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从“得”到“德” 开创礼乐文明

作者：董译夫

来源：文博时空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腊月十九日壬辰

          耶稣2024年1月29日

周公出生于商朝晚期。在晚商，“淫祀”成风，一年中有 200 余日都要进占卜，大事小事，也要卜问神鬼才能决定，这是殷墟出大量甲骨的原因。实际上，在商朝后期，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为“尊神文化”的殷商文化，已经开始变味了。

殷商晚期，巫觋失宠，流散民间，直到武王伐纣，商朝落幕。周公是从商朝晚期走过来的，他目睹了“淫祀”泛滥带来的危害，最初酿酒是用来祭神、祭祖的，但是晚商却在贵族平民上上下下的酗酒中，国家失去了平衡。

礼乐早在五帝时期及夏商已有出现，但仅仅是作为祭祀占卜的辅助。周公彻底继绝了从五帝时期到夏周的巫觋主导国家一切事务的体系的传统，开启了“人文时代”的序幕。

周礼，包括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干戚乐舞（古代乐舞的一种，操干戚的武舞），主要记载于“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有规范日常生活的冠礼、丧礼、聘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规范祭祀的察礼，饮食宴客的飨礼、燕礼，规范君臣上下之制的觐礼、朝礼以及军队的出征礼仪等。

“盠”青铜驹尊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盠”青铜驹尊，颈、胸部铸有铭文 9 行 94 字（含重文 2 字），器盖内铸有铭文 3 行 11 字。铭文记述在十二月甲申日早晨，周王在地举行“执驹礼”，赏赐盠两匹马驹，盠称颂周王没有忘记旧族，颂扬周王的美德，盠为祭享父亲大仲作了这件宝尊彝。

执驹礼见于《周礼》，是马驹在二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驾车的典礼，相当于马的成年礼。可见，《周礼》的规范是多么的细致入微，涉及山川、河流、谷物、牧畜、饮食等等方方面面。

01 从“得”到“德”

《周礼》是否是西周初年周公所著？其所记载的政治制度是否真实存在过？这是后世文人学者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记录始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礼作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本文不去探讨《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周公在“德”的基础上完善了夏商之礼，在礼乐中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其思想也一直影响至今。

周公出生于商朝末期，他亲身经历了商朝的衰败与覆灭。在他眼中，夏商服天命， 所以国祚历年甚久，商后来丧失天命，主要原因是“不敬厥德”（《尚书·召诰》），归根究底，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牢固的礼乐制度，整个王朝便会摇摇欲坠。“礼乐，德之则也。”（《左传》），周公云“则以观德”，可见“则”是德的外化表现与观评尺度，判断是否敬德、明德，均在于其是否守则。

通过德与礼的统一，获取天命保佑的方式由“事鬼敬神” 转化为“敬德事礼”，礼成为了“从宗教走向伦理的中间环节”，这不可不谓是从“神文时代”向“ 人文时代”过渡的一大创举。周公制“周礼”，将其由个人的思想意识或部族的文化传统，转化为国家的意志，确立为周之礼乐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礼乐“纳上下于道德”的文治传统，真正的奠定了周之礼乐文明的基础。

何尊

何尊是第一个出现“中国”的青铜器，同时，也是第一个出现“德”字的器物。何尊之前的器物，无论青铜器还是甲骨文，“德”字都无心。在这之前，无论是表示得到还是表示道德，全部是无“心”，全是“得”。何尊之后的铭文，表示道德的有“心”，这意味着三千多年前德政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何尊铭文中的“德”字

“德”，会意兼形声字。从图 1 的甲骨文形体来看，它的左边是“彳”（chì），它在古文字中多表示“行走”之义；右部是“直”字，其字形像一只眼睛上面有一条直线，表示眼睛要看正；二者相合就是“行得要正，看得要直”之义。图 2 的甲骨文是“行”字中间一个“直”字，它所表达的含义与图 1 是一样的。西周金文的形体与甲骨文的形体基本相似，只是有的字形在右边的眼睛下加了一颗“心”（图 4），这时的人们又给“德”字的含义加了一条标准，即除了“行正、目正”外，还要“心正”，可见人们对“德”字的含义标准要求越来越高。古人认为心是主管思维的器官，它是德之血脉所在。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两者互为表里。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视有着特别的礼仪要求，即“非礼勿视”。而这种要求的基本点就是目光端正，合乎规范。德不仅仅是思想、目光的问题，它与行为举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02 礼乐制度的发展

如果说“分封制”和“宗法制”是西周的立国之本（政治制度），“井田制”是西周的安民之本（经济制度），那么“礼乐制”就是西周的文化之本（文化制度）。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主要是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并对社会进行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是祭神的供奉，乐是娱神的歌舞。中国的礼乐习俗形成于夏商时期，成熟于西周时期。《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始见于商代甲骨文，本指祭神、敬神，因此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随着古代祭祀活动逐渐规范，“礼”也成为了与祭祀活动相适应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最终演变为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

“颂”青铜壶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颂”青铜壶（局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颈、腹部内壁铸铭文。铭文凡 21 行 151 字，记述了作器者颂受到周王“册命”。《颂壶》所记“册命”典礼进程，与《周礼》、《礼记》、《仪礼》及《左传》中所载相符，两者可彼此印证，使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了解西周时期的“册命”典礼，商朝繁复的巫祝没有了，代之以庄重得体的仪式。在考古出土的周代器物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商朝墓葬往往有大量的酒器，但是周朝出土的文物中，几乎很少见到酒器。

虽然禁用酒祭，但是其实周人早期的礼乐制度几乎完全借用殷礼，这是因为当时殷人的文化水平高于快速兴起的周人。但周公、成王之后，周人的礼与殷人的礼差异逐渐变大。三监之乱后，西周政局开始稳定，需要着手消除殷商的文化影响力，因此就有了周公的“制礼作乐”。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夏、商、周的礼仪制度有承袭关系，其主体思想不变，变化只能用“（减）损（增）益”来形容；将来继承周朝的朝代，就算百世以后，也还能看出它们的承接关系。因此与其说周公在“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改造以适应新生的政权。

孔子像

周公旦在夏商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取舍、规范和定义，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具体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与礼同源于祭祀的“乐”，经周公改造后，也得到了升华，与礼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演乐同样有十分严格的制度，不同等级的贵族配以不同的乐舞。

列鼎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制规定，主要出现在周代。根据这一制度，不同级别的贵族在使用鼎的数量上有所区别，从而体现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差异。

编钟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尊卑的象征。编钟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

收藏于山西考古博物馆的北白鹅墓地 M 1 出土的编钟，为周代礼乐重器

按照《周礼》的规定,周朝的天子，在举办宴会或者祭礼祖宗神灵等时，可以使用三架编钟，诸侯国的国君只能使用两架编钟，至于士大夫仅可使用一架编钟。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编钟的使用数量出现了僭越现象。

周公还将礼乐制度和尊卑制度生活化、大众化，渗入到社会习俗和百姓生活里面。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我们熟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礼乐制度，是周公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制度改革，政治制度与社会礼制相辅相成、互相映衬，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的社会，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03 孔怀之重 谆谆教诲

有人可能会疑问，何以确定就是周公完善了礼乐制度？下面我们从《尚书》入手，探索周公“制礼作乐”的源头。《尚书》记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回顾前文，西周初年周公为了巩固周人灭商的胜利果实，对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周人子弟和西周灭商的功臣。康叔封是周公的弟弟，素来与周公相亲厚，并且很有才干，所以周公分封他到卫国去，使其接管殷商旧地。但卫地毕竟曾是商王朝的大本营，深受殷商文化的浸染，且对周人有着天然的敌视。能否治理好殷遗民，使其接受并服从周人的统治，事关西周政权的长治久安，所以康叔就封前，周公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训诫。《尚书》中的《康诰》《酒诰》和《梓材》，均是周公教导卫康叔如何治理殷遗民的训导告诫之辞。这些诰辞繁复周详，叮咛备至，生怕康叔施政不当、治殷有失，再生事变。由此不难体察出此时周公忧慎戒惧的心态，亦能折射出周人所面临的严峻情势。

周公之忧，从他对儿子伯禽的训导中亦可看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典出《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

伯禽

周公姬旦派长子伯禽（又称禽父）去管理鲁地（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而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伯禽，姬旦没有去封国做国君），临行时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却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来接待贤士，这样还怕失掉天下贤人。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有国土而骄慢于人。”周公礼贤下士，求才心切，进食时多次吐出食物停下来不吃，急于迎客。后遂以“周公吐哺”等指在位者礼贤下士之典实。

康叔此去，身上肩负着三项责任。《康诰》载周公之辞曰：“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因殷地刚经历过武庚、管蔡之乱，所以康叔的首要任务在于安定殷民。在安民的同时，还应完成对殷遗的改造，使其成为“新民”，主动接受并认同周人的统治及其文化。只有这样，周人才能长久地拥有天命和天下。

康叔

那么，如何才能完成这三项使命？周公教导康叔要时刻谨记“明德慎罚”四字。

经历了商周之际历史巨变的周公，非常看重历史的经验教训。殷商王朝的后期，以商纣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以严刑峻法来维护他们的残暴统治。《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商纣王发明的有“炮格之刑”，另外还有醢刑、脯刑、烹刑等。从甲骨文中可以窥探商代的刑罚和暴政：“伐”，就是以戈砍颈；“圉”，字是一个人双手带着刑被关起来，也就是监狱；“羌”，字是人戴羊头之形，在商人眼中，羌人几乎与牲畜无异，因此每每祭祀都要以羌人来活祭。

“伐”，会意字。“伐”字由“人”和兵器“戈”组成，许慎《说文解字》认为“伐”的构型像人执戈。

“圉”，会意字。上古的人们触犯法律之后也会被关押起来。

周公对殷人“先鬼而后礼”的天命思想进行了反思，认为“天命无常”只是表象，天命眷顾的核心是“德”，即民心所向。天命以民心向背为依据，决定王权的兴衰；而民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的“德”，于是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将殷人的“重神事”转移到周人的“亲人事”中来，从而用礼乐制度来表现和巩固周人之“德”。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周之所以纲纪天下， 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 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公制作之本意， 实在于此。”

在《康诰》之中，周公认为周之所以能够克殷的原因就在于“明德”和“慎罚”。关于明德，周公告诫康叔，一定要能够光大文王的仁德。当年文王，不仅不欺侮孤老、寡母，而且还能在人民面前平易、恭敬、谦虚。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西岐的繁荣。之后，武王也是因为继承了文王的仁德，才完成了灭商的使命。如今你也要成为一国之君，一定要牢记先王的教导，以德服人。一定要关心百姓的疾苦，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所谓“慎罚”，主要是说要谨慎地对待刑罚，不要把刑罚作为维护统治的首要工具，且应“先仁而后罚”。

商人沉湎于酒，也被认为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商纣王的罪状之一就是酒池肉林。卫国所在的地区有大量殷商遗民的存在，如何对待酒，也成为康叔到卫国之后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周公还专门写了一篇《酒诰》来对康叔进行指导。

青铜爵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青铜爵是先秦时期重要的酒礼器，出现于夏代，商代达到鼎盛，西周中后期基本消失。关于爵的功能有多种说法，有专家认为它是温酒器，祭祀的时候用来行“歆”“祼 （guàn）”之礼，“歆”是指加热爵中的酒散发出香气供神享用，“祼”则是将没有蒸发完的酒以“灌地之礼”求神。

周公告诫康叔，殷商王朝之所以能被周人消灭的重要原因就是商人沉湎于酒，康叔到了卫国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切不可步商人之后尘。周公并没有要求康叔彻底禁酒，中国文化从来都不禁酒，周公的伟大之处在于将酒纳入到礼制之中，既能发挥酒的娱乐功能，又能把酒的危害降到最低。

淅川出土铜禁 现藏河南省博物院

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周初曾经厉行禁酒，可能是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所以把置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大盂鼎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铭文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册命”。铭文自首行“王若曰”始，至第七行“故丧师已”，系西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立国之勤勉与商内、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之教训。

历史学家钱穆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称：“中国古史所传述之圣人， 如尧舜汤文武， 其人其事， 传说之色彩常胜于纪实。若论人物个性在中国历史上之明显表现，而具有真实重大之影响者， 则应自周公始。”回顾周公旦的一生，他克商伐纣，辅佐少主，东定叛乱，营建成周，制礼作乐，他以雄才大略，为维护和巩固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做人做事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也成就了一代圣人的风范，而为后代所敬仰和推崇。

参考资料
 
[1]翟明女,钱宗武.论中国第一部禁酒令《酒诰》的人文理性[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01):79-86.DOI:10.16783/j.cnki.nwnus.2021.01.009.
 
[2]王浩.《康诰》为何把“明德”与“慎罚”并提——“古典新读·《尚书》篇”之二[J].博览群书,2019(07):78-81.
 
[3] 张劲锋. 周公史述与传说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21.DOI:10.27292/d.cnki.gsxfu.2019.001187.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