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读《〈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有感

作者：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朱子学）

来源：《朱子学研究》编委会编：《朱子学研究》第39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

宋代理学上承孔孟之学，进行了儒学文化价值重建，其学术思想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两人在武夷山寒泉精舍共同编纂的《近思录》十四卷。该书选辑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先生精要之语分类编集而成，也是朱熹思想逐渐成熟的结晶，在我国长期得到尊奉。在受汉文文化圈影响很深的东亚（包括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日本），《近思录》及其整理本同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被奉为理学入门要籍——“学者入道之阶梯”，政府和民众竞相传播，不断传抄、刊印，传本之多是众多儒学典籍难以媲美的。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近思录》研究著述不断呈现，成果迭出，从而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近日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程水龙著《〈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便是最新的一部力作。相较于著者昔日或此前面世的《近思录》研究著述，此著可圈可点之处较多。

一、《近思录》东亚版本调研的集大成者

对《近思录》版本与传播进行探究，是程水龙早年的志向，其博士学位论文差不多将当时国内所藏《近思录》文献的主要版本进行了探究，并稍做文献传播的探讨。16年之后的这部新著，反映了他十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寻访《近思录》文献版本的历程，不仅对中国国内所藏《近思录》文献版本进行了翔实考订，而且是对自《近思录》面世至20世纪40年代间700多年东亚《近思录》传本进行版本研究。

据程水龙此著可知，在《近思录》诞生后的700多年间，它不断被注释、续编、传抄、刊印，形成多种整理形式的“近思录文献”。存世的中国宋代至民国年间的《近思录》原文本、注释本、续编仿编本等有200来种，包括南宋4种、元代5种、明代34种、清代136种、民国21种；现藏高丽朝至20世纪40年代的版本约187种，其中朝鲜人的问答、劄记、讲义、续编占相当大的比重；日本现藏江户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版本不少于138种，其中以日本人的注释、讲义、笔记为主体。

著者通过对中国大陆及台湾、韩国、日本、美国等主要藏书机构的实地调研，聚沙成塔式的日复一日地累积，不断勘验实物，拍摄图片，反复比对相关书影，认真考订，探其源流，解决了《近思录》文献东亚版本芜杂不清的问题，向人们展现了现存东亚《近思录》文献的全景。著者将现存东亚600多种版本进行分类考述，并精选几百幅书影插入到相关版本考订章节中，使其成为图文并茂的佳作。其背后海量版本信息获得所花费的汗水和心血可想而知。

相较于以往研究《近思录》版本者，此著不论在考订版本数量，还是在考证的系统性、准确性上，均有所超越。在某些版本的考订上，尤能体现著者的扎实功力与严谨细致。如“《近思录》清代吕留良家刻本源流考”“叶采《近思录集解》版本源流考”“江永《近思录集注》版本源流考”等，就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范例。又如对“古朝鲜学者的仿《近思录》类文本”版本的考订，可谓细致入微；对宋秉璿《近思续录》木板本的考证，没有大而化之，而考辨出宋氏校勘过程中出现的微异。

故而，其博士导师严佐之教授不仅夸赞程水龙多年“专注而一贯”的“难能而可贵”之精神，且明确肯定程水龙“新著是在原书基础上的扩展，却非一般层级意义上的修订与增补，无论蒐辑范围还是揭示力度，论说分析还是建构框架，都已面目一新。……揭示这些历史传存的版本价值，已不只是比较版式形态差异、文字异同优劣的一般版本意义，更在思想史、学术史层面上，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东亚朱子学者对理学核心观念的认知差异和诠释异同”（见严佐之为此著所作《序》）。

二、前人《近思录》研究基础上的总结与提高

历史上，注释、讲说《近思录》者络绎不绝，朱子学研究大家陈荣捷先生曾有揭示、肯定此类著述要比除儒道经书之外的任何一书为多，且陈先生著有《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述多家注释详注《近思录》，评述亦翔实，对宋代理学研究贡献巨大。近年来，姜锡东教授从哲学的视角对《近思录》十四卷的思想内容做了较透彻的阐发，撰有《〈近思录〉研究》；张京华教授汇集南宋叶采及清代张伯行、茅星来、江永四人注解《近思录》的文字而成《近思录集释》；严佐之教授主编的《近思录专辑》，精选了21种《近思录》文献进行规范校点整理。这些都是整理研究《近思录》的佳作。

程水龙此著爬梳了《近思录》文献的各种版本，考订荟萃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近思录》文献的代表性版本，采用书志体的方式进行描述，且将相关序跋类文字一一辑录，汇集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此著在揭示历代传存版本价值的基础上，又从思想史、学术史层面上反映了东亚朱子学的发展变化。正如严教授所言，著者锲而不舍的学术努力，使得此著成为《近思录》研究史上“一桩不小的成就”。

仅就《近思录》版本的考订而言，此前也有学者做过零星探讨，但此著在版本考订数量、考证的系统性、准确性上，较前人有了很大的提升。如关于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叶采《近思录集解》，其版本类别多样，内容非常丰富，虽说韩国学者有过一些考证，但是本书考订的版本数目、类别远超昔日东亚学者的探究，不仅梳理韩国藏书机构目录书的著录，补正了部分著录的错讹，而且对韩国学者书目著录上笼统模糊的表述做了明朗有据的考述，填补了部分藏家尚未准确著录的图籍。如第七章第一节关于叶采《近思录集解》高丽大学校藏本中的一种李朝木板本（C1—A79B），该校著录为“光海5”刻本，而本书对其进行了考辨，纠正了该校藏书目录的错误，确定其传本为李朝世宗年间木板本。

著者还敢于面对自己昔日研究的不足，以科学求真的精神力纠自己的偏颇，如关于“中国”部分的叶采《集解》，著者在自己十几年前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精细准确的描述，既弥补了昔日考证之不全面，又纠正了几处不严谨的表述。

此著在版本考述过程中多随文纠正了一些公私藏书目录的失误。如韩国中央研究院对所藏叶采《集解》版本的著录非常简略，甚至将高丽刊本说成李朝木板本，本书第七章对其藏本分别做了考订，有理有据地阐述了各种版本的源流、刊刻时间。至于《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上著录的诸多问题，凡与《近思录》文献相关者，著者多能予以核验并对错误加以矫正。对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日本的部分藏书目录也多有更正。总之，此著既解决了前人的一些疑惑，也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纠正了某些藏书目录或检索网站著录的错误。

三、古文献研究的考论结合与开拓创新

此著的研究方法具有开拓性，对于相关研究者具有借鉴意义。一般性的古籍版本考订，多考订版本的时间、编撰者、版本形态等，而此著不仅具备了古籍版本考订的典型形态，且在古文献研究的广阔视野下着力于创新发展。这集中表现在对某些重要版本背后蕴藏的思想学术进行梳理论辩，也表现在考订版本的同时，能提炼、归纳出文献编纂的原理与学术思想等。如“陈埴《近思杂问》版本考”，著者认为“学界若能据上述版本进行深入探研，则可考察朱子门人陈埴著述的学术思想传播史与文本传播的社会文化史，以及各朝代不断刻抄对于惠及后世求学者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又如著者在考述李朝学者一系列续编、仿编《近思录》文本之后，认为“朝鲜半岛在继承理学经典《近思录》的基础上，已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近思录文献’建构，而且这些文献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至今依然是韩国社会道德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此类述论与文献版本考证相辅相成、立论有据，颇具启发性。

此著考论相结合的古籍版本研究思路，使得《近思录》文献研究既扎实又厚重。著者不囿于一般性的古籍版本考订，而是将历史上的《近思录》文献版本研究与历史上东亚思想学术相结合，以文献版本考订为根本，探究其背后的各国思想学术文化发展与演变，揭示东亚相关《近思录》文献的产生与各国各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发展之关联，阐明各地域《近思录》文献的本土化与程朱理学传播之概况，为相关东亚儒学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文献。例如此著各章节后所附“附论”，既探究出某些文献版本蕴藏的思想学术价值，又补充说明一些版本延伸状态，这为今后《近思录》的相关研究者提供了极其便利的研究资料。诸如“《近思录》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传播”“《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与本土化”“杨伯嵒生平考”“《论清初考证学对理学经典注解之革新》”“吴讷补注《近思录句解》版本”“《日本藏〈近思录标题释义〉真伪辨》”等考论，都以单篇论文形式编次在相关章节之中，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因此，严教授明确指出，此著“揭开了一个数量与门类均远超以往认识的‘东亚《近思录》系列文献’的朦胧面纱，令人不得不对朱子《近思录》的历史传播和思想影响，再度‘刮目相看’，并也为学术界对《近思录》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串开启文献资源宝库大门的便利锁钥”（见严佐之为此著所作《序》）。

此著也展现了东亚“近思之学”的发展演变。著者用条分缕析的版本述考方式串联起东亚理学思想学术史。此著的前五章，将中国本土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近思录》文献版本做了穷尽式考述，分门别类考订阐明《近思录》原文本、注本、仿编本、续编本等文本的编辑、注解、抄纂、刊印等，并有意以这些文本来串联起中国700年的理学思想史。对东亚朝鲜、日本的《近思录》文献考述，也有类似旨趣。这也让读者看到流布于中土、东亚的《近思录》及后续著述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学术与资料价值。

此著有助于我们从其版本考述中看到东亚“近思之学”发生、发展、流变的过程。在分国别、分类考述《近思录》文献版本的基础上，著者在“结论”部分又设专节论述“东亚‘近思之学’的文献构建与学术价值”，认为“中国古代反映‘近思之学’思想的文献建构，坚守朱子主旨，引领着理学文本建设持续发展”，“‘近思之学’在朝鲜李朝、日本的发展与进化，表现为体现学术思想的名目繁多的文本面世”。“‘近思之学’思想对东亚影响至深，绝不仅仅表现在理学文献建构方面，而且浸润于东亚社会尚儒者内心，以致研读者、歌咏者络绎不绝”。著者的这些认识，可以增强《近思录》读者、研究者的认知与修养，对当下经济社会如何建设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生态颇有启发，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