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群经新疏的撰著特色及价值意义

作者：张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来源：《孔子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清代乾嘉以降兴起撰作新疏的潮流，十三经中除了《礼记》皆有新疏问世。这些新疏虽然都是私家著述，但因作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综合来看属于群体现象，有其整体发展脉络和相同学术取向。由于各经内容有别，渊源各异，新疏的体式呈现多元形态，但在尊崇古义的层面殊途同归，接续汉代经学传统是其共同趋向。清代学者反对“疏不破注”旧例，重新构建义疏之作的诠释体例，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新疏是清代经学研究的结晶，内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之后，构成又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体系，对于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典传承，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经学长期居于主体和核心地位。经学具有“述而不作”的特点，经书的诠释传统源远流长。自先秦至清代，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学术风气屡有变迁，诠释范式也有转移。大致而言，两汉魏晋的传注章句，南北朝至隋唐的义疏，是此期间经书诠释的主流形态。唐初孔颖达等奉诏纂修《五经正义》，贾公彦撰《周礼疏》《仪礼疏》，加之徐彦《公羊疏》、杨士勋《穀梁疏》，以及宋代所撰《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四经疏，后来汇刻为《十三经注疏》，这是汉唐注疏体系的文献结集。宋代程朱理学兴起，“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对经书原典多有新注，后世学者又加以解说疏证，逐渐形成新的诠释体系，自南宋至清初占据主流。明初编纂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以及清初康雍乾三朝出现的御纂钦定诸经，皆属于此体系内的文献结集，可以称作“四书五经”体系。【1】清初以来考证学风渐臻兴盛，学者由“四书五经”回归汉唐注疏，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而对《十三经注疏》产生不满，纷纷给各经重新撰著新疏，这是经学史上又一次重要的文献结集。

清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疏，胪陈清儒所撰十三经疏义，请朝廷下旨颁列学宫。文中极言乾嘉以来经学之盛，“自乾隆以来，至于今日，海内经学各有当家，剖析条流，发起隐漏，十三经说粲然将备，折衷求是，远迈汉唐”【2】。与此大略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有“集刊国朝经疏”之议。【3】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中，也大力表彰清儒所撰诸经新疏。至孙诒让撰文总结新疏撰作情形，认为“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为义疏者，尤莫善于乾嘉诸儒”【4】。邓实亦指出“自惠、戴以来，诸儒治经各守其家法，别为义疏”，并详列各经新疏，称誉其“皆一代之绝作，旷古所仅见者也”【5】。可见清人新疏在晚清就已受到重视，成为时人引以为荣的经学成就。近人章太炎、梁启超等述论清代学术史，也对新疏推崇备至。如梁氏云：“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6】早在民国时期，就有编印《十三经新疏》的计划。【7】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以“十三经清人注疏”的名义，选编二十四种著作陆续整理出版，其中虽并非全是疏体著作，但大部分新疏已包含在内。

清代群经新疏的名目，诸家所列不尽相同。根据义疏之作的体式特点，应当是通释经文和注文，疏解经注的训诂字义，阐发经注的内在意蕴。而准之《十三经注疏》已经形成的文本范式，还应具有“经—注—疏”的结构层次。根据这种体式标准衡量，主要有十六部新疏，依成书先后次序为：惠栋《周易述》、江声《尚书集注音疏》、邵晋涵《尔雅正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郝懿行《尔雅义疏》、焦循《孟子正义》、陈奂《诗毛氏传疏》、胡培翚《仪礼正义》、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刘宝楠《论语正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陈立《公羊义疏》、孙诒让《周礼正义》、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廖平《穀梁古义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目前关于这些新疏的整体研究，主要有陈鸿森先生《刘氏〈论语正义〉成书考》，对当时学者相约撰疏的潮流有细致考察；张素卿先生《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及《清代新疏在经学史上的意义》，揭示新疏是在乾嘉“汉学”典范主导下产生的代表性经解，较为完备地论述了新疏的学术渊源和发展脉络。【8】本文参考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勾勒乾嘉以来撰著新疏的潮流，重点分析新疏的体式类型和学术取向，探讨其诠释体例和解经宗旨，揭示其撰著特色和价值意义，以期弥补当前研究之不足，为经学研究和经典传承提供有益镜鉴。

一、“诸经新疏更迭而出”：乾嘉以来撰著新疏的潮流风尚

清初以降，经学复兴，经典考证蔚然成风，在乾嘉时期达到鼎盛，相关论著大量涌现，成果极为丰硕，“训诂则统括有书，版本则参稽罔漏，或专一经以极其原流，或举一物以穷其宧奥”【9】。在此背景之下，经说的汇集与整合成为重要趋势，撰作新疏的潮流应运而兴。孙诒让追溯群经义疏的发展源流，以为兴盛于六朝，集成于唐代，南宋以后旷然中绝，至清朝“鸿达之儒复理兹学，诸经新疏更迭而出”【10】。张素卿先生指出，“清代撰写新疏的学术潮流，自乾隆十四年惠栋始撰《周易述》启其端绪，酝酿至嘉庆、道光年间而益盛，其余波直至清末犹未歇”【11】。撰著新疏俨然成为时代风尚，而其中有两次相约治经之事堪谓典型。其先是焦循与黄承吉相约撰著新疏，黄承吉《〈孟子正义〉序》记载其事：

忆一日在汪晋蕃文学斋中，与里堂论及各经疏正义，仅宗守传注一家之说，未能兼综博采，领是而非无以正，举一而众笺以明，例虽如是，实则未通。乃相要各执一经，别为之正义，以贯串今古异同，搜网百善，萃为宗都，破孔、贾之藩篱，突徐、杨之门户。予时以《周官》窃任，而里堂则谓《易》与《孟子》尤有志焉。【12】

焦、黄相约著书大概是在乾隆末年，黄氏选择《周礼》，后著有《读周官记》，但未撰成新疏；焦氏则撰成《孟子正义》，于《周易》虽未成新疏，但有《周易补疏》及《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等著作。之后是在道光八年，刘文淇、梅植之、刘宝楠、陈立等人在江南贡院立约撰著新疏。据陈立《〈论语正义〉序》云：

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踳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疏义。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13】

刘恭冕《〈论语正义〉后叙》亦载其事，谓诸人“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14】。刘宝楠承担《论语》，刘文淇承担《左传》，陈立承担《公羊》，梅植之承担《穀梁》。刘宝楠、陈立皆撰著成书，刘文淇也有未完之稿。惟梅植之未遑具稿，其子梅毓继承父志续撰《穀梁正义》，但仅成隐公一世。【15】这种相约撰疏事件后来还有余波，如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就欲仿效刘宝楠诸人故事，约集同人分撰十八经注疏。【16】

撰著新疏在当时成为风尚潮流，得益于一些重要人物的推波助澜。《清儒学案》指出，“乾嘉经学之盛，达官耆宿提倡之力为多”【17】。如乾隆间朱筠对邵晋涵说：“经训之荒久矣，《雅》疏尤芜陋不治，以君之奥博，宜与郭景纯氏先后发明，庶几嘉惠后学。”【18】则邵氏撰著《尔雅正义》，朱筠实有劝勉诱导之功。据传记文献记载，邵氏还撰著《孟子述义》《穀梁正义》。【19】参证邵氏“《孟子疏》伪而陋，今亦再为之”【20】之语，以及阮元所言：“《孟子疏》因到京后，见邵二云先生有此作，已将脱稿，是以元为之辍笔。”【21】则是早在焦循之先，邵氏已著《孟子》新疏，其书或即《孟子述义》。据此来看，邵氏所撰新疏不止《尔雅》，还有《孟子》和《穀梁》。阮元当初也想撰《孟子》新疏，因见邵氏已有此作而中辍。阮元还有撰作《周礼》《仪礼》新疏的具体设想：

余昔有志于撰《周礼义疏》，以补贾所未及，今宦辙鲜暇，惜难卒业。如有好学深思之士，据贾氏为本，去其谬误及伪纬书，择唐、宋人说礼之可从者，加以惠氏此说，兼引近时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辅之、段若膺、任子田诸君子之说，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详辨之，则此书之成，似可胜于贾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22】

贾疏《周》《仪》二礼，发明郑学，最为精核。惟自六朝至今，说二经者甚多，其精义及制度、术算、文字、训诂，多有岀于贾氏之外者，皆可采择。至康成亦间失经旨，而三郑亦或有异同 ，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难决从违云云。【23】

值得注意的是，朱筠、邵晋涵、阮元等人在学界有特殊身份和尊崇地位。朱筠敦崇实学，提倡《说文》，建言开四库全书馆，当世学者奉之为“泰山北斗”。邵晋涵以博洽多闻见称，入四库馆担任编纂，史部提要多出其手，交游皆为名儒宿学。阮元身处乾嘉道三朝，历仕中外通显之位，主持风会数十年，后人誉作“汉学护法”。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撰著新疏的举动，无疑具有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肯定会推动和助长这种学术风气。

由于风会时尚所趋，还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此，反映出普遍的学术趋向。如马宗琏著有《周礼郑注疏证》《穀梁传疏证》，其书未见传本，从书名看似为疏体著作。杨岘师从陈奂，遵照陈奂建议而撰著《周礼》《穀梁》新疏，惜其书稿毁于兵燹。【24】孔广牧“欲为《礼记》作疏，因记文浩博，难以兼举，遂区分数类，将次第纂成，合为一疏”，仅撰成《礼记天算释》，不幸早逝，全书未能卒业。25胡培翚族弟胡培系，“本仪征阮文达公言，去其讹误及伪纬书，择唐宋人言礼之可存者，益以国朝诸儒之说，撰《周礼述义》，体例一依竹村户部《仪礼正义》之作”【26】。则是将阮元《周礼》新疏的设想付诸实践，但书稿因战乱而散佚。胡培系还有《大戴礼记笺证》，是其倾尽毕生心力的著作，虽未见存世流传，但据自序可知，其体例也仿效《仪礼正义》，是以卢辩注为基础，系统校勘并通释经注，充分荟萃近人成果，体式性质属于义疏。【27】此外如陈鳣撰《说文解字正义》，其书亡佚不传，但以“正义”命名，应当是仿效义疏。【28】还有董增龄为韦昭《国语解》作疏，撰成《国语正义》。可见此风气已不限于十三经，还延及《大戴礼记》《说文解字》《国语》等经典。

清人新疏都是学者的私人著述，有别于唐宋旧疏的官修色彩。综合相关因素来看，这些新疏具有内在关联，存在明显的群体性特征。一是新疏作者之间关系密切。自惠栋而下，作者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以家族、地域、师承、交游为纽带，构成一个先后相承、错综交织的学者群体网络。二是撰著多得同道师友相助。作者之间声气相通，学术交流非常频密，或向前辈请教取益，或与友人商榷疑义，互相协助收集资料，及时共享研究成果。三是具有师承及家学色彩。作者都有师承及家学渊源，而新疏大都部帙浩繁，撰著过程曲折艰辛，多倾数十年之精力，有些是师弟父子相承，历经数世方才完稿。【29】纵观新疏撰作之历程，几代学人用心于此，分工合作，协力共为，“犹如百川趋海，汇为千古巨观”。因此新疏可以视为群体现象，有其整体发展脉络和相同学术取向。

二、“必以汉诂为宗”：清人新疏的体式特点和学术取向

新疏是清代经学发展演变的产物，直接缘起则是对唐宋旧疏的不满。唐初纂修《五经正义》系出于统治者的权力意志，适应帝国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发展之需，意图通过重新诠释统一经义，结束数百年来“师说纷纶，无所取正”“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局面。《五经正义》沿用南北朝以来盛行的义疏之体，在内容形式上以专主一家、兼释经注为基本特点，其所依经注则因循当时的学风好尚，如《周易》《尚书》《左传》皆择取晚出之注，而较早的汉儒古注却被弃置不用。这引起后世学者的非议，如朱子论述唐代诸经疏，认为“《书》《易》疏乱道”【30】，对此二经正义评价最低，就与其注文有很大关系。至清代经史考证之学兴起，演变形成以“汉学”为标帜的思潮，学者们基于“汉犹近古，去圣未远”的观念【31】，形成“诂训必依汉儒”的认识【32】，对朝夕研读的《十三经注疏》滋生不满，首先就其注文发出质疑之声。如惠栋指出：“唐人疏义，推孔、贾二君，惟《易》用王弼，《书》用伪孔氏，二书皆不足传。”【33】戴震亦说：“唐初，汉时书籍存者尚多，作《正义》者不能广为搜罗，得所折衷。于《春秋》专取杜预，于《易》专取王弼，于《尚书》专取孔安国，遂使士人所习不精。”【34】当此之时，很多学者竞相从事辑佚，裒集汉儒旧注的成绩粲然可观，依据旧注重新撰疏的门径由此开启，从《周易》《尚书》发端，渐次及于其他各经。

清人新疏的内容形式是兼释经注，具有“经—注—疏”的结构层次，这其实是继承《十三经注疏》的传统，正如王鸣盛所谓“吾辈当为义疏，步孔颖达、贾公彦之后尘”【35】。相较于唐宋旧疏，新疏的主要特点和创新之处首先体现在注文。因为旧疏都专主一家之注，体式较为单纯统一，而新疏则因所依注文来源复杂，故其体式呈现多元形态，在这种多元表象之下，又隐含着整体学术取向。根据体式特点可将新疏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如果参照孙诒让的论述，第一类即“更张旧释，补阙匡违”，第二类即“甄撰佚诂，宣究微学”，第三类即“最栝古义，疏注兼修”。【36】分类的关键在于注文，其中第一类仍沿用一家之注，后两类则摒弃晚出之注，选择更早的古注古义。区别在于第二类是辑录旧注原文，第三类则是融会古义而自注自疏，所谓“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37】。今就各类注文稍作具体分析。

第三类包括三部新疏，都是自注自疏之体。其中惠栋治经崇尚汉学，不满王弼《周易注》扫象言理，志在恢复汉《易》传统，其书“主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意，自为注而自疏之”【38】。《尚书》则因古文及孔传之伪已成定谳，江声顺势而为，删剔伪古文及孔传，搜集汉儒残注逸说，仿效《周易述》的体式，重新注释今文二十九篇，并依己意为之疏解。廖平著《穀梁古义疏》，以为“范氏《集解》不守旧训，今志在复明汉学，故专以旧说为主”，其书“注以《王制》为主，参以西汉先师旧说，从班氏为断”。【39】

第二类包括五部新疏，都是辑录汉儒旧注。孙星衍踵继江声重新注疏《尚书》二十九篇，其注文皆取自汉儒遗说，以《史记》为古文说，《尚书大传》及欧阳、大小夏侯为今文说，马融、郑玄为孔壁古文说，即所谓“五家三科之说”【40】。李道平承惠栋之绪，疏解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以郑玄、虞翻、荀爽诸家为宗，意在表彰汉儒象数之学。刘文淇彻底抛弃杜预《集解》，先取汉儒贾逵、服虔、郑玄之注，次及《五经异义》《说文》《五行志》等所载先儒旧说，以此作为注文而疏通证明。皮锡瑞认为《孝经注疏》有空言说经之弊，乃据严可均所辑郑玄《孝经注》撰作新疏，重在疏通郑注所引典礼，“冀以扶高密一家之学”【41】。王先谦治《诗》尊崇今文，有憾于齐、鲁、韩三家亡佚不传，不满毛郑之学独行于世，乃基于前人辑本采集三家佚文遗说，勾稽征引后世诸家之论，对毛郑传笺亦加择取，详尽疏解三家诗义。

第一类包括八部新疏，继续沿用旧疏之注。何晏《论语集解》、郭璞《尔雅注》时代稍晚，其余几种都是汉人之注。但何晏去汉未远，郭璞所取亦非一家，其中多存汉儒旧注古义。陈奂《诗毛氏传疏》分别毛传与郑笺，以为毛传远在郑笺之前，郑笺并非尽得毛旨，因此专门疏解毛传。虽然宗主一家之注，但也广摭遗说，借以发明古义，所谓“私淑先师之绪，博访通人之语，攟取先秦之旧说，搴择末汉之异言”【42】。又如邵晋涵《尔雅正义》兼采舍人、刘歆、樊光、李巡、孙炎诸家旧注，胡培翚《仪礼正义》稽考《白虎通》《五经异义》《通典》所载汉儒论说，陈立《公羊义疏》广征董仲舒以下汉儒《公羊》家言，刘宝楠《论语正义》详载郑玄佚注，孙诒让《周礼正义》攟拾《五经异义》所引古《周礼》说以及贾逵、马融诸家旧诂。

在上述十六部新疏中，有些彻底替换了旧疏的注文，主要涉及《周易》《尚书》《左传》《穀梁》《孝经》，原先的注文时代较晚或确定有伪，因此依据更早的汉儒旧注而替换之。有八部新疏则继续沿用一家之注，这些注文多为汉人之注，但在所依注文之外，还广为搜辑补充其他汉儒遗说。由此可见，新疏的体式特点虽有差异，所持学术理念也不无分歧，但在注文的选择上则殊途同归。孙诒让对此已有精要揭示，即“近儒新疏，则扶微攟佚，必以汉诂为宗”【43】。这与唐宋旧疏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旧疏，对于注文的选择只是因循时尚，没有宗汉求古的自觉意识。新疏衡量取舍注文则有重要标准，这就是时代之早晚以及古义之存亡，其中隐含的逻辑，是以汉儒去古未远，师法家法渊源有自，故其训诂切近经文本旨。可以说，“必以汉诂为宗”就是新疏的整体学术取向和重要内容特点。

三、“勿拘疏不破注之例”：清人新疏的诠释体例和解经原则

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人纂修诸经疏，皆以六朝及隋人义疏为蓝本，在编撰改定时大致遵循一定原则，即：专主一家之注，正面疏通为主，不可驳斥注文。如《礼记正义》本于皇侃《礼记义疏》，而皇氏不尽从郑，《礼记正义序》讥其“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左传正义》本于刘炫《左传述义》，而刘氏屡规杜失，《左传正义序》斥其“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仪礼疏》本于黄庆、李孟悊二家，而黄氏所释或非郑义，《仪礼疏序》责其“公违郑注，黄之谬也”。后来宋人编撰四经之疏，亦沿袭这种处理原则，由此形成义疏之作的体例规范。清代学者研治《十三经注疏》，认识到这种特点并多有讨论。如惠士奇谓“唐人正义，据一家之说，不旁及异闻”【44】，四库馆臣谓“疏家之体，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45。凌廷堪更明确指出，“疏不破注，此义疏之例也”【46】。将这种体例特点概括为“疏不破注”，应当始于乾嘉时期。当时学者对旧疏渐有不满，蜂起指摘其缺陷和不足，“疏不破注”遂成为集矢之的。阮元倡言重撰《周礼》《仪礼》新疏，就主张“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详辨之”，认为“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难决从违”。黄承吉与焦循相约撰著新疏，缘于旧疏“仅宗守传注一家之说，未能兼综博采”，明确标举“破孔、贾之藩篱，突徐、杨之门户”。从诠释体例来看，清人诸经新疏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对“疏不破注”的突破和超越。

清人新疏的诠释体例，与各自的体式类型相关，也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如前述第三类中，惠栋《周易述》惟汉《易》是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主要发挥汉儒之说，后来廖平《穀梁古义疏》亦犹如此，三书皆为自注自疏之体，疏文与注文互相配合以阐发经义，不涉及对注文的从违取舍。而在第二类中，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兼疏今古，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广蒐旧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并存三家，各就所辑古注进行疏解，疏与注的矛盾也没有凸显。这两类新疏对旧疏体例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兼综博采”，不再专守“一家之说”。而与旧疏形成鲜明对照，对“疏不破注”有所突破和超越的，主要是上述第一类的几部新疏。

邵晋涵《尔雅正义》是首部用一家之注的新疏，具有很大开创性。邵氏为郭璞《尔雅注》撰作新疏，他标举“释经之体，事必择善而从，义非一端可尽”，以郭氏为主而又兼采诸家，博稽群籍与郭注互相证明，广搜旧说以补郭注之幽隐。【47】其书虽兼综博采，有意突破郭注藩篱，但整体立场仍偏墨守，未能充分匡正郭注阙失，因此招致后来学者的批评。如黄承吉指出邵氏“犹墨守郭义，未能厘补漏缺”48，黄侃也谓其“笃守疏不破注之例，未能解去拘挛”【49】。郝懿行《尔雅义疏》晚出，其书迥异邵氏之处，在于能明言郭氏之非，对于郭注多有驳正。郝氏实已突破“疏不破注”之例，然因其书序例不存，对此没有阐述说明，这种特点未能充分彰显。

阮元最早提倡“勿拘疏不破注之例”，正式确立为诠释体例则始于焦循《孟子正义》。《孟子疏》旧题宋孙奭撰，据前人考证当系伪托，在《十三经注疏》中较为低劣。焦氏不满伪孙疏“背经背注极多，非复孔贾之遗”，以及“体例之踳驳，征引之漏略乖舛，文义之冗蔓俚鄙”，乃本于赵岐《孟子章句》重撰新疏。焦氏自叙云：

赵氏《章句》既详为分析，则为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义，顺述口吻，效《毛诗正义》之例，以成学究讲章之习。赵氏训诂，每迭于句中，故语似蔓衍而辞多佶聱。推发赵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训诂，自尔文从字顺，条畅明显矣。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至诸家或中赵义，或与赵殊，或专翼孟，或杂他经，兼存备录，以待参考。【50】

焦氏对于赵岐《孟子章句》，或推发其意，或驳破相规，或兼存备录。有学者将此总结为“一申其义，二补其注，三正其误，四存其疑”【51】。其中最具开创之处，是明确宣称“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梁启超已经注意及此，认为焦氏“以疏解赵注为主，但‘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是于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并未尝墨守”【52】。《孟子正义》对后来的新疏影响深远，在诠释体例、解经方法上都有示范效应，在清人新疏中具有典范意义。【53】

自焦循之后，如胡培翚、刘宝楠、孙诒让诸家新疏，皆能突破“疏不破注”之例，在其自序或凡例中都有明确表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胡培翚《仪礼正义》，胡氏自言有所谓“四例”——补注、申注、附注、订注，系统周密地阐述了疏解原则，在解经理路上具有方法论意义。甚至如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本来不专守一家之注，疏与注的冲突并不明显，但其自序亦云“不敢墨守疏家狐正首丘、叶归根本之习”【54】，明确宣称不守旧疏之例，无疑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当然还有个别新疏仍曲护注文，尽心于一家之学，但突破“疏不破注”无疑是新疏的主流，也最能体现新疏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疏不破注”只是唐宋旧疏大致遵循的诠释体例和解经原则，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和前提条件。唐宋旧疏也不乏破注驳注之例，但所占比例分量甚少，和清人新疏不可等量齐观。清人提倡“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就其为学精神而论，是问途于古注但不唯古注是从，这正是乾嘉学者标榜的“实事求是”精神，即阮元所说：“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55】这些理论主张和撰著实践，实际上重新树立了义疏之作的典范。如前所述，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唐宋旧疏，其撰修目的主要是为了统一经义，因此选择当时通行的注释文本，依循注文进行诠释疏解，即使注文存在缺陷和错误，也尽力弥缝回护，绝少质疑驳正，这就使其诠释重心在于注文，故后人有“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56】之说。在诠释过程中完全依附于注文，自然无法超越注文的历史视域，即使在语义逻辑上实现自洽，或者实现消弭纷歧的目的，只能铸成一个比较封闭狭窄的诠释体系。清人新疏虽然尊崇汉儒旧注古义，但对注文的依违取舍，始终切近经书文本本身，“惟求之于经，是非得失，一以经为断”【57】。由于不再拘守“疏不破注”的体例原则，这就极大地拓展了诠释空间，在经书文本统摄涵盖的范围之内，可以兼容并包不同的注释和经说，充分吸纳前代和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格局开放、内涵丰富的诠释体系。尽管从具体内容来看新疏并非尽皆完善，在整体上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旧疏，但其体例原则要比旧疏趋于合理，为义疏之作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结语

除了《礼记》，十三经中其余各经皆有新疏，民国时期属意于《礼记》新疏者颇有其人。据周名辉《十三经新疏商榷》记载，“湘阴郭复初立三、浏阳刘腴深善泽，有新疏《戴记》之约，而王国维发愤为殷礼征文以助之”。【58】据张舜徽先生回忆，其授业恩师席启“尝以清儒于群经皆有新疏，惟《礼记》独阙，有意钩稽众家之义，成《礼记新疏》”【59】。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种传统其实并未断绝，在当代仍有传承和延续。如今人吴静安先生赓续刘文淇之作，撰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刘氏四世未竟之业终得完成。【60】山东大学刘晓东教授研治经学，以为清儒新疏之体最称精赡，乃仿效其例而撰《大戴礼记疏义》。【61】

新疏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清代学术特色。如究心文字训诂，重视版本校勘，详考名物制度，论说征实可信。在文献取材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广采博收，全面吸收前人经说，熔铸荟萃时人成果。【62】对于具体问题的考证，大都能穷源竟委，考辨精详，往往具有资料库性质和学术史意义。梁启超说新疏“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真算得清朝经学的结晶体”，【63】这种评价定位较为确切。当然新疏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注重汇总文献资料，具有集大成的特点，但其内容难免繁琐之弊；长于考证名物和审别文字，但引申大义和阐明经意似有不足。【64】全面认识新疏的利弊得失，对于今后经学诠释和经典传承当有启迪。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和纲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之下，应当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来重建学术话语体系，而经学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文化资源。新疏作为清人经学研究的集成之作，在《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之后，又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体系。新疏有意识地突破传统旧例，商讨义疏之作的体例原则，重建经典诠释的范式，在理论层面也有系统阐发，这在学术史上尤具重要意义。清人新疏是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以此作为经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和“接着讲”的出发点，探索新时代的经典诠释范式，发掘经典内蕴的现代价值，将是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注释
 
1参见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与通俗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
 
2（清）王懿荣：《王懿荣集》卷一，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32页。
 
3（清）孙诒让：“叙”，《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页。
 
4 （清）孙诒让：《刘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6页。
 
5 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4期。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7 马宗霍：《答国立编译馆论刻诸经新疏书》，《龙凤》1945年第3期。
 
8 参见陈鸿森：《刘氏〈论语正义〉成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1994年3月；张素卿：《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张素卿：《清代新疏在经学史上的意义》，《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9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15-235页。
 
9 （清）焦循：《孟子正义》卷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51页。
 
10 （清）孙诒让：《刘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5页。
 
11 张素卿：《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第5页。
 
12 （清）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5页。
 
13 （清）陈立：《句溪杂著》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2册，第412页。
 
14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7页。
 
15 参见陈鸿森：《刘氏〈论语正义〉成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
 
16 廖平：《今古学考》卷下，《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89页。
 
17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二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97页。
 
18 （清）章学诚：《邵与桐别传》，（清）邵晋涵：《尔雅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078页。
 
19 （清）邵晋涵：《尔雅正义》，第1080、1084、1086页。
 
20 （清）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揅经室集》二集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5页。
 
21（清）刘师培：《左盦题跋·跋阮芸台答友人书三通》，《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宁武南氏铅印本。
 
22 （清）阮元：《惠半农先生礼说序》，《揅经室集》一集卷一一，第239-240页。
 
23 （清）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204页。
 
24 蒋寅：《杨岘年谱补述（上）》，《铜仁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5 （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26页。
 
26 （清）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70页。
 
27 （清）胡培系：《绩溪金紫胡氏所著书目》卷二，清光绪十年（1884）胡氏世泽楼刊本。
 
28 陈鸿森：《陈鳣事迹辨正》，《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29 如惠栋《周易述》未成完书，再传弟子江藩为之补阙。江声撰著《尚书集注音疏》，深受其师惠栋影响。《孟子正义》实为焦循与其子焦廷琥合作完成，《论语正义》亦合刘宝楠、刘恭冕父子两代之功。胡培翚《仪礼正义》囊括祖父胡匡衷《仪礼释官》和老师凌廷堪《礼经释例》的全部内容，其书在胡培翚生前未能完成，所阙篇卷由其族侄胡肇昕与弟子杨大堉补纂而成。陈立《公羊义疏》，是为续成其师凌曙未竟之志。最典型者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由刘文淇发凡起例，在其生前长编已具，而《疏证》仅写定一卷，其子毓崧、孙寿曾、曾孙师培相继赓续，稿至襄公五年而止，最终仍未全部完稿。
 
30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06页。
 
31 （清）惠栋：《松崖文钞》卷一，《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台湾“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第315页。
 
32 （清）钱大昕：《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1页。
 
33 （清）惠栋：《松崖文钞》卷二，《东吴三惠诗文集》，第317页。
 
34 （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250页。
 
35 （清）王鸣盛：《说文解字正义序》，《嘉定王鸣盛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30页。
 
36 （清）孙诒让：《刘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5-296页。
 
37 （清）钱大昕：《惠先生传》，《潜研堂集》文集卷三九，第699页。
 
38 （清）永2)：《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页。
 
39 廖平：“凡例”，《穀梁古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页。
 
40 （清）孙星衍：“凡例”，《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41 （清）皮锡瑞：“自序”，《孝经郑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页。
 
42 （清）陈奂：“叙录”，《诗毛氏传疏》，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1页。
 
43 （清）孙诒让：《刘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6页。
 
44 （清）惠士奇：《礼说》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8页。
 
45 （清）永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第3页。
 
46 （清）凌廷堪：《与阮伯元孝廉书》，《校礼堂文集》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9页。
 
47 （清）邵晋涵：“自序”，《尔雅正义》，第2页。
 
48 （清）黄承吉：《〈孟子正义〉序》，《梦陔堂文集》卷五，第696页。
 
49 黄侃：《黄侃国学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8页。
 
50 （清）焦循：《孟子正义》卷三〇所附案语，第1051页。
 
51 刘瑾辉：《〈孟子正义〉：新疏家模范作品》，《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5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
 
53 参见李畅然：《清代〈孟子〉学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1页；王耐刚：《试论焦循〈孟子正义〉的典范意义》，《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6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9-346页。
 
54 （清）李道平：“自序”，《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页。
 
55 （清）阮元：《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揅经室集》一集卷一一，第250页。
 
56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6页。
 
57 （清）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胡培翚集》，台北：台湾“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第165页。
 
58 周名辉：《十三经新疏商榷》，《孔学》1944年第2期。
 
59 周国林编：《张舜徽学术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60 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1 杜泽逊：《〈匡谬正俗平议〉序》，刘晓东：《匡谬正俗平议》，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第3页。
 
62 张素卿指出：“除惠栋、江声、邵晋涵因撰疏时间较早，引述当代学者之说相对较少外，其后之撰疏者大多能会最古义，并汲取当代学者之经说、训诂，汇为一家之言。”（张素卿：《清代新疏在经学史上的意义》，《经学文献研究辑刊》第19辑，第224页。）
 
6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0页；《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20页。
 
64 参见张舜徽：《广校雠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