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双】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看《孔子家语》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01-26 20: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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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看《孔子家语》

作者:吕双(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选自《论语学研究》(第三辑)

 

近年来,《孔子家语》作为重要的孔子遗说,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由于《孔子家语》长期遭受学者的怀疑,一直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出文献的大量问世,引发了人们对《孔子家语》这本传世典籍的重新认识。《孔子家语》是一部专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第一部著录《孔子家语》的目录书,所以当综合梳理《孔子家语》的各种学术问题时,我们有必要走进《汉志》,撷取其中有关《孔子家语》的学术信息。

 

一、《汉志》成书与分类特点

 

《孔子家语》被著录于《汉志》的“六艺略”,要了解这样的著录所承载的学术信息,首先应该对《汉志》有最基本的了解。

 

众所周知,《汉志》是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将先秦至汉代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既保存了中国古代典籍的基本概况,又体现了汉代学者对书籍的看法。

 

班固的《汉志》是对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遍校群书成果的直接继承。汉成帝时朝廷“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刘向奉命主持校书工作,并根据校书内容写成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分类目录著作———《别录》,“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刘歆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目录——《七略》。班固以刘歆《七略》为蓝本,“删其要,以备篇籍”,在著录书籍的数量上,《汉志》基本保留了《七略》的记录,并继承了刘氏父子的目录学成果与分类思想,保存了《别录》和《七略》的框架与内容,坚持了刘氏父子的编纂原则,从而成就了中国现存第一部体系完备的图书分类目录。而刘氏父子的工作所形成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奠定了班固《汉志》的基本框架。

 

《汉志》有其独特的图书分类特征,有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姚名达先生说:“《诸子略》以思想系统分,《六艺略》以古书对象分,《诗赋略》以体裁分,《兵书略》以作用分,《术数略》以职业分,《方技略》则兼采体裁作用,其标准已绝对不一,未能采用纯粹之学术分类法。”由于《汉志》继承前人成果,所以《汉志》的分类不仅是班固本人对书籍的认识,而且体现了汉代学者对书籍内容和地位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汉志》不仅按照图书的内容分类,而且考虑到书籍本身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比如“小学”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书籍,列入《六艺略》,同儒家六经并列,就是考虑到它的教化作用,“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汉志》对中国古代典籍的划分方法,为后世“经史子集”四分法奠定了基础,在目录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六艺略》居《汉志》六略之首,相当于后来所谓的“经部”,在当时的学者看来,《六艺略》中的图书都是极其重要的,是统一意志、规范行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孔子家语》被著录于《六艺略》的“论语类”之中,可见其重要地位。

 

二、《汉志》中的《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这是《汉志》中有关《孔子家语》的描述,虽然简短,但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信息。

 

汉代不止有一种版本的《孔子家语》。首先是《汉志》中记载的官本《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官本《孔子家语》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汉初刘邦灭秦之后,将《孔子家语》材料悉敛得之,收之官府,后为吕后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孔子家语》散落在人间,流传范围更广,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字的增删、内容的错乱等问题。汉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得吕氏所传的《孔子家语》,并将其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孔子家语》经历了从官府到民间,再收回官府的过程,其间必定会产生篇章的散乱,与其他材料“妄相错杂”,必定会出现不少的问题。后来刘向等人奉诏整理这批十分杂乱的材料,将其整理、编辑成“二十七卷”本的《孔子家语》,收于官府,即《汉志》中记载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本”的本子,但此本不如孔安国整理的本子细致。

 

《汉志》中记载的《家语》虽然是官本,但没有流传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藏之秘府,流传不广;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书籍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他们首先进行了粗略的分类,然后将这批混有‘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的《家语》材料,根据‘已在《礼记》者’‘便除《家语》之本篇’的执行标准”,刘向没有对这批材料进行细致的整理,以至于其内容杂乱,故失传。

 

孔安国作为孔子后裔,为了不使先人典辞泯没,于是重新收集材料,将私人收藏和秘府材料“悉得之”,抄录整理,“撰集”成四十四篇的《孔子家语》,即孔氏家传本。直到三国时,孔猛将它献给他的老师王肃,才将《家语》公之于众,家传《家语》的历史才基本结束。后来因为孔安国整理的本子相对较优,从而代替了官方本《家语》和民间所保留的《家语》,得以在后世广为流传。因此,在汉代最少存在官藏本和家传本两种版本的《家语》,这或许正是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注曰“非今所有《家语》”的原因。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序六艺为九种”,除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和小学三类文献。在汉代人看来,这三类文献是重要的解经之“传”,对其解经之书的地位十分认同,体现了汉代学者将儒学等同六艺之学的观念。在三类文献中,又以《论语》最为重要,“传莫大于《论语》”。汉代学者认为,《论语》是诸子传记中“最大”者,对“六经”的辅佐作用要高于一般的诸子传记,具有六经“通论”的性质。《汉志》中记载的《论语》类文献包括以下几种: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

 

《鲁》二十篇,《传》十九篇。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

 

《鲁王骏说》二十篇。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篇。(石渠论)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其中既有《论语》的不同版本,也有对《论语》的解释,还有记录儒家学者言行的传本,这些书籍都体现了孔子的思想,是重要的“孔子遗说”类文献。

 

《孔子家语》既然属于《论语》类文献,那与其他著作之间一定有共同的性质与特征。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如《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这部著作是孔子应答时人而为当时弟子所记的内容,记录了孔子与鲁哀公问对,保留了孔子的言论。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根据,参考《齐论》与《古论》进行考证修订,改编成《张侯论》,后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和《齐论》再加以改订,即成为今本《论语》,故“三论”与解释《论语》的著作应同今本《论语》一样,都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孔子家语》记录了孔子身世、生平,属于“孔氏家学”的范畴,亦是记载孔子言行事迹的著作。根据这些书籍的性质,郭沂先生认为,“《论语》之外那些门人所记孔子言行录的性质与《论语》一样,故我们可称之为《论语》类文献”,故可认为《论语》类文献就是与今本《论语》具有同样性质的儒家文献,并且这些著作也应与《论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三、《汉志》著录对认识《家语》的启示

 

中国古代文献的地位是通过目录分类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如“经、史、子、集”的“经部”包括“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著作,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著作。《汉志》继承刘歆的七分法,去掉“辑略”,分为六大类,其中《六艺略》相当于后世的“经部”,代表着汉代官方意识形态思想,体现了汉代的尊孔重儒的经世致用思想。《孔子家语》作为儒家著作,置于《六艺略》,而不是《诸子略》,其地位可见一斑。

 

通过《汉志》的著录,我们认为诸如孔安国等人有关《孔子家语》的介绍具有更大的可信性。《论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研究孔子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经典文献,对于《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解释说:“《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孔子家语》与《论语》“并时”,两者在时代上是一致的,同样出自时人及弟子所记孔子的材料。但《论语》大多是只言片语的几句话,而《孔子家语》有相对完整的背景或者情节,“如果说《论语》有‘语录’性质,那么《家语》则与‘文集’相近”,因此正确认识《孔子家语》对认识、理解《论语》具有重要意义,“在孔子研究方面,此书(《孔子家语》)的价值并不在《论语》之下”。

 

由于新材料的问世、学术研究的推进,《孔子家语》的重要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孔子、儒学研究也重新获得了长期失落的宝贵材料。《孔子家语》作为早期重要的儒家文献,具有其他文献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语》有许多地方明显胜于其他相关古籍,文字多于《论语》,内容丰富,材料来源于孔子弟子所记,真实可靠,可用来勘正其史实、文字的讹误,弥补其记载的疏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家语》保存了大量的孔子言行事迹,其中体现的孔子思想,在孔子及早期儒学思想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给《家语》以高度重视。

 

西汉时期复兴此前的思想文化,孔子遗说与其他典籍一同被发现、整理。随着儒学的尊崇、孔子地位的提高,孔子遗说得到极大的重视,大规模的整理与写定工作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保留至今的孔子遗说,大多数都经过了汉代学者的整理和润色,《孔子家语》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现在研究《家语》,必须对这一时期学者的工作,对《汉志》加以重视和研究。孔子遗说研究是中国儒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而今,结合《汉志》和新出文献等材料研究《孔子家语》,我们会对该书有重新的认识和思考,发现它不可替代的价值。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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