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礼乐文明的交流互鉴

——评《东亚〈家礼〉文献汇编》

作者：殷慧 刘文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正月十二日乙卯

          耶稣2024年2月21日

《东亚〈家礼〉文献汇编》，吴震 / ［日］吾妻重二 /［韩］张东宇 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举世瞩目，从“六经”到“四书”，从孔子以仁释礼，到朱子礼理双彰，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共同主编的《东亚〈家礼〉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并于2021年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汇编》于2024年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丛书十三册，收录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以汉文撰写的《家礼》文献共五十一种。《汇编》由“总序”“凡例”“《家礼》文献”“后记”四部分构成，每种《家礼》文献前都附有“解题”，对作者情况、版本信息、主要内容、流布影响、研究状况等都作了详细介绍。《汇编》为当今学界研究东亚《家礼》的流传、演变、影响等，提供了坚实且丰富的文献资料。

一、《汇编》视野前瞻、立意高远，多维扩展《家礼》研究视域

《家礼》是朱熹参酌古礼、随顺时俗，在吸收司马光《书仪》、程颐礼学思想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一部有关家族（宗族）的士庶礼仪范本。朱熹《家礼》的出世与传播，对宋代以降民间社会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就其深度而言，《家礼》是宋代礼制下移的典范著作，它以构建士庶群体的仪礼规范为目标，将宗族建设与礼学思想融合为一，儒家礼仪从思想落实到生活、经典转化为常识，从而构建起一套相对完善的从冠、婚、丧、祭到日用生活的士庶家族仪礼规范体系，转变了士庶群体的礼仪实践方式。朱熹在《家礼》中创造性设立的祠堂制度最能展现这一突破，此举克服家庙世官世爵的限制，厘清北宋以来官僚群体家族祭祀的混乱，以实现“尊祖敬宗，报本返始”的宗族建构。就其广度而言，朱熹《家礼》不仅深刻影响其后的元、明、清三朝，而且辐射到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等国家，产生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家礼》研究性、实践性著作。

学界过去对朱子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或伦理道德层面，与之相比，作为朱熹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家礼》及《家礼》本身的发展流衍，关注度依然不够。欧美学界，伊佩霞教授较早翻译并从儒家文化与礼仪实践的角度研究了《家礼》[1]，但响应与深入讨论者仍然寥寥。作为《汇编》主编之一的吾妻重二教授，洞察到《家礼》影响之深、广与当下研究之初、浅的不匹配现状，曾在其多本论著中反复强调《家礼》的重要性，并呼吁学界对《家礼》展开相关研究工作。[2]事实上，在《汇编》的“总序”中，同样展现出吾妻教授对目前《家礼》研究不足所抱有的深切关怀：“总而言之，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儒家和朱子学中的礼仪实践问题，以及‘家礼’在东亚各国的接受和转变问题。”[3]以上是《汇编》的根本关切处，即通过对东亚《家礼》文献的搜集，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家礼》的发展、影响开拓道路。

值得关注的是，《汇编》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四国《家礼》文献优选集成，此种编纂形式背后显示出编者将东亚视作“一种视角或方法，来审视其中各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特征”[4]，以文化多元立场构建东亚家礼学的努力。“礼，以时为大。”《家礼》起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在异域生根发芽，也结出不同果实。因此，《汇编》收录东亚四国《家礼》文献的目的在于打破“一国史”的局限与狭隘，避免陷入“中心对边陲”“一元对多元”的独断境地，从而以宏观的视野考察东亚各地域家礼学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以“原生态”的家礼学为出发点，疏通经本土化转化或思想再生产之后而逐渐形成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家礼学，肯定东亚各国之间《家礼》乃至朱子学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为东亚诸国《家礼》研究展开进一步平等对话的可能。[5]同时，当我们强调东亚文化多元发展时，不能忽视东亚各国文化之间仍然具有某种“一体”性存在，而《家礼》文献、家礼学在东亚的展开也是对东亚“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基础”[6]的一种解答。可以说，《家礼》为东亚各国共同搭建了一个充分交流、相互争辩的平台，而东亚各国又在这种交融、争鸣中走出自己的独特之路。

二、《汇编》文献选本精良，为学界研究东亚《家礼》提供优质版本

从史料与特色来看，《汇编》所收录的文献底本优良、珍贵，《汇编》团队从各地广搜异本，底本来源往往不为本国所限。底本来源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京大学、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关西大学、冈山大学、东京国立公文书馆、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九州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花园大学、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延世大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法国远东学院、越南汉喃研究院等机构，可见其底本来源丰富。其中刊刻次数较多、版本较多的《家礼》文献往往又经过东亚《家礼》研究团队专家择优并反复校勘、考证。下举五例加以说明[7]。

中国《家礼》篇的吾妻重二《家礼》汇校本，先后载于《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与《〈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两书，此本《家礼》以现存最早、最接近《家礼》原本的周复本为底本，并以洪氏公善堂覆宋刊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朱子成书》所收《家礼》、《性理大全》所收《家礼》、明版《家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家礼》、《校订朱子家礼》、和刻本浅见絅斋校点《家礼》九本为校本，可谓网罗众家。经吾妻先生重新汇校后的《家礼》，“可称‘定本’矣”[8]。

《纂图集注文公家礼》以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纂图集注文公家礼》足本为底本，并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家礼》五卷杨注附录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本为参校本。对于文本中模糊处，依照行文前后语境、版印遗痕以及毛晋汲古阁旧藏宋刻《文公家礼集注》残本、周复本补。

《文公家礼仪节》现存版本多至数十种，但早期版本错讹甚多，或文字模糊不清，或存在缺页等。相较而言，万历三十六年常州府推官钱时刊本印制清晰精美、错讹较少，且该本在后世翻刻较多。故对《文公家礼仪节》的校勘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万历三十六年常州府推官钱时刊本为底本，以哈佛大学所藏弘治三年顺德知县吴廷举刊本、正德十二年明直隶太平府赵维藩刻本、正德十三年常州府重刊本为参校本。

《文公家礼仪节正误》一书，在日本有四家所藏，分别为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本、静嘉堂文库本、无穷会本。编者详细参考对比诸本，选择最好文本作底本。其中，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本为写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本为精写本，对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本内容进行订正，有砂笔句读，并于栏外用砂笔加以订正。而静嘉堂文库本、无穷会本虽都与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本同为一个系统，但是两本都在内容上有缺失，甚至静嘉堂文库本有错页与缺页现象，两本非为善本。故选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藏本为底本。

《家礼考证》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并参考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江户抄本，底本中的异体字，整理时多改为通行繁体字。底本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及阙处，则参考抄本。

此外，在中国《家礼》篇，《家礼集说》《家礼节要》《家礼酌》等文献并无目录；朝鲜《家礼》篇，《退溪先生丧祭礼答问》《家礼考证》《家礼辑览》《家礼辑要》等文献并无目录。《汇编》研究团队皆添加之，以飨读者。同时，《汇编》亦收录诸罕见文本，如《祭奠私仪》，东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林鹅峰手稿本，此本原为昌平坂学问所所藏，是林家代代相传的珍贵写本；《慎终疏节通考》《追远疏节通考》二书的底本是冈山大学附属图书馆池田家文库所藏写本，是极其罕见的文本。[9]对海外稀缺文本的收集有助于更加全面把握《家礼》发展情况。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0]不止于读书，文献版本的优劣与否对学术研究同样重要，“版本误选或因对版本的不理解而产生错误的叙述，所造成的影响才是最最令人担忧的”[11]。编入《汇编》中的诸文献，都经过严格且精细的版本筛选、校勘、考证工作，从而为学界研究东亚《家礼》提供了坚实、优质的史料支撑。

三、《汇编》反映了南宋以降《家礼》在东亚的历史变迁与不同特征

从体系和内容上看，《汇编》所精选的五十一种《家礼》经典文献，能够深刻反映《家礼》在东亚地区流布、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脉络与发展特征。编者力图以精要的文献呈现出东亚各地区内部《家礼》发展的不同类型；同时，东亚各国《家礼》文献基本按照著者生年先后排列，前代对后代文献、同时期文献之间皆有深刻的影响，使这些文献成为《家礼》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

中国《家礼》篇，收录《家礼》文献共13种，涉及宋、元、明、清四代，以文献汇编的方式，勾勒出《家礼》的发展演变线索。宋代《家礼》共有两本，其一为吾妻重二汇校本，此本是由当代学者吾妻重二先生以周复本为底本，参照历代众本所校对出的目前最接近祖本的《家礼》定本，以最为接近《家礼》真实面貌之文本作为中国篇以及整个《汇编》的首章；其二为《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此本与周复本同样源于杨复附注本，其又成为《朱子成书》本、《性理大全》本的源头文献，对后世朱子《家礼》文献改编、增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元代《浦江郑氏家范》是《家礼》与治族经验完美结合的范例，郑氏家族通过施行《浦江郑氏家范》，在宗族治理上取得了极大成功，对《家礼》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明清时期是《家礼》的繁盛期，《性理大全》本《家礼》的出现，意味着《家礼》作为官方认定的文本的正式登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家礼》成为官方所颁布的礼典，同时《性理大全》本的出现，几乎规定了明代以后各种《家礼》刻本的重要走向，并进一步影响到朝鲜和日本《家礼》的刊刻和传播。其后诸儒，为了使《家礼》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进一步落实，便开始对《家礼》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损益，进而形成类型丰富的《家礼》文献，并逐步展现出《家礼》文本发展的不同特点，如《家礼节要》《四礼初稿》《四礼约言》《家礼会通》，皆反映出《家礼》在发展过程中的简约化、通俗化、礼俗互动化；《家礼集议》反映出家谱对《家礼》“因利乘便”的改造；《满洲四礼集》则体现了满汉礼仪文化的新融合。

日本《家礼》篇，收录江户时期《家礼》文献共25种，作为《汇编》主编之一的吾妻重二先生编有《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书，此书共九册，自2010年至2019年陆续出版完成，是当代日本家礼研究的扛鼎之作，《汇编·日本篇》应当是由《集成》损益而来。据学者分类，江户时代的《家礼》文献，大致有两大类别，“一类为《家礼》和刻本”，“一类为江户时代知识人依《家礼》生命仪有所创改的礼书”。[12]在日本《家礼》篇文献的选取上，《汇编》对此两种主要文献类型皆有反映，且为日本《家礼》文献之代表。《新刻性理大全·家礼》、浅见絅斋校点《家礼》皆属于《家礼》和刻本。对《家礼》丧祭二礼阐发的文献，如《慎终疏节 追远疏节》《慎终疏节通考 追远疏节通考》《丧礼略私注》等；对《家礼》仪节考证与注疏的文献如《朱子家礼笔记》《家礼仪节考》《文公家礼仪节正误》等；江户朱子学者自创的符合本土礼俗的文献，如《泣血余滴》《祭奠私仪》《葬礼考》《丧祭私说  幽人先生服忌图附》《深衣图解》等，皆属于江户时代知识人依《家礼》生命仪有所创改的礼书一类。日本《家礼》篇的诸文献，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出日本《家礼》的发展特点。

朝鲜《家礼》篇，收录《家礼》类文献共7种，横跨十六至十九四个世纪。《退溪先生丧祭礼答问》开创朝鲜时代《家礼》研究的先河，成为日后朝鲜礼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料。以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与李珥开创的畿湖学派通过不断论争、考辨将《家礼》研究不断深化，如果说《退溪先生丧祭礼答问》尚处于理解《家礼》阶段，那么其后的《家礼辑览》《家礼考证》，则使十六世纪后朝鲜《家礼》研究迈入考证阶段。《礼疑类辑》对《家礼》的行礼规范进行增修改订，是朝鲜后期“变礼书”的代表性著作。《四礼便览》《四礼家式》，注重于《家礼》实践层面，将《家礼》的名物度数的原始含义及其渊源与朝鲜时代的乡土风俗相结合，是朝鲜“行礼书”的主要代表。[13]

越南《家礼》篇，收录文献4种，四种文献具有一共同特点，即整理《家礼》仪文，并以《家礼》为基准，试图以中华仪式改造越南之流俗。《三礼辑要》包含家庭礼仪与部分王朝礼仪，并试图全面引进以《家礼》所代表的中国礼仪；《四礼略集》考证《家礼》，不流于俗，并试图以《家礼》改变《寿梅家礼》所造成的弊端；《文公家礼存真》致力于解决《家礼》记载中所具有的疑义，刨除杂俗和佛教的影响，以重现真正的儒教丧葬礼仪；《家礼略编》以中国的古礼与《家礼》为基准，并兼顾越南国情和习俗，其基本立场显示了回归儒教原貌的主张。这些文献的撰写时间，多集中于《寿梅家礼》刊刻流行之前后，反映了越南《家礼》发展的另一面向。

四、《汇编》为家礼学多维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

文献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汇编》所提供的《家礼》文献，涵盖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东亚四国共五十一种文献，极大丰富了家礼学研究的原始文献。内容夯实的文献史料能够为学者提供多面向、多维度的研究思路。

首先，《汇编》为我们更加精确疏通《家礼》文献版本的演变脉络、分布情况提供文献支持。《家礼》版本众多，且版本之间内容存在差别，而诸版本之间经过刊刻、传播又形成了不同版本系统。因此，可以利用《汇编》中丰富的《家礼》文献，了解《家礼》在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每一版本的版刻特征、刊刻年代、递藏源流，以纵向梳理各版本的先后传承关系，了解《家礼》文献传播史。同时，《汇编》也为研究其他著作的传播提供文献支撑。《汇编》中包含大量的《家礼》考证类著作，这些著作的论证材料，除包含普遍性的礼书、史书、事典文献外，另有特殊文献，如日本著作《家礼仪节考》广泛引用中国的《万姓统谱》《国语注》《事文类聚》《古今韵会举要》《文献通考》《云麓漫抄》《金台纪闻》《通雅》等文献，朝鲜的《家礼考证》等文献；日本著作《朱子家礼笔记》包含有朱熹的《文集》和《语类》、二程和张载的著作、《文公家礼仪节》《家礼正衡》《性理大全》等中国文献，《家礼考证》等朝鲜文献，《文会笔录》《家礼师说》等日本文献；越南著作《四礼略集》除参照中国《礼记集说大全》《性理大全》《大明会典》《渊鉴类函》等官方敕撰书，《名臣言行录》《文献通考》等史政书，《家礼正衡》《读礼通考》《家礼铨补》《四礼翼》《家礼辨正》等礼书外，还涉及《齐家实要》《留青新集》《疑难帖式》等日用类书。而这些文献传播的背后，其实质彰显了东亚各国文化的多元互鉴，“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14]，文本在流通传递中又展现出各国文化的相互吸收与碰撞。

其次，《汇编》为学界进一步了解各国《家礼》具体发展状况、研究特点提供文献支持。在《汇编》所收录的文献中，含有大量的“变礼”仪节，如中国的《四礼约言》《家礼会通》《满洲四礼集》，日本的《泣血余滴》《祭奠私仪》，朝鲜的《礼疑类辑》，越南的《家礼略编》。通过对《家礼》文本中“变礼”仪节的研究，能够更为深刻地揭示出《家礼》与不同文化、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建构关系；同时，对《家礼》在传播过程中变与不变内容的厘清，也为学界进一步审视“多元一体”东亚文化的具体内涵提供新路径。

最后，《汇编》收录的文献不仅能够为家礼学的多维度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支撑，而且其中所展现的礼学思想、礼学实践对促进当代中国积极实现“礼学的现代性转化”以及东亚各国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现代东亚国家中，保留《家礼》实践较深的当属韩国，很多婚礼、丧葬、祭祀活动依然以《家礼》为指南，除韩国之外，中国台湾地区、越南等地同样保留着《家礼》的某些传统[15]。同时，在具体仪式之外，《家礼》中仁爱、宽厚、勤劳、节俭、守法、奉公、敬业、尊老、慈幼、敬学等内容则是超越时代、地域的优秀价值理念，它们与现代化事业不相冲突，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此基础上凝练和概括出来的。[16]那么，如何将具体的礼仪与普遍的价值理念相互结合，则成为东亚各国彼此汇通、共同探索的伟大主题。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由吴震、郭晓东主编的《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已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收录了来自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四国19位学者的“东亚家礼学”论文，集中探讨了东亚各国《家礼》书的传播、发展、变化等系列议题[17]，《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与《东亚〈家礼〉文献汇编》同属“东亚地域《朱子家礼》文献整理及其思想研究”项目之下。两书分别从思想和文献两个方面，为学界逐渐开创出“东亚家礼学”这一研究新视域，相信今后的“东亚家礼学”研究也会随着文献的逐步丰富、学术视野的开阔、观点的不断深化而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此套《汇编》在文献的收集上可谓下足功夫，研究团队由四国人员组成，文献整理、点校亦颇为尽心，是极为出色的文献整理丛书。但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书，《汇编》在文献的搜集上依然存有某种遗憾，正如吾妻重二与吴震两位先生所坦言：“由于本汇编旨在向中文学界提供《家礼》文本，因此我们只选择了汉文著作，但实际上还有许多以日语、喃字、韩语等书写的《家礼》文献。例如，越南的《寿梅家礼》是越南最广泛使用的《家礼》文献，现在还能在书店买到其越南语译本，但其中多用喃字，所以在此不得不舍弃。”[18]“韩国《家礼》的文献浩如烟海，张东宇教授最初推荐的共有十四部，但是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的字数远远超过了中国宋元明清《家礼》文献和江户日本《家礼》文献的份量，为求字数的总体平衡，不得已仅收录了七部韩国《家礼》文献，即便如此，其一百七十多万字的份量也超过了中国和日本。”[19]虽文献未全，但却极具代表意义，依然能够彰显越南、韩国（朝鲜）家礼学的主要面貌与独特价值。

总之，《汇编》的出版，一方面弥补了东亚《家礼》研究中的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未来《家礼》研究的繁荣与现代转换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我们期待主编团队能够在此辑《汇编》合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未来能够连续出版第二辑、第三辑，为进一步推动东亚礼乐文明的交流互鉴以及合作研究继续贡献力量。

【注释】
 
[1] Ebrey, Patricia Buckl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吾妻重二先生在《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序》中言：“事实上，《家礼》一书作为‘冠婚丧祭’之仪礼的实施手册，自宋代以降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对于《家礼》所具有的这层意义，在此之前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吾妻重二著、吴震编：《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吴震、郭海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在《〈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序》言：“《家礼》一书是南宋朱熹所撰，是‘冠婚丧祭’礼仪的实施手册，在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朱子学的广泛渗透，《家礼》也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书，很多人都按着《家礼》所述进行了儒教的日常礼仪。然而，《家礼》的这种意义，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朱熹撰、吾妻重二汇校：《〈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页）在《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中言：“随着朱子学的普及，《家礼》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而且远播至近世东亚地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关《家礼》的接受、改造之方法及其作用等情况，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吾妻重二著：《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吴震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0—21页）
 
[3]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总序》（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2页。
 
[4]吴震：《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5]吴震：《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的多元形态——从区域史的观点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吴震：《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吴震：《东亚朱子学：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展示》，《哲学动态》，2019年第1期。
 
[6] 葛兆光：《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ICIS编：《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別冊1》，大阪：关西大学，2008年，第24页。
 
[7] 此五例《家礼》文献的版本信息，分别载于吾妻重二：《家礼·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6—10页；姚永辉：《纂图集注文公家礼·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4—5页；姚永辉：《文公家礼仪节·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7页；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译：《文公家礼仪节正误·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4页；韩在勋撰、林海顺译：《家礼考证·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页。
 
[8] 朱杰人：《〈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与吾妻重二的〈朱子家礼〉研究》，《国际儒学（中英文）》，2021年第2期。
 
[9] 此两例《家礼》文献的版本信息，分别载于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译：《祭奠私仪·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3页；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译：《〈慎终疏节通考〉〈追远疏节通考〉·解题》，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页。
 
[10] 张之洞著，范希增补正，孙文泱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页。
 
[11] 叶纯芳：《理解版本的方法与效用》，《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四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0页。
 
[12] 彭卫民：《二十五种江户时代稀见〈家礼〉写本解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1年第5期。
 
[13] 张东宇先生曾对朝鲜时代《家礼》书进行系统整理，并将其分为考证、变礼、行礼、谚解四类，其中考证类77种、变礼类72种、行礼类139种、谚解类4种。因此，朝鲜篇所选《家礼》文献，亦可代表朝鲜时期主要的《家礼》文献类型。分类可参见张东宇：《朝鲜朝后期变礼书的发展：以〈礼疑类辑〉为中心》，吴震、郭晓东主编：《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890—904页。
 
[14]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09页。
 
[15]吾妻重二：《吾妻重二谈〈朱子家礼〉及东亚家礼文化》，载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02065.
 
[16] 杨华：《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7] 吴震、郭晓东主编：《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18] 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总序》（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18页。
 
[19] 吴震、吾妻重二、张东宇主编：《东亚〈家礼〉文献汇编·后记》（第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3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