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地推进全面变革
    作者：苏冀（独立学者）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5月29日
    
    
     
    
     
    
    由最近大陆媒体发布的新闻可以看到，环境的破坏已经突破了临界，危机爆发出来，直接影响到了经济层面。旱涝加剧导致了粮食减产，玉米、大豆、花生、小麦等进口空前增加。此前，国务院史无前例地召开了粮食生产表彰大会，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还主持了春播工作会议。当前云南等地的旱情还在恶化，大量人口饮水困难。河北一些持续严重干旱的地区十室九空。此外高消耗经济的能源供给问题更加严峻，石油、天然气等的对外依存度增加。如此紧要的问题几乎成了主流媒体的禁忌，但食物的农药残留超标、土壤重金属污染、城市空气的灰霾等问题也令中产阶级幻灭。如有人所言，这是危及生存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泛权力集团的不断膨胀，而被压抑、扭曲的经济缺乏应有的活力，利润链衰弱。如此，财政供养的困难增加，官民的冲突更加激烈、难于控制。如一些新闻所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更加严重，强征更加凶猛，补偿更加微薄。因此，恶性案例日益增多，有民众被殴打致死，也有基层干部被反抗的民众打死。
    
     
    
    加之另外的种种问题，如有人所言，当前的形势不可持续，变革已成为共识，但如何改和改什么存在争议。中国当前形势一个令人悲伤的地方是，所有主动、被动涉入政治的人都似乎是旁观者或窥视者，无人能够对民众关心的问题提出答案并产生影响。这如同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悲剧时期何其相似。
    
     
    
    表面上来看，晚清以来的对西方学说的主义崇拜，仍然主导着公众知识分子的思维，更不要说一些无意义的宣传语言。语言混战背后的诡异之处似乎是，各派别不能够从自己的局部利益中勇敢地脱身、真诚地反省，这也不单单是主笔者因缺乏实践、思路偏狭而导致的局限，一些人简单地打包贩卖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的“灵丹妙药”，颇有为自己财团的原罪拉大旗作虎皮开脱之嫌。一些人简单地比附别国的转型模式，亦有法律家欲成议员、总统的情结。一些人在各种美妙文辞中飘忽不定，却似乎不能对眼前的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案。
    
     
    
    如西方大国的情形，在中国尤其如此，政治积极分子和大众总会存在着一个界限，积极思考并努力推进变革者少，而只关心自己生计者多。变革的压力除了内外突发的戏剧性因素外，远比人们期待更糟糕的民生才是核心的问题。虽然充斥着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魔教宣传堵民之口、麻醉人心，但明显的是人们还是对更美好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无论是挤窝棚的打工者，还是挤出租房的工程师们，他们未能公开提出的不满决定了民心的向背。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 曾经相对繁荣的国家的语境里，这构成了政治的极大不稳定因素。良好的社会体制使大多数劳动者安居乐业，不但是政治伦理的要求，也会越来越成为政治技术上的需要。由一些信源可见，职工合力谋求加薪的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全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以致各地喊用工荒。如此等等。中国当前的危险，就是高度可能但又不可详细预知的危险。各方要真正地行动，不要陷于政争不能自拔。
    
     
    
    对大众而言，政治权利是第二层次的，生活的福利才是日常关注的。政治权利对大众而言，只不过是永远不能兑现的潜在可能，而即便在更理想的情况下亦不过体现为投票权。尤其在中国，我们难以期待政治的扁平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大、人多、事繁，另一方面是大国政治层面的利益冲突对个人的巨大压力使大众只是期待者。无论从个体特质还是国民文化因素看，我们在积极学习西方的同时，亦不能抱有幼稚浪漫的想法。当然，任何现有力量的存续要依赖于其自己对新形势的适应，而非自我辩护的文辞可维护。一些论政者必须从自己的狭隘体验中解脱出来，另一些人也必须放弃自己包揽一切的过时论调。
    
     
    
    各方应主动从功能的角度改善现有的政治体系，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更多的政争来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这既是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是英美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民主”这个词被赋予了太多的溢美，好像新体制下“民”人人为“主”，以至于我们要避免使用之。当代西方的经验，比如宪政，提供了一种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其并不直接回答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本身。在全面谋求建设性的过程中，从有益于全面变革的角度、以民生为关注点推动政治变革，既是中国国情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的策略性的选择。如此，避免了激化阻力，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协调各种力量。若赖于政争，不单对现有力量冲击大，最终国是问题也未必能得以解决。显然，讲究策略的变革也应满足“普世价值”的要求，而非以各种理由拒绝之。
    
     
    
    以民生为关注点的推进全面变革，显然不是当前一些官员所挂在嘴边的“更加重视改善民生”之类的论调。如无全面变革，显然民生恶化的趋势不能扭转。当前，泛权力结构的破碎化是非常明显的，一些官员个人及其亲友陷于直接、间接的牟利之中，乐此不疲地谋求所谓的发展。因此，当前中国的很多经济活动不单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种荒谬的表面下，人们必须追究权力结构本身。危机意识既已缺乏，亦非简单地诉诸人心的问题。基于此种反思，由迫切的地方着手变革，才能纾解民困，赢得民心。因民众关注的不是政争的琐屑细节，所以适度行动的风险不应高估，而拖延解决问题的风险则应认真看待。
    
     
    
    再回到新模式的探索问题，回应民众的期待、提出新思路，是当前政治力量转型的关键。基于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不要开过分的承诺。在这个充满压力的世界，难于人人满意，但要让多数人无不满可说。鉴于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新的治国理念是多层次的、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完善的事情。其需要各种人才的合作，也需要建设性地整合，不为各种思潮的狭隘所羁绊。其中包括在中西方文化中存在着角色差异的法律家的偏狭，还有陷于当前资本游戏的金融家的短视，还有难于把握的文人的情绪化，当然更不要说雇佣的写手们。亟需善意论争的平台，开放但有序的讨论，广泛凝聚共识，而非优势者自我表白，无论其真情、假意。即使有政治人物努力推行一己之见，个人的封闭的想法也必偏颇。模式探索应开放、包容。历史的经验应当吸取，前现代的做法应当抛弃。
    
     
    
    新模式的探索，必须基于彻底地反思、勇敢地创新。反思近三十年来的国事，也反思六十年来的国事，以及百余年来的国事。在模仿了苏联、美国模式的失败之后，一些学者又提出了学习德国模式，似乎这很有高层的支持，亦颇能吸引民众。但国情差异如此之大，整体照搬肯定会犯第三个错误。另外台湾模式也不能简单地扩散到大陆，今之台湾处于西方的一个小盟友的角色，其在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是当今大陆以及统一后的中国都无法期待的。而其在外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动态，亦不能简单复制。变革是应当的，也是复杂的。政策不是抽象的数学运算，是提出者和民众间具体的互动过程的产物。应当针对具体的国民的动态、政治力量的格局来设立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也不要简单比附各种模式的统计数据，否则都不能有良好的效果。
    
     
    
    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似乎死结难解，但我们还是应有充足的信心，中国的变革应有光明前景。这种信心来源于历史的回顾，也基于对现实的观察。一旦突破似乎沉重的束缚，国人可以协同工作，各地可以资源互补，则国家面貌可焕然一新。国民既讲道德又宽松多样，既鼓励进取心又确保大众幸福，既有民生福祉又低碳环保，如此等等。理想治理的优点，非只一端，不可尽数。只有在国民的合力实践中，不断调试才可推进。在自主地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的基础上开创新局面，在民权、民生方面成为楷模，为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提供一个新思路，让对现状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的左、右思想家们提出的想法获得试用。如此，则外交方面的烦扰可自动解除。四周小国的民众倾心仿效，西欧北美的地缘盟友得以巩固，邻国的平等合作得以实现。
    
     
    
    最近的信息表明，海峡两岸的建设性力量更加积极了，国际的形势也空前地变化。各方都要抓住历史机遇、避免难以估计的历史灾难。切实地推进变革，就要求各方的建设性。给以更加宽松的环境，原本破碎的建设性的力量就会更好地呈现出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国民的希望就不断增长。求同存异、化解或搁置历史恩怨，要求各方的心胸、智慧。对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言，当有超越性的原谅，即使伤痛渐渐远去但难于遗忘。各方都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促进善意互动，谋求良性转型。并非世界里没有敌人，但勿以敌人待之，各方不要散播这种情绪。各方也需谦虚自省，认识到自己对担负转型任务方面的不足，努力进取，勿一味迟滞于旧状态、揪历史旧帐。只有提出吸引民众的治国方略并被接受得以执行，才是政治派别成败的关键。就现状而言，挑战和机遇都大大增加，各方都要认清新的形势，由海峡两岸的大局着眼，做出实绩，挽救危机。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