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谷梁》时月日例：许桂林《谷梁释例》研究

作者：许超杰

来源：《中国经学·第三十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

【作者简介】

许超杰，浙江慈溪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经学史、文献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社科基金4项，在《哲学与文化》《中国哲学史》《文献》《史学月刊》《史林》《孔子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整理古籍：《春秋谷梁传集解》、《复礼堂述学诗》等多部。

【内容摘要】

就经学视域下的《春秋》学研究而言，“例”与“义”是其两个关键点。《谷梁》学对《春秋》的诠释，亦重在对《春秋》“例”与“义”的探讨。《谷梁》最重时月日例，许桂林《谷梁释例》对《谷梁》所诠释的《春秋》时月日例作出了全新的诠释。许桂林认爲“《春秋》时月日必当有书法”，《春秋》有时月日例书法，则《春秋》是“经”；如无书法，则是史。在此基础上，许桂林对《春秋》“时月日例”之术语，即“正例”“常例”“不用正例”“变例”等作了重新界定与诠释，并藉此重构《春秋》时月日例的经学体系。许桂林之所以撰写此书，其目的在于驳正乾嘉时期“以史治经”之风，希望由考经、疑经转变爲研经、尊经，从而恢复经学的神圣性。许桂林撰写此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谷梁》与《春秋》，更希望进而推及群经。

【文章目录】

一、《谷梁释例》述略

二、许桂林论《谷梁》与《春秋》时月日例

（一）论《谷梁》时月日例之有功于经

（二）《春秋》时月日例必当以《谷梁》爲准的

三、书法与义例：许桂林对“时月日例”的重构

（一）“正例”与“不用正例”

（二）“不用正例”与“变例”

（三）“正例”与“常例”

（四）“例”与“义”

结语

【关键词】

许桂林；《谷梁释例》；《春秋》；时月日书法；义例

许桂林（1779-1822），字同叔，号月南，又号月岚，海州（今属连云港）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生平博综群书，好学深思，著述颇丰，撰有《易确》三十卷、《毛诗后笺》八卷、《春秋三传地名考证》六卷、《春秋谷梁时月日书法释例》四卷、《汉世别本礼记长义》四卷、《大学中庸讲义》二卷、《四书因论》二卷、《许氏说音》十二卷、《说文后解》十卷、《太元后知》六卷、《参同契金隄大义》二卷、《步纬简明法》一卷、《立天元一导窽》四卷、《算牖》四卷、《宣西通》三卷、《擢对》八卷、《半古丛钞》八卷、《无味斋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诗集》八卷、骈体文四卷、《壹籁斋词》一卷等。

《春秋谷梁时月日书法释例》（以下简称“《谷梁释例》”）是许桂林研治《谷梁》学之专著，对《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例及其意义作出了全新的诠释，是清代最早专治《谷梁》学的几种著作之一。《谷梁释例》最早刻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1】，后伍崇曜于咸丰四年（1854年）刻入《粤雅堂丛书》第十六集，是后又有《皇清经解续编》本，以《粤雅堂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较爲常见。《粤雅堂丛书》本于正文前多阮元道光二十五年（1845）序、唐仲冕序、孙星衍丙子（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记语，正文后多道光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罗士琳跋、咸丰甲寅（1854年）伍崇曜跋，《续经解》本无此序跋，余则基本相同。

▲《粤雅堂丛书》本《谷梁释例》阮元序

罗士琳跋《谷梁释例》曰：“此书写稿初成，先生遽归道山，故本无目录。先生之兄石华国博亦吾师也，将梓先生遗稿，奉命校刊既竣，敬识数语，俾易检寻。”【2】则《谷梁释例》实由许桂林之弟子罗士琳校刊付梓。而罗氏所谓“敬识数语”，即《粤雅堂丛书》本所附之跋语。上文已述，今本《谷梁释例》实由许桂林弟子罗士琳整理刊行。罗士琳爲许桂林的门生，其跋于《谷梁释例》之内容有简略精当之概括，略引于此，以见其梗概：

《春秋谷梁时月日书法释例》四卷，先师许月南先生所着也。第一卷爲《总论》，第二卷爲《提纲》，第三卷爲《述传》，第四卷爲《传外余例》。《总论》一卷，……盖即以此篇爲自序也。《提纲》一卷，举其大端。《述传》一卷，析其子目。所分门类，大率相同。……《传外余例》一卷，则以传无明文而仅见于范注者附之于后，……凡注称传例，爲传所本有者，则不复更录焉。【3】

如罗氏所述，《谷梁释例》共分爲《总论》《提纲》《述传》《传外余例》四部分，其中《总论》一卷，“即以此篇爲自序”，论《春秋》时月日例之必要及何以必以《谷梁》爲据；《提纲》《述传》各一卷，详论《谷梁》所述《春秋》时月日例；《传外余例》一卷，附论仅见于范甯注之时月日例。其要则是《提纲》与《述传》二卷。罗士琳爲许桂林弟子，而《谷梁释例》刊行之先，实亦由罗氏爲之整理，故罗氏于《释例》所识颇深，当无疑义。

罗氏以爲“《提纲》一卷，举其大端。《述传》一卷，析其子目。所分门类，大率相同。”罗氏列《述传》爲二十九例，即“正月例第一，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例第二，闰月例第三，朔晦例第四，即位例第五，公如例第六，朝例第七，盟例第八，郊例第九，烝、尝第十，嘉礼第十一，大阅例第十二，侵例第十三，战例第十四，败例第十五，溃例第十六，入例第十七，取例第十八，灭例第十九，入例第二十，归例第二十一，奔例第二十二，卒例第二十三，弒例第二十四，杀例第二十五，日食例第二十六，旱雩例第二十七，灾异例第二十八，传疑例第二十九”。【4】案罗氏之说，则《提纲》即爲《述传》之提纲，《述传》爲《提纲》之详说。然罗氏亦已指出，《提纲》与《述传》之间，实亦稍有不同。

▲《粤雅堂丛书》本《谷梁释例》罗士琳跋

首先，《提纲》与《述传》之内容有所调整。如“《提纲》以‘觌’附于‘朝’后，《述传》因《春秋》所书之觌乃大夫宗妇见夫人，故别列于此（笔者案：即‘述传·嘉礼第十一’），以备嘉礼一门。”【5】

其次，《提纲》《述传》所论主题虽一，然《述传》补充了《提纲》所没有的许多内容。如《提纲》论“杀”曰：

杀诸侯称月、称日，谨之也。杀乱臣贼子书月，谨之也。【6】

而《述传》此条则以“杀、用”标目。《春秋》“僖十九年己酉，邾人执缯子用之。”许桂林论曰：

用亦杀也。昭十一年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此灭当书日，用亦当书日，统于丁酉矣。两书“用”者，皆系执用。此外执诸侯十一无书日者，知此书日爲用，非爲执也。【7】

虽然《提纲》《述传》皆论“杀”，但《提纲》仅提到“杀”，而《述传》则在“杀”之外再发“用”之“杀”义。“用”之爲“杀”，是《春秋》之特义，其于《述传》言之，亦补充《提纲》之未备。

第三，《提纲》有“总论”二条，《述传》则无此二目。《提纲》首条曰：“《春秋》书时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谨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恶之、或备之、或略之、或着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闵之。”【8】又论时月日详略曰：“书时略也，书月日详矣，书昔、书夜中、书日中、书日下稷，盖非常之至也。”【9】罗氏曰：“若夫书时月日正例及不用正例列于《提纲》之始，书昔例及夜中、日中、日下稷例于《提纲》之末，而《述传》内不列之者，以其爲全书之通例，不专属于一门，故有纲而无目也。”【10】正因爲此二目皆属于全书之通例，故《述传》无专门之目。

要之，《谷梁释例》之内容大要正如罗士琳所概括，即以此二十九例爲中心而分析、疏释《谷梁》时月日例者也。

罗氏跋语对《谷梁释例》的内容、意义多有论述，可爲读是书之一助。其谓“总论”曰：

《总论》一卷，先述《谷梁》之有功于经者三端，次辨赵匡、刘敞、程愿学、汪克宽、顾栋高诸说之误，终论《左氏》《公羊》之异同，盖即以此篇爲自序也。【11】

罗士琳此言实已概括了《谷梁释例·总论》之内容与脉络，提要钩玄，实得许氏之旨。惜言之不详，而许氏之学又颇有深于经义者，尚需爲之疏释、详论。欲知《谷梁释例》之大旨，实当以《总论》爲核心，予以深入探讨。故笔者以《总论》爲纲，对许氏所以撰作是书之原由，并以论《谷梁》之有功于经、《谷梁》时月日例之深义爲两个核心点，对《谷梁释例》之大旨予以诠释。

（一）论《谷梁》时月日例之有功于经【12】

《春秋》经文的时月日书写是否有例，这是《春秋》学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谷梁》《公羊》对于《春秋》时月日之解释虽有不同，但都认爲时月日书写有其书法，亦即有例存焉。但《左传》则认爲“《春秋》不以日月爲例”【13】。关于《谷梁》时月日例之于《春秋》的重要性，许桂林于《谷梁释例》开篇即言：

《谷梁传》与《公羊传》皆谓《春秋》书法以时月日爲例，而《谷梁》尤备。先儒多讥爲迂妄，桂林通案经传，而疑其说之不可废也。【14】

其所以言《春秋》书法有时月日例之说不可废，许氏将其理由梳理爲三点。第一，《春秋》文字简略，其时月日之书写，常常有略而不书者。且我们去古已远，经典流传过程中亦不免阙文佚字，故不免疑夫子时月日之“不书”爲《春秋》流传之“缺漏”。许氏论曰：

张晏谓《春秋》万八千字，李焘谓今阙一千二百四十八字。自晏时至涛时阙字如此，向非《谷梁》有日月之例，则盟眛不日、公子益师卒不日、蔡侯肸卒不月、壬申公朝于王所不系月，必指爲张晏以后阙文矣。自《谷梁》有传，叶梦得、俞皋之徒虽疑此诸经爲缺，而不敢决，人亦莫信。其有功于经一也。【15】

张晏言《春秋》经文万八千字，但到了李焘之时，相比万八千字的字数，已经“阙一千二百四十八字”。至于何者爲文本流传过程中的“阙漏”，何者爲夫子书写中的“不书”，由于文献难征，就成悬疑之题。而《谷梁》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下曰“不日，其盟渝也”；于“公子益师卒”下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下曰“诸侯时卒，恶之也”；僖公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下曰“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谨而日之”。【16】也就是说，在谷梁子的诠释下，这些《春秋》经文时月日的书与不书，不是经文的“缺失”，而是书写的特笔。

《谷梁》对《春秋》时月日书与不书的诠释，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后人疑经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许桂林提出的《谷梁》时月日例有功于《春秋》的第一条理由。

当然，许桂林也承认《春秋》在流传过程中存在阙文的现象，他认爲《谷梁》时月日例有功于经的第二点，就是可依据《谷梁》传文而决经文之阙。其论《春秋》阙文曰：

春王正月、秋七月，《谷梁》皆有传；而桓四年、七年无秋冬，昭十年、定十四年不书冬，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而无事，乃不发传言其故，知此实作传后缺文。【17】

《谷梁》最重时月日例，《春秋》之书时月日，凡有笔出之处，《谷梁》必爲之释。如《春秋》桓公元年空书“冬十月。”《谷梁》释曰：“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18】《谷梁》认爲“《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爲年”【19】。故《谷梁》诠释下的《春秋》“编年”必须是“四时具”，即便“无事”，亦需书时。故如桓四年、七年无秋冬，昭十年、定十四年不书冬等等，《谷梁》未发传，则应当是《谷梁》爲《春秋》作传之后的所产生的新的阙文。

▲清同治刻本《春秋榖梁梁集解》

同时，这也就驳斥了“程端学疑《春秋》多孔子修成后所缺”，并以之“駮《谷梁》日月例”【20】的说法。程端学认爲在谷梁子爲《春秋》作传之前，《春秋》经文时月日之记载文字已有缺略。【21】他认爲《谷梁》对《春秋》时月日例的概括是以《春秋》时月日之残缺文本爲依据而作出的诠释。如谷梁子实以残缺的《春秋》文本爲据，那么，他据之诠定的《春秋》时月日例也就是一种郢书燕说的过度诠释，也就不足爲训了。许桂林“以《谷梁》无传者证作传后所缺，于事较确。”【22】即通过《谷梁》未发传的条目比对《谷梁》时月日例，则可确定这是谷梁子爲经作传之后的阙文。盖非如此，则以《谷梁》之重时月日例，必当有说也。《谷梁》无说，则可知非谷梁子作传之前已阙。

此外，从《谷梁》之未发传，也可看出《春秋》经文有所阙略，而这种阙略是流传过程中的“阙文”，而不是夫子书写中“不书之书”的特笔，亦即并非有特义存焉。即如许桂林所说，“先儒谓桓无秋冬，贬其篡立；庄书夏五月，讥取雠女；昭不书冬，在取孟子之岁。谬悠之说，不攻自破。”【23】许氏即以《谷梁》未发传而定谷梁子爲《春秋》作传之后，《春秋》文本有所阙略。以庄公二十二年爲例，此年《春秋》空书“夏五月”三字。《春秋》四时编年，不能有阙。在“无事”的书写中，凡是要空书其“时”，则以“时加此时之首月”的模式出现，即“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秋》此处空书夏时，按其空书之例，当书“夏四月”，而此处书“夏五月”，则有违常例。故范甯注曰：“以五月首时，甯所未详。”【24】何休注《公羊》曰：“以五月首时者，讥庄公取仇国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时祭祀，犹五月不宜爲首时。”【25】但许氏从《谷梁》于《春秋》时月日例最爲严谨这条原则出发，认爲如果谷梁子见《春秋》“夏五月”的书写，必当发传。而《谷梁》的未发传，恰恰证明这是谷梁子爲经作传之后的阙文，而不是夫子的《春秋》特笔。职是之故，何休之解也就成了“谬悠之说”，不攻自破了。

▲民国《四部丛刊》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许桂林以《谷梁》有严谨的时月日例爲准的，以此判断《春秋》经文时月日书写之特笔与阙文，此即《谷梁》有功于《春秋》的第二点。

许氏所论“《谷梁》有功于经”的第三点即不得轻易疑经。后人对经文书写颇有怀疑，而作爲最易在流传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时月日书写，当然更是后世学者怀疑的重点，而《谷梁》正可定后人之疑爲非，故许桂林曰：

桓五年甲戌、己丑，桓十二年再书丙戌，非《谷梁》有传，则以爲脱简，人孰能难？婴齐卒于貍蜃，在公至后，非《谷梁》有传，则以爲错简，世莫由辨。……其有功于经三也。【26】

《春秋》纪时月日或有存疑之处，许桂林引三条以爲说，认爲非《谷梁》之释，我们则不得其解也。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凡人之卒，无二日者，故《春秋》言“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难免启人之惑，疑经文此处或有衍脱、讹误。然《谷梁》释之曰：“鲍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27】《谷梁》之释是否确乎爲《春秋》之义则不可知，然其释却使我们明了《春秋》记甲戌、己丑以卒陈侯鲍，亦可得其说者。而桓公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一日二事而再书“丙戌”者，《谷梁》释曰：“再称日，决日义也。”范甯注曰：“明二事皆当日也。”【28】同日二事，再称日者，难免使人疑惑，疑经有衍文。然《谷梁》之释则说明此爲经文特笔，非衍文也。而《春秋》成公十七年，“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蜃。”《谷梁》曰：“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十一月无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后录臣子之义也。”【29】成公十七年十一月无壬申，壬申属十月。然《春秋》在成公至自伐郑之后书“壬申，公孙婴齐卒”，则难免使人怀疑此处有错简，即“壬申”条当在“公伐郑”条之前。但《谷梁》用“致公而后录臣子”解释何以十月条当在十一月之后，实爲臣不得先君之义。这也就是《谷梁》时月日例有功于《春秋》的第三点，即其释使后人之疑得以解决。

许桂林把《谷梁》时月日例有功于《春秋》经概括爲三条，要言之，实则一条，即不得随意疑经。但许氏认爲《谷梁》时月日例之功并不限定在《春秋》一经之上，而是要推及群经。故其言曰：“考定《武成》、移易《大学》之事，必当先见于《春秋》一经矣。”【30】《武成》爲《尚书》的一篇，后人疑其文存有错简，蔡沈《书集传》即认爲“此篇编简错乱、先后失序”，故爲之“考正”，成《今考定武成》。【31】而自两宋以来，学者多疑《大学》古本篇章有误，故自二程以来多有改本，不虑数十百家。【32】尤其是朱熹《大学章句》出，士人皆读朱子改本，而将古本束之高阁。元明之后，朱子《四书章句》与蔡沈《书集传》皆爲科举模板，故更弃置古本如敝屐也。许桂林此文虽就《谷梁》有功于《春秋》者发，然要其归，则非仅于《春秋》，盖延及群经者。是以，其言“考定《武成》、移易《大学》之事，必当先见于《春秋》一经矣。”即以《谷梁》之说《春秋》存疑处爲例，论后人不当随意疑经，盖非经之误，而实爲我们不明圣经深义者也。

▲清光绪影宋刻本蔡沈《书集传》

（二）《春秋》时月日例必当以《谷梁》爲准的

事实上，《春秋》时月日书写是否有例，一直存在着“经”与“史”的两种读法与争议。就这点来说，孔颖达《左传正义》作了详尽的论述，现不避繁琐，引之于次：

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无时者。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三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脱漏。其日不系于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计记事之初日月应备，但国史揔集其事，书之于策，简其精麤，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脩故，因鲁史成文，史有详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逺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脩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爲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日与不日，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公羊》《谷梁》之书，道聴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于二传，横爲《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故杜于大夫卒例备详说之。仲尼刊定日月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33】

如上所述，就《春秋》的经/史属性而言，《正义》以时月日爲史例而非经例，即“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易言之，即“鲁史”本必当具时月日之时间性，《春秋》经不必以时月日蕴褒贬之经义。孔颖达阐发杜预之说，直指《春秋》“日月之义”惟有“卿卒”与“日食”二事而已。【34】除此之外，则别无就“时月日”发义者。易言之，即“日与不日，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是故，《公羊》《谷梁》以“时月日”书法发义，则实爲“道聴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如是而论，若以《春秋》时月日爲有例，则必不能以《左氏》爲依归。就许桂林而言，其以解《春秋》之要在时月日例，则必当属之于《公》《谷》二家，《左氏》可不必亦不能据也。

▲《春秋左传注疏》，明末清初刻本

出于将《春秋》由“史”拉回到“经”的目的，许桂林认爲治《春秋》必当言时月日例。盖若不依时月日例，则《春秋》犹如断烂朝报，其文固非完具，更毋论其义矣。后人多有因不明《春秋》时月日书法而疑《春秋》经文者，如许氏举例曰：“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季本谓不书月日爲阙文，栋高亦信之，以爲岂经一时皆雨雹。”【35】季本、顾栋高皆以爲不可经一时皆雨雹，“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实爲阙月日之文。但就《谷梁》而言，“《谷梁》例灾异，甚则月，不甚则时。”【36】许氏即从《谷梁》之说以駮季、顾二氏。实则，季、高二氏将《春秋》之记载看作了历史实录，以历史现实爲标准，考究《春秋》记载之确否，实将《春秋》作爲“史”来读了。但就作爲经学典籍的《春秋》而言，其所记载之事的评判标准并不在于史实之确否，而在于如何用“书法”去予以解读。《谷梁》将《春秋》灾异书法分爲两类，即“甚则月，不甚则时”。其所以书“时”者，不在于经时皆灾，而是灾异不甚，故以“时”爲纪。此即《谷梁》解读下的《春秋》灾异书法，不必牵扯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要之，以《谷梁》阐发的《春秋》书法而言，《春秋》所书时月日虽不合常理，但却有“经例”存焉。但若将《春秋》视爲“实录”之“史”，那么，就难免简编缺略、断烂朝报之讥。故许桂林续言曰：

然则隐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经一时皆会戎乎？五年春，公观鱼于棠，经一时皆观鱼乎？以此类推，《春秋》阙文殆居其半，是爲王安石断烂朝报之说复扬其烬也。【37】

即以“实录”标准予以衡量，《春秋》记载阙略实甚，甚至于“《春秋》阙文殆居其半”。但如果说这些记载本身就具有书法、义例，那么，就非但不是阙文，而且是夫子书写《春秋》之特笔了。也惟有将《春秋》的记载视爲书法意义下的特笔，《春秋》之爲“经”才能成立。故而，研治《春秋》经学者必当讲时月日例。

但是，后人即便承认《春秋》存在时月日书法，却又疑《春秋》流传千载，难免有阙，其中时月日之书，亦不免存在文字阙略，而非夫子原本。故据残缺之本以言夫子之笔，则亦不免使人有疑。故许氏对《春秋》所载时月日是否存在“阙文”又作了分析，其言曰：

程端学谓《春秋》阙文皆孔子修成后所阙，尤不可通。三传各相传受，而经文不同者不过人名，如祝吁作州吁，隐如作意如；地名，如屈银作厥慭，浩油作皋鼬；“公伐齐纳纠”，《左氏》多“子”字；“不至而复”，《公羊》少“而”字；“庄十六年，盟幽”，《公羊》有“公”字，《左氏》无曹伯之类。而最易讹误脱落之月日，三传皆同，其无脱误审矣。【38】

三传各有授受，先师所传《春秋》亦各自流传，故难免有异文存焉。但三传各自所附的《春秋》时月日之文却并无异文。许桂林认爲时月日书写是最易脱误的，但三传皆同，则当无阙文，亦可视爲时月日爲修《春秋》时所定者。是以，《春秋》所以如此书写时月日者，必有义例存焉。

但这只能认爲夫子修《春秋》之时，时月日之书写即已如此，然其所以如此者，仍有可疑之处，即先儒“谓月日或有或无皆据旧史，宁用《公羊》年远之说，不从《谷梁》”【39】。此所谓“皆据旧史”者，即杜预《左传》说，即“《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丧独记日以见义。”【40】已见上文。而《公羊》于“公子益师卒”下发传曰：“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41】何休用“恩有厚薄、义有深浅”【42】以爲说，即“《公羊》年远之说”也。但无论是杜预之将日与不日坐实到公之临与不临，抑或是何休、《公羊》以年远爲说，其实皆是一种历史性的解读法。但自《谷梁》而言之，则是“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43】。即将大夫卒书日与否视爲《春秋》书法，其日与不日不再是历史性的追溯，而是书法义例的书写。也就是说，就《春秋》书法而言，《谷梁》时月日例似较《左》《公》爲密。故柯劭忞曰：“今以《谷梁传》证之日月时之例，传义较《公羊》详数倍。”【44】

▲柯劭忞

但《谷梁》时月日例之说并不能服后儒，故许桂林言“谓月日或有或无皆据旧史，宁用《公羊》年远之说，不从《谷梁》”。事实上，自汉晋已还，《公羊》式微，《左氏》渐兴。尤其是清初以来，考据之学勃兴，《左传》以多载事实而爲学者所重，成爲三传中最爲特出者。及至许桂林所处的乾嘉时期，考据之风更是前所未有的炽烈，而晚清《公羊》学尚未兴起，故许氏此言与其说是针对《左传》《公羊》二传而发，不如说更是针对《左传》而论。【45】《左传》以爲“月日或有或无皆据旧史”，易言之，实时月日之具与不具固非《春秋》修成后有所阙文，然可能是孔子据鲁史以修《春秋》之时，鲁史本已阙时月日，孔子据之而修《春秋》，则亦因陋就简耳。若是如此，则是“文献不足故也”，固无义例存焉。

对此，许桂林以孔子参盟之例予以反驳，其文曰：“外盟，如曲濮孔子身当其时而不书日，瓦屋之盟远矣乃书日，此不用《谷梁》外盟不日以谨参盟之始，而书日不可也。”【46】许桂林用曲濮之会爲例，认爲孔子身经曲濮之会，不可能不知其日，其所以不书日者，必有义例存焉。许氏以此爲证反驳“旧史”说，可谓力证。故其认爲“此不用《谷梁》外盟不日以谨参盟之始”，则无法解释。他认爲“因旧史”之说亦当就此而破。

简言之，以时月日爲例者，经学也；以时月日爲阙文者，史学也。就《春秋》时月日例而言，《左传》可毋论。而对于《公》《谷》二家而言，许桂林认爲：

谷梁子受业子夏，孔门文学科也。深得古人爲文体要，以其所论，推其所不论，省文互见，条理自具。观其与《公羊》爲同门，各自爲传而详略亦复相备，则其本传之不爲繁赘，宜矣。……窃尝读三传而疑《公羊》《谷梁》二传爲一人所述，其书彼详此略，异同互存，似属有意。【47】

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解中，《公》《谷》属于同门同源，故而可以相通。然凡属于“两传义异者，则《谷梁》之义多正，《公羊》之论多偏”【48】。“《谷梁》明着月日义例，居要不烦，深得经旨。”【49】又说：“汉郑君硕学大儒，作《六艺论》，独称《谷梁》善于经，其必有所见矣。夫善于经者，时月日书法亦其一也。”【50】故许桂林认爲，“盖以《谷梁》爲正传，《公羊》爲外传，如《左氏》之与《国语》耳。”【51】即对于《公》《谷》关系，许桂林认爲《谷梁》是本，而《公羊》是流，故必当以《谷梁》爲据。同时，对于《春秋》时月日例而言，“《谷梁传》与《公羊传》皆谓《春秋》书法以时月日爲例，而《谷梁》尤备”。【52】是以，其论时月日例，必当以《谷梁》爲据。

一般而言，治《春秋》学者喜言“正例”“变例”，但许桂林《提纲》首条即言“《春秋》书时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谨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恶之、或备之、或略之、或着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闵之。”其用“正例”与“不用正例”相对立论，而非以“正例”与“变例”爲对，则颇不同于其他治《春秋》者之言。但许桂林并不是不用“变例”，只是其所谓“变例”与他家所谓之“变例”有别，亦复与其所谓“不用正例”有别。也就是说，许桂林对《春秋》时月日例的书法概念重新作了诠释与定义。故当对其概念、术语作一分疏。

（一）“正例”与“不用正例”

许桂林于“卒葬例”言“正例”“不用正例”“变例”最详，故不妨先以“卒葬例”爲例，略示其“正例”“不用正例”及“变例”之所指。

“卒葬例”实当分爲“卒例”和“葬例”，因卒、葬颇相关联，故常卒葬连书而称“卒葬例”。许桂林即将“卒例”与“葬例”放在一起，对“卒葬例”予以统一探讨。然则许氏所论“卒葬”之“正例”谓何？许桂林分诸侯、大夫、内女等类对“卒葬例”予以探讨。其论诸侯曰：“诸侯日卒，正例。”【53】诸侯“日卒时葬，正也”【54】。即“日卒时葬”即爲诸侯“卒葬”之正例。然诸侯之中，又分“中国”“夷狄”。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吕卒”，《谷梁》曰：“夷狄不卒，卒，少进也。卒而不日，日，少进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简之也。”许桂林案曰：“传意夷与中国不同，故别着此例，实则进之，即用日卒正例耳。”【55】也就是说，按《春秋》书法，夷狄之君与中国不同，其卒实不书日，即按照《春秋》夷狄卒之常法，则当书“楚子卒”，而不当书“甲戌”之日。然因进之，故“用日卒正例”。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夷狄“卒例”不书“日”，是“不用正例”，还是“变例”呢？不妨再来看“大夫卒例”。许氏引“大夫卒”文如下：

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传：“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传：“大夫日卒，正也。……”“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传：“大夫日卒，正也。”

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传：“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后名，杀无罪也。”

成十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首。”传：“十一月无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后录臣子之义也。……”【56】

许桂林案曰：

右大夫卒例。公子益师不日卒，恶也，侠、无侅卒，其类也。公子季友日卒，正也，隐五年公子彄卒，其类也。公子偃见刺，以无罪，亦用日卒正例。公子贾有罪，则书曰“不卒戍，刺之”，不用日卒例矣。【57】

▲《粤雅堂丛书》本《谷梁释例》孙星衍记语

由上文可知，大夫卒，书日爲其正例，公子季友、彄是也。而公子益师、侠、无侅之卒不书日，恶也。那么，此益师、侠、无侅卒之不书日，当爲“不用正例”抑“变例”耶？许氏在论公子偃、公子贾之“刺”时言，“公子贾有罪，则书曰‘不卒戍，刺之’，不用日卒例矣”，即公子偃无罪故用正例书日，公子贾有罪故“不用日卒例”。“不用日卒例”，即“不用日卒正例”。以理推之，则公子益师、侠、无侅之不书日，亦“不用日卒正例”也。

（二）“不用正例”与“变例”

然则“不用正例”是否能等同于“变例”呢？笔者以爲不然。上文已述，诸侯以“日卒时葬”爲正例，故许桂林引“隐三年癸未，葬宋穆公”“僖三十三年癸巳，葬晋文公”后，据《谷梁》“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之说，案曰：“此诸侯日葬故也例。”【58】又引“隐五年夏四月，葬卫桓公”“隐八年八月，葬蔡宣公”“庄三年四月，葬宋庄公”，案曰：“此月葬故也例。”【59】就此数条而言，许桂林只言“此月葬故也例”“此日葬故也例”，而未将其指爲“变例”。但紧跟此数条之后，许氏连续提出四条“变例”，可见“变例”与此数条必有不同之处。现将各条列下，逐一分析，以见何谓许氏之“变例”。

A、成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谷梁》曰：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则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义不踰君也，爲贤者崇也。【60】

许桂林曰：

此一变例也。本例诸侯日卒正也，月卒无文，时卒恶之也，日葬故也。今共公月卒而日葬，疑于危不得葬，故着变例。纪叔姬月卒日葬，传曰“闵纪之亡”，此与纪叔姬同义，盖闵共姬之守礼遇灾，因详共公之葬，所谓“爲贤者崇也”。其云非葬者，系言本例日葬必有故，此非葬有故也。注以共公昏乱，本不宜葬，于事无证，于义未安。【61】

诸侯之卒葬，以“日卒时葬”爲“正例”，此书“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按之上文之例，则是“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然《谷梁》不发“日葬故也”之传，而是就共姬立说，则似乎在“日葬故也”之外别发一义。按范甯注曰：

宋共公正立，卒当书日。葬无甚危，则当录月。今反常违例，故知不葬者也。然则，共公之不宜书葬，昬乱故。贤崇伯姬，故书共公葬。【62】

范甯以共公昏乱而不宜书葬立说，对其何以昏乱，柯劭忞曰：“文公卒未葬，共公即会诸侯，不子，故夺其臣子之辞，宜不书葬。”【63】易言之，范甯、柯劭忞都认爲实不应书共公之葬，但因爲崇伯姬之故而书其葬。但无论是昏乱还是“不子”，都是在解说宋共公之不当书葬的理由。而崇伯姬之所以必要葬宋共公，即“夫人之义不踰君”，欲书伯姬之葬，则必书宋共公之葬。也就是说，在此条中，范甯、柯劭忞都认爲宋共公之“日葬”不当以“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发义，而是要从伯姬发义。

▲柯劭忞手批《春秋榖梁传注》

许桂林不赞同范甯之说，即不认同“共公昏乱，本不宜葬”，认爲范甯之说“于事无证，于义未安”。但与范甯、柯劭忞一样，许氏也认爲此条并非“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之例，而是因爲伯姬而产生的“特例”。因爲宋共公“月卒日葬”，容易启人“疑于危不得葬”之论，即使人以爲宋共公是“危不得葬”，故书日以见之。《谷梁》传文提出宋伯姬之说，就是要告诉读《春秋》之人，此处非“危不得葬也”，实因伯姬之故然。易言之，这并不是一条通例，而是因爲宋伯姬而产生的特书。许氏并不欲探讨何以此处宋共公不书“时葬”之正例，或者说，如范甯、柯劭忞之论，是否宋共公本不当书葬，其所欲论者，只是指出此处之“日葬”非谓“危不得葬也”，实爲因宋伯姬而起之《春秋》特书。

故而，许桂林将其称爲“变例”。所谓“变例”者，不在时月日书写之“变”，而在书日之义由“危不得葬也”转变爲“爲贤者崇也”。因爲“爲贤者崇”，故书宋共公之“日葬”以见之。这只能是仅适合于宋共公、伯姬的特书、特义，而不能称之爲“例”。盖“例”者，可推而及于他者也，但就此义而言，却是《春秋》文本之特书，不能推之于其他“日葬”书写之义。是以，许桂林虽然亦称之爲“变例”，笔者以爲不妨视之爲“变义”，而不能言爲“例”也。

B、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

《谷梁》曰：

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许桂林曰：

此又一变例也。凡君弒贼不讨，不当书葬。况世子行弒，是无葬之者矣，故曰不葬。然世子不子，景公不得谓无民，特书其葬，不忍使父失民于子。其义正而大矣，然必书月日以着有故。【64】

鲁襄公三十年，《春秋》书“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65】案《谷梁》书法，“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66】，则此处不当书蔡景公。但《春秋》却书以“月葬”，则与《谷梁》常例不合。《谷梁》谓“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许氏即以此论爲中心，以“君弒贼不讨”与“世子不子，景公不得谓无民”爲立足点，对其所以“不日卒而月葬”者予以探讨。所谓“不葬”者，不当书葬者也。“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且世子弒之，则更“无葬之者”。是以，按例不当书葬。但《谷梁》发“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之义，范甯注引郑嗣曰：“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无子，不可谓无民。无民则景公有失于民，有民则罪归于子。若不书葬，则嫌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67】这就在“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之外，又开出了世子弒君而书葬之义。许桂林进一步指出，“世子不子，景公不得谓无民”，其所以特书其葬，即不忍君父因世子而失其民也。这一方面是对蔡景公被弒的哀悼，另一方面也更加深了对世子般的批判。是故，在“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之外又开出书葬之文，许氏以爲其“义正而大矣”。

但蔡景公被世子所弒而书葬，这实爲特笔，只有满足世子弒君、君未失其民的情况，才能成立此一书法。相对于“君弒贼不讨不书葬”，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故许桂林称之爲“变例”，即变“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之常例而成者也。《谷梁》言“诸侯葬时正也，月葬故也”，“故”即常例书“月葬”所蕴之义。但此处之所以书月葬，却并不仅仅在明其“故也”，而在于发景公未失其民而世子般弒君不子之义。也就是说，此处书“葬”与否不但是书法之变，更是其义之变。故许桂林言“其义正而大矣，然必书月日以着有故”，许氏所瞩目的也不单单是“例”，其归结处则在于于“义”。是以，许桂林虽称其爲“变例”，毋宁说更是一种“变义”。

▲《粤雅堂丛书》本《谷梁释例》唐仲冕序

C、昭十九年冬，葬许悼公

《谷梁传》曰：

日卒时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许世子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68】

传文言“日卒时葬，不使止爲弒父也”，又说“许世子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则论许悼公之葬书法前，有必要先对许悼公之卒予以探讨。《春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弒其君贾”。《谷梁》曰：

日弒，正卒也，正卒则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责止也。止曰我与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与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责而责之也。【69】

也就是说，许世子止实不弒许悼公，但许世子止自比于弒君，《春秋》“即止自责而责之”，故书“弒”。而从其后葬许悼公之文视之，则是止不尝药，许悼公因药而死，故止以是自以爲弒，故《谷梁》曰“许世子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许桂林曰：“中国弒日，谨之也。夷狄弒例不日，略之也。中国臣弒君日，子弒父不日，比之于夷狄也。”【70】即按照“子弒父”之例，许世子如实弒许君，则当“不日”。但《春秋》书许君日卒，则非中国子弒父之常例。《春秋》一面书弒，一面又书时葬，则是在成许世子止自责之情的同时，展现其实爲非弒之义。许氏即曰：“今书日，是用正卒例，明不弒也。”【71】则许桂林不但不把《春秋》明确书“弒”者指向“弒”之书日，即责臣之弒书日例，而是径言“用正卒例”，则可见此非弒例之比。故许桂林曰：“此又一变例也。葬时，正也。弒而书时，见非弒也。”【72】易言之，此虽明言止弒君买，但止实非弒。非弒而曰弒，是成止之义也。然又不能不见其实非弒，故书弒而时葬，见其实非弒者。故许氏曰“三传皆同，而《谷梁》着日月例尤明”【73】，即将此条书弒、时葬之日月书法视爲一种“变例”，从时月日书法之“变例”看其“特义”。

▲阮刻《监本附音春秋榖梁传注疏》清嘉庆刊本

D、哀五年闰月，葬齐景公

对于此条经文，《谷梁》只有一句传文，即“不正其闰也”。许桂林曰：“此又一变例也。盖非月葬故也而月之，着其闰之不正耳。”【74】此所谓“着其闰之不正”，许氏于“闰月”条言之更详，故不妨以“闰月”条观之。许氏曰：

九月癸酉齐景公卒，并闰月数之，爲五月而葬。《谷梁》此传文略者，丧事不数之义已着于文六年“闰月不告月”传也。【75】

在此不妨先予引入“文六年闰月不告月”之说。《春秋》曰：“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谷梁》曰：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则何爲不言朔也？闰月者，附月之余日也，积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丧事不数也。【76】

所谓“丧事不数”者，范甯注曰：“闰是丛残之数，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不数所右也。”【77】即丧事不当数闰月以爲数。哀公五年所以书“闰月葬齐景公”者，齐国以闰月葬之，《春秋》非之也。但其书闰月之葬，并不是发“月葬故也”之义，而是责“闰月而葬”之义。“九月癸酉齐景公卒”，日卒，正也。日卒而月葬，非言其正卒而危葬，实爲贬齐国数闰而葬，故许桂林言其爲“变例”，实亦爲诸侯月葬之“变义”也。

分析以上四条许桂林所书“变例”可知，许氏所谓之“变例”实非时月日书写之变例，而是时月日书写中具有了不同于常例之义。许氏所谓“变例”并不是相对于“正例”而言，而是相对于“常例”而言，即在同一时月日书法之下，却具有了不同之义。故许氏虽称其爲“变例”，笔者以爲，毋宁称之爲“变义”。因爲这些“变例”所具有的“变义”皆具有独特性，皆是由“特例”所产生的“特义”，皆是一种特笔。

（三）“正例”与“常例”

上文言“变例”是相对于“常例”而言，那么，何谓“常例”，又与“正例”存在什么差异呢？

诸侯以日卒爲正例，但踰境不日卒。如宣公九年，“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谷梁》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襄公七年，“郑伯髡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谷梁》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时葬，正也。”【78】从“其日，未踰竟也”逆推，则踰境不当“日卒”，即不当书日。故许桂林曰：

此即“日卒正例”。卒于外，有疑于异，故着之。……许男新臣不日，爲其踰竟。许男甯卒于楚，亦踰竟，又书壬午日者，经书卒于楚，是踰竟已见，不必不书日也。昭二十三年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注“不日，在外也”，仍用“踰竟不日”常例。【79】

许桂林以“日卒”爲正例，以“踰竟不日”爲常例，则“正例”与“常例”显然有别。诸侯卒于境外则不书日，是虽可称“常例”，但不能称爲“正例”，盖就诸侯之卒而言，正例只能是日卒。

▲元刻本《监本附音春秋榖梁传注疏》

那么，当如何来理解“正例”与“常例”之别呢？不妨以“灭国”爲例述之。《谷梁》曰：“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又曰：“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80】易言之，就灭国而言，“中国日，卑国月，夷狄不日”是一般书法，亦当是书法之“常例”【81】。但此三术能否皆称爲正例呢？笔者以爲不然。

许桂林引庄公十三年、僖公五年、僖公二十六年三例论灭微国之书法，曰：“庄十年【82】，齐人灭遂。传：其不日，微国也。僖五年，楚人灭弦。传同。僖二十六年，楚人灭夔。传同。”【83】许氏引文删节颇多，事实上，《春秋》此三条当分爲两种情况，由于许氏删节，难以察知，今将文字补全，并略作分析。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实书“夏六月”，即“夏六月，齐人灭遂”；僖公五年，“楚人灭弦”之前虽未书时月日，但前此一条书“秋八月”，案《春秋》书法，此条亦当爲书月例。即许氏所引此二条皆爲“卑国月”之“常例”。但“卑国月”既然爲“常例”，《谷梁》爲何仍书：“遂，国也，其不日，微国也。”【84】也就是说，当“卑国月”的书写出现在《春秋》经文中时，谷梁子爲之诠释，但其衡量的标准仍然是何以“不日”，即“卑国月”只是一种“常例”，而不是“正例”。惟“常例”与“正例”有别，当不符合“正例”之“常例”出现在经文中，传文才会问何以不书“正例”。与前二例相比，“楚人灭夔”是另一种书法。僖公二十六年，“秋，楚人灭夔，以楚子归。”《谷梁》曰：“夔，国也。不日，微国也。以归犹愈乎执也。”【85】相比于灭遂、灭弦之书月符合“卑国月”之“常例”，“楚人灭夔”则是书“时”，这明显不符合“卑国月”之书法。但《谷梁》却只是解答何以“不日”，并未解答何以“不月”，这也就说明，当谷梁子面对《春秋》“灭国时月日”书写时，凡书月、书时皆非“正例”，故问答何以不书“日”之正例。

当许桂林在《提纲》中同时书写下“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与“灭国不日，微国也”这两条书法之例时，“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虽然作爲“常例”出现在许桂林的《谷梁》时月日例中，但“灭国不日，微国也”的出现，也就昭示了书“日”才是许氏灭国之“正例”。

由是而言，“常例”包括“正例”，但并不等同于“正例”。当然，这种“正例”与“常例”的区别并不能算作是许桂林的创设，许氏之《谷梁》时月日例一依《谷梁》传文，则其所谓“正例”“不用正例”“常例”“变例”云云，与其说是许氏之特创，不如说是他依据经传作出的概括。笔者以爲，就许氏而言，他并不会承认这是他的独创，而之会将其视爲对经传的概括与提炼。【86】

▲民国《四部丛刊》本《春秋榖梁传集解》

（四）“例”与“义”

《春秋》时月日例有“正例”“不用正例”“变例”等等，盖正之与否、正变之间，才可见夫子褒贬之义。《提纲》所谓“《春秋》书时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谨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恶之、或备之、或略之、或着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闵之”，实时月日书法之义。此条就《春秋》全书时月日例之书法而发，故提纲挈领，首而论之。许桂林将《谷梁》所述《春秋》常例、正例、不用正例、变例运于每例之中，并进一步探求其谨、危、美、恶、备、略、着、非、信、闵之义也。而其义即附于时月日之正例、不用正例与变例之间。《春秋》“盟例”颇爲繁复，其间“正例”“不用正例”“变例”错杂，颇可见其间所蕴之义。故此以“盟”爲例，对《春秋》时月日例之义予以探讨。《提纲》曰：

盟渝不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而参盟之始谨而日之。内不与而其盟善亦谨而日之。齐桓之盟不日，虽内与亦不日，信之也。葵邱之盟日，美之也、备之也。【87】

此即许桂林对“盟例”提要钩玄之概括。如将其以“常例”“正例”“不用正例”“变例”予以区分，则可表列如下：

许桂林首以“盟渝不日”发“盟例”，从中我们可以知道，“盟渝不日”是许氏“盟例”之总纲。其引隐元年盟眛、庄九年盟暨、庄十九年与齐侯宋公盟爲例，证“不日，其盟渝也”之说，又引柯陵之盟论“盟日”之书法。许氏详论《谷梁》柯陵之盟曰：

成十七年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六月乙亥，同盟于柯陵。传：柯陵之盟，谋复伐郑也。

秋，公至自会。传：不日，至自伐郑也，公不周乎伐郑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郑？以其以会致也。何以知其盟？复伐郑也，以其后会之人尽盟者也。不周乎伐郑，则何爲日也？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传：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88】

许桂林案曰：

此盟渝不日一例。柯陵之盟，传文屈曲以明不渝，故书日耳。因是以推盟唐、盟浮来、盟越、盟趡等，凡书日者，皆不渝者也。定四年，皋鼬之盟不日。注：“不日者，后楚伐蔡不能救故。”【89】

许桂林之所以要详引柯陵之盟屈曲之文，并爲之疏解，其意正在说明“不渝而日”与“盟渝不日”确乎爲《谷梁》“盟例”之核心。许氏用柯陵之盟说明“凡盟，不渝则日”，这当然是针对“盟渝则日”所作的探讨，但“盟”之守与渝之间，自以“守”爲正。许氏以“盟渝不日”爲“盟例”之总纲，则“盟不渝而例”即爲许氏“盟例”之“正例”。如是，则“盟渝不日”即“不用正例”者也。许氏虽未明言此条盟例之义，但其义并不难掘发。范甯注曰：“日者，所以谨信，盟变，故不日。”杨士勛疏曰：“不日，其盟渝也。……结盟之后，信义不固，……故去日以恶之。”【90】结盟书日，正在谨其盟而信之。如盟渝，则不书日，故所以恶其盟之渝也，故去日以见之。而其核心，即“信”之与否。也就是说，书日“谨信”，谨其有信也；不书日，“恶之”，恶其不谨于信也。此即以盟渝与否判定“盟例”书日与否之原则，亦即“盟例”之“正例”与“不用正例”之义。

许桂林虽未论何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其义爲何，但从许氏《春秋》时月日例书法总纲，即以“《春秋》书时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谨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恶之、或备之、或略之、或着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闵之”论之，不难发现，此即其所谓“略之”者也。“卑者之盟”不可与“公盟”抗，故略而不日；“前定之盟”，前此已定，故此略而不日；“外盟不日”，《春秋》别内外，以鲁爲内，鲁公不与，故略而不日。此即所谓“略之”之义也。

而“外盟不日”又有一“变例”，即“内不与而其盟善，亦谨而日之”。许桂林论平邱之盟曰：

平邱之盟公不与，是亦外盟也，日以着其善。故后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传又云：“善其成之，会而归之，故谨而日之。”【91】

平邱之盟属外盟，故按例不当书“日”，但《春秋》却书日，则实善此盟也。《谷梁》曰：“公不与盟者，可以与而不与，讥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92】易言之，当平邱之盟以外盟书日，一则善是盟，一则责公当与而不与，是即其义也。

也就是说，在许桂林所概括的“盟例”中，“盟渝不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是四条“正例”，而“参盟之始谨而日之。内不与而其盟善亦谨而日之。齐桓之盟不日，虽内与亦不日，信之也”则是三条“不用正例”之原则。而齐桓之盟则又是《春秋》书盟一大变例。“盟例”之总纲即“信盟而日，盟渝不日”，但“齐桓之盟不日”，这无疑已非“盟渝不日”能够涵括。《谷梁》曰：“桓盟虽内与不日，信也。”又曰：“桓会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93】齐桓公信于天下，故其盟可不必书日以谨之，信齐侯也，是即“桓盟不日”之义。而齐桓公葵邱之会书日，《谷梁》曰“美之也”，是亦变例之变，“美之”即其义也。

如以“齐桓之盟不日，虽内与亦不日，信之也”条爲“齐桓之盟”的正例，则“葵邱之盟日，美之也、备之也”则又是不用齐桓之盟之“正例”。就“盟例”而言，则是“不用正例”之“不用正例”。而“谨之”“美之”“备之”则是其“义”。

许桂林以“《春秋》书时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谨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恶之、或备之、或略之、或着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闵之”爲其时月日例发义之总纲，其文虽以“例”爲主，少有专涉“义”者，但有此一条总纲在，则许氏之论《春秋》时月日例，实则亦欲透过例而求其义也。故许氏非仅爲探求《春秋》时月日之例，更在寻求其义也。许桂林论“义”之文虽少，然亦有颇深邃者，其中尤以论“定公即位”条最爲深刻。

▲明李元阳刊本《春秋榖梁传注疏》

许桂林在“正月例”中，只选择了隐公“元年春王正月”、隐公十一年“公薨”及定公“元年春王”三条爲说，而没有选择其余十公的“正月”，之所以如此，盖隐公、定公之书“正月”最“不用正例”。《谷梁》于隐公条发传曰：“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隐十年无正，隐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隐也。”【94】如用“义”论隐公“正月”之例，则是于元年书正月以“正之”。许桂林用定公与隐公比较曰：“特书正月，明隐之正异于定之无正也。”【95】许氏在《提纲》中说“不自正则不书（正月）”，即是就隐公发不用正例之例。而此处说“特书正月，明隐之正异于定之无正也”，则是在阐述《谷梁》“正隐”之义。《谷梁》论定公“元年春王”曰：“不言正月，定无正也。定之无正何也？昭公之终非正终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96】许桂林用昭公之无“正始”对比隐公元年之有正，则是发隐公爲“正始”之义。而“定无正始”的含义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元年正月尚未得到昭公之丧或“书日以危之”，而是要见昭定即位之“义”，故于“即位例”发“定无正始”之义。《春秋》书定公“元年春王”“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即位。”【97】许桂林曰：

即位例不日，故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公书即位皆不书日，独此书日，《谷梁》发二义。一明先君无正终，后君无正始，故曰“戊辰公即位”，谨之也，又曰“踰年即位，厉也”。一明“殡，然后即位之义”，故曰“着之也”，又曰“于厉之中又有义焉”。【98】

什么叫作“于厉之中又有义焉”呢？《谷梁》曰：

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无正终，则后君无正始也。先君有正终，则后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谨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后即位也。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后即位也？正君乎国，然后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此则其日，何也？着之也。何着焉？逾年即位，厉也。于厉之中，又有义焉！未殡，虽有天子之命犹不敢，况临诸臣乎！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鲁人曰：“吾君也，亲之者也，使大夫则不可也。”故周人吊，鲁人不吊，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殡而往吊，犹不敢，况未殡而临诸臣乎！【99】

其所谓“于厉之中又有义焉”者，即在定公何以“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而必当在“戊辰之日，然后即位”。范甯曰：“先君见授，后君乃受，故须棺在殡，乃言即位。”“诸侯五日而殡，今以君始死之礼治之，故须殡而后言即位。”“先君未殡，则后君不得即位。”【100】《谷梁》所以要书写昭公之丧至之日与定公即位之日，正是要见定公之即位虽无正始，但仍恪守“五日而殡”“而后即位”之礼。这也正是许桂林所欲发之“义”。易言之，定公之即位无正始，故不书“正月”以“厉之”。但定公仍恪守诸侯五日而殡之礼，昭公之丧至，五日而后即位，是守礼者也，故《春秋》书丧至、即位之日以见之，可谓“于厉之中又有义焉”。许桂林就此发论曰：“周人有丧以下，曲折沈痛，可补礼经所未备。后世夺情起复之流，读之得不怆然生哀，默而自悔乎！”【101】是亦将经典之义运用于历史现实之中，予以褒贬评判，是亦其求例而义而及于当下者也。

自清初以来，学者颇以疑经爲事，非但疑经文简编错乱，更疑经书爲后人僞撰。【102】乾嘉考据之风兴起之后，对经典的考究日深，而经典的神圣性反而日减。盖乾嘉时期考据盛行，治经者虽多，然多局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细节虽越辨越明，而大旨却越来越不爲人所知了。故柳诒征曰：“吾谓干、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爲考史之学。……诸儒治经，实皆考史。”【103】许桂林此书，盖就此而发。其之所以一定要辩白《谷梁》时月日例之用功于经，并不单单在《谷梁》之传《春秋》、解《春秋》，更欲在当时考经、疑经的风气下，恢复经学的神圣性，使世人从考经回到研经、尊经的道路上。是以，许桂林此书虽然以《谷梁释例》标目，但其的则在《春秋》，盖期以《春秋》义例启世人研经、尊经之心也。其所以以《谷梁》标目者，在《谷梁》所概括的时月日例最可说明《春秋》大义也。而许桂林之期待，盖亦不仅仅在于《春秋》一经，而在群经之恢复吧。

【1】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有藏。《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著录曰：“《谷梁释例》一卷，（清）许桂林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一册，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2014年1月版，第466页。）
【2】罗士琳：《谷梁释例·罗士琳跋》，《粤雅堂丛书》第十六集，咸丰四年刻本。
【3】罗士琳：《谷梁释例·罗士琳跋》。
【4】罗士琳：《谷梁释例·罗士琳跋》。
【5】罗士琳：《谷梁释例·罗士琳跋》。
【6】许桂林：《谷梁释例·提纲》，第3页A。
【7】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42页B-43页A。
【8】许桂林：《谷梁释例·提纲》，第1页A。
【9】许桂林：《谷梁释例·提纲》，第3页B。
【10】罗士琳：《谷梁释例·罗士琳跋》。
【11】罗士琳：《谷梁释例·罗士琳跋》。
【12】吴连堂《清代谷梁学》第三章第六节之三论《谷梁释例》之成就，其中特提出“谷梁时月日日有功于经”之条目（详见《清代谷梁学》花木兰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291-292页）；文廷海也对《谷梁》时月日例有功于《春秋》的情况作了概括（详见《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12月版，第243-256页）。但吴氏、文氏都只是引用《谷梁释例·总论》之论述，对其稍作概括，并未深入分析《谷梁》时月日例有功于经的深层内涵。笔者以爲，许桂林对《谷梁》有功于经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意涵，非深入分析不可得也。且其所谓“经”，亦非限于《春秋》，此亦有待掘发，故对许氏之意详爲之释，以期明了许氏之用意。
【1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二“隐公元年”条，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版，第33页下。
【14】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1页A。
【15】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1页A。
【16】传文皆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本（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版）。
【17】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1页B。
【18】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三“桓公元年”条，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版，第29页上。
【19】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三“桓公元年”条，第29页上。
【20】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1页B。
【21】程端学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下曰：“愚谓或有阙文。”（《春秋本义》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六〇册，第41页。）
【22】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1页B。
【23】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1页B。
【24】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六“庄公二十二年”条，第58页上。
【25】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八“庄公二十二年”条，《十三经注疏》第七册，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版，第99页下。
【26】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1页B-第2页A。
【27】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三“桓公五年”条，第32页。
【28】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四“桓公十二年”条，第38页下。
【29】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四“成公十七年”条，第142-143页。
【30】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2页A。
【31】详见蔡沈《书经集传》卷四《武成》《今考定武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八册，第72-76页。
【32】参见李纪祥先生《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8月版。
【3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春秋左氏传序》，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版第6-7页。
【34】孔颖达曰：“其以日月爲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丘明发传，唯此二条。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既不以日爲例，独于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病则亲问，歛则亲与。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歛，则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于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也。日食者，天之变。甲乙者，历之纪。朔是日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书日食必记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须书朔日。”（《春秋左传注疏》卷一《春秋左氏传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卿卒”“日食”之书日与否，虽亦言其具有“义例”，但此“义例”与《公羊》《谷梁》所谓时月日中所附之“微言大义”炯然有别。杜预所谓“卿卒”“日食”之“义例”，最终仍是指向于“事”，而非“微言大义”。
【35】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2页B。
【36】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2页B。
【37】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2页B-第3页A。
【38】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3页A-第3页B。
【39】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4页A。
【40】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二“隐公元年”条，第33页下。
【41】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一“隐公元年”条，第17页上。
【42】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一“隐公元年”条，第17页上。
【43】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条，第12页上。
【44】柯劭忞：《春秋谷梁传注·序》，台湾力行书局，第2页。
【45】许氏此处所谓“年远”之说，亦非《公羊》旧说，当是指《左传》家以年远说《春秋》时月日者。《左传正义》曰：“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逺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脩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爲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孔颖达《左传正义》第7页。）许氏所谓“年远”之说，当时对《左传》家而发。
【46】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4页A-第4页B。
【47】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5页B-第6页A。
【48】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6页B。
【49】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3页B。
【50】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粤雅堂丛书》本，第8页B-第9页A。锺文烝对于《春秋》之时月日例，亦有说，其言曰：“疏曰：‘公盟皆日，故知非例不日。《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爲例，自余皆否。此传凡是书经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记事，必当具文，岂有大圣脩撰而或详或略？故知无日者，仲尼略之，见褒贬耳。’文烝案：《春秋》无事犹空书时月，盖本鲁史旧文，岂有例当具日月者而史反遗之？后儒又以当日月而不日月者㮣目爲史阙文，不知夫子所据策书，如‘夏五’之属者甚少。传惟于‘夏五’言以远传疑不可悉，援此例也。旧史有日，君子以后之渝盟追去日者，凡《春秋》之文，属辞比事，前后相顾，彼此互明，斯乃大圣制作之义，非以爲史法也。必以不日见之者，隐之渝盟，远在七年，不去盟日，无以显之，与定三年盟拔同义，皆所以重盟约之信，贵邾、鲁之好。桓十七年盟趡、哀二年盟句绎，则一二年间即背盟好，其爲恶事，昭然易知，故还依公大夫盟书日之常文，而其义自见，传亦可不复发文也。”（《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9页）此亦可看作是《谷梁》家对《春秋》时月日例之一共同看法，姑附于此，以爲许桂林说之补焉。
清中期之后，治经求例之发展，尤其是《公羊》学之兴起，实爲是时之一大潮流，许桂林之求《春秋谷梁》时月日例，亦此潮流之所趋者。
【51】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6页B。
【52】许桂林：《谷梁释例·总论》，第1页A。
【53】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27页B。
【54】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28页A。
【55】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27页B。
【56】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1页。
【57】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2页A。
【58】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4页。
【59】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4页B。
【60】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5页A。
【61】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5页。
【62】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四“成公十五年”条，第140页下。
【63】柯劭忞：《春秋谷梁传注》卷十，第325页。
【64】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粤雅堂丛书》本，第35页B-36页A。
【65】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六，第161页下。
【66】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二，第26页上。
【67】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六，第162页下。
【68】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6页A。
【69】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八，第177页。
【70】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7页B-38页A。
【71】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8页A。
【72】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6页。
【73】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6页B。
【74】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6页B。
【75】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3页B。
【76】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第102页。
【77】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第102页。
【78】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28页A。
【79】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28页。
【80】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122页上、149页下。
【81】许桂林对灭夷狄常例是否可以书月，即“夷狄不日”者是只能是“夷狄时”，还是同样可以“夷狄月”爲常例，存在一定的纠葛。但此与本文主旨关联不大，故不赘。
【82】实爲“庄公十三年”，当脱一“三”字。
【83】许桂林：《谷梁释例》卷二《述传》，第23页A。
【84】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五，第52页下。
【85】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九，第92页上。
【86】《谷梁释例》亦用“本例”一辞，寻其文义，当与“常例”相同。许氏多用“常例”，偶用“本例”，然其义则一。故本文不再对“常例”与“本例”予以区分。
【87】许桂林：《谷梁释例·提纲》，第1页B-第2页A。
【88】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9页B。
【89】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10页A。
【90】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一，第10页上。
【91】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11页。
【92】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11页A。
【93】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11页B。
【94】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9、26页。
【95】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1页B。
【96】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九，第186页上。
【97】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九，第186页。
【98】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6页。
【99】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九，第186-187页。
【100】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九，第186页下。
【101】许桂林：《谷梁释例·述传》，第6页B。
【102】参见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
【103】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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