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经典的研习具有开放性

作者：陈赟

来源：节选自陈赟《天人不相胜：庄子内篇的文本、结构与思想》“导论”之一，题目为“經學評論”微信公众号编者所加

人是学习的主体。相对于其他存在者，人本能匮乏，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较动物远为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必须以社会化方式展开的共同生存和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与教育而获得的精神传承对人极为重要，它是回应本能匮乏的主要途径。正是通过学习，作为一个具体社会中的人，得以克服本能匮乏的先天不足，将自身与历史中绵延的精神传统贯通，从而创发开放性的前景。教与学成了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本质性的特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学习从未被封闭在校园之内，而是弥漫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之中，读书思考在哪里开始，学习也就在哪里发生；但校园仍然是一种高度聚焦的学习场所，在那里学习成了人的首要事务。就今日学校的教学状况而言，教学内容包括几个方面：其一是专业技能与知识的学习，这是人的职业分途的基础；其二是融入社会与国家的伦理教育，往往以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观的形式出现，它对民族的凝聚与国家的组织和动员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学习以前者为全部内容，那么学习与教育就是功利主义或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如果学习以后者为内容，那么学习与教育很可能就成为社会组织与国家动员的形式，它无法提供个人精神的慰藉，对于个体的身心安顿无能为力。关于这一点，汤因比业已指出，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提供终极关怀。即使将校园中的学习内容定位为两者的总和，对人的成长而言，也仍然是不充分的。

就学习内容而言，两者都是将我们的生存交付置身其中的具体而特定的某个社会，意在引导我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实现具体社会持久繁荣为自身的生存目的。如果我们缺乏一个超出具体社会的视角，哪怕我们以功能主义观点看待社会和自己，将个人自身化约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总是无法真正处理植根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张力。对于真正感受到生存之惑的个人，任何来自实用性或功能主义的回答方式都将是苍白无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以智性技能和社会—国家伦理为中心的教育，虽然必要，但仍然是不充分的，一旦彻底的怀疑主义介入，这两者都无法回应生存的意义或根基问题。

学习应该包含最基础的方面，即人的教育。如果说意识形态教育总是以培养某个社会的国民或公民为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民”的教育，那么以人的生成为指向的教学则指向人何以立身于社会与世界，如何安顿自己，如何探寻生活的意义，可简而言之曰“人”的教育。对于个人立身，尤其是精神的立身问题，必须超出具体社会的视角才能给予真正的理解。经典虽与我们及置身其间的社会发生深切关联，但并非隶属于具体的社会和个人。经典提供我们更宽更广更高的生存论视野，超越了具体社会，而将人与绵延着的历史文化宇宙、天道联结。

人文学科中的经典作品，往往是作者的伟大灵魂与跨世代的阐释者们在精神深处发生共鸣的结晶。而且这种结晶是开放性的：随着阅读与解释的介入，伟大经典在精神探寻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也会不断延展，其丰富性不断被充实。经典研读就是参与经典之生成的过程。那些伟大经典的作者们，往往经受时代的暴风骤雨而仍然能够在其中矗立自己的人格，在极端情境下以极度敏感精神体验到了在俗常状态下所无法企及的生存真理，他们对自身以及世界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投身经典的研习，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自身及其所在世界（如果其人之世界就是其人之观看天地万物的视域的话）之现成性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超拔、自我丰富的大中至正之途。经典作品及其内蕴的人格与灵魂之所以能够震撼我们，引发我们内心的深深共鸣，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伟大生命深处渗透着的更高力量紧密相关。我们被经典作者们所召唤和激发，与这些作者们被更高力量所征召牵引的过程是同质性的。这就是经典的精神能量，这是其他学习内容所无法取代的。在以智性、技能、价值观为主导的当代教育系统中，经典教育本质上有为人生定向的根基性意义，这是我们身处流变与无奈之下仍然能够保持不惑的基点。

在现时代研习经典，还可以调节不断加速和异化的生存节奏，使我们慢下来，从匆忙走向从容。从晚清至今的一百多年里，现代化业已成为最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公私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落实到个人被高度组织和动员起来的生存节奏中。这一生存节奏展现为不断向前的追赶，由追赶而来的匆忙，因匆忙而紧张。这种追赶、匆忙和紧张构筑的生存节奏，一旦失去了目的论的终点，人生就会陷入迷茫，无法为自身定向。有谁能够知道现代化的终点呢？共识的缺位与无法定向的迷茫，业已深入时代的无意识深处。为了发起对当下的催促，历史与未来的名义不断被挪用，以介入当下的方式催促当下，人在这种催促中被消耗，很容易成为精气神的耗费者、透支者和亏欠者。对于业已过度透支的个人而言，当历史与未来作为动员资源不再有效时，生存节奏就会被带向无法与过去、未来加以联结的当下主义，失去开放前景的结果则是“躺平”现象的产生。生存本身为压力性节奏所充满，并没有获得任何舒缓，反而是节奏性紧张扩展为对紧张节奏本身的遗忘。失去了当下与未来关联的人们，生存在当下主义及其对时间意识的自我解构之中。非时间性的当下主义状态，与快捷且不断加速的生活方式相互支持：因为追求快捷而凸显技术的重要性，技术的进步又使得追求快捷成为可能。这样的结果就是弱化了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正是对快而强的生存节奏的追求，快餐化阅读成为时尚。阅读对象从书籍到微博、从微信到短视频，媒介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与此相伴的则是阅读的品质不断下降：其一，阅读的内容越来越资讯化，降格为对信息的接受，信息越来越趋向简单和实用，资讯化与有用性相互强化；其二，阅读作为消磨时间的娱乐方式，而娱乐又成了消耗，阅读越来越不支持对生存处境的反思。阅读不但不养生，而且成为生意的消耗。经典的研读，通过引发我们不断的回味与思考，超越信息的非批判性接受，与信息保持反思性距离，使我们慢下来，从而回归与生存本身相协调的节奏。尽管经典远不如技术实用，经典的价值备受技术冲击，但阅读经典的那个时刻超越了技术与实用的目的。经典的研习需要足够的耐心，放慢速度，沉浸其中，专注于经典的文本世界与思想空间。持续的专注，既是养生的，也是精神性缺席时代重新赢获精神性的必要方式。

经典养生，不仅养人之体，而且养人之心。经典提供了不同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具体社会的另一文化宇宙，此文化宇宙为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伟大人格所充实。时间指向历史，历史本质上是文化，文化最终落实到人格。经典研读与教育，指向与伟大人格的相逢相遇，他们能够从其所属的具体社会及其历史中抽身而退，进而将自身遣送到过去与未来。我们一旦在自己的社会、时代与这些人格相会，也就得以从当下主义中抽身，面向存在方式的远方，尚友千古，在历史文化宇宙中获得精神性补给。与存在方式上的远方发生关联的那一刻，我们也就超出了实用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自我理解，超出了当下主义的生存状态。在当下主义的生存状态，人自身既被视为征伐、开采的活动主体，同时又是被征伐、被开采的资源或对象。

更重要的是，在无限加速的体制化、系统性的社会节奏中，时间意识受到深度挤压和抑制。个人重新赢获时间意识的可能性在于，通过伟大生命以经典构筑的文化宇宙，发现生存节奏的别样可能性。文化宇宙中一个个挺立的人格，在面对时代之惑和人生之惑时如何应对，如何将自身的生存展开在文化宇宙与具体社会的“之间”地带，从而以在世而又不隶属于此世的方式重塑自己的生存节奏。在这个意义上，研读经典以及经典教育本身，都是撼动并唤醒我们被具体社会及其惯性驱使的生存节奏，重构身心关系的可能性方式。

经典的研读或学习，在功利主义的视角内，可能并不能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看得见的用途。但它能使我们在这个让人困惑甚至不解的社会中达到不惑，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安顿贞定自我。经典不仅给了我们观看社会的不同视角，而且提供了审视人生的不同方式。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历经时间的长河流传下来，通过不断阅读与阐释，作者的心智与跨世代的阐释者的心智感通相会，因而经典往往有震荡人心、引发共鸣的精神性能量。伟大的经典往往具有悄无声息地叩击心灵、改变人生的力量，“渊默而雷声”。经典的研读过程，即被这种精神能量引导而转化。这种转化也可能是当下的，譬如不少人首次读到《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或读到朱子《敬斋箴》的时候，坐姿也随之端正。伟大经典的研习具有开放性，它向我们展示了美好生存的典范，即便是在无道的社会中，一个人依然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伟大经典作为一本大书，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作为一本大书是不同的，一个追求上达的人在社会中学习的同时，也必须在经典的研习中走向上升之路。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