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在明清小说中的传承说略

作者：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腊月十九日壬辰

          耶稣2024年1月29日

明代中后期，由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儒学演变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阳明心学反对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心外无理”“心即理”，天理自在人心，人只要自明本心，即可体察天理；而自明本心的办法，则是“破心中贼”“致良知”，也即把蒙蔽“良知”的物欲私意，通过“痛加刮磨”，以使“良知”重现光明；与此相应，心学自然强调“知行合一”，认为“良知”只有通过“行”，才能达到理性的自觉，获得现实性的品格。另外，针对程朱理学不通乎庶民的缺陷，阳明又致力于将“致良知”世俗化、平民化，认为庶民皆有“良知”，“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书魏师孟卷》），为此他很重视为庶民立教，认为“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还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传习录》下）

作为王门后学，王畿、王艮、李贽等对心学又有新的理解与发挥，或主张“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或肯定人欲、张扬个性，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等等。

王阳明及其门人创立的“心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以至于“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序》），从而有力地动摇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贤经传的神圣地位，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促发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晚明掀起了一场肯定人情人欲、张扬个性解放的文艺思潮。以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不仅化良知为童心，标举童心即真心（李贽《童心说》），倡言“世总为情”“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寄达观》），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还主动以化俗为己任，积极利用“愚夫愚妇”喜爱的通俗小说来教化民众，指出“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陈继儒《〈唐书演义〉序》），“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冯梦龙《警世通言叙》），甚至认为《论语》《孝经》等经典的感染力也不如小说“捷且深”（冯梦龙《古今小说序》）。因此，他们纷纷投入到通俗小说的编创与评点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明清小说的繁荣发展。

彼时，受阳明“心学”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创作。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问世。该小说侈谈神魔之争，艺术描写“曼衍虚诞”，引起了世人极大的阅读兴趣。慧心的读者很快发现，该小说蕴含了丰富的“心学”元素，指出它“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而书中所写的魔怪，则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陈元之《西游记序》），甚至认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就是一部《西游记》的宗旨（《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十三回总评），《西游记》旨在阐发修养心性、战胜魔障之理（袁于令《西游记题词》）。可见，在一些明代文人看来，《西游记》表面上写的是神魔之争，实际上隐含的却是一门修心炼性的学问。

揆诸《西游记》所写，明代人的看法也确有依据。在小说中，作者就常用“心猿”来指称孙悟空。孙悟空的心路历程，隐喻的就是心性修炼的过程。其中，大闹天宫，是“心何足”“意未宁”，压于两界山下，是“定心猿”，到西天取经，则是“心猿归正”。而妖魔则是修心的障碍，所谓“菩萨、妖精，总在一念之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取经途中的种种妖魔，即“大半起自心理或生理的现象，一方面由于感官经验的限制，导致主观意识的错误判断，因而产生种种假象，迷惑了本心；另一方面，又由于生理欲求与心理之间的矛盾，使人徘徊于满足与割舍之间，故纷纷劫难不易解脱”（吴璧雍《从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识的参与》）。如小说第十四回，写孙悟空打死了六个剪径的蟊贼：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这实际上就是排除“六欲”对取经的干扰。第五十七、五十八回，又写了一个真假美猴王的故事，隐喻在修心的过程中，心灵有时会受两种相互冲突的意念困扰，从而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因此只有“剪断二心”“勠力同心”，才能修成正果。在小说中，作者为了表现“心猿归正”的总体设计，还让孙悟空不时地向唐僧直接宣传“明心见性”的主张。第二十四回唐僧问悟空何时可到西天雷音，悟空答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悟空还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顿使唐僧明了：“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可见《西游记》在总体上自觉地宣扬了“修心炼性”的“心性之学”。而这与阳明“心学”主张的“灭心中贼”“致良知”无疑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西游记》所写的以心降魔，是对阳明心学的生动诠释。

《西游记》创作与评点中彰显的“心性之学”，对后来的神魔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西游记》的三部续书《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西游补》以及《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扫魅敦伦东度记》等小说的创作，就明显受到了《西游记》“以心降魔”构思的启发。

《续西游记》主要围绕人的“机变心”大做文章，认为“妖魔总是机心惹”，提出“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书中阐说种种妖魔鬼怪，都由“机变心”产生，进一步演绎了《西游记》所说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禅机妙悟。

《西游补》也同样演绎“修心摄魔”的法则，不过，作者重在写心猿历情劫、归大道，认为“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情之魔人，无形无声，不识不知……若一入而决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头地步。”（董说《西游补答问》）小说中孙悟空所历诸多幻梦，皆系其心动着魔入幻所致。

《后西游记》也把“心即是佛”的命题和阳明心学的“求其放心”结合起来，依靠修心炼性来破心中之魔，声称“前西游后后西游，要见心修性也修”。小说回目中有大量“心”字，诸如“心明清静法，棒喝野狐禅”“唐长老心散着魔，小行者分身伏怪”等。文本中也处处强调心的作用，如第十三回唐半偈对小行者说：“我想天下那有妖魔，不过邪心妄念，自生妖魔耳。”第二十六回小行者认为“妖精虽多，却一妖一心，心多必乱”，又有诗云“万心何似一心坚”。其他如第十八、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回中也有类似描写。可见，作者自觉将修心的观点贯穿到小说情节的构思与写作中，以彰显“以心降魔”的主旨。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则围绕着“开心迷”做文章，书中所写宗孔（儒）、宝光（释）、灵明（道）所代表的三教开化的群“迷”，如叹贫迷、做官迷、好名迷、狂妄迷、风月迷、嫉妒迷、求利迷……名虽为妖，实由心生。“三教开迷”意在“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这与《西游记》中的祛除“六贼”、摒弃“二心”的寓意异曲同工。

《扫魅敦伦东度记》，其所谓“扫魅”，即扫除那些作恶多端的妖魔（邪欲）；其所谓“敦伦”，即崇尚儒家伦常。小说以陶情、王阳、艾多、分心魔这四个邪魔，分别隐喻酒、色、财、气，还虚构出一群由七情六欲幻化的邪魔，然后由圣僧达摩一一“扫魅还伦”。

《斩鬼传》也以心术之邪正作为人鬼之界分，作者指出：“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间。方寸正的，鬼可为神；方寸不正的，人即为鬼。”（第一回）书中所写诌鬼、假鬼、奸鬼、捣大鬼、冒失鬼、风流鬼等四十多个形形色色的鬼类，就是人世间各种心术不正之丑类的形象写照。《平鬼传》也同样把不合儒家伦常的邪心恶欲拟之为鬼，托钟馗以斩之。《精神降鬼传》更标举以“精神”（心灵）降鬼，“精神”不仅先后降伏痨病鬼、赌博鬼、鸦片鬼、势利鬼、混障鬼等人间十二鬼物，还为诸鬼伐毛洗髓，如摘去痨病鬼色胆、割去赌博鬼钱癖、换掉势利鬼双眼等，如此下界升平，碧落清白。

总之，这些神魔小说的作者均受阳明心学“灭心中贼”“致良知”的影响，以为一切魔劫皆由心生，亦由心灭，只有修心炼性，才能灭心魔、归正道、成正果；而在写法上，则有意将“修心摄魔”的理念具象化为小说中的神魔之争。

如果说神魔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修心炼性、明心见性的心学，那么明中后期兴起的世情小说与拟话本小说则着眼于“穿衣吃饭”“百姓日用”，它们“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与阳明心学左派掀起的肯定“好货”“好色”、张扬人情人欲的人文思潮桴鼓相应。如《金瓶梅》重在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对主要人物的好货好色津津乐道，不过作者又认为人欲的泛滥是丧身、败家、亡国的根本原因，只有跳出酒色财气的圈子，回归“普净”“明悟”之境，方可获得重生。在此意义上，《金瓶梅》的劝惩之旨，分明又与阳明心学倡导的修心炼性若合符契。

至于冯梦龙编纂“三言”，则以小说适俗导愚为己任。他有意将小说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声称：“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凌濛初编创“二拍”也是“意存劝戒”，“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二刻拍案惊奇序》）。梦觉道人则有感于“天下之乱，皆从贪生好利、背君亲、负德义所致”，遂作《三刻拍案惊奇》，以之谕俗，“使人睹之，可以理顺，可以正情，可以悟真，觉君父师友自有定分，富贵利达自有大义”（书前序）。薇园主人作《清夜钟》，也是欲“借谐谈说法，将以鸣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玩薄”（书前序）。

“三言二拍”中就有不少作品借历史人物故事来感发人心、惩创逸志。这一点与王阳明提倡的以忠臣孝子故事开导愚俗百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是一致的，也不妨视为对阳明之说的积极回应。“三言二拍”对晚明新兴商人则给予了更多关注，认为“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醒世恒言》卷十七），并无高下之分，“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因此对于商人如何经商发家、冒险致富等娓娓道来，不吝赞赏之辞。这与王阳明所说的“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节庵方公墓表》），也可谓一脉相承。而“三言二拍”对婚恋自主的歌颂，对男女平等的张扬，对“礼顺人情”的提倡，也是阳明后学主情、尚真，强调“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李贽《读律肤说》）、“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李贽《明灯道古录》）等思想观念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回响。清初李渔所作《无声戏》《十二楼》，以及“名教中人”所作《好逑传》、“寉市道人”所作《醒风流》等，则将男女之情纳入道学正途，使情归于正，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发扬了阳明心学去人欲而致良知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的生平事业包括讲学论道，还曾被编为小说，传播于世。如冯梦龙编纂的《智囊全集》，就辑录了王阳明轶事十一则，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心学大师的智者风采。此后，冯梦龙又意犹未尽，编写了《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该小说叙王阳明生平事迹，举凡贬谪龙场、平定朱宸濠、征讨岭蛮等，诸事皆备，而逸闻琐事错出其间。以史实核之，多半吻合。其所录阳明诸诗，亦皆实有。小说开头即大发感慨：“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抉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勘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良知’挥霍出来，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由此可见，他对阳明其人其学是多么推崇。

另外，王阳明生平事迹在传播过程中还逐渐被神化，如明董穀《碧里杂存》中有《斩蛟》一篇写王阳明乃许真君转世，《虞台梦》写吕纯阳夜访王阳明；清钱泳《耆旧·春嘘、叔讷两明府》写陈春嘘听人传说王阳明能乩坛降神，起初不信，后见扶乩灵验，请受业为弟子，后又见阳明现形，“修髯伟貌，高冠玉立”，于是叩拜礼敬，并为之图影；清邝露《赤雅·南安禅室》则说王阳明乃高僧转世。诸如此类的传说，反映了王阳明不仅为后世文人顶礼膜拜，还一度成为佛道二教争相拉拢以取悦民众的对象。

总体而言，明中叶以降，那些从事通俗小说创作或评点的著名文人，几乎无不受阳明心学的濡染。他们一改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重新认识到小说的教化功用，或通过演绎神魔之争，宣扬修心炼性的“心学”，或将笔触转向“穿衣吃饭”“百姓日用”，书写闾巷琐事，彰显人情物理，促进“民俗反朴还淳”，因此不仅在不同程度上传承发扬了阳明心学，而且使阳明心学走向了民间大众，真正发挥了导愚启蒙、化民成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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