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族书院到乡村书院的变迁：清代湖南郴侯书院史实考述

作者：兰军

来源：“儒藏”微信公众号

清代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是一普及与流变时期，而书院在清代普及的实现有赖于广大农村地区家族、乡村书院的普遍建立。家族书院与乡村书院是构成我国古代书院体系的底座，是书院体系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类。乡村与家族书院在书院发展史上渊源极深，乡村书院在一定程度上脱胎于家族书院，前者以其显著的地缘性特征，克服了后者因血缘局限所带来的不足，是家族书院的扩展与升华。两类书院又多因规模小、经费有限、影响力弱而难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书院的基本概况也往往因文献记载的稀少而难以完整呈现，因而在目前学界的书院史研究中探讨由家族书院至乡村书院的演变是一薄弱环节。本文试图借助《郴侯书院志》与清代及民国时期郴州、兴宁地区的多种方志资料呈现清代湖南兴宁县程水乡地区由家族书院到乡村书院的变迁历程，即郴侯书院在创建背景、基本面貌、祭祀、规章与经费等方面的概况。

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郴侯书院兴建的背景因素

郴侯书院所在地兴宁县程水乡是一个有着久远家族书院历史的地区，家族书院的兴盛推动了程水地区文教的发达，然而家族书院在发展中存在的缺陷也成为晚清程水乡士绅筹建绅办官助形式乡村书院——郴侯书院的动因。清咸同年间程水乡官绅以带有浓厚地缘性特征的郴侯书院取代前代以血缘性特征为主的家族书院，是乡村社会由家族书院向乡村书院变迁的典型。

北宋时期程水乡曹氏宗族建有醽泉、观澜两书院，两书院历宋、元、明三代几度兴废，为曹氏宗族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曹氏成为程水望族。元代大德年间郴州教授左元龙在《观澜书院记》中记载：“宁为郴望邑，曹为宁望族，清淑气锺，多魁奇材德之士，乡举里选代不乏人。乃于醁潭上构书堂以训族党少俊，取孟子观水必澜之意以名，意亦深矣。”宋元鼎革之际观澜书院废毁，迨至元辛卯年间书院得以修复，至明嘉靖年间书院由曹氏宗族再度重修。自宋至明，观澜书院培育出大批科举人才，使曹氏成为宁邑望族，也推动了兴宁地区文 教的兴起。嘉靖二十六年（1547）兴宁县训导欧坤在《西泉重修观澜书院记》 中记述了观澜书院在宋明时期为曹氏宗族所培育出的科甲人才，“有绍定戊子赐进士曹行锡，端宗己卯乡试进士曹大椿，大德元年状元曹一本授左春坊第一，同榜二甲傅轳授翰林学士，又大德丙午赐进士曹一鉴。明成化甲辰尚有乡贡士曹镛附记于此”，可见观澜书院对兴宁科举人才的造就之功。

辰冈书院为南宋程水乡名宿袁文敷所建的宗族书院。辰岗书院的兴建情形 在郴州教授林应春于南宋咸淳十年（1274）作的《辰冈书院记》中有明确记载：“有文敷者，乡之名宿也。率子弟侄等创辰冈书院，以馆其族人之俊者， 建义庄以资来学于书院者，其条目规划，隐然有范文正之风，而婚姻不与焉。”至清初辰冈书院已培养出大批袁氏子弟入仕，袁氏宗族也成为程水乡的望族之一。“袁氏之先，有讳屺者，官吏部郎中，以清节著。后人称‘清郎中’，入祀乡贤。又见其先有讳才辅者，登永乐戊戌进士，授赣州府宁都县令， 至今从祀宁都名宦，本邑亦入祀乡贤。又其先有讳克俊者，登洪武乙丑进士，任礼科给事。至今登乙榜而列贡籍者，代不乏人。”

文峰书院在程乡高冲，世为焦氏读书之所，约建于宋，明进士焦从周扩建。文峰书院的历史变迁在张益的《文峰书院记》中记述道：“进士焦君从周谒余，请曰：吾家世居郴之塘西，今居属邑程水乡之高冲者曰远祖，宋元丰间所迁也。吾先祖尝因家塾之旧，面峰为书院，而以‘文峰’名之，元季毁于兵。洪武初，曾祖必政始于旧址重加构筑，中为堂，左右有廊……乃延明师以教子弟。文峰书院使焦氏家族在明朝时显赫于乡里，至明永乐年间从周之父起良中永乐戊戌进士，官至户科给事中，从周中正统己未进士。

兴宁程水乡家族书院的兴盛，带动了当地自宋至明文风的兴起，兴宁知县万时若昝论及“资水古称名胜之邦，以其文章道学名于世，载于志者难以更数，程水乡其尤也。是乡昔有观澜、辰冈、文峰三书院争雄鼎立一时，飞声艺苑，摘藻词坛，固已极人文之盛矣”，而兴宁另一位知县彭嗣昌对程水民风的谈论则为：“兴邑民俗，勤俭有古朴风。其士人亦循谨自持，无嚣张气习。四乡之内，笃学能文者固不乏人，而北乡称极盛焉。北乡近有书院之建，皆其地士民不惜重资，踊跃从事，其有志于读书上进，深有足嘉。”家族书院的局限性在于支撑书院发展的力量单一，书院规模难以扩大，书院常因宗族的兴衰而停废。书院在培育人才上以各姓子弟为主，辐射面狭窄。兴宁家族书院这些方面的不足在郴侯书院兴建之时也被当地士绅清楚地提及。贡生侯栓、训导曹惟精在《郴侯书院志》的序言中即称：“程水乡古有书院四，醽泉最先，观澜继之，辰冈次之，文峰又次之。其圮而废也均数百年矣，何故也？辰冈归袁，文峰归焦，醽泉、观澜归曹，其成也方术同之，其毁也一姓私之。”其见解可谓切中家族书院的弊端所在。曹炳奎在《建造郴侯书院记》中也认为四书院 “乃风消雨蠹，不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者，盖止一姓一族教泽所及未广也。今则郴侯为兴邑名山书院，为通乡义学，将来秀良叠出，应历兵燹荡风雨而常保勿替者”。这也成为程水乡士绅对郴侯书院的期望。

郴侯书院的筹建除试图克服前代家族书院发展的局限外，亦有基于当时社会现实的考虑。郴侯书院筹建于清咸同年间，而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军鏖战的后期，此前长时间的战乱导致文教衰败，前期的家族书院也均废弃已久。“骤遭兵燹，学舍废，人才渐衰，于今已数十年矣。”可见家族书院在抵御自然灾害和社禽动乱方面的力量较为单薄，这也成为程水乡官绅民众筹划由家族书院向乡村书院转变的外因。兴宁程水乡素来民风淳朴，向学风气浓厚，时值战乱后期，兴复书院与提倡文教再次为地方官府与乡绅所关注。咸丰年间程 水乡诸姓士绅已酝酿新建两所书院整合之前四所家族书院的资源，其时义声一倡，乡中义士靡然从之。在书院选址时，众乡绅使堪舆家曹维新按舆图选名胜之区，曹氏认为郴侯山最良，而书院首事未信从，使书院建设犹豫未决。此时地方官员的积极介入，使书院选址于郴侯山最终确定，据书院志载：“彭公厚轩履其地谓可出理学名儒，而前邑宰傅公亦谓其有郁郁葱葱佳气，其议始定。”郴侯书院的建设过程亦较为艰难，在官府、乡绅的努力下历经六年始建成。“遂以戊午秋鸠工攻位，继而兵燹往复，故自大成殿而讲堂而左右斋房于今六年使得成。”可见，郴侯书院是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背景下兴宁程水乡乡绅与地方官员为振兴地方文教，并力图避免前代家族书院的弊端而建的一所带有官方色彩的乡村书院。

二、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融：郴侯书院的外在环境与内部建筑

我国古代书院在选址上多要求风景秀美宁静，风水优越之地，注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书脘多建于城郊风景秀丽的山麓地带，或濒临河湖旁边，或建于溪水环流之地，以陶冶生员情操，俾其进德修业。

郴侯书院的兴造地点由前后两任兴宁县令傅公与彭公亲自确定，书院的建 设更是集程水乡诸姓望族、乡绅、生员及地方官员之力而成，因而郴侯书院外在环境优美宁静，内在建筑模宏敞，内外条件均远胜于前代曹、袁、焦氏所建的家族书院。

郴侯书院因其坐落于郴侯山故名，郴侯山为兴宁地区的名胜之地，历史源自汉代。“郴侯在兴宁北境，古谓之侯公山，宁邑名区也，实古郴县旧壤也。志称汉昭帝侯楚怀王孙畅于郴宇实启此。此地本郴地，故侯曰郴侯，后虽析其地为宁，俗仍以郴侯姓其山，今且以郴侯名其书院。”郴侯书院可谓建于名山之中。郴侯书院坐落于郴侯山腰，程水经兴宁县向东流经侯公山下，可谓自然风景优美。驻足书院，远眺可见前有长江回环，后有冠山屹立，左与延道河波流相接，右与迴龙山日出争锋，四顾空明，渺无涯际，实为生徒居其中进德修业息游的佳地。近观书院可见其上有侯山之冠盖，前有雁字之排行，映以迴龙之清奇，带以程江之萦绕，古树参差，仙踪缥渺，每当风花雪月，幽绝倍增，而妙生文境。郴侯书院所处环境优美、空旷、宁静，为生员读书修身其中提供了优越条件。

郴侯书院内部建筑注重与郴侯山自然风景的和谐统一。书院建筑依山势走向而错落布局，整体建筑风格质朴，规模宏大，注重实用。院志载书院有房屋四十余间，书院大门拓地数十余丈，广可容纳百余人，结构森严，规模宏大，去雕饰而质朴。院门向里步经两廊共十余间，可达大成殿。大成殿高甍巨桷、石柱耸立，稍事雕刻亦不华靡。大成殿下为讲堂，朴实无华，讲堂两侧各为东西斋舍，西斋为生员居所，东斋为老师游息之地，斋后有花园。自东斋而下有两廊，外斋各五间，近门楼者各四间，厨房东西各一间，俱不事雕饰，朴素坚实。

书院的建筑服务于书院各项具体功能的发挥。郴侯书院内的建筑，如殿堂、斋舍、廊门亭榭等也体现了书院各项日常活动规制的完备。郴侯书院以大成殿居中且最为宏丽，反映出书院对祭祀的重视；书院院门宽阔高大，可容百余人，反映出郴侯书院鼎盛时期规模的宏大和在当地文教发展、传播中的显著地位。

三、精神教化与规制的统一：郴侯书院的规章、祭祀与经费

书院的祭祀对象体现了书院的学术认同与追求，书院祭祀活动是其教化弟子与影响地方社会的途径。书院内规章制度是书院日常活动有条不紊进行的保障，而书院经费的充裕与否又直接关系着书院的盛衰。清同治二年（1863）郴 侯书院刚建成之后，程水乡绅又编纂了《郴侯书院志》，志中保存了郴侯书院 在规章、祭祀与书院建设经费方面的丰富资料，有助于我们窥见书院的内部机制与职能。

郴侯书院的规章制度主要由清顺治九年（1652）颁布的《钦颁学校卧碑》、乾隆四年（1739）的《上谕师资》、乾隆十年（1745年）的《上谕文体》及部分先贤先儒的名论等构成，其学规则采用《朱子白鹿洞规条》。从这些规约可见清代中后期的郴侯书院作为一基层乡村书院，受朝廷文教政策影响颇深，已纳入朝廷所控驭的文教组织范围。在书院的具体管理上，由程水乡士绅每年公推一名素有名望的乡绅进行管理。规定生员如有酗酒、嗜洋烟、赌博等恶行的一经査核即驱除出院。书院山长待遇上规定修金定为一百四十串、薪水钱四十串。郴侯书院重视生员科举人入，在书院志序中地方官员即希望书院生徒能够处为名儒，出为名宦。在书院制度上体现为书院设有丰厚的宾兴之资：“拔贡人京公帮钱六十千文，中举人京公帮钱八十千文，进进士公帮钱一百千文，点鼎甲翰林公帮钱一百千文，出仕饯行钱二十千文。”郴侯书院由于具体事务由士绅打理，大方向上由地方官府监控，其性质已成为一所绅办官助的乡村书院。由于书院获得了广大乡绅阶层及地方官府的支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家族书院发展模式的缺陷。

郴侯书院每年举行祭祀三次，分别为：至圣孔子诞辰一次，每岁春秋仲月上丁对先师孔子及其他先贤、先儒的祭祀。郴侯书院志中对书院祭祀对象、参与祭祀人员、祭祀程序、祭祀供品、祭祀礼器等保存有详细的史料记述。郴侯书院的祭祀对象可谓众多，按祭祀对象牌位供奉地点的不同分为大成殿、东西两庙、崇圣祠三部分。书院的整个祭祀以孔子为中心，大成殿中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位于正中南向。殿内东西两侧有四配即颜子、子思、曾子、孟子的神位，

殿内次东西两侧还供奉有十二哲神位。十二哲中有十一人为孔子弟子，另有朱熹位居十二哲内，可见清代书院对朱熹的尊崇。东西两庙中排列的祭祀对象为先贤、先儒，两庙中共祭祀122位历代先贤与先儒。崇圣祠旧名启圣祠，祭祀启圣公叔梁纥，另有孔子五代先祖的神位。崇圣祠东西两侧还祭祀有子思、 曾子等先哲的父亲。郴侯书院的祭祀对象是以孔子为中心包含历代先贤与先儒的庞大群体，其祭祀特征既有别于家族书院注重对先祖的祭祀，又有别于一般乡村书院祭祀对象多为某个或几个先贤、先儒，而与官学中的祭祀特征相似， 反映出郴侯书院的官方色彩。

郴侯书院的整个祭祀仪式可谓隆重、烦琐。参祭人员以县令为正献官，其他僚属分别充任司祝、司香、司皂、司馔等；引赞、通赞、引班多以书院弟子员中娴熟礼仪者担任。祭祀前一日，各殿庙须打扫整洁，参祭人员沐浴食斋。祭祀之前书院弟子员分别在各神位前陈设相应的供奉，诸如先师位前有牛一, 羊一，豕一，登一，钏二，篕二，簋二，遜十，豆十，鑪一，镫二等。祭祀当天，昧爽时各官员着官服齐集于大成门外官厅，由弟子员引人，奏钟鼓之乐。之后各位祭司官员盥手，再奏礼乐，祭司官员依次到先师、先贤、先儒位前上香，跪，叩首，诵读祝文等，完成一系列仪式后，再受福胙，饮福酒。《郴侯书院志》中祭祀部分还列有祭祀时用的祭品与礼器，两部分皆配图予以解说。烦琐、隆重的祭祀过程足以说明书院对祭祀的重视与祭祀在书院所开展活动中的重要性。

郴侯书院是一所绅办官助形式的乡村书院，其建院经费主要来源于官绅民众的捐赠。地方官员多捐资以为倡导，乡绅则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捐助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郴侯书院的生徒也积极参与了捐资，此外程水乡下辖各村都的普通民众也广泛参与捐资兴办书院。书院建设经费的来源可谓多元。

捐资官员均为兴宁县的地方官员，如时任兴宁县知县万时若捐银一百两，前任兴宁县知县彭嗣昌捐银一百两，县儒学教谕与县儒学训导各捐银二十两。值得注意的是程水乡绅的捐助是以各乡绅家庭为单位记录的，其“或捐租田或捐银钱，间有将捐项总汇于祖父名下或于乃祖、乃父下分注己名捐项若干”各家乡绅的捐赠包含银钱、租谷、禾田等多种形式。如其一段记载为：“诰封曹楚魁元年捐钱八千文。长男职员达道十年捐钱九十六千文，元年捐租谷一百零四桶，地名十八都崇祯观禾田九担一坻，又出山口杆坦禾田十四担一邱，又段、刘、黄诸乡绅家庭数量为多，程水乡乡绅宗族成为郴侯书院创建的主要捐资群体。

书院生徒踊跃捐助书院创建在古代书院创建过程中较为少见。郴侯书院生徒群体的捐赠多在六千文到一千文之间，而捐助人数竟达314人之多，反映出郴侯书院生徒群体对书院创建的热情。捐资生徒中有生员5名，庠生4名，副生1名，监生2名，国学1名，可见郴侯书院有别于一般处于蒙学初级教育阶段的乡村书院，而更趋于处于中等教育阶段的府县级书院。郴侯书院捐资生徒群体在姓氏上以曹、袁、段、刘、黄诸姓为多，其中曹姓书生即达67人。书院书生中大姓子弟较多，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郴侯书院是在整合程水乡诸家族书 院资源的基础上而成。郴侯书院的创建得到了程水乡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书院志中最后部分是对程水乡下辖各村都乐捐民众的记载。该部分的登记以各村 都为单位每名乐捐者捐资数目几百文到几千文不等，涵盖得胜、威武、龙虎、桃源、丹、五谷、鹿鸣七团及七都一都的2000多名乐捐民众。

郴侯书院的创建确为当时程水乡士绅民众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与大力支持。这也反映出清代晚期乡村书院作为乡村社会的文教组织，之所以能饱经动乱摧残而屡废屡建生生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书院根植于乡村社会各阶层民众之中，在乡村社会中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书院是介于官府和民间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既不等同官学也有别于私塾与社学。书院与官府和民间的动态关系一直是贯穿于书院发展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兴宁程水乡地区书院自宋至清的变迁轨迹反映出迤至清代中晚期官府 对乡村书院控驭的强化。郴侯书院自捐资筹划兴建到书院祭祀、条规的设立等诸多环节都有地方官员参与其中并发挥显著影响。而以郴侯书院为代表的清代中晚期乡村书院也并非仅仅充当乡村地区基层科举人才培养的单一角色，而是深处于乡村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社会各阶层有着密切的互动联系。伴随着清代中晚期乡绅阶层在地方社会影响力的上升，乡村书院日益成为地方官府与乡绅阶层对地方社会实行思想、文化控制的媒介。

作者简介：

兰军（1987-)，男，山东蒙阴人，201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获中国史博士学位，现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书院历史与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明清浙江阳明学讲会研究”，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青年专项重点项目“中国古代书院德育为先教育路径及现代价值研究”；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学术期刊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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