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学发展史》绪论

作者：刘增光

来源：节选自《（孝经学）发展史》

古人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今天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者的研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职是之故，对20世纪以来的《孝经》学研究总体状况做一梳理，不仅仅是对先行者研究成绩的尊重，对于澄清和彰显本文的研究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并不欲巨细无遗地将所有相关论著收摄于内，且舒大刚先生已有《20世纪的<孝经>研究》【1】一长文对此做了很好的综述，自不待此处再画蛇添足。第二，本文希望通过粗线条地勾勒清末民国《孝经》研究的主要趋向与特点，然后顺此以进，关注《孝经》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留心于21世纪的《孝经》学著述，尤其是通贯性的《孝经》学史著作。故就研究现状的梳理而论，关注《孝经》学史方面的著述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在此基础上，再反思目前的《孝经》学研究，并略陈笔者所认为的未来发展空间与方向。

清末民国时期，《孝经》学的研究呈现出三种趋向。第一种是维护《孝经》的趋向，以尊经的态度阐发《孝经》救世、孝治天下之理念，比如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学》、唐文治《孝经大义》《孝经讲义》《孝经救世编》、宋育仁《孝经讲义》【2】、署名世界不孝子的《孝经救世》【3】等，1944年有署名钱复之文《孝经救世》言：“民国初曹元弼《孝经学》七卷……唐文治《孝经大义》一卷等，要皆为说经以救当世之弊，非沽名钓利以窃时誉者也。近有世界不孝子……《孝经救世》者，先生之精作也……诚救当世之南针也。”【4】虽然皆主弘扬《孝经》以救世，其所救之世却未必相同，如曹、唐二学友受张之洞影响，为三纲五常辩护，以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宋育仁亦是如此，他们所面向的是帝制中国之世。三者之中又以唐著为具现代社会意识，颇能反映新旧交替之《孝经》学姿态。《孝经救世》亦饱含着面向新时代的呼吁，此外，章太炎专论《孝经》的几篇文章立足于中西文化交通与差异的视野中突出《孝经》所承载的修己治人的中国文化特质，批评将儒学宗教化的做法。【5】另外，同样是维护《孝经》，有着尊经崇圣的观念，曹元弼、宋育仁基本上仍是在以传统儒者经生的身份注经解经，而唐文治、世界不孝子、章太炎则非如此。曹元弼批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当时流行的大同说，章太炎则批评康有的孔教论，然唐文治对大同说则持赞同态度，且认为《孝经》即含大同之意。此可见这一群体内部的差异。

第二种是批评《孝经》，以《孝经》为鼓吹忠君专制之典，是封建时代赖以维持的文本基础，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不合。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陈独秀都批评孝观念，在《孝经》学领域，则是主张疑古的古史辨派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如王正己《孝经今考》、蔡汝堃《孝经通考》【6】二书，通过考证《孝经》之作者、成书时代及《孝经》今、古文问题，以证明《孝经》之为伪书，对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孝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如蔡书专列“《孝经》之批判”一章，其最后结论认为：“《孝经》乃汉陋儒所纂袭，……内容当不足观，剽裂成文，强加装缀，矫揉肤泛，文义浅薄，梁启超谓为‘置于《戴记》中诸篇，尤为下乘’，诚非虚语……《孝经》名为讲孝，实为劝忠之书。”【7】蔡氏此书之作似专门针对邬庆时稍早出版的《孝经通论》，在新文化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双重夹击下，对《孝经》和历史上的《孝经》学之研究都基本上是在进行不客观的、不具同情之理解的批判，作为“百行之本，万善之基”的孝观念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封建落后的代表。周予同、陈子展等人的《孝经》学论述亦皆是如此。在疑古和废经、批孔风气的弥漫下对于《孝经》之作者和文本成书等多方面的考证也往往失于主观武断。虽然他们声称是站在现代学术立场上以科学的分析方法对《孝经》进行研究，但其科学性几乎被固有的成见所淹没。这种成见贻害无穷，即使对这种研究进行批评和纠偏的学者，如徐复观之《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1959年）【8】一文即肯定孝之价值，且对汉代的《孝经》学与政治之关联有着精到的思考。但他以为《孝经》在汉代时已遗，后来的《孝经》乃是汉儒伪作，此观点无疑亦受到了疑古风气之影响。有趣的是，徐复观写作此文的诱因是其老师熊十力对《孝经》与孝观念的严厉批评，可见即使是现代新儒家对于《孝经》亦不能完全超离新文化运动对于孝的批判基调。【9】

第三种亦是以现代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对《孝经》进行研究，但主要是维护《孝经》之为儒家正典之地位，并区分被专制政治歪曲的《孝经》与儒家的《孝经》。如邬庆时《孝经通论》、陈柱《孝经要义》【10】均为提倡《孝经》之书，二者收入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此为弘扬国学之阵营，与古史辨派阵营针锋相对，虽不见刀光剑影，火药味却溢出纸面。此种趋向的研究由于并无那样强烈的以经救国情怀，故而显得更加平实和可信。

简言之，清末民国为新旧杂陈、中心交通、不古不今之时，因此，对《孝经》的研究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就对《孝经》的判断而言，或以《孝经》之性质为专制忠君者，或以《孝经》为华夏纲常命运所系者，或以《孝经》可通达于文明大同之世者，又或以《孝经》为修己治人之书者，一经而具此四重身份，实为前古所未有。也正因此，民国之《孝经》学实颇堪今人研习与玩味。

在这四种身份中，以《孝经》为修己治人之书者，当属最为客观平衡之论，而能不为时流众论所遮蔽。关于此，徐景贤所作《孝经之研究》【11】一书尤其值得表彰。第一，此书为近乎通史性的《孝经》学史研究著作，虽然全书并不长，大约2万字左右，要言不烦，结构清晰，首章为“汉初置《孝经》博士”，第二章为“董仲舒之孝说”，第九章为“儒释道相互间之关系与《孝经》”，第十一章“中世对于曾子传《孝经》说之意见”。书中创见迭出，如谓汉末至唐代均持孔子作《孝经》说，其引刘炫、唐玄宗为证，且注意到了《牟子理惑论》：“孔子不以五经之备，复作《春秋》《孝经》者，欲博道术，恣人意耳”，以证是受此前纬书思想影响。又如其言汉唐时期《孝经》之传播，正赖释道二教而益广其传。又，一般以为宋人之推崇曾子是因为理学对于《大学》之重视，然徐书历述宋代君臣之倡言孝治及重视《孝经》之迹，认为此为宋时所以追尊曾子乃至加封其父之原因。第二，此书一方面不同于清末民国时期如曹元弼、唐文治等人的《孝经》研究——经生儒者注经的范式，而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对《孝经》之历史流衍和影响做一客观梳理，是与今人在现代学术分科体制下的学术研究无异。此书也截然不同于民国以来对《孝经》和孝观念的批判性研究，徐氏从汉代之《孝经》置博士讲起，即回避了疑古派对于《孝经》本身内容来源及其作者问题的争论问题。而疑古非孝者则多奉朱熹之《孝经刊误》为鼻祖，如前揭蔡汝堃、周予同《孝经新论》【12】即是如此。然徐氏则在书中以明末时——批评朱熹《孝经刊误》的——姚舜牧《孝经疑问》为据，直言“即此一书，可见朱氏刊误之说，不免于凿空妄言之流弊。”【13】此即是对疑古之委婉回应。从思想渊源上看，徐氏当受到章太炎《孝经》观念之影响，故其在全书“结论”中发扬《孝经》之现代意义，晋代傅咸作《孝经诗》，徐氏仿其例，作一结语谓：“稽古大道，事天孝亲；家族既睦，友爱邻人；慎终如始，明哲保身；履正奉公，作好国民。”不论是孝亲睦族，抑或保身友邻，都是做现代社会好国民的不可或缺的素质。凡此种种，可见徐著于现时代背景下《孝经》学之展开实具筚路蓝缕、不同时流之大功。

徐景贤之书是第一部《孝经》学史著作。但流传有限，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影响颇稀，以今观之，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置此勿论，到目前为止，学界已有三部《孝经》学史著作：陈铁凡《孝经学源流》（1986年）、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2013年）、陈壁生《孝经学史》（2015年）。【14】

陈铁凡《孝经学源流》一书，为学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孝经》学史，之所以称其为“真正意义上”，是因为此书具有整全和贯通的特点，既溯源先秦“孝”字之含义、儒家孝道之演化、《孝经》之命名作者，又分述《孝经》自汉代至清代之流衍，甚至对近代新文化运动之非孝论亦做了反思性批判；既详述中国历代《孝经》学之主要问题与内容，又关注《孝经》之域外传播。此外，此书反映出的另外两点亦值得关注：一是注重《古文孝经孔传》与《孝经郑注》之差异与后世的流传以及由此引起的纷争。作者在第三篇“流衍”部分【15】的第一章“两汉《孝经》学”、第二章“魏晋南北朝《孝经》学”、第三章“隋唐五代《孝经》学”中前后相继，对此一《孝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条分缕析。二是该书注意到了《孝经》学之流衍与不同时代之哲学思想的关联，故其于“流衍”部分第二章专门对“汉代学术之特征”做了交代，第四章“宋元明《孝经》学”中对理学、心学与《孝经》之关联有专门处理。但与此书之整全和贯通相应的是，此书虽树立起了“源流”的“高广大屋”，内中也摆放了若干与生活起居紧密相关的器物，但仍显得疏于“装饰”，简言之，全书内容整体看来有些简单。既名为《孝经学源流》，然书中第三篇“流衍”才涉及真正的《孝经》学史的“源流”或发展，而这一部分所占比例仅是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稍多。就具体内容而言，1.对于若干具体问题，陈书并未触及：比如邢昺《孝经注疏》，陈氏并未意识到今传《孝经注疏》中的疏文基本均为元行冲疏，并非邢氏所疏，关于此，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16】、舒大刚《邢昺<孝经注疏>杂考》【17】二文已经做了详细探究，此疑惑至今已可消除。2.对于《孝经》学史上的重要传注，陈著有所不及，如隋代刘炫《孝经述议》、明代后期出现的集大成式的吕维祺《孝经大全》、朱鸿《孝经总类》、黄道周《孝经集传》，作者均未涉及，尤其是吕、黄二家之著作，足以垂范千古，今天看来这不得不视为是很大的遗憾。3.虽然该书提及历史上的诸多《孝经》学注本，但并未专门对重要的注本如《孝经郑注》《孝经注疏》等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和深入的思想分析，无法突显其义理深度与地位影响。正因此，本书就显得重点并不鲜明，未能展现《孝经》学发展的波峰和波谷。4.有些观点存在偏差。如关于宋明时期《孝经》学，陈铁凡《源流》言：“宋代道学，原以攘斥佛老为标榜，及其末也，则援佛以入儒，寖假而畦介泯没。陆王心性之学，此弊尤显。明儒之守朱学者若罗钦顺、陈建等对此俱有论述。迨阳明高弟王畿、王艮等则‘跻阳明而为禅矣。’”【18】此论站在朱子学立场上，判陆王心学为阳儒阴释，显然是不客观的。若以此前见为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明了陆王心学对于《孝经》学发展的贡献。

舒大刚教授《中国<孝经>学史》一书，内容更加厚重，洋洋洒洒近60万言，不仅全面，且更为精细。全书分十二章，第一章与第二章是分析《孝经》本身的内容，溯源先秦孝道观念的流变与《孝经》的产生，此后的十章均是对《孝经》学史的考察。该书在很多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1.内容更为全面，对于陈铁凡著作中未予以注意的《孝经》学注本，如两汉时期马融《古文孝经注》、何休的《孝经注训》、宋均《孝经皇义》、韦昭《孝经解赞》，北宋范祖禹《古文孝经说》，明代后期的吕维祺、黄道周著作，舒著都予以关注，陈著简略的清代《孝经》学部分，则尤为舒著的精彩处，其中既有批评朱熹的毛奇龄，又有阮福《孝经义疏补》、丁晏《孝经征文》，且舒教授对清人辑佚《孝经郑注》之过程与成就做了非常清晰、线索分明的梳理，对于清代中期围绕日传《孔传》《郑注》的回传问题也都做了解释。由此，舒著几乎将思想史上全部的《孝经》学传注网罗殆尽。亦且将虽无《孝经》学著述，但却对于《孝经》学之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孝经》议论囊括于视野之内，如陆贾、董仲舒。正因此，此书多显辑佚考索之功，这样做无疑对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孝经》学史的演进有着裨益。2.作者在书中提出一些新的观念，比如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孝经》学”，作者特别指出了此期帝王研习注解《孝经》的现象，并揭示“皇家《孝经》学”的独特性。3.作者对《孝经》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疑难和纷争问题予以了某种程度上的解决。如对于《古文孝经孔传》问题，舒著通过充分的讨论指出，《孔传》本出现于魏晋之际，绝非东汉时，非孔安国所作，又通过比对《孝经注疏》所载《孔传》传文与日传《孔传》，指出日传本亦非真本。再如对于《孝经注疏》的疏文究竟是唐代元行冲旧疏，还是宋代邢昺所作，舒著指出邢昺多仍元疏旧贯，并未能使元疏更加完备，反而是增加了新的错误。4.舒著还具有更广阔的学术史、文化史视野。如其中对唐代时期的拟仿《孝经》著作的探究，对《忠经》《女孝经》以及明代女子所接受的《孝经》教育等也都做了分析。5.舒著运用了新的石刻材料，此尤其体现在他对范祖禹手书《大足石刻本古文孝经》的分析和运用上，直接揭示出了宋代历史上存在的另外一种不同于朱熹《孝经刊误》，也不同于《古文孝经孔传》文本的另外一种《古文孝经》文本的形态。舒著存在的问题如白玉微瑕，此处亦可指陈两点：1.如第十一章“明代的《孝经》学”其中第八节为“心学家的《孝经》学”，内容非常简略。实则明代心学的《孝经》学代表人物众多，如罗汝芳、杨起元、虞淳熙、朱鸿、李材、邹元标等【19】。2.与陈著类似，未能充分凸显重要《孝经》传注的义理内涵及其深刻影响。

陈壁生《孝经学史》一书，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其言“正如整体的经学史是经学义理的发展史，单经学史也是一部经典的义理在历史上演进的过程。”【20】但这一方法论原则或写作取径要贯穿始终，诚非易事。书中内容精彩纷呈，如：对于汉代《孝经》学与政治之关联的分析，最能体现经义与政教、制度之互动；书中对于魏晋时期围绕“爱敬”展开的《孝经》义理亦有丰富的发掘；书中通过分析唐玄宗《孝经御注》，认为玄宗将《孝经》变为了劝人忠孝的伦理书，而非《孝经》本来面目的政治书，而朱熹《孝经刊误》所持的基调亦是以《孝经》为道德伦理书，这一立基于唐宋思想之转变视野中分析非常精到。与陈铁凡、舒大刚著作之全面与贯通相比，陈壁生之著作措意于《孝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郑玄、王肃、唐玄宗、朱熹、董鼎，由此勾勒出《孝经》义理发展图景中的几段波峰或高潮。因而全书就显得结构更加分明和精简，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有些地方处理过于简略，如：仅两汉《孝经》学的内容就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书中对于清代《孝经》学的叙述极为简略，将重点放在整理辑佚《孝经郑注》的皮锡瑞身上，也并不能充分体现清代《孝经》学之真正情形及其特点。再如对于刘炫《孝经述议》这一重要注本亦未给予专门的分析。另外，书中观点亦存有待商榷之处，如陈书认为唐玄宗注解《孝经》时，即在“改经”，由此造成《孝经》学之重大转折，然依笔者体会，玄宗改经是否能成立颇须谨慎判断。

在此三部《孝经》学著作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孝经》学做了持久的、专门性的研究。如关于唐玄宗《孝经御注》，陈一风有《<孝经注疏>研究》一书，对玄宗开元初注与天宝重注之差异做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21】庄兵《<御注孝经>的成立及其背景——以日本见存<王羲之草书孝经>为线索》一文则以日本新发现文献为据，证明天宝重注后所添加的玄宗《孝经序》其实写作时间很早，这对于理解玄宗《孝经》思想前后之一贯性是一重大发现【22】。20世纪初敦煌《孝经郑注》及相关文献的发现，更是让汉唐《孝经》学的研究再次受到学界关注。日本学者林秀一，以及中国学者苏莹辉、陈铁凡等学者在清代学者辑佚整理的基础上，借助敦煌文献对《孝经郑注》作了复原整理工作，尤其是陈铁凡撰成《孝经郑注校证》（1987年）【23】一书。而刘炫《孝经述议》在日本的发现也使得对《古文孝经孔传》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林秀一对《孝经述议》文本进行了复原，撰成《孝经述议复原に関すゐ研究》（1954年）【24】，由此，一些很长时间内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澄清。如《古文孝经孔传》的作者问题在唐玄宗时便引起争论，或以为是刘炫伪作，或以为是王肃伪作，而经过林秀一此书以及陈鸿森《孝经孔传与王肃注考证》【25】的研究，已经证明并非如此，伪作者另有其人。

关于明代《孝经》学的研究，台湾学者吕妙芬有一系列文章，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晚明士人论<孝经>与政治教化》（2004年）、《晚明<孝经>论述的宗教性意涵：虞淳熙的孝论及其文化脉络》（2005年）、《作为仪式性文本的<孝经>：明清士人<孝经>实践的个案研究》（2008年）、《<西铭>为<孝经>之正传——论晚明仁孝关系的新意涵》（2008年），此后这几篇文章均收入其2011年出版的《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一书【26】。书中又进一步对明清以及民国《孝经》学之变化做了梳理，吕先生对明清《孝经》论述中的宗教性意涵有着深入掘发，不过仍需指出的是，徐景贤是这一问题研究的先导者。若将目光回溯，可发现民国时期30年代的陈子展有《六朝之孝经学》《孝经存疑》《孝经在两汉六朝所生之影响》等三文【27】，其中即详细讨论六朝时期《孝经》被附加的宗教性色彩，而其立意则主要在批评当时之尊孔读经，不可以“经书视为神物”【28】。时移世易，今人在讨论儒学宗教性问题时，其论域与态度已截然不同【29】。

《孝经》学领域虽然已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且有通史性的著作出现，但就研究内容而言，亦仍存在不少研究空间：

第一，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孝经》思想的来源。这一方面涉及如何理解先秦儒家孝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对于探本极源以理解《孝经》思想是非常必要的，但学界目前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郭店简与上博简。正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所揭示的，注意对新材料的运用，是学术思想获得大的进步的重要条件。据说海昏侯墓出土有《孝经》文本，作为汉代流传的《孝经》文本，这对于理解汉代《孝经》今古文问题一定是有较高价值，对学界研究必定产生一定的促动力。即使是就学界耳熟能详的《古文孝经孔传》，几年前江西南昌有一个私人的宝林博物馆中购藏有一部据说是距今最早的《孔传》写卷，不过笔者至今未有机会一阅其真容。

第二，有些重要的《孝经》注本，至今为止都未受到充分重视和深入发掘。比如《古文孝经孔传》和刘炫《孝经述议》，专门对其内在思想进行义理分析的研究非常之少，这与二者在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另外，一直以来，我们对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清代哲学的研究都比较薄弱，而清代《孝经》注本众多，其中良莠不齐，故问津者乏人，至今都没有人进行系统全面的目录整理工作，这是一座有待深入挖掘的宝库。

第三，在研究中应当注意参考日本方面的《孝经》注本和《孝经》著作。清中叶《古文孝经孔传》《孝经郑注》自日本回传中国，《孝经》学研究随即成为当时学人关注的热点。出现了大量的《孝经郑注》辑佚以及辨析《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的著作，如清代的郑珍、洪颐煊、皮锡瑞、严可均、曹元弼、潘任等对二书的研究。约与此同时，日本学者的《孝经》学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出现了诸如宽政年间的片山兼山《古文孝经孔传参疏》、藤益根《校订孝经郑注》、山本信有《较定孝经》，文化年间的朝川鼎《古文孝经私记》、东条弘《增考孝经郑氏解补证》等高质量的作品，对于《孝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如《孔传参疏》即注意到了《孔传》与《管子》一书的密切关联。再如，明代《孝经》学著作远渡东洋，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然国内学界的研究很少关注这些著作，忽视了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一大场域，这是一大缺失。《孝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孝经》，也是东亚的《孝经》，从东亚经学思想的视域中对《孝经》学史开展研究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内容的反思之外，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反思也非常重要，内容和形式本即是一体。从经学史的角度看，生当今日，亦应对经学史的叙述和撰写持学科开放和多元化的态度，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出发，所撰著的经学史便自然不同，若是文献学，会更注重历代《孝经》学著作目录的变更以及著作的考辨；若是在哲学学科内撰写经学史，则会注重历代重要哲学家对于《孝经》义理的阐发。而以往经学研究都一般是在中文系、历史系中进行的，只有少数经典如《周易》在哲学系很受重视，但既然六经皆是儒家思想的根源所在，那么在哲学系中开展经学研究便是必要的，也是势所必至，不独《周易》为然。如何贴近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脉络，采取经学与哲学相即一体的方式，更加细致地梳理《孝经》学义理的发展，观察《孝经》在历史中地位的升迁变化，是笔者所认为的《孝经》学研究的未来方向，也是范式转变所在。这一经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不仅对传统的经学研究是一种转变，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是一种转变。

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往往会忽视儒家思想义理的发展与经典之间的关联，忽视了儒者的经学背景或经典文本根基。因此，谈及董仲舒，主要是论述其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理论，不会关注这种理论赖以建立的《春秋》学；尤其在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中，更是会忽视其经典基础，比如陆九渊的心学与《尚书·洪范》一篇密切相关，《洪范》在朱陆之辩中也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而这一点并不为学界所觉知。而忽视经典，其结果即是不再关注经典中的思想。举例来说，“太平”“致太平”是汉代非常重要的思想、哲学观念，尤其是在东汉。而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一般看不到对这一哲学思潮的叙述。中国哲学史叙述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对很多概念的抽绎都是受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范畴体系限制。若从经典和经学的视角来观察的话，则可以看到和发掘出更富中国思想特色的范畴，“太平”即是一例。如此说来，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史料”即值得重新思考。

同时，中国哲学史由于以儒学史为主线，外加居于次要地位的道家、玄学，因而又往往忽视了佛教的影响。而我们知道，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佛教对中国思想义理的发展影响甚巨，“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30】那么，佛教、道家对儒家经学的影响如何呢？这一问题似仍是学界涉足较少的领域。虽然陈寅恪认为佛教教义无父无君，然而亦不尽然，就《孝经》学史而言，我们会发现北宋契嵩自言拟仿《孝经》而有《孝论》十二章之作，其中言及“孝理”与“孝行”的分别，并不认为佛教是无父无君，其已在极大程度地吸纳儒家之教训，对理学天理论及仁孝论的产生影响甚巨。而在目前的四部《孝经》学史都未意识到契嵩的重要性。

一般的经学史研究，尤其是受汉宋对立思想影响的儒者，即使是乾嘉汉学也不能避免这种偏见，会忽视宋明理学在经学发展上的贡献。因为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大多没有专门的经典注释的著作，而经学研究按照二十四史“经籍志”“艺文志”的记载，按图索骥，去查看相应的经典注释的著作，比如《周易》类有哪些，《孝经》类有哪些，等等，所以理所当然地很多思想家就不会被纳入经学的讨论中，然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1.很多经典注释的著作从思想的意义上来讲并不重要。比如清代前期很多受朱熹理学影响的注释，大多陈陈相因，彼亦一述朱，此亦一述朱，乐而不倦。2.很可能某个经典注释的著作的作者是继承了心学思想而完成的。从经学与哲学相即一体的方法论来书写《孝经》学史，就要注意到，并非只有儒者经生之专门的《孝经》注疏需要关注，而是需要以哲学义理的眼光，将视野放宽，对某部《孝经》注疏产生的思想背景及其思想影响都予以关注。比如明代后期出现了大量的《孝经》注本，而追溯其源会发现多受阳明心学的启发，王阳明虽无专门的《孝经》注疏，然其孝论却对后来者发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

从经学史的角度看，《孝经》学史的书写，必然要关注《孝经》地位在历史中的升迁变化，然而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若脱离对哲学思潮的观察，也无法达到。比如郑玄《孝经注》序文中言：“《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之所以言“五行”即是受董仲舒以来的五行哲学影响，其中具体发展脉络耐人寻味。再以宋明时期的道统论为例，通常的看法都是以《四书》为宋明最重要的经典，也是儒学道统谱系成立的根据。然据元代朱子理学传人董鼎《孝经大义》以及隐士钓沧子之《孝经管见》可发现，他们已将《孝经》视为道治合一的经典；而早在南宋时陆九渊、杨简就已将《孝经》而非《大学》视为曾子传道的主要典籍，这与程颐、朱熹对《孝经》的怀疑和批评构成了极大反差。而明代后期士人又多以《孝经》为孔曾授受心法，并直接汉唐，高举《纬书》“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旗帜，强调曾子《孝经》的道统论地位。如果我们不去细究宋明哲学义理的发展，不会发现《孝经》在宋明时期地位变化的这一线索。

一代有一代之学，《孝经》已流传两千年，其本身之价值与意义早已无需再赘词证明，经典于人之受用需在人自身体会与实践，对《孝经》学的研究及其意义的发掘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不会终结于某一部通贯性《孝经》学史的完成，也不会为某一时代或某一个体的批评而裹足不前。我们固然不宜重复《孝经》救世的呼喊，但也理当肩负起推原《孝经》本真之意、兴发其教化之用的责任。正如《论语·泰伯》所在曾子之语：“士不可以不弘道，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本书的研究仅仅是对笔者治《孝经》学最新体会的一个总结，并不是也不可能解决《孝经》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遑论超越前辈学人，本书只是想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从不同的路径切入，呈现出不一样的《孝经》学史。

1 此文载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附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76—530页。
 
2 曹元弼：《孝经学》，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宣统元年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国家图书馆藏1935年活字本，1934年。唐文治：《孝经大义》，施肇曾刊施氏醒园本，1924年；《孝经讲义》，连载于《大众（上海）》杂志，1944年；《孝经救世编》，连载于《国专月刊》，1936年。宋育仁：《孝经讲义》，《问琴阁丛书》本，1924年。曹氏著作今有笔者编校整理的《曹元弼<孝经>学著作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3 世界不孝子：《孝经救世》，尊经会印本，1944年。
 
4 钱复：《孝经救世》，载《道义月刊》1944年第10期，第2页。据此观之，民国《孝经》学著作的出现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在1920年左右，二是在1944年前后。前者因应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后者则随波于抗日战争。
 
5 章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载《国学论衡》，1933年第2期，第1—6页。章太炎：《<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载《制言》1940 年第61期，第1—4页。
 
6 王正己：《孝经今考》，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4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蔡汝堃：《孝经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后者为钱玄同题写书名。
 
7 蔡汝堃：《孝经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6页。
 
8 此文载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131—173页。
 
9 可参拙文：《家国天下之间——熊十力的<孝经>观与孝论》，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6—14页。
 
10 邬庆时：《孝经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陈柱：《孝经要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1 徐景贤：《孝经之研究》，北平：公记印书局，1931年。徐书为章太炎所署检。此书学界研究者措意者甚少，盖因其深藏于少数图书馆之故。今已收录于徐景贤：《徐景贤文存》，赵中亚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98页。不过《文存》一书内容讹误颇多。
 
12 文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7—491页。
 
13 徐景贤：《孝经之研究》，北平：公记印书局，1931年，第7页。
 
14 陈铁凡：《孝经学源流》，台北：编译馆，1986年。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5 全书包括：第一篇《弁言》、第二篇《溯源》、第三篇《流衍》、第四篇《结语》，以及附录一《<孝经>今古文传解注汇辑》、附录二《<孝经>学系年纪要》、附录三《<孝经>学注疏要目》。据此可见真正的“流衍”部分所占比例是比较少的。
 
16 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 “举六家之异同”释疑》，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2003年3月，第35—64页。
 
17 舒大刚：《邢昺<孝经注疏>杂考》，载《宋代文化研究》第18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8页。
 
18 陈铁凡：《孝经学源流》，台北：编译馆，1986年，第234页。
 
19 关于此，笔者在《晚明<孝经>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有详细深入的研究。
 
20 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21 陈一风：《<孝经注疏>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22 庄兵：《<御注孝经>的成立及其背景——以日本见存<王羲之草书孝经>为线索》，载台湾《清华学报》新45卷第2期，2015年，第235—274页。
 
23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年。
 
24 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に関する研究》，东京：文求堂书店，1954年。
 
25 陈鸿森《孝经孔传与王肃注考证》一文，载赵生群主编：《古文献研究集刊》第六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此文又见于《文史》2010年第4辑，第5—32页；以及《国学学刊》2010年第3期，第22—40页。
 
26 吕妙芬：《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笔者关于明代《孝经》学的研究，即受到吕妙芬先生的影响。
 
27 陈子展：《六朝之<孝经>学》，载《通俗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工程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第14—16页；以及第2期，第6—8页。陈子展：《孝经存疑》，载《沪江大学月刊》1936年第25卷第1期，第25—27页。陈子展：《<孝经>在两汉六朝所生之影响》，载《复旦学报》1937年第4期，第140—169页。《孝经存疑》之前身为1934年发表于《人间世》第4期的《孝经述疑》，二者内容差别不大。本此可知，当时对《孝经》宗教性的讨论中尤其关注汉末诵读《孝经》退黄巾军的典故。而之所以关注此则与当时新疆的喀什葛尔与和阗闹独立之事有关。故当时有署名铁侠的文章《请中央勿复以诵<孝经>退贼之方收拾新疆》，载《海泽》1934年第4期，第0—3、5—7页。
 
28 陈子展：《孝经存疑》，载《沪江大学月刊》1936年第25卷第1期，第27页。
 
29 此外，笔者有《晚明<孝经>学研究》一书，2012年写就，201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关于明代《孝经》学的断代史研究，采取了经学与哲学相即一体的视角与方法论。
 
30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三》,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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