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荣】《孔子家语·五仪解》解读及时代价值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4-02-22 01: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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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五仪解》解读及时代价值

作者:杨富荣(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论语学研究》(第三辑)

 

最近几年,有个词非常热,叫“国考”,即指每年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国家公务员考试,各级的公务员、事业编考试,归根结底,是为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选拔可以治理国家的人才。而如何选人、选用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是每个时代都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对于社会管理人员的选拔,同样是非常重视,《孔子家语·五仪解》篇就是讲在国家治理上如何选人、用人的话题。何谓“五仪”?所谓“五仪”,就是五个标准。本篇所记述的内容,全部都是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话,因为首章记述的是孔子论述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仪,并详细地讲述了五仪的不同标准,故以“五仪”为篇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关注现实政治、社会治理,提倡仁、礼相结合,主张修身与为政的内在统一。本篇关于治国取士和立身处世之道的论述,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具体阐发,体现了孔子“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思想理念。

 

一、治国之才,志向是方向

 

《五仪解》的开篇直奔主题,鲁哀公想选拔人才来治理鲁国,于是向孔子请教。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

 

“如何取之”换句话讲,要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是治国之才,也就是选拔人才,以什么为标准。这是鲁哀公想要解决的问题。孔子回答哀公取人之法的发问,反映出孔子的人才观。孔子心目中的人才,有什么样的标准?

 

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因为这两句话,后世很多人对孔子有偏见,认为他太“迂腐”了,跟不上潮流,太过时了、太守旧,孔子真的过失、守旧吗?

 

(一)厚古薄今,坚守“明王之道”

 

“志古之道”特别是“服古之服”,只是表面现象。孔子以此想表达的本质,是他所坚持的“厚古薄今”的治世主张。问题的关键在于厚古之“厚”是哪一方面?

 

在《孔子家语·王言解》中,孔子讲得非常清楚,“厚古”“古之道”,就是“明王之道”,就是内修七教,实现“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亲如此,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这是孔子的理想,也成为后世儒家的淑世情怀,代代传承,他们有志于“明王之道”的推行。

 

孔子“薄今”,“薄”的又是什么?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诸侯混战,大国欺负小国,小国人人自危,礼坏乐崩,天下无序。在《孔子家语·问礼》篇中,孔子说道:“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意思是说,现今的当权者,违背族众的意愿,侵伐信守道义的国家。只求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为此不择手段;实行暴虐的刑罚诛杀,不按照法度办事。这样的社会乱象,是孔子所“薄”的,换句话说,叫“人心不古”。

 

如何让人心厚实起来?孔子没有讲大道理,他找了一个点,以人们的日常穿衣、生活方式为突破口,他就讲“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就像今天很多人因为这句话而误解孔子一样,他的这个回答也让鲁哀公误会了。于是哀公直接问:“然则章甫履,绅带缙笏者,皆贤人也?”用今天的话来说,看衣服,就知人品了?那些西装革履的人,就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了?

 

(二)君子谋道不谋食

 

如果这样认为,就误解孔子的本意了。孔子说:“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则志不在于酒肉。”

 

孔子回答“不必然也”,这样的人心志不在食荤、不在酒肉。换句话说,他们不贪图个人的享受,心里装着的是“大道”与理想。孔子心中的“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的人,他们外表看起来很朴实,但是自己的心性非常厚实。他们安守本心,满怀着理想和抱负,坚守人间正道,坚守百姓的利益,心存天下,心念大局。这样的理念,在《论语》中有明确的表述:“君子谋道不谋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不喜欢这样的人。

 

听到孔子这样说,再回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所颁布的大力整顿吃喝风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一系列的措施,就有很深的意义。有人会以为,不就是吃顿饭嘛,干吗老是抓着吃喝不放?生活情趣决定道德情操。整顿吃喝之风,其实是在整顿心志,在引导为政者要心志不在食荤、不在酒肉。只有这样,为政者才可以真正地将心志放在合适的地方,才有可能潜下心来,向群众了解情况,去深入实践,了解社会现实,真正地为群众、为人民办事,形式主义就会越来越少了。

 

志之所在,志向是方向,当领导者、为政者明白自己的心志应该在何处,知道为官的责任和使命。方向定了,就可以来谈如何治国、如何寻找治国之才的问题。

 

二、人之“五仪”,各有表现

 

如何寻找、发现治国之才,这样的人有什么特征?孔子还没说,于是哀公问:先生说得太好了,有这样志向的人,就可以了吗?

 

接下来,就到了这一篇的关键点,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听到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有人或许接着就会想,五仪就是人可以分为五等?将“五仪”简单地理解为五等人,可能有些片面。《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说:“仪,度也。”度,法度,也就是做人做事的衡量标准、准则、依据,所以,一个人由内而外的一种综合表现,可以称之为“仪”。《墨子》对此的解释为:“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依据仪,人和人之间就有了分别,就像区分黑白一样,当然对人的区别又不是像黑白一样简单。

 

“五仪”,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有五种表现、五种状态,孔子认为,人大概可以分为“五仪”。接下来,孔子就详细介绍了“五仪”的状态。

 

(一)庸人:心中无定向,身边无榜样,行动无方向。

 

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庸人?”

 

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这段话中,出现最多、也是最关键的字是“不”,庸人“不存”“不吐”“不择贤”“不力行”“不知所务”“不知其所执”。简单地讲,庸人,心里没有敬畏之心,嘴里说话不靠谱,身边没榜样,也交不到真正的好朋友,做事不遵守大道,小心眼太多,好随波逐流,还分不清好坏。

 

在庸人的心中,没有底线,没有始终如一、谨慎行事的法度和要求,做事情自然就不可能慎终。眼是心灵的窗户,口是心灵的门户,心中没有底线,没有奉为法度的标准,口中又怎么能讲出可以奉为法度的语言呢?所以“口不吐训格之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庸人自然也不会选择贤人托付其身。没有效法的榜样,心中也就不会有定向。

 

说到底,庸人是心中无定向,身边无榜样,行动无方向。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孔子说的这个“庸人像”,在生活中要保持觉知,警醒自己。

 

庸人最大的问题是无所定,士人这个层面,就能够解决“定”的问题。

 

(二)士人:心中有规矩,说话有依据,做事有分寸。

 

公曰:“何谓士人?”

 

“士”泛指我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的社会阶层,后来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在上古时期,士是掌管刑狱的官。到了商、西周、春秋时期,士为贵族阶层,多为卿大夫的家臣。到了春秋末年,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有些卿大夫为了扩大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会招徕一些士来为其出谋划策或壮大声势,于是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为人办丧事,当赞礼;也有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的,孔子就是杰出的代表。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为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简单地讲,士是中国古代社会贵族中的最底层,也是最高级的百姓。孔子详细说明了士的特质。

 

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和庸人的“不”相比,士的“必”字非常多,“必有率”“必有处”“必审其所知”“必审其所谓”“必审其所由”,所以,对于士这个阶层而言,关键字在于“心有所定,计有所守”,在于“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

 

士,内在心中有志向,有可实行的规划、计划,外在行动中,还能坚守住底线。这样的人有想法,有办法,不仅想干事,还会干事,还能干成事。

 

士,对于心中的执守,对于大道、正道的执着,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主动去学习,会以自己的言语来传播正道,还会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正道的存在。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人,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才华,为天下百姓效力,在孔子的心中,这是当权者可以信任的治世之才。

 

用今天的话来总结一下,士的特点是:心中有规矩,说话有依据,做事有分寸。这样的人,做到了三到:知道,说到,做到。

 

接着,孔子又讲到了“君子”之仪。一名君子应具备怎样的品质、特质。

 

(三)君子:坚守正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公曰:“何谓君子?”

 

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

 

这里孔子所讲的“君子”,已经不单指出身高贵的人,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在孔子眼中,忠信是君子对自己品格的要求,所以并不因自己能够做到而别人做不到,或者没有预期的回报而心生抱怨。也就是说,君子高标准地要求自己,不对他人有过多的期待,只是做好自己,不求回报,不指责,不评判。

 

仁义是君子的行为准则,认为自己做到仁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会因此而夸耀自己。君子笃行信道、自强不息,做人做事,不需要外力的刺激、奖赏,自己就有动力,虽然内在很有力量,但外在看起来却是态度舒缓,自然而然。这也就是今天常被提到的一句话: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忠信是君子的底气。忠信使君子所说所做都守在道上,即便被误解、被无端地伤害了,也会坚信大道,坚守正道。就像《论语》开篇中,孔子对自己的人生坚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使被误解,也不生气,不抱怨,这不就是君子吗?

 

思虑通明是君子的格局。思虑通明体现出一份智慧,一份格局,一份穿透现象直达本质的豁达与高贵。所谓谦谦君子,是君子对自己的生命有着高度的觉知,有一颗谦卑之心,在通明中感知到自己的不足,没有自以为是的傲慢。

 

君子坚守正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能包容,很慈悲。君子再进一步,就是“贤人”。

 

(四)贤人:利人利己,和谐统一,世间楷模

 

公曰:“何谓贤人?”

 

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贤人具有这样几个特质:法度、规矩、原则。贤人做事,可以做到“事之宜”,就是事情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在做的过程中,照顾到事情所有相关方的感受,不伤害任何一方。贤人做事,就已经靠近或者是“中庸”的境界了,他们中正平和,坚守正道,他们奉行法度、规矩、原则,既不伤到他人也不伤物,既不伤自身也不伤本性,是一种人与自然、个人与整体、本性与天性浑然一体的状态。贤人的境界,就像“水”一样:水利万物而不争。贤人滋养一切的人、事物,同时又滋养到自己,他们做事,利人利己,爱自己,爱他人,爱百姓,是世间之人学习的楷模。

 

(五)圣人:与天地同辉,润物细无声

 

圣人是君子所敬畏的人,圣人有什么特质?

 

公曰:“何谓圣人?”

 

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如果说贤人是世间的楷模,我们还能看到这样一个人,还能给贤人画一个样子,像水一样,能看到、摸到、听到,那么,圣人就是“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的春风,是“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春光,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春景。圣人就像阳光、空气一样,看似没有存在,又无处不在,看似非常平凡,“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芸芸众生不知道他的德行,他们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普通而真实地环绕在我们身边。

 

孔子所说的“圣人”的境界,他们与天地合德,统物而又通变,无圆,无方,无可,无不可。

 

在圣人那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在圣人那里,“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圣人,成就了每一个可以成就的生命,可是又好像是什么也没做一样。

 

所以圣人与日月同辉,光耀照人,化行若神,无影无踪。好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最大的德是无为而无不为。

 

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完整地表述了人的“五仪”,每个人都可以对照自己,每个人也有了努力的方向。“五仪”不仅是芸芸众生中存在的五种状态,同时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庸人。我们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保持生命的觉知,不断地修身、修心。人人都可以为君子,可以为贤人,可以做圣人,正像佛教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佛”,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一样。

 

三、居安思危,济古维来

 

鲁哀公知道了“五仪”之分,接着就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何来行“五仪”之教?因为他请教孔子,还是想要把国家治理好。哀公说道:

 

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

 

鲁哀公这段话,好比今天的孩子说,我生活在蜜罐里,没有经历过艰苦和贫乏,怎么能体会到穷苦人的不容易。

 

孔子很会鼓励人,他说:

 

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

 

孔子这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现在很多人不会提问题,发现不了问题。然而,发现不了问题,不等于没问题。孔子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开始思考自己的不足之处,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时,那么离问题的答案、离进步就非常近了。

 

(一)循循善诱,济古维来

 

哀公还是非常谦虚地说,您还是告诉我吧。

 

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

 

如何思哀?

 

孔子曰:“君入庙,如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

 

孔子说:“君子进入宗庙,向东走,从东阶而上,抬头看屋顶的椽子,低头看陈设的几案和席子,那些器物都还在,却看不到故去的先祖了。国君从这里想到悲哀,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悲哀了。”

 

如何思忧?

 

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

 

初晓十分就早起,端衣正冠,天刚亮就临朝听政,思虑治国的危难,一件事情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国家动乱以至灭亡的端绪。国君从这里忧虑,也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忧虑了。

 

如何思劳?

 

日出听政,至于中冥,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亦可知矣。

 

日出就处理政事,直到太阳西斜,从别国逃亡奔鲁的诸侯子孙做您的宾客,行礼揖让,各种仪节都很谨慎。国君从这里想到劳苦,也就知道什么是劳苦了。

 

如何思惧?

 

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望,睹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怀着忧闷长思的心情走出城门,彷徨四顾,极目远望,所看到的王国故墟一定会有很多。国君从这里去体会恐惧,就会知道什么是恐惧了。

 

如何思危?

 

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

 

国君是舟,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使舟覆没。国君从这里思考危险,就知道什么是危险了。

 

孔子非常会讲故事,说道理,以鲁哀公一天的工作流程来解释,就把哀、忧、劳、惧、危给讲清楚了,还讲得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贴近鲁哀公的生活,此处也足以见得孔子因材施教的高明之处了。

 

孔子这段话的核心是在告诫鲁哀公,事业需要代代的传承,《中庸》中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为了这份先人传续下来的事业,要知哀、知忧、知劳、知惧、知危。知就是智,智就是知,知道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解人心和人性之所需,是为政的智慧,更是人生的智慧。

 

孔子研究院有个牌坊,叫济古维来,这是什么意思?济古,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维来,来指导当下的生活。学习历史是为了过好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杨朝明先生对此有着清晰的表达,他说,历史只有一个指向,就是指向现在和未来。学史使人明智,一个智慧的人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到经验,让自己的人生少走弯路,用西方的观点来讲,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孔子就告诉哀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施行“五仪之教”。

 

(二)历历在目,且行且珍惜

 

思哀,就是知哀。人不在了,东西还在。说明责任还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思忧,就是知忧。很早就要起来处理朝政,事关百姓的衣食住行,国家安危,不能有丝毫的马虎,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成为国家危乱的导火线,真的是让人忧虑。

 

思劳,就是知劳。一早起来直到中午,太阳都偏西了,都没有停歇地处理本国的事务,其他国家的使节、伴着逃亡的诸侯子孙,行礼揖让,非常谨慎,内外都需要操心,真是非常劳苦。

 

思惧,就是知惧。暂时结束一天的忙碌,走出城门,看到亡国之墟,好比后来《红楼梦》中所写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睹物思人,自己该如何避免这样的境况?以此来警醒自己,就知道什么叫恐惧。

 

思危,就是知危,防危了。君主是舟,百姓是水,怎么能不对百姓好。以此来反思自己制定的政策,是否能让百姓满意,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就知道什么是危,如何化解危了。

 

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君主明此五者,再稍微留意于五仪之事,知道自己该如何做,再能够选择贤达的人,政治上还会有什么过失呢。

 

(三)人才和人品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

 

哀公又向孔子请教选取人才的原则。

 

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孔子认为,“事任于官”是非常重要的,用今天的话讲,发挥每个人的长处,知人善任,因材善用,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孔子还提到几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的:

 

捷捷,花言巧语的人。那些能说会道、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是有仁德的人,他们之所以这么会说,多半是想得到更多的认可、更多的利益。

 

钳钳,妄言乱语、胡说八道、捕风捉影的人。这样的人不踏实,容易混淆是非,换句话说,不靠谱。

 

啍啍,多言多语的人。俗话说,嘴上得有把门的。这样的人做事多不着边际,不据事实,容易欺诈寡信。

 

孔子总结说:

 

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此段话非常明确地显示了儒家所强调的“成才”还是“成人”的问题。早期儒家认为,成人比成才更重要。当一个人的人品不行时,越有能力,越可怕。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四、王道行天下

 

解决了识人、选人的问题,鲁哀公回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国君的野心和报复,他关心鲁国的发展,他的目标是国家“小而能守,大则攻”,要实现这样的理想,要采取什么样的治国之策。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其道如何?”这句话其实不用解释,都能听得懂。弱的时候能防守,强大些的时候能攻打人家。

 

(一)爱民,养民,国安矣

 

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相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仇也,将与谁守?”

 

简单地说,惠百姓,则天下自然归服。惠百姓,表现在“朝廷有礼,上下相亲”,也包括“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山川河流都是百姓家的花园,可以自由出入;减税、减赋,物质生活有保障,也就是说,让百姓心情愉悦,物质富足,自然会四方归服,这样的国家,无防而防,无攻可攻。

 

听了孔子的话,鲁哀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这里孔子的回答,还是要行德政、仁政,孔子所引导哀公的方向,是他所坚守和向往的“王道”政治。对于这一点,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有着更详细的阐述,梁惠王也在问孟子,如何实现他的野心,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小了,怕被人打;自己大了,就想打人家。

 

(二)防微杜渐,知远之近

 

王天下的理想,是要实现“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孔子最关心的是百姓是否能够安然地活着,有争斗、有战争,就会带来“生灵涂炭”。在此指导思想之下,即便是人与人之间需要“相搏”的游戏,孔子认为君子是不会参与的。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对曰:“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哀公惧焉。

 

有人会想,下棋有很多的好处,可以锻炼人的思考力、全局力,失败了还会锻炼人的受挫折能力,多好,可是君子为什么不做?

 

孔子坚持君子“不博”,是因为这是两个人互相争胜的游戏,游戏不为过,争胜也不为过,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取得胜利,可能就会有人想办法。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或许就会有两个人互相侵犯、凌辱的事发生,而这就与圣人“仁者爱人”的价值观相背离了。孔子不参与这样的游戏。

 

君子不博,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虑和担忧,就是搏斗对民风民俗的影响。在孔子的思维体系中,孔子十分重视风俗的养成。

 

《论语·八佾》开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温、良、恭、俭、让的孔子大发脾气,且忍无可忍。不就是祭祀用个乐舞吗,为什么发脾气,是在意那些形式吗?不,孔子在意的是人心。人心不能乱,如果人心乱了,其他的乱就不可想象了。孔子在意的是民风和民俗,民风和民俗是由人心组成的,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有什么样的民风和民俗。

 

激发百姓的争斗意识,对于培育和谐的民风、厚实的心性是不利的。要引导人心向善,要把不好的事情,防患于未然,这也是《中庸》上讲的“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好比我们经常对人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所以下面哀公补充道:“君之恶恶道至甚也。”君子对邪路是深恶痛绝、嫉恶如仇的。

 

孔子又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悦。’《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

 

孔子举了《诗经》中的例子,对善的向往,对君子的一片深情,见不到君子“忧心惙惙”,惙惙,心慌气短的样子,心没有着落的样子;见到之后呢,“我心则悦”。百姓和君上要是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情感,那真是太美好了,王道理想不就实现了吗?

 

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解决了疑惑的识人、选人的问题,哀公又想起了其他的担忧,就是天命的问题,这是夏商周直到秦汉时期统治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哀公说出自己的疑惑: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

 

公曰:“善!吾子之言,岂有其事乎?”

 

你这样说,难道有实施根据吗?也就是说,鲁哀公还是有点不相信,于是孔子给他举了两个例子。

 

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夭蘖,桑榖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榖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太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

 

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这里孔子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得到了王天下的征兆,但最终走向灭亡;一个是得到了国家灭亡的征兆,最终是多国来朝。这一切主要源于为政者的敬德修业,这样的结果与征兆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孔子认为:“天降灾异、地生妖孽是用来警戒人主的;各种寤梦和怪诞的征兆,是用来警戒人臣的。灾异妖孽胜不过清明的政治,不好的梦兆胜不过良好的品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就达到天下大治,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实现。”

 

此处孔子的回答,充分体现了儒家的高明和智慧之处。孔子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他将人的思维来了一个转变,从天命转变到人身上来,肯定了人自己修为的重要性,注重人本身自我价值的现实,途径就是自己修为,提升自己的德行和修养,让自己的行为无限量地靠近规则,靠近王道、天道。这在对占卜和神话还有很深信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孔子所举的这两个例子,在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启发。对于个人而言,人的存亡祸福,是信天命还是事在人为?

 

比如,有的人一出生就有一手“好牌”,从小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可父母忽略了对孩子人格品行的培养,结果家产很快被败坏完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当然我们也看到,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很多平凡的人、创业者,他们勤奋学习,踏实、扎实做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不断深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道德经》上有句话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之间如何转化?孔子告诉我们,靠个人的修为来转化。

 

《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五、有始有终,中道行之

 

讲到这里,《五仪解》基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在结尾,哀公还问了一个问题,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是智者会长寿,还是仁者会长寿?孔子没有直接明确地回答哀公。他讲了三种不能善终、死于非命、咎由自取的情况:

 

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

 

第一种情况:生活不规律,生病而亡的。

 

“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生活起居没有规律,早上不起,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凌晨才睡;饮食没有节制,比如暴饮暴食,天天吃垃圾食品;操劳过度,生活节奏快,生活不能聚焦一件事,关注的点太多,工作压力大。这三种情况是典型的不爱惜身体,是破坏健康的几个关键点。

 

第二种情况:欲望过度,触犯法律。

 

“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作为下属,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能尽本分做好,却目无尊长,处处挑领导的毛病,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如何能把工作做好?这种人还表现在贪得无厌,被提拔了还想继续高升,正常渠道不行,就开始想歪门邪道;物质、金钱的贪欲胃口不断增大,不知所止。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人早晚会触犯刑法,得到应有的处罚。

 

第三种情况:不自量力,惹是生非。

 

“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有几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这类人:不自量力、狂妄自大、情绪狂魔、自控力差等类似的词语,就是说的这样的人,他们最后会被自己招惹来的争斗、兵器所丧命。

 

《孟子·公孙丑上》有这样一段话:“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长寿也是一样,是自己可以求的,孔子这里提到的三种情况都是“死于非命”咎由自取的结果,是“自作孽,不可活”的结果。

 

爱惜身体,适可而止,心性平和,是孔子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人这一生是否长寿、得寿、寿终正寝,不在于比较“仁”更长寿一些,还是“智”更长寿一些,关键是要明白一个真正的智士仁人,应该明白的道理,明白什么样的道理?孔子讲得很明白:

 

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

 

对于这一段,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六个字:守好位,尊道义。

 

《孔子家语·五仪解》在结尾处,孔子将人的行为归结为一个“度”字。做事要遵守规则,遵循规律,按照事情应该有的样子去做,遵循人、事、物之本性、本然的样子,“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是智者该有的样子,是仁者该有的样子,是自然该有的样子。这样的人怎么会不长寿?同样的思维,对待每件事,都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哪有做不好的事情?所以,还是要修为自己,要守好位,尊道义。

 

《五仪解》开篇由为官之志、执古之道开始切入,孔子着重叙述了“人有五仪”,也就是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警醒每个生命可以以此为标准,去反思和衡量自己的人生之路。

 

又讲治国之道、选人之法。珍惜历史的教训,施行仁政,爱民,养民,就可以实现国家的“小可守,大可攻”。孔子明确地告诫哀公,昭示后人,“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提升自己的修为,是祸福得失之根本。

 

最后,《五仪解》将话题终了在人生三种咎由自取、死于非命的情况,从而告诫真正的智士仁人,一定要“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可谓意味深长。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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