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论学四则

作者：曾维术

来源：“虚中书舍”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元2021年11月15日

一·首事

《春秋》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传》曰：“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对此《传》文，何绍公注云：“礼，练祭取法存君，夫人当首祭事。时庄公练祭，念母而迎之，当书迎，反书孙者，明不宜也。”徐彦疏谓：“存君者，即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岁终而复始，臣子喜其君父与岁终而复始，执贽存之’，然则，今此练祭者，亦是臣子闵君父往年此日没，今年复此日存而礼祭之，取法存君矣。言‘夫人当首祭事’者，谓夫人当为首而营其祭事也。言‘时庄公练祭’者，谓桓公去年四月薨，今年三月方为练祭，而欲迎母，非谓此时已为练矣。”这一注一疏，初看上去好像没有问题，徐彦好像给何绍公作了更详细的阐发；但仔细读来，徐彦其实有点帮倒忙：他提及的襄二十九年注，旨在解释经文“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以及传文“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在那里，“君”明显是指当时身在楚国的鲁襄公；“存君”即所谓的“危录之”，替陷于险境的鲁襄公着急。引用襄二十九年的经传来为庄元年的经传作注脚，不经意间暴露了何注的一个问题：庄元年所说的“存君”，存的到底是谁？是已去世的鲁桓公，还是刚即位的鲁庄公？

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正月”到底意味着什么。何注在襄二十九年说到，“正月，岁终而复始，臣子喜其君父与岁终而复始，执贽存之”，这个解释是合乎《公羊传》的精神的。《公羊传》在文九年提到，“逾年称公矣，则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缘孝子之心，则三年不忍当也。”这是从三个角度来看待天子、诸侯即位的时间点，《春秋繁露·玉杯》由此引申出“以君随天”的义理：“《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正月的“终始之义”，来自天气一年的变化周期，这个周期是要强制服从的，哪怕孝子三年不忍即位。而天子、诸侯即位的正当性，又与“正月”紧密相连：天子颁朔、诸侯视朔，是所有政治活动的起点，这是“政者，正也”的题中之义。由此我们不难推断，“正月”象征着政治的正当性，“正月以存君”，存的应该是当年的天子或国君。《春秋》十二篇的篇首，按例书写“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弑君等特殊情况除外）”，这是在确立新君即位的正当性；以后每一年所记的“正月”，都带有确认国君主政的意义（参隐十一年传“隐何以无正月？隐将让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特殊情况如襄二十九年，则是在替国君的安危担忧，害怕国家失政。因此，庄元年的“正月以存君”，当指该篇第一条例“元年，春，王正月”确立了鲁庄公即位的正当性，存的是庄公而非桓公。既然如此，练祭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既然不是练祭，“念母以首事”也就不应该从祭祀的角度去理解，而应该像“正月以存君”一样，从篇章结构的角度去看待：庄公念母，是整个庄公篇所记载的第一件实事。

这种解释早就为皮锡瑞所发现，不过因为何注、徐疏在公羊学领域的强大统治地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倘若我们认真琢磨这句“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一条解读《春秋》的线索：首事的提示作用。

天下之大，可记的事情那么多，孔子在每一篇记载第一件实事的时候，一定有所考虑。退一步讲，即便孔子没有刻意安排，潜意识中也会将他认为较重要的事情摆在首位，何况我们没有理由假设孔子作《春秋》时会如此随意。那么，我们将十二篇的“首事”都罗列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发现整部《春秋》经的大纲：

隐公篇：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眜。

桓公篇：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

庄公篇：三月，夫人孙于齐。

闵公篇：齐人救邢。

僖公篇：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文公篇：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宣公篇：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成公篇：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襄公篇：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

昭公篇：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酌、宋向戌、卫石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轩虎、许人、曹人于漷。

定公篇：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哀公篇：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

——《春秋》

集中思考每篇的首事，可能有助于我们把握一篇的主旨或重点，此其一；其二，这种篇章结构的安排，可能并非仅限于每一篇的前两条条例，而有可能贯穿整部《春秋》经。这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晚近的西方古典学术研究表明，西方的古典作家如柏拉图、色诺芬等人的作品，都经过了严密的安排，几乎可以说从开篇第一个词贯穿到结尾的最后一个词。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孔子会不如柏拉图、色诺芬。如果我们能重视《春秋》的结构安排，从中读出某些义理来，我们就有可能使《春秋》摆脱“断烂朝报”的骂名，使得《春秋》学的研究更为深入。然而，光是重视篇章结构，并不足以体会《春秋》的精气神；即便从西方古典学那里学到一整套字里行间的阅读工夫，尚不能说跨越了由西学转向中国经学的门槛。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

二·取象

阅读《春秋》的第二个基本功是取象。要知道，孔子作《春秋》，是在韦编三绝之后，对易象如此熟悉的夫子，不可能不在《春秋》中流露出易学的特点。取象对于很多读者而言，都过于玄乎，我们可以暂且把它当成譬喻来理解，这是第一；第二，《春秋》中的取象不会很复杂，都是最为基本的取象，《繁露》后半部分的阴阳五行诸篇基本可以满足解读的需要，当然如果你的易学造诣很深，那就更好了。《春秋》经的象学本身并不难，学者之所以觉得无从入手，多半是忽视了取象有一个“太极体”的问题：《春秋》按节律书写，一年一个单位，一篇一个单位，这是分了一节一节的，就像竹子、莲藕一样。在一节之中，事件互相呼应，气息融为一体；到了下一节，气息就有所分隔。比如公子翚为隐公之罪人，因此在隐公篇不称公子，到了桓公篇，就恢复公子的称谓。同理，灾异发生在一年的“天数终始”之内，它一般只是当年事件的感应，不能把它读成往后N多年事件的征兆——除非这灾异是像文公篇那样摆在首事，那才有统摄全篇的作用。如果不遵守这样的规则，灾异取象就漫无边际，怎么说都行，这是导致后人笔伐公羊学的重要原因。

明乎此之后，我们尝试举些例子来说明取象在解经时的作用。比如僖十四年“沙鹿崩”，这是讲黄河边上的一座城邑整座陷入地中了，由易理可知，地属阴，这是阴气妄动、阴不承阳之象，同年有什么事情呢？“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传》曰：“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这是阴气妄动之象。同年，“冬，蔡侯肹卒”，这位蔡缪公之前做过什么事呢？僖四年，“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这是《春秋》首次记载国溃，《传》曰：“溃者何？下叛上也”。僖十四年为蔡侯肹记卒，似有意让我们想起下层“溃烂”之象，这个阴不承阳之象，跟“沙鹿崩”是一致的。再看僖十四年的另一件事情“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传》曰：“孰城？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杞国为史实上的二王后，徐、莒是小国，小国灭二王后，同样是阴不承阳或下叛上之象。真从取象的角度去理解僖十四年，会发现全年的事件都有关联，并非初看起来那么“断烂朝报”。而从这相互呼应的四条经文，我们可以确证“沙鹿崩”不可能是榖梁、左氏讲的山崩，因为山为王公之象，是阳性的，而僖十四年的侧重点全在于阴面的败坏。

从僖十四年可知，不仅灾异可当成象来读，其实人事本身也有象的意义。桓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经文此前已称季姜为“王后”，此处称“纪季姜”，有特别的含义。《传》曰：“自我言，纪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意思是说，哪怕贵为天子、王后，仍有父母所生，仍要尊重父母，天王不来亲迎，派了个大臣了事，这是不把王后当王后、不把王后的父母当父母来看待了。这层“贬天子”的意思，当然不可明说，只能用映衬的方式来表明。同年还有另一个事件：“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曹伯老了，不想行朝聘之礼，就派了他的世子来朝。这个“父老子代从政”之象，跟天王不亲迎之象，正好互相说明。臣道、子道、妻道是互通的，都是坤道；君道、父道、夫道也是互通的，都是乾道。这些基本的易象转化，是阅读《春秋》之前就需要掌握的。

除了事件，就连地点也有提示作用。比如郜地，原来是鲁国的同姓国，后来被宋国吞并，在隐十年又为鲁国所取。这个地方因此就有特别的含义：怀旧。注意到这个象，你就能明白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的刺意，也就能明白庄二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郜”的刺意。这并不是自创的体例，《春秋》在隐元年的传文就已经提到“眜者何？地期也”，提醒我们注意地点的意义。同理，日期有时也与义理相关，比如桓十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传》曰：“曷为后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纪侯、郑伯，然后能为日也。”书日，是偏战的常例。又如隐三年提到的葬例“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这里，书日、不书日的义理差别，就体现得更淋漓尽致了。

我们要注意，日例、地例，都是《公羊传》明确提到的义理点；但何绍公的月例，却很难在公羊传中找到依据。书月有没有意义呢，应该是有的，比如葬期的问题，就需要通过记月来确定。除此之外，何绍公通过书月不书月来读出义理，这种方法能否行得通，就值得商榷了。首先，《公羊传》并没有明确的例子说明“书月不书月”的差别（岁首的“王正月”除外，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根据何绍公的月例解读出来的义理，能否与全年的经文合拍，仍值得考究。第一个问题，《公羊传》没有明确的例子，那么是否可以从其他地方引申出“月例”来，比如隐六年提到的“时例”？隐六年“秋，七月”，《传》曰“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这是屈人而伸天的笔法，通过隐六年的经传，的确可以为某些缺少了“秋”、“冬”二时的年份提供解读依据（当然也不排除经文散佚的可能性）。那么可不可以同理推出“月例”呢，书不书月，有着特殊的含义？这个推理要成立，就需要对除王正月之外的所有月份做出定性，四月、七月、十月因为是夏、秋、冬之首月，尚可以特殊看待；但五月、十一月这些月份，又有什么特殊含义呢？书月不书月的变化实在太多，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月例”的可能性，但这条路线真的很难走通。

第二个问题，何绍公本人的月例能否跟全年乃至全篇的经文合拍呢，我们试着看一个例子：隐十年的“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公羊传》没有下传文，何注曰：“月者，隐前为郑所获，今始与相见，故危录内。明君子当犯而不校也。”这个重点落在了鲁郑的恩怨上，为鲁隐公的安危担忧。隐公在隐六年的确被郑国俘获过，然而隐八年“郑伯使宛来归邴”，通过私自交易天子的土地，鲁郑已经和解或曰同流合污。至于齐国，隐公在隐六年被获之后，即与齐侯盟于艾，隐七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两国关系已完全正常化。即便隐八年因为争夺邴地而产生矛盾，隐九年“公会齐侯于邴”，齐鲁之间也已经谈妥，鲁齐郑相会，而且会于中丘——鲁国自己的城邑，这有何危险可言呢？至于“犯而不校”，则完全偏离了隐公篇对齐郑同盟的定位：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这是入《春秋》以来第一件坏事，《春秋》是把郑庄公当成是坏诸侯的典型来书写的，根本谈不上“犯而不校”的问题。同年（隐十年），“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鲁隐公跟着齐侯、郑伯两个大坏蛋，连下宋国三城，这在孔子看来是很过分的恶事，虽然尚不构成“内大恶”，但夫子仍以急促的笔法来表明自己对隐公“一月而再取”的厌恶。如果中丘之会，孔子主张隐公“犯而不校”，那就无异于纵容隐公为恶了。这是万万不可想象的。

总而言之，“月例”虽然看上去美好，但真要操作起来，会无比困难，有可能会打乱对经文本身的解读，学者宜小心对待。

三·史实

注意到编章结构、掌握了取象方法之后，接下来就要破除阅读《春秋》的一大障碍：史实的问题。《春秋》经向来难读，由于不懂得从编章结构、象学切入，多少学者选择了看上去容易把握的《左传》。《左传》对西汉后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比《春秋》经的经文还要大，这是儒家经学的悲哀，也是儒生的悲哀。《汉书·楚元王传》写得很明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左氏原本是单行的一本史书，引此史书来解《春秋》，是刘歆为之，并非传自孔子。《左氏》原与《春秋》无涉，这一点，相信学者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问题是，有的学者会说，即便《左氏》与《春秋》无涉，它也提供了详实“史料”，我们难道不可以将之引入来解读《春秋》？更有些学者会认为，《春秋》是经、是哲学，是理论性的著作，而《左氏》才是信史，并因此提出所谓的经史同参，认为光读经会把人读傻了，只有读史，才能足够“聪明”，才能适应真实而污浊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确认，《公羊传》也有自己的史实。昭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传》曰“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茍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从这段传文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孔子的真诚，这可以首先破掉“理论性著作”不属于信史的问题。孔子在作今本《春秋》时，的确以旧鲁史为依据，而他对此旧史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只是变动“其词”，也就是《繁露·俞序》中广为人知的说法：“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后人因为新周、故宋、王鲁的笔法，就把《春秋》完全当成是哲学之书，以为不如此无法跳出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代限制，无法成为跨越古今的经，这种看法其实很可能未懂得“新周、故宋、王鲁”的真正理由。如果我们盯着宣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九年的经传来看，尤其是仔细揣摩延陵季子的故事，我们就有可能明白，“王鲁”并非一种虚写，或者说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虚写”，而是有“史实”的成分。

确认了《公羊传》有自己的旧鲁史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孔子变动“其词”，到底到了何种程度。昭十二年传的说法是比较保守的；比较激进的说法是庄七年传：“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从庄七年传可以看出，孔子对旧鲁史是有所不满的，他重作《春秋》，除了要在义理上作出重大变革之外，可能也要修改旧鲁史对史事的记载与评价。我们不可能设想，鲁国的史官拥有与孔子水平相当的见识；倘若鲁国史官的见识低于孔子，那么他对二百四十二年史事的看法（还不涉及“王鲁”等新笔法的问题），必然与孔子有异。孔子对旧鲁史，似乎不可能没有笔削。因此，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孔子对旧鲁史的态度介乎昭十二年传与庄七年传之间：尽可能不改动旧鲁史的史料，但必要时也会作出修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旧鲁史与《春秋》之间，排出一个“史实”的等级序列：即便从地底挖出了一本旧鲁史，它的真实性也要低于孔子所编定的《春秋》。

这个序列完全可以放到《左氏》与《春秋》的关系上。我们无法确定《左氏》是不是孔子作《春秋》时依据的鲁史底本；即便《左氏》是鲁史底本，那又如何？它的真实性仍要低于孔子新修定的《春秋》。

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举例说明。我们可以转向襄七年的鄬之会：“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鄬。郑伯髠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传》曰：“操者何？郑之邑也。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隐之也。何隐也？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为不言其大夫弒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郑伯将会诸侯于鄬，其大夫谏曰：‘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郑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国为义，则伐我丧；以中国为强，则不若楚。’于是弒之。郑伯髠原何以名？伤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见诸侯，其言如会何？致其意也。”对比《左氏》的记载：“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愬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公羊与左氏的史料有相同的部分：都是臣弑君，都是卒于操。除此之外，细节与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公羊表彰郑伯髠原有中国之心，责大夫自甘夷狄；左氏则重点责难郑伯无礼，导致臣子起弑。面对这种差异，我们首先要确定，哪个故事更符合《春秋》经文的意思；然后，我们要思考，两个故事能否反映出公羊与左氏各自的修为层次。

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春秋》经文互证来判断。公羊传的重点在于夷夏之辩，在夷夏之辩中，又分了两类人物：国君有中国之心，臣子自甘夷狄。同年，“楚公子贞帅师围陈”，这是明显的蛮夷猾夏。陈侯面临楚国围城的压力，仍然参加了鄬之会，这是除郑伯之外的另一个焦点。然而在郑伯被弑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陈侯逃归”，显然，陈侯被郑伯的遭遇吓怕了，叛变到楚国的一边去。连续三条都是非常紧张的华夷之争。再往前看，“七年，春，郯子来朝”、“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小邾娄子来朝”，这三条是“王鲁”的笔法，“三卜”合礼，鲁国国君的举动尚无大问题。然后就是“城费”、“季孙宿如卫”，费是季氏的私邑，后来孔子堕三都，费是其中之一。这两条连读，可以读出“季氏专政”的意思。接着，“八月，螽”，蝗虫为鳞虫，鳞虫属木，木德之伤，可读为“不仁”。然后，“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此处省略了与盟者，若无特别说明，应该是替鲁襄公避讳，因国君与大夫的地位不对等。由此也可以看出，卫国的朝政为孙林父所把持，这同样是一个权臣的象。整一年读下来，你会发现，所有事件都与公羊传解释下的鄬之会相关，无论是作为大背景的“夷夏之辩”，还是细节上的“臣下逼上”。

反观《左氏》，鄬之会若是国君失礼而招致臣下起弑，其他的事件很难与之合拍。从经文的贯通程度，我们可以果断判定，《公羊传》的史料当为《春秋》采用的史料，而《左氏》的史料另有出处。这个判断并不必然推出《左氏》连史料都“作伪”的结论。《左氏》所记完全可能出自当时郑国史官之手，辗转传至鲁国史官的耳中，也有可能是鲁国史官直接观察到郑国的乱局而记下。故事中的情节，比如郑伯对臣子不礼、杀侍者，完全有可能发生过。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左氏》的故事始终局限于一国的视野，而《春秋》是站在天下的角度去考虑的。因此，同样一个故事，同样一些细节，《春秋》能看得更深，能看得更符合“实情”。我们可以设想，旧鲁史呈现的可能是《左氏》这样的细节，而孔子通过“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更大的“真相”，那么，孔子完全可以做出相应的修改：是的，当时郑伯的确对臣子失礼，君臣之间的确有过争吵，乃至侍者劝谏，也被杀掉，但是，这种失礼、争吵背后仍然有原因，这就是郑伯想回归中国，而臣子不顺从。从这更大的道义去看，失礼、争吵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臣子胁迫君上投降夷狄，才是大事。

道义的大小，是《春秋》与《左氏》之争的核心。这个大小之别，绝不仅限于鄬之会这段史料，可以说，《左氏》大部分史料、细节描写，都是从诸侯国利益的角度去考虑的，只有少数事件——比如鄢陵之战——会上升到天下或者人类文明的高度。仅仅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就应该更加重视《春秋》，而不是《左氏》。这种取舍并不必然会导致“读经就傻、读史才聪明”的结论。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春秋》并不是西方的“理论著作”，它是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其真实程度比《左氏》还要高——因为孔子看得更全面。从《左氏》里读出的“聪明”，其实往往就是孔子在《春秋》里一再批评的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这种小聪明在短期内可能有点效果，但从长远看，其实是害人害己、贻害子孙。

《春秋》站得比《左氏》高，这个判断已可成立。然而有的朋友仍会问，《左氏》呈现的史料如此详细，我们不可引用来解经吗，毕竟《公羊传》中像鄬之会这样的长段传文是极少的，我们从《公羊传》中得不到足够的历史细节。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读《春秋》不需要那么多历史细节。读《春秋》贵在得孔子之意，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孔子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从编章结构、取象入手，你会发现，孔子时刻与你对话；倘若陷入《左氏》的细节中去，那就失去对话的感觉。“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僖七年传）”，“大夫相杀称人，贱者穷诸盗（文十六年传）”，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你只需要知道到底是君杀大夫，还是大夫相杀就行；联系上下文语境，你可以再推断到底是讲国君不仁，还是大臣专权，抑或仅仅是表明该国出现混乱。很多时候，到这里就可以得孔子之意；你不需要去抠，到底这大夫相杀，是因为抢女人呢，发酒疯呢，还是因为争权位。如果真有必要知道细节，《公羊传》一定会毫不吝啬，给你下大段大段的传文；不给你下传文，就表明可以按例类推。实在推不出来，其实可以暂时放下，一两个条例解不出，不影响全经的阅读。这总比引入《左氏》的细节要好，《左氏》的细节一旦引入，《春秋》经文基本上是不可能贯通的，学者自己尝试一下便知。

四·先师

若果断扔掉《左氏》这个包袱，跳出何注、徐疏的限制，你可能就会发现，《春秋》学真正的先师是公羊子与董子。《春秋繁露》给出了学习《春秋》的标准，学《春秋》学到什么程度才算到家，可以《繁露》解经的水平为准。此外，《繁露》给出了研读《春秋》的方法，通过观看《繁露》如何解经，我们也就学到了如何解读《春秋》。《繁露》解经，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紧跟《公羊传》的脚步，几乎到了寸步不离的地步。

一般学者研究制度，都依据专门的礼制文献，比如《王制》《周礼》；或者是依赖出土文献，但在《繁露·爵国》篇，董子竟然依据《春秋》经传来推断周朝的制度：

《春秋》曰：

“宰周公”，《传》曰：“天子三公。”

“祭伯来”，《传》曰：“天子大夫。”

“宰渠伯纠”，《传》曰：“下大夫。”

“石尚”，《传》曰：“天子之士也。”

“王人”，《传》曰：“微者，谓下士也。”

 凡五等。

——《繁露·爵国》

如果《公羊传》是《春秋》的真传，那么，《春秋》经文的确就已经给出了孔子眼中的周制，董子的推断是成立的。不过，我们在此不打算进入制度这个复杂的领域；我们只是要表明，董子读《春秋》，是何等重视《公羊传》的指引。在董子看来，《公羊传》的传文，几乎到了箭无虚发的地步，《繁露·玉杯》：“《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繙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言下之意，问无虚问，答无虚答，凡下传文，必有深意。如果我们真遵从董子的教诲，那么，那些看上去毫无义理可言的传文，比如僖二十五年“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的传文“何以不言遂？两之也”，就值得我们死磕。磕不出来，按董子的态度，“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繁露·玉杯》）”，读不懂，宁可暂且放下，以后慢慢品味，断不可贸然否定传文。

这是董子对待传文的态度。问题是，有的学者可能会说，《公羊传》不是每段经文都下传啊，那些没有下传的经文，怎么办？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繁露》。《繁露·竹林》：“《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春秋》经文本身也会说话。当然，以董子对《公羊传》的尊重态度，这里绝不是后世所理解的“离传说经”的意思，而是说，《公羊传》在认为必须给指引的地方，都给了指引，剩下的经文，《公羊传》认为后世学者可以按理类推。《繁露·精华》：“以鲁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谓连而贯之。故天下虽大，古今虽久，以是定矣。”这实际上就是前面谈过的象法。

我们不可认为公羊先师在偷懒。《公羊传》之所以写成这样，有其良苦用心。一者，大的关节都点到了，后世解经不会偏离太远；再者，留给后世学者足够的思考空间，不剥夺他们自悟的机会。这实际上是贯彻《礼记·学记》的教学原则：“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要使得后世读者继承孔子的志向，必须让他们自己与孔子对话，而对话是靠读通“譬喻”达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春秋》和《易》《诗》及《论语》一样，都是譬喻。真正领会这个教学原则的人，一定会严守“纪律”，不会给每一条经文详下注疏，因为一旦下了这种注疏，后世读者自悟的机会就被剥夺了，即便你的注疏全合经意，学者学到的也是一套太极拳的“套路”，永远不会用来技击。更何况，你的注疏还有可能不合经意，却被当成了标准答案——后世《春秋》学之不竞，与此并非全无关系。

除了这条纪律，还有两条纪律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无闻焉尔”（隐二年传、桓十四年传、文十四年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道就不要乱说。第二，在传文没有提到，而自己确有新发现的时候，要使用推测的语气，这就是《公羊传》经常使用“盖”字来发文的原因。出于最后这条纪律，我必须强调，本文也只是个人的阅读体会，也属于“盖”的范畴，如有错误，可以推翻重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