义，而这精神来自生命之情的体验，这大义来自宇宙之理的照澈，故哲学的讲法少不了悲情与证会。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朱子训为“寻绎”。但“寻绎”不是冰冷的注解、训诂与校勘，而是来自有温度的证会，故在《语类》中，朱子尝对门弟子曰：“道理即这一个道理。《论》《孟》所载是这一个道理，《六经》所载也是这个道理。但理会得了，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温’字对‘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将去温来又好。”一个冰冷的生命只有“故”，而无法“知新”，这正是文献的讲法。可以说，哲学的讲法正是在悲情与证会中由“温”故而知“新”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没有生命之悲情与证会，这“新”就不是真正的“新”。如今的学术界都在讲求创新，但这个“新”是什么意义的“新”呢？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尝感慨说：

一切带有莫名其妙的样子、并和人类原始的和最没有偏见的概念相反的任何见解，哲学家们往往会贪婪地加以信受，以为这就表明他们的学术的优越性，表明他们的学术就能够发现出远远地超出通俗看法的意见。

当今之学术界，其所说之“新”大多逃不出休谟所说的情形。实则这种“新”是概念的“新”，方法的“新”，它是奇思妙想的产物，而没有人类生命原始的感通与没有偏见的义理照澈，于是，这种“新”依然是横摄的、解析的，而不是纵贯的、愤发的。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可见，学术界的这种“新”并没有教育的意义。如实说来，这种“新”与文献的讲法处于同一层面，只是以奇思妙想讲文献，最终使得读者不知所云而已。

像四书这样的圣学经典，其“新”是什么意义的“新”呢？《朱子语类》曾载朱子与门弟子的一段对话：

问：“温故，闻见之在外者；知新，义理之得于己者。若温故而不知新，则徒闻见而已。惟知新，则是在我之义理，因温故而有以自得之，其应无穷，故可以为师乎？”曰：“然。”又问：“不离温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学上达’之理乎？”曰：“亦是渐渐上达之意。”

所有无关于愤发、感通、上达之“新”俱是技术性的、知识性的，而与教育无关，俱不能教化人。海德格尔说：“教育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并非因为无教育者登上了统治地位，而是因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已经清晰可见。”说的正是这种技术性的、知识性的“新”。孔子曰：“下学而上达。”没有生命的愤发、感通，乃至最后上达于天或道这样的神圣者，一切的学问与教育俱是闻见博识，俱是技术性的、知识性的下学。但四书这样的经典，其价值关怀决不是技术性的、知识性的。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朱子对此的解释是：“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艺之意”。只有给人的生命带来愤发、感动，乃至最后通达于天的时候，我们才召唤着教育的在场；不然，俱是技术性的传授知识，只讲究程序的明晰、效用的速快，而教育在此却退场了。

四书虽是经典，但粗粗一看，要么是师徒对话，要么是语录格言，散乱而无序。如何把它们组织成能给人带来愤发、感动，乃至最后可以通达于天的“新”的系统讲法，这是一直考问吾本人之问题。十多年来，在与诸生的厮磨、对话，且反复于经典的咏涵、阅读、沉思中，逐渐体会到，唯有“上达”才是四书这样的圣学经典所究竟的，也就是说，四书的教育系统就是一个宗教性的教育体系，曾子所说的“仁以为己任”的“仁”正是宗教性精神的体现，不然，何以有“弘毅”之劲力担当以致于“死而后已”呢？须知，没有宗教精神，所有道德之动力源都是成问题的，必然缺乏源源不断的支持。现在的问题是，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教性体系？本书之写成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儒学是不是宗教，历来众说纷纭。否定论者把儒学定义为一种道德学或伦理学，至多是一种哲学；肯定论者虽如此说，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宗教性体系，亦空泛而不能落实。本书所要说明的是，若说儒学是哲学，则一定是有体统的基础哲学——道德的形上学；若说儒学是宗教，那也一定有动力的理性宗教——宗教动力学。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依据休谟的看法，哲学的错误是可笑的，而宗教的错误则是危险的。若作为哲学的儒学不是以道德的形上学的面目出现，则学者研究儒家哲学无论如何“新”，俱是可笑的；若作为宗教的儒学不是以宗教动力学的面目出现，则民众信奉儒学圣教无论如何“笃”，俱是危险的。但休谟又认为，当宗教出现问题的时候，哲学需要站出来为宗教作出论证与辩护。本书拟以先秦儒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文献材料很简单，就是四书、郭店楚简及《荀子》，以哲学论证的方式说明先秦儒学从孔子、孔门弟子、七十子后学、子思到孟子，是如何完成宗教动力学的构建的？而最后到荀子那里，这种宗教动力学又是如何丕变与消解的？从而为儒学是宗教作出辩护。具体地说，这种发展历程表现为三种形态与六大脉络，如图所示：

本书每一章论述一种脉络，故凡六章也。通过这种间架，把先秦儒学的义理发展清晰地展示出来，且把先秦儒学宗教性内涵的脉络与特色，在层级递进之图示中勾勒出来。这看似一种冷静的哲学辩护，但其后有吾数十年在弘毅知行会的执着坚守，孤单背影中的悲情愤发；若没有这种坚守与愤发，就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哲学辩护，诚可谓“温”故而知“新”也。

吾一直相信，儒学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悠久的、且具有安身立命功能的文化系统，不可能不是宗教，乃至任何具有安身立命功能的文化系统，俱不可能不是宗教。因为文化与思想殊异，文化一定通天地人而言，但思想乃人对世界的“观看”。一种文化不通天地人，其价值一定是肤浅的；一个民族若没有宗教，其生命一定是无根的。黄裕生教授在《论华夏文化的本原性及其普遍主义精神》（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一期）一文中说：

今天我们作为学者，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澄清一系列宗教性的问题，让更多人来在思想上，在认识上，理解和发现我们人类的生活是不能够缺乏宗教这个维度的，这个绝对性的维度，我们人类是不能缺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就完全平面化了，单向化了。关闭了宗教性维度，我们整个心灵的想象空间全部被窄化了，这一点对一个民族是一个灾难性的。这也是特别值得我们今天警醒和反思的一点。维护和理解宗教性的文化，它实际是打开了一个更丰富的理解空间，一个更开阔的想象空间，一个不封闭的思想空间。这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精神世界是否能够提高，能够不断的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黄裕生教授又在《绝对的开显：华夏文化的本原性与未来思想》（收入氏著《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文中说：“中国近代史最肤浅的事件，莫过于很多中国学者从西方学习了肤浅的‘人文主义’，并以此来解释中国传统，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解释为人文主义传统，并洋洋得意于有这样的‘人文主义传统’，掩盖、删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深邃更丰富的内蕴，神圣性、玄微性与超越性被近代肤浅学人全部过滤掉，剩下的就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如此，吾人须谨记康德的告诫——“拥有宗教是人对自己的义务”（《道德形而上学》）。

若作为华夏文化主体的儒学不是宗教，则华夏文化何以源远流长，而华夏民族又何以赓续不绝？但儒学是一种怎样的宗教？为什么道教是宗教不被质疑，佛教是宗教也不被质疑，唯独儒学是宗教总是被质疑？作为学者的我们，如何来破解这种质疑？吾之回答是：儒学是一种宗教动力学。本书就是展现这种回答的义理间架。庄子曰：“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圣人怀之，成就了四书这样的经典，故清虚简要；而本书之义理间架却是一种“辩”，而卷帙不免繁复，然亦不得已也。但诚如庄子之所言：“辩也者，有不见也。”本书作为一种义理间架之构造物，其疏忽错漏之处必不能免，但若能大体不误圣者之教，则吾心无憾矣。

大凡天下之至文皆不过天地之垂象，乃天地所固有之者，只在人是否有运气捕捉到而已。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如果有所成就与建树的话，那完全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因为这本是天地所固有之者，我个人何曾添得一分；如果完全是废话与谰言，则我个人需要负全部的责任，因为我完全没有捕捉到那天地之垂象，不但体道不深，且不学无术也。

张晚林壬寅岁春于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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