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作者：刘艳伟 邓洪波

来源：《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年第5期

[摘要]三十年来，学者们在书院文献的影印、点校、专题资料汇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书院志、书院课艺、书院讲义等书院文献的研究，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尚有不少书院文献深藏图书馆中，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整理；书院文献的研究依旧停留在较浅层次，需转换视角与研究方法，寻找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书院 文献整理 书院志 书院课艺

书院自带芸香，是读书人围绕着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唐宋以来，它走过千余年发展历程，达到7500所以上的规模，其留存下来的数以万计的文献资料，忠实记录了历代读书人有关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刻书、藏书，以及培植民俗风情，养成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等各项文化事业的理性思考与实践成果，堪称充满书香的文化宝库。可惜这些资料，至今大多沉睡在各地图书馆中，尚待我们去发现与利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主持的《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2015年获批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我们开启读书人自己的这座文献宝库提供了钥匙。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开辟“书院文献：图书馆的文化宝藏”专栏，连续刊布书院文献的成果。

本辑论文以书院文献为主题，旨在反映近年来书院文献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和介绍一些传世书院文献的基本情况，同时对清代几部书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疑点和讹误进行了探究。

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

书院文献，是指记录书院历史、教学、经济、学术、考课等方面的专门文献。书院起于唐代，千余年来，因为记录其发展轨迹，形成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书院文献。就其体裁而言，可分为书院记、书院志、学规、章程、课艺、讲义、会录、同门谱、藏书目录、刻书目录、山长志、学田志、日记等不同类型。近三十年来，随着官方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民间书院兴起，对传统书院的关注与研究日多，与之相关的书院文献相继被整理出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1、书院文献的整理

书院文献整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影印，二是点校、注释，三是专题资料汇编。影印、点校对象主要是书院专书文献，汇编对象主要是书院单篇文献。三十年来，学界对书院文献的整理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兹分类叙述如下。

1.1书院文献的影印

目前为止，对学界影响最大的书院文献，当推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1]全书共16册，收录书院文献共计110余种，基本以省区和时间先后为序，包括书院志、章程、课艺、学田志、书院记等。第1至10册共收集明代至民国书院志书84种。第11至16册收集田志、课艺、语录等27部。单篇书院文献多散见于各种文集、地方志之中，该书对其中一些较早、较为重要者，亦有收录。如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王禹偁《潭州岳麓书院记》等。这些珍贵书院文献的面世，对书院史与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该书所影印书院文献，未将书前牌记一并影印，且编纂者所作版本介绍，并非完全准确，是为美中不足之处。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中国书院志》，也是一套以书院志为主要内容的丛书。[2]该书由姜亚沙、经莉、陈湛绮主编，共12册，收录《岳麓志》《岳麓续志》《白鹿书院志》《嵩阳书院志》《东林书院志》《南溪书院志》《虞山书院志》七种。又录有《山西通志》《平定州志》《徽州府志》《山东通志》中所载书院资料。由于该书收录志书不多，发行量较小，在学术界影响不大。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儒藏·史部·学校史志》，收录明清中央官学、地方书院相关文献110余种，在原书图像之上加注句读，书前作有提要，书后有校勘记。[3]其中所收书院志，基本涵盖《中国历代书院志》所收书院志书。但因该书所印数量较少，学界使用还不广泛。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将于2018年出版《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是为该项目的首批成果。[4]该书影印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所藏书院文献126种，其中绝大多数为前述诸书未曾收录者，于将来的研究大有裨益。

1.2书院文献的点校

就书院文献整理所取得的成果而言，点校是另一大宗。据初步统计，已有白鹿洞、嵩阳、岳麓、石鼓、钟山、紫阳、东林、姚江、诗山、城南、校经等十余所书院，计20余种书院志书出版。

以书院所在区域划分，湖南地方有邓洪波点校《石鼓书院志》[5]，邓洪波、杨代春等点校的《岳麓书院志》[6]，邓洪波、梁洋、李芳点校的《城南书院志》[7]，以及邓洪波、马友斌、蒋紫云点校的《校经书院志》[8]。

江苏地区，有濮小南点校《钟山书院志》[9]，《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整理的《东林书院志》对雍正十一年高廷珍等人所修《东林书院志》进行了校点，并在附录部分，对严瑴康熙本《东林书院志》的部分内容作了点校。[10]

江西省，有朱熙瑞主持点校的《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现存与白鹿洞书院有关古志书共6种，是书收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郑廷鹄《白鹿洞志》、周伟《白鹿洞书院志》、李应升《白鹿书院志》、毛德琦《白鹿书院志》五种志书，进行点校，余廖文英《白鹿书院志》一种未收，亦很有影响力。[11]此外，尚有高立人点校《白鹭州书院志》[12]、徐公喜、林方明点校《信江书院志》[13]。

福建地区，有许维勤等校注《鳌峰书院志》[14]、南安市诗山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点校本《诗山书院志》[15]。

河南有李远点校的《嵩阳书院志》[16]，安徽有陈联、胡中生点校的《紫阳书院志》[17]，湖北则有李经天、李珠点整理的《紫阳书院志略》[18]，广东有赵克生、宋继刚标点的《端溪书院志》[19]。此外，甘肃省有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点校的《柳湖书院志》[20]。

1.3书院文献的专题汇编

除对书院文献的影印与点校外，亦有学者对单篇书院文献进行收集、标点，按专题分类，亦为后来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中国书院学规》《中国书院章程》《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全三卷）等。《中国书院史资料》取材于数百种地方志、一百余种书院志、文集，汇集其中的书院材料，分书院的兴起、书院制度的确立、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书院制度的再度辉煌、书院的普及、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书院制度的影响等七个专题，为后来书院史、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21]书院章程是书院的管理者制订的关于规范书院教学、考课、经费等方面的条例。邓洪波收录宋至清历代书院章程，整理成《中国书院学规集成》。[22]又收录宋至当代书院学规，而在范围上又扩展至日本、朝鲜等国家，十分完备。[23]此外，邓氏还有《中国书院诗词》[24]、《中国书院楹联》[25]亦属于对书院资料的专题汇编。

2、书院文献的研究

书院文献的研究开展较早，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便同其它文史研究一道开展起来。纵观这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计有论文56篇，专著2部，与其它专题研究相较，不可谓丰硕，但这些论著是今后书院文献研究的基础，不乏其价值。

2.1书院志研究

书院志是记述书院发展历史、教学活动、管理办法等方面的专门志书，是了解不同时期书院历史最为基础、最为系统的文献。宋、元两代均有书院志的编纂，至明代，书院志体例渐归统一，清代大小书院多有志书。学者们在进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也多将其作为著述的史料基础，用来重建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过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书院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对与书院相关的文献关注日多，在这一学术潮流之下，书院志的研究逐渐展开。总体来看，学者们对书院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书院志的考订。学界对书院志的研究，首先是以对知名书院相关志书的考订开始的。因著名书院文献遗存较多，且为人瞩目，这方面的研究开展较早。1982年，刘志盛发表《<岳麓书院志>考》一文[26]，对记载岳麓书院历史的诸种志书版本、源流作了考证，是笔者所见最早的书院志研究成果。其后，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志考>》一文[27]，对自弘治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八次修志的情况作了考证，理清了《白鹿洞书院志》修志的历史。李氏还有《〈白鹿洞书院志〉考述》一文[28]，因应《白鹿洞古志五种》整理中的问题，是为对《白鹿洞书院志》修志历史较为细致的梳理。继刘志盛、李才栋之后，学者们对书院志的研究拓展开来，已不限于最初的几所知名书院。如邓洪波《〈天下书院总志〉作于王昶考》[29]，对《天下书院总志》一书的作者进行了考证，断定为清人王昶所作。陈时龙《书院志述略》一文[30]，探讨了书院志在明代的发展阶段，进而考察其原因，又对清代书院志的编纂特点及书院志的体例、价值作了总结，为深入研究书院志这种文献提供了研究方法，颇具参考价值。陈时龙有《明代书院志考》一文[31]，以明清地方志、文集以及现存书院志为主要史料，考察了88种明人所编书院志之版本、编纂者、刊刻时间，为明代书院志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继《明代书院志考》之后，陈时龙又有《明代书院志续考》[32]，对近来所见8种明代书院志书进行了考证。

（2）对书院志学术价值的探讨。其后，不少学者意识到书院志的价值，开始了对书院志的推介。如钱茂伟《<姚江书院志略>的编刊与史料价值》一文[33]，对《姚江书院志略》这一稀见书院志的编刊情况作了探讨，认为该书是“研究姚江书院派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极高”。胡昭曦在《<锦江书院纪略>：一部稀见的书院志》一文中[34]，对《锦江书院纪略》一书的主要内容作有介绍，并评述了其价值。类似的研究还有陈培礼《中国书院教育实录：〈嵩阳书院志〉的文献价值》[35]、蔡志荣、周和义《书院与地域社会：〈问津院志〉的文献价值》一文中[36]等。这些研究成果当中，王华宝《中国的书院志及其学术价值》一文[37]，通过对《中国历代书院志》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的简要分析，考订文献，对一些模糊不清及错误论断作了纠正，并分析了书院志的体例、内容，探讨了书院志的名称、总数及存佚问题，论述书院志的学术价值，考论结合，是为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3）书院志提要的撰写。这一研究侧重于从文献学的视角，对书院志的版本、作者、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考订。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中[38]，附录有《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共著录书院志160余种，与本研究直接相关者118种，按省区进行编排，并作有提要，对志书有简要介绍。四川大学古籍所儒藏课题组所编《<儒藏·史部·学校志>提要》[39]对71种清代书院志作有提要，于清代书院志的研究大有裨益。江庆柏主编《江苏地方文献书目》[40]收有清代书院志13种，在提要中对文献的作者、版本、主要内容、文献价值均有涉及。

（4）书院志编纂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从志书编纂的角度对书院志进行了研究，较为有影响的有以下几篇。陈恩维《试论书院志“主教育”体例的确立及其价值意义——以梁廷枏<粤秀书院志为例〉》一文[41]，以《粤秀书院志》为例，分析志书的编纂意图，指出该志在于“策职守，弘教化”，有经世致用的目的，志书的编纂者梁廷枏在修志体例上突出了主教育的特点。

王胜军《明道继统：书院志编纂与理学道统的建构》一文[42]，是研究书院志编纂的力作。王氏从书院志的编纂意图、编纂内容、表意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书院志的编纂不是一般的材料集合或事实纪录，编纂者有明确的目的在其中，即为建立、传承、发扬理学道统而服务，甚有见地。兰军、邓洪波《书院文献编纂与尊朱辟王实践——以瀛山书院为中心的讨论》是另一专门讨论书院志编纂的重要成果[43]。兰军、邓洪波发现《瀛山书院志》中部分记文与其它文献中所收同篇文章，内容存在差异，通过分析异文，结合志书编纂时的社会情境，进而探讨纂志者的意图及其时的学术转向，亦是颇具启发意义的研究。

2.2书院课艺的研究

书院课艺是书院文献的又一大宗。清代书院注重考课，形成了大量的书院课艺。20世纪末学者们对书院文献的研究还局限在书院志上，进入新世纪，其它书院文献已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其中，书院课艺受到的关注尤多，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早期有关书院课艺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以下两篇。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一文[44]，收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书院课艺提要二十四则，使学界对此类文献有了初步的了解。程嫩生、陈海燕《课艺评点：清代书院文学教育侧记——以钟山书院、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为例》一文[45]，从文学创作、文学教育的角度对钟山书院、经古精舍中的书院课艺进行了研究。

对书院课艺的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当数鲁小俊。自2014年以来，他发表论著多篇，对书院课艺作了文献学、文化史、教育史等方面的探讨，大大拓展了书院文献的研究。在论文方面，其所作《课艺总集：清代书院的“学报”和“集刊”》一文，通过对大量清代书院课艺总集的考察，对课艺总集的刊期、经费、发表周期、用稿率、命题、发表、润色、评点以及刊刻、稿费、转载等内容作了探讨，认为从连续出版物的本质属性、刊出过程来看，书院课艺总集实开今日学报和集刊的先河，是清代书院的“学报”和“集刊”。[46]其《清代书院课艺序言的地域书写》一文，以多种书院课艺总集书前序言为材料，探讨作者在地域上的表达与关怀，对其中涉及的地缘、人文、景观作了分析解读。[47]鲁小俊又有《书院考课与八股文——以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为中心》一文，通过对多种清代书院课艺总集的分析，主要探讨了书院考课的时地因素与八股文的关系，书院编辑、刊刻八股文时的价值焦虑，以及官师传授写作经验的途径及特点三个问题。[48]

鲁小俊对书院课艺的研究，还有两部专著。《清代书院课艺考述》一书[49]，主体内容分上编、下编、附编三个部分。上编对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作了辑录，下编为有关清代书院课艺的考证和论述，旨在考索部分课艺作者的生平和著述，并探析书院课艺总集的体例特点和文献价值。该书在徐雁平对清代东南地区书院课艺研究的基础上，对存世的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作了调查，统计出了存世数量，并对东南书院课艺文献提要作了补充。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书院课艺对清代东南地区的部分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示了书院课艺文献的重要价值。鲁小俊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50]，是清代书院课艺研究的又一重要著作。该书著录清代书院课艺总集196种，分为三卷，依照清代建置，分省区进行编排，在各总集之前，作有书院简介、版本序跋、课艺内容、作者考略。可见用力之勤，考证之详，也是研究书院课艺的力作。

部分书院著作虽非对书院课艺的专门研究，但其中的章节也涉及到了这一课题。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也关注到了书院课艺文献，第五章第五节“清代书院刻书事业的辉煌”中著录有各地书院课艺53种；在附录二部分，著录书院课艺36种，并作有提要，是对书院课艺较早的研究。[51]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一书[52]，在对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时，大量使用了书院课艺，并在下编中，对清书院代课艺总集作了调查统计，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课艺提要，著录课艺八80种，待访未见者14种，著录内容包括了版本信息，诸如年代、刻书者以及版本形质，又将课艺归类统计，并且摘录许多课艺序文，展现课艺编纂的主要宗旨。

2.3书院讲义、章程、书院记的研究

同书院课艺一样，书院讲义、章程、书院记等书院文献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但相比而言，研究成果还不多。杨玉芬《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一文[53]，在论述元代书院教育背景的基础之上，对程端礼及其在江东书院的活动作了梳理，并对其所作《江东书院讲义》的功用、意义作了阐述。宋志明《<复性书院讲录>述要》一文[54]，通过对马一浮六卷本《复性书院讲录》内容的研究，认为该书立足于当时的理论需要，会通宋明理学，化解儒学和佛学之间的对立,其中心内容在于以现代新儒家的学术眼光重新阐释传统的六艺之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现代新儒学论著。张品端《<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一文[55]，对《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作了论述，并认为其对江户时期和近代日本的民族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顾宏义《南宋横城义塾及其<义塾纲纪>考论》一文[56]，对南宋乡村书院横城义塾及其创建者蒋沐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之上，对方逢辰及其为该义塾所作《义塾纲纪》作了论述，并对《义塾纲纪》的内容作了详细分析，揭示了其对横城义塾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书院记文的研究，较为重要的学者是熊艳娥。她的学位论文《宋代书院记研究》，以文学的研究视角对宋代书院记文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文学地位和文化意义等方面作了探讨。[57]熊艳娥又有《论宋代书院记的时代特征与文化意义》一文[58]，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对书院记的起源、发展作了探讨，认为宋代书院记呈现出议论化倾向、表现手法多样，文学性强，展现了当时书院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学术思想的兴盛。李光生《宋代书院记的文化阐释》一文，通过对宋代书院记文的分析，认为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的记体散文分作，因南宋理学的兴盛，书院记淡化了文学性，议论具多，远离了其文学本原。[59]

对书院讲义的研究，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朱汉民、洪银香《宋儒的义理解经与书院讲义》一文[60]。两位学者梳理了经学演变与解经体例的变迁，对宋儒经典讲义的形态作了概括，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了书院讲义在宋代成型的过程及南宋书院讲义的特色，理清了书院讲义这一文献类型的形成。

2.4其它书院文献的研究

有些较为少见的书院文献也被学者们发现，运用到书院研究中。如张巍、戴伟华《<唐人赋钞>与粤秀书院》一文，系利用粤秀书院院长与肄业生合作的《唐人赋钞》一书，探讨科举制度下书院的文学教育[61]。杨永俊在《江西万载客家东洲书院“乐输”材料论析》一文中[62]，利用《东洲义学宾兴册》这一较为少见的书院文献，对清代江西万载县东洲书院的创建、经费来源作了论述，并通过对客家“乐输”这一表现形式的探讨，揭示万载县客家移民通过书院建设培养人才，加强凝聚力的史实，值得关注。

2.5书院文献数字化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文献的数字化处理渐成趋势。围绕邓洪波主持的《书院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湖南大学图书馆的部分馆员，关注到了书院文献数字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如罗立《书院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63]、何平、郑章飞《书院文献的类分标准及书院文化数据库的构建与实现》[64]、樊志坚、彭一中《〈书院文化数据库〉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应对策略》[65]等，主要探讨书院文献的数字化处理方式、分类标准、知识产权等问题。

3、结语

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在书院文献的影印、点校还是专题资料的汇编，以及对书院志、书院课艺、书院记文等书院文献的研究。但受以往资料获取、史学理论与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制约，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

就书院文献的整理而言，虽已有《中国历代书院志》《中国书院志》《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等成果整理出版，久为学者们所使用，影响较大，但尚未发掘的书院文献尚多。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统计，目前尚存的书院文献，接近1000种，已经影印者不足200种，不及现存文献的五分之一；许多较为重要的书院文献没有点校，利用不便，可见书院文献的整理尚有很大空间。

就书院文献的研究而言，其水平还有待提高。多数研究尚停留在考证版本、探讨文献价值方面。以书院志的研究为例，书院志系统记载一所书院的历史，在书院文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学界往往将之作为基本材料使用，或考订其来源，或探讨其价值，而对书院志文本的形成，体例的变化，以及影响志书编纂背后的动因等问题少有探讨。如施璜等人所纂《紫阳书院志》，其中载有庆元二年（1196）朱熹会讲新安郡城一事，但这并非历史真实，而是志书编纂者刻意增入的。这是清初徽州地方学术由王返朱的一个侧影。又如清初严瑴纂《东林书院志》，在书中表彰东林气节，而雍正十一年（1733）高陛等人重修志书之时，侧重东林学术，这实际上是与当时政治风气及地方士人心态的转变有关。诸如此类的问题尚多，而学者们关注不够，亦未能深入到文献背后探掘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学术、教育、地方社会变迁等历史的诸多面相。

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者们留下了可待开拓的空间。深入发掘现有书院文献，对之进行整理，将为我们打破制约书院研究的瓶颈提供助力。随着新的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普及，对书院文献研究，也应突破文献学的视角，深入到文本之后，将其纳入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探讨其对传统文化、学术风气、思想观念、地方社会等的影响与塑造。但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注重史料的获取、考订，又要在理论与方法、视角上寻求突破。唯有如此，才可能促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注：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36）研究成果之一。
2.参考文献详见《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年05期“书院文献”栏目《三十年来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文。

［作者简介］

邓洪波，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工作，兼任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丛刊《中国书院》副主编，《中国四库学》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书院文化数据库》首席专家，湖南省中国四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以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为依托，学术研究以书院文化为主，兼及历史文献、科举制度，涉及历史、教育、哲学、图书馆、文化事业等领域，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部，人称“邓书院”。

刘艳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