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方有定 淡泊待名利

——《史记》中的廉洁文化

作者：于文博（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正月初十日癸丑

          耶稣2024年2月19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和文学价值的鸿篇巨制，也是一部展现廉洁文化深邃思考的思想宝库。司马迁在《史记》这部史书中并没有直接以说理的方式探讨廉洁文化，而是把对廉洁的高度赞扬和对贪腐的激烈批判结合起来，将其寓于史实陈述、人物臧否和历史经验的探求之中。能否恪守廉洁、拒斥贪腐，不仅关乎个人的身家性命，也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倡导知止有定，反省克制物欲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定力、有节制，反对因物欲的无度追求造成的贪污受贿。渴望富贵是人之常情，但关键在于能否得之有道。在财物的取与不取之间，廉洁者能够知止有定、洁身自好，贪腐者则贪得无厌、堕入深渊。

《史记》记载了清廉自持的典范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博士，因为才华出众、品行正直而做了鲁国国相。他明确提出“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意思是为官者不可以与百姓争夺利益，领取俸禄多的大官不允许谋取小利。公仪休素来喜欢吃鱼，有人投其所好，上门送鱼给他，他拒不接受。他吃了自家种的蔬菜觉得味道很好，就命人把菜园中的菜都拔下来扔掉；看见自家织的布质量很好，就烧毁了家里的织机。他解释道：“难道要让种菜的农民和织布的女工无处去卖掉他们的货物吗？”公仪休遵循法度，按照原则行事。在他任职期间，鲁国官员的品行较为端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汉的王温舒。王温舒因敢于杀伐而得到汉武帝赏识，但他却滥用贪赃的下属。随着官职的提高，他和下属变本加厉地大肆敛财。后来，王温舒因贪婪无度而自杀，家人被灭族。《史记》记载“温舒死，家直累千金”，王温舒死后家财竟达到千金之多。数年之后，也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的尹齐，家产还不足五十金，可见王温舒贪污数额之巨大。

《史记》仅用寥寥数笔，就刻画了反差强烈的人物形象。公仪休不与民争利，带来了清朗的吏治环境；王温舒贪赃枉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相较之下，《史记》的褒贬意图十分明显。司马迁通过这些故事告诫人们，廉洁要从反省克制物欲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慎独慎微、慎始慎终。无法节制物欲，则会导致贪贿无度、家破人亡。

追求公正廉明，反对特权专断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公心、有法度，反对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和规则之上的特权专断。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无论是借权力之便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还是为迎合君主意志以暴虐手段戕害人民，都是特权的体现，都与廉洁背道而驰。

《史记》赞扬了一些公正廉明的人物。比如，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仁爱宽厚、礼贤下士。无论士人才能大小，他都能谦逊有礼地对待，“不敢以其富贵骄士”，不会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轻慢他们。由于忌惮他的贤能，诸侯国十余年不敢进攻魏国。汉文帝时的宰相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他为人廉洁正直，不接受私人拜访，还借机惩罚过恃宠而骄、目无礼法的宠臣邓通，受到时人赞许。

秉公执法是廉洁的内在要求，以特权逢迎君主的意愿则完全相反。《史记》对张汤的评价，就展现了对廉洁问题的深刻认识。汉武帝心向儒家学说，张汤断狱判案，就请博士弟子研究《尚书》《春秋》，提供资源来附会儒家经典的意思。张汤上奏判决的疑难案件，汉武帝认为对的，他就接受并且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依据，并以廷尉的名义公布出去，借此赞颂汉武帝的圣明。如果上奏受到谴责，他就顺着汉武帝的心意认错谢罪，因此罪责常常能够被宽恕。张汤死后，家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他的俸禄和赏赐，没有其他的产业。但即便如此，张汤死后，因为他攀附君主而严苛对待民众，民众并没有赞扬和思念他。

《史记》虽然记录了张汤本人在对待财物上的节制，但是却没有对他如信陵君、申屠嘉那样赞赏，原因就在于张汤将君主的意志和特权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甚至不惜以严刑峻法来满足君主的主观好恶。这也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一种贪腐表现。公生明，廉生威。大公无私、清正廉洁不仅要求对物欲的节制，也要求对权力的约束。张汤的行为使百姓苦不堪言，也为西汉带来了长远的负面影响。

崇尚淡泊名利，摒弃庸俗鄙陋

在人与己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修养、有节操，反对只以地位高低或财产多少评价人物的庸俗鄙陋认识。廉洁的根本在于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和对道德境界的追求，在于通过制度约束、教化引领、道德修养等方式达到思想和行为的完全一致。

《史记》记载，皋陶倡导为人为政的“九德”，“简而廉”就是其中之一，意思是为人要平实而清正。成汤提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意思是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貌，从百姓的状态中可以看到国家治理的好坏。成汤一方面注重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官员清廉、政治清明；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和觉悟，自觉体恤爱护民众。

此外，《史记》还记述了恭谨勤勉、淡泊名利的人物楷模，正考父就是其中代表。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大夫，辅佐过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代，曾经三次受过晋封的任命。但他地位越高，为人却越谦逊，还特地在鼎上刻下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着背，三次提拔要弯着腰。连走路都要靠着墙走，别人却都不敢欺侮我。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满足了。

从为人到为官，从修身到齐家，自尊自重、清正廉洁，则人人得以尊敬；自轻自贱、不重名节，则人人得以轻视。《史记》充分肯定了正考父严以律己、谦恭从政、忠义传家的美名，强调廉洁要以自律自守、修身节用为根本，达到心怀天下、淡泊名利的境界。

总体而言，《史记》通过史实记述、人物评价和经验总结，表达了塑造廉洁文化的多个层次和系统思考。真正做到廉洁，要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关系，知止有定、公正廉明、淡泊名利，反对贪污受贿、特权专断、庸俗鄙陋。《史记》中的廉洁文化内容丰富、细节充实、寓意深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鲜活资源和思想智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