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王船山？

作者：吴双江

来源：《文史博览·人物》2021年第12期

（壶生老师书）

编者按：一块“顽石”，开出了夺目的思想之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过去，众人皆知陆九渊、王阳明。被“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之语所震撼，被阳明的“良知”所感染。而思想家王船山“生养性气”的深刻蕴意，不被大众理解。好在船山文化与其文化推广者惺惺相惜，留下了精神回响。而这一回响，让船山文化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如今，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精神境界和他的人格魅力越来越绚烂夺目。可以说，船山哲学思想始终脉动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在当下依然被时代与人民所需要。

“船山，山之崖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

这是王夫之绝笔《船山记》的开篇之语，文中他自比顽石，“无可名之于四远，无可名之于后世，偶然谓之，歘然忘之”，没有热闹和喧嚣，一生静默，一生朴素刚顽，“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

文章作于1691年秋，距离王夫之去世只有一年时间。在这之前，他已写好自己的墓志铭：“抱刘越石之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并正告子孙：不可改动一字。

这个自比顽石的老人，因晚年长期隐居在湖南衡阳县石船山下，后世尊称他为“船山先生”，也叫他王船山。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不仅是近现代湖南的精神领袖，还是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湖南的走向。

300多年来，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如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杨昌济、毛泽东等人，纷纷从船山学说中获取启迪，尤其是船山学说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否认“天命”、趋时更新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思考与奋进。

王船山的思想从未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大道，而且“立乎其大、着眼于远”，因此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魅力，随着时间推移，愈能显现其现实价值。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湖南衡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

01 一生朴素刚顽

时间的指针回拨到402年前的那个秋天，1619年，王船山出生在湖南衡阳府城南回雁峰下的一个读书人家庭。家中三兄弟里，王船山最小，母亲待他最亲，叫他三三。

王船山或许天生就是读书的种子，4岁进私塾，14岁就中了秀才，后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吴道行教之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船山的思想，形成了王船山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如果不是遭逢国破的大变故，他将延续着读书人的科举轨迹，学而优则仕，然而却撞进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岁月。

王船山学习成长的年代，大明王朝已经内忧外患，大厦将倾。1642年，24岁的王船山赴武昌参加湖广乡试，中第五名举人，这一年距离明朝覆亡只有2年时间了。翌年，他北上参加会试，然而整个北中国，都已经狼烟四起、兵火遍地，道路被阻，他被迫返乡，心中仍存一个读书报国梦，期盼早日太平。但再过一年，1644年，甲申巨变，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旋即满清入关。26岁的王船山，闻崇祯自缢，悲愤不食数日，作《悲愤诗》一百韵，后尽毁于兵灾。

随着明朝换代，江山易主，王船山的入仕之梦无情地幻灭了，但他的书生报国梦却依旧滚烫。他誓死不降清，在南岳武装起义，失败；出仕南明小朝廷，被奸人构陷，入狱。此时的王船山已年过中年，他终于对死到临头还勾心斗角的南明各个小政权失望透顶，悟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不再以恢复明朝为志向，回归湖南。但他也不向满清屈服，宁肯四处逃亡飘泊，化身瑶民寄身荒山野岭，也誓死不降清，而且宁肯丢掉脑袋，也坚决不剃发，仍然保留着大明男子的发型装束。相传他每次外出，不论晴天还是下雨，他都手擎雨伞，足履木屐，表明自己“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

42岁时，王船山迁居至今天的衡阳县曲兰镇石船山下，觅得藏身之地，先后筑“败叶庐”“观生居”和“湘西草堂”，从此开始高强度的阅读与思考，在孤独中做学问。湘西草堂当时是“食禽过不栖”的穷地方，但他“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即使断粮数日，仍手不释卷。没有纸了，他就写在账簿上、香火纸上。没有墨了，随手注上一些药汁又接着写下去……

1692年正月初二，王船山与世长辞。他留下的是100多部、400余卷、800余万字的思想巨著！他所著的《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汇聚成中国古典哲学星空里一条璀璨的星河。

纵然星河寂寞，王船山沉寂一生，他的文字在清初文字狱的恐怖下，注定只能在时间中湮没，他逝世后两百年间，也鲜有人闻其名。但正如他生前预言的那样：“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02 “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诚然，王船山的价值与作用，并不在他活着的时代，而在他被“发现”的时代。

1839年，距离王船山病逝，已经147年，62岁的湖南人邓显鹤从王船山的六世孙手中，拿到王船山的遗作手稿。他大喜过望，着手编纂《船山遗书》。邓显鹤也是一个奇人，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中过举人，但他“厌薄仕进”，以传承湘学作为自己的最高志趣。他深知船山著述的重要性，经过多方搜求，在船山去世一个半世纪后刊成《船山遗书》，第一次系统地编辑出版船山著作，船山学问才开始得到广泛传播，深深影响了湖湘乃至全国的士子。

令人感慨的是，1840年，《船山遗书》开雕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开启，沉溺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中国人骤然惊醒。面对列强入侵、世界巨变，船山思想恰逢其时地有了用武之地，王船山提出的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给当时中国一大批“开眼看世界”力倡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以启迪。其杰出代表魏源曾认真研读过船山部分著作，深受船山主张“变革”思想的影响，并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著名论点。

终于，在漫长的沉默与孤寂之后，王船山拥有了一大批隔代“粉丝”。

曾国藩是王船山思想的有力传播者，同时又是王船山的忠实粉丝，他曾多次在日记中记载了研究心得。他力倡船山学，历时两年行《船山遗书》，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刻竣，共计56种288卷，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刊让船山学走出湘学地域成为中华显学。

戊戌变法斗士谭嗣同是在船山思想直接影响下走向变法之路的。他服膺船山之学，坦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他怀抱船山精神，大义卓绝走向断头台，以死唤醒中国，成为民族复兴“第一烈士”。

可以说，近现代湖南之所以英才辈出，均可追溯到王船山这个“精神领袖”。时间跳转到19世纪初，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终于在1911年，终结于辛亥革命。船山经世致用的学说和光复汉族江山的民族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跟第一波传播王船山学说者以湖南人为主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前，王船山学说已传播至全国，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大力推崇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高扬船山等人的民族大义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先声，认为其“义声激越”，鼓舞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现代新儒家代表熊十力也认为：“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大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

“王船山一生卓越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奇痛……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远过于汉族前日之所曾经验。”这是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评价王船山的一段话，他也非常景仰王船山。杨昌济对王船山的认识深深影响到毛泽东。

毛泽东从第一师范一毕业，就来到船山学社，并从这里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他到达延安后，开始从理论上探寻中国革命成功之道，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两论”时，毛泽东曾写信给长沙师友，请其找寻船山哲学著作。毛泽东的成功，根本一条就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播种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其中也有船山思想的无形影响。他对王船山还有一句很经典的评价：“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03 当下依然需要王船山

王船山思想的力量，在当下依然被时代与人民所需要。

正如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熊考核所说，船山思想不仅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船山思想的日新价值、大义价值、人本价值、仁生价值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方向和基本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思维成果和共同价值追求。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船山学的基本价值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成为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动力。

比如船山思想的主动“日新”精神与时代创新精神的高度契合。主动日新是船山思想的基本特点。运动变化是宇宙世界的本质，船山以“变化日新”去揭示自然和社会人生发展之道，认为一切事物生命活力都在“变化日新”之中。他主张“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以“日新”天下、“日新”人生去推动社会人生的发展。船山日新精神与时代创新精神本质相通。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创新发展的结果。我们要全面实现中国梦，更要走创新发展的路径。

船山思想还在治国理政等方面有许多独特的思考。他强调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提出“理欲合一”，认为“人欲之各样，即天理之大同”，建立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于民”的历史动力观。在区别“公欲”与“私欲”的基础上，提出一套“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公天下”和“有其力者治其地”的均天下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早期启蒙者的人文主义思想曙光……

实践和历史再一次证明，王船山非但没有成为明日黄花，相反，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精神境界和他的人格魅力越来越焕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彩。

他自题湘西草堂的一联是：“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正如历史研究者关山远总结的那样，如果说“六经责我开生面”讲的是王船山的学术抱负与使命担当，那么“七尺从天乞活埋”，就是他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豪情与胆识。这一联，真是王船山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当今社会，我们若能用这样的胸襟和视野来观照现实人生，就多了一份丰厚，多了一种秉持，也就平添了思想的宽度、精神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如今，王船山已经离开我们三百多年，人类世界早已“换了人间”，他所坚持的和他所反对的，都已不复当初的模样，但他的思想之光，即使在不同的时代里，依然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