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雨】思想学说、社会实践与时代脉动——读《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4-02-08 21: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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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说、社会实践与时代脉动

——读《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

作者:王化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腊月十三日丙戌

          耶稣2024年1月23日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刘复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5月版,360页,66.00元

 

蒙文通先生尝引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语论治史之法曰:“观史亦然,须能从波澜壮阔处着眼”,“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的发展说个大概”。能否找准历史发展的关键变化节点,直接决定着史家能否对历史演进过程形成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诸多事物往往都会发生复杂的变化,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故即便史家找到了 “波澜壮阔处”,也还必须从中提取出真正重要的关键因素,才能把历史的变化论述清楚,这也正如蒙文通所说的:“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蒙默编《蒙文通学记·治学杂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第1页)

 

怎样通过对“大问题”的剖析来把握“历史的波澜壮阔处”?刘复生教授所著《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本书以著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吸收了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由北宋儒学摒弃注疏之学,重视义理探究,排斥“异端”之说,力求复兴周孔之道的新气象入手,对十世纪前后中国社会文化各层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给人颇多启发。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次社会变迁,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以思想文化为切入点,可以令我们对社会的脉动形成真切的体认,这是大多数治史者的共识。但正因为如此,关于唐宋思想文化演变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显学”,中外学者积累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问题上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非常考验研究者的能力。

 

诸多论者在如何界定“宋学”,如何看待“宋学”“道学”“理学”的关系等问题上,一直持有不同见解。但整体上,研究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宋代不同时期、各家学说的演变,“心”“性”“道”“理”等名词概念,通常是分析的重点。即便是强调宋儒“内圣外王”特点的学者,往往也自觉不自觉地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到“内圣”一侧。本书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作者固然也对宋儒的种种学术理论有所讨论,但真正关注的,“不仅是治学方法和思想理念的更新,更在于新儒学思想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各领域的实践”(前言,11-12页),指出“新儒学所强调的,不仅是从学理上而言,更强调用之于社会,有所作为”(286页)。作者的研究旨趣,直观地体现在本书的章节安排上。一般而言,讨论类似主题的作品,或者以时间为线索,将思想学术发展史分为若干阶段,渐次分析各阶段的特点以及彼此间的起承转合;或者以各学术流派为着眼点,针对各家学说作“学案”式的论述。本书则不然,除开头结尾外,正文各章分别从反佛老运动、古文运动、史学更新、政治改革、兴学运动、科举改革等方面入手,剖析上述各个领域与儒学演进的互动,极具特色。尤其是政治改革、兴学运动、科举改革三项因素,在其他同类著作中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在本书中却用了三章的篇幅予以详细论述。很明显,本书绝非就儒学而谈儒学,而是侧重于用“社会”的视角来对北宋儒学进行考察。

 

事实上,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非常浓厚的“经世”色彩,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北宋中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也均非常强调“致用”,如欧阳修“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为治宋史者所熟知。之所以近代已降,论者越来越倾向于以“内在理路”的方式来讨论宋代儒学,主要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宋代学术发展到南宋,诸家中以理学为最盛,而理学重在讨论心、性等“内在”话题(实则朱熹等理学家亦未尝放弃对外在事功的追求)。后世论者以“倒放电影”的眼光观察宋代学术,难免认为整个宋学就是“内圣”之学。二是受自西方传入的学科体系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将儒学归并到“哲学”这一大类中,复以西方哲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儒学,结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失真。本书着重强调北宋儒学“用之于社会”的面相,不仅有助于读者更为准确地认识宋代思想学术,亦可以为后来者提供研究思路上的借鉴,使之能摆脱一些似是而非的先入之见的困扰,更全面地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利用社会视角,在宏观层面上,本书不再将儒学复兴运动仅仅视为少数精英文人,或者道学士大夫书斋中的纯学理讨论,而是揭示出这是一场遍及各个领域,涉及众多社会成员的变革,为读者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在微观层面上,对于北宋儒学复兴所产生的种种效能,亦能形成更为透彻、确切的分析。例如,思想史研究者多曾指出北宋新儒对佛老二教有所批判,掀起了反佛老运动的高潮,然宋儒反佛老,究竟有无实际成效?论者往往就没有深究。本书在第二章中,结合各种史料,指出从仁宗朝开始,宋廷逐渐对佛老二教进行广泛限制,使得僧道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缩减。同时,不同于北宋前期群臣附和君主崇祀佛老,自仁宗朝开始,宫廷的崇祀活动始终受到朝廷重臣的反对。仁宗一朝,恰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走向高潮的时期,由此可见,宋儒的反佛老主张并没有只停留在言论上,确实取得了不小成果。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北宋儒学,不仅有助于对其社会价值形成更好的把握,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义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以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见儒家自一开始就有“因事明理”的传统。而最能“深切著明”阐释义理之“事”,莫过于各项制度。本书对于北宋诸儒在学校、科举等制度层面的创获,多有涉猎。通过梳理北宋儒士革新制度的举措,宋代儒学一些深层次的要素也得到了呈现。例如在第七章中,作者论述了神宗、哲宗两朝王安石、司马光等对贡举制度的调整。指出不同于饱受非议的经济改革,王安石的贡举改革却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认可。尤其是王安石以贡举考试来实现“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的主张,当世诸家多无异议,表明“一道德”是儒学复兴运动共同的内在要求。这就将思想史与制度史结合在了一起,借助具体的制度,形象地揭示出了思想学术的神髓。

 

进而言之,儒学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内在矛盾、缺陷,往往也是在其所推动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充分暴露的。如本书第六章所述,恢复古代“乡举里选”和“士由学校”的教育制度、选官制度,一直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所致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从真、仁之际开始,即先后有孙何、赵师民、宋祁等人对“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的现象加以抨击。此后,欧阳修、王安石、吕公著等,更是不断呼吁朝廷取人“必于乡党,必于庠序”,甚至明确提出应该尽罢科举而使士大夫皆出于学校。但从北宋中期已降的几次学校制度改革来看,庆历兴学,并未能实现“士由学校”,熙宁时期开始推行的三舍法,虽有一定的成效,甚至在北宋晚期还短暂地取代过科举,但最终亦未能成为选官制度的主流。可以说,北宋新儒“取士皆本于学校”理念,未能真正得到落实。对于这一现象的观察,体现出作者敏锐的眼光。

 

儒学一贯以理想化的上古时代为自己的崇奉对象,同时又因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而始终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两者之间,存在着张力。至北宋中期,随着对儒学义理的探究日益深入,宋儒“回向三代”的理念,以及经世致用的意愿均愈发突出,儒学内部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也随之有所增强。正是在这种张力的影响下,北宋儒士会在一些重要领域的革新活动中反复摇摆,进进退退。揭示北宋儒士为恢复“取士皆本于学校”所作的努力,以及所受到的挫折,正可以令我们更加真切地体认儒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若仅就儒者言说立论,反不容易给人以深刻印象。

 

总之,本书在研究视角上,颇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或学术史,而是贯通了思想与社会,可称为是“思想取径的社会史”。当下各专门史领域的研究者,都在尝试打破既有的学科界限,以“科际整合”的方式来对历史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本书还很好地兼顾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家,即十分注重“通鉴学”与“正史学”的彼此互补。近代已降,不少学者更明确提出在史学研究中,“共时”与“历时”不可偏废,如蒙文通言:“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又要看到其学脉渊源。”(《蒙文通学记·治学杂语》,28页)本书在勾勒北宋儒学的“时代精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作者从北宋中期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归纳出重视义理、排除异端、追求致用这三项儒学复兴思潮的核心要素。在总结这些要素时,作者没有拘泥于某一特定领域,而是从经学、史学、文学、政治革新、制度改革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也没有局限于某特定学派,而是对所有北宋儒学流派作了全面剖析,故最后得出的结论,的确能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内核,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本书不仅注意总结、归纳北宋儒学各家的相同、相似之处,也强调诸家的学说对立、冲突的一面。例如在第三章中,指出在对“文”“道”两个概念以及文道关系的认识上,以及在对“文”如何为经世教化服务上,“新儒们的观点却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99页),并详细论述了柳开、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又如在第五章中,指出王安石与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在对“先王之道”的理解上存在不小分歧(180-185页),皆为显例。透过这些对立、冲突,往往又可见深层次的相通之处,例如宋儒在文道问题上的分歧虽然尖锐,但从整体上看,共同促成了儒家文学政教中心论的复苏(97-105页)。

 

对于北宋儒学的“学脉渊源”,作者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书虽以“北宋中期”为题,实则在每一章中,作者都是自中唐讲起,渐次推演至北宋中期,带有较为浓厚的“长时段”研究特色。而且在本书中,中唐至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是由中唐-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多个环节构成的动态过程,各个环节彼此衔接,却又各有特点,整个过程并非直线演进,而是有曲折、有反复。这样的论述,十分贴近历史真实,让读者对儒学复兴运动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北宋新儒学到底有哪些创新,以及这些创新究竟是如何取得的。

 

附带指出,“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一度产生过不小影响。中国学者大多将这一学说视为是自日本传入的舶来品,在承认其学术价值之余,也对其能否确切阐释中国历史渐有质疑,近年来更有是否应“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讨论。本书研究的正是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一变革期的社会文化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纳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中。而从本书的第一章可以看出,作者对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认识,基本不是借鉴于海外学者,而是承袭自蒙文通、刘咸炘、吴天墀等本土史家。在具体观点方面,本书强调生产关系变化的重要性,关注儒学思想在各社会领域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亦颇不同于以“君主独裁制的成立”为立论根基的日方看法。这提示我们,“唐宋变革论”未可纯以外来学说视之,对于本土自生的“唐宋变革论”学术资源及其价值,有必要予以更为充分的重视和挖掘。

 

本书在内容上,或有可以补充之处。唐宋之际的诸多社会变化中,土地制度的变化,无疑相当引人瞩目。以国家统一授田为特征的中古田制崩溃之后,土地自由买卖日渐活跃,发展到北宋,终于形成了“不抑兼并”的新国策。这一国策的推行,又刺激了土地兼并,加剧了贫富分化,与儒学“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背道而驰。北宋诸儒多对当时的田制有所批评,甚至有恢复“井田”的呼吁,但在实践层面,受限于社会现实,无法真正将理想付诸实施。若能就此展开剖析,分析儒学复兴运动与土地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当能使我们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形成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作者在相关问题上曾发表过论文,然或许是受限于篇幅,未在本书中进行讨论,令人略感遗憾。

 

在某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上,本书稍嫌语焉不详。例如在第八章中,作者指出,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是“新儒中的新儒”。但“新儒中的新儒”并不专此理学一家,王安石的新学和苏氏的蜀学,都有各自的学术体系和特色,都可被视为新儒中的新儒。作者进而指出,新学和蜀学在北宋中后期的社会影响力并不在理学之下,甚至犹有过之。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但是读者也不免会产生疑惑:既然北宋中后期出现了不止一家“新儒中的新儒”,既然新学、蜀学两派最初的地位并不低于理学,何以发展到后世,理学却成为独尊?甚至苏氏蜀学的大本营四川地区,南宋已降也逐渐变为了理学重镇。这究竟是外在的政治、社会环境变迁所致?抑或理学本身就具有某种学理层面的潜在优势,使得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演进后,最终能战胜诸家竞争者?固然本书并不涉及北宋之后的时段,但若能在讨论“新儒中的新儒”一节时稍加阐释,亦可增进读者对整个宋代儒学发展史的认识。

 

此外,本书的某些观点或可以再做推敲。例如在第八章中,作者论及元祐时期的“洛蜀朔党争”,认为朔、蜀之间相互攻击较少,而二党与洛党之间的冲突较多。且“洛蜀朔之间的党争,主要由思想见解的分歧所引发”,“皆植根于诸儒秉持的学术不同之故”(256-258页)。实则由《长编》等史料记载来看,当时旧法派的内部倾轧状况比作者所述更为复杂。洛、蜀水火不容,以刘挚为核心的朔党与蜀党之间也有激烈冲突,反倒是朔、洛二派系在人员构成上有重叠之处。又,当时旧法派的内斗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看仍是源于权力争夺。诸人攻讦苏氏兄弟,更多是出自对蜀人坐大的担忧,朝中对程颐的批评,则隐隐指向其背后的宰相吕公著。将政争视为思想分歧的产物,未免失之简单,也多少夸大了思想学术对政治的影响。

 

上个世纪,陈寅恪曾预言,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势,必是“宋代学术复兴,或曰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参考本书所描述的宋人推陈出新,光大儒学的历史,今人或可仔细思量,站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究竟该如何继往开来,建立自己的全新学术体系?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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