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达林普尔】温柔之死

栏目:他山之石
发布时间:2024-03-02 15: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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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之死

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匈牙利画家拉迪斯拉夫·梅德尼亚斯基(Ladislav Mednyánszky)《老人之死》1890年。

 

诗人亦不说老年?因此,我也不说我年近黄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释疑——第138首

 

我看见了未来,那就是死亡。

 

当然,死亡自孕育的那个时刻起总是将来时,但是,最近我近距离看到了死亡,因为年龄的原因,我个人已经更加接近死亡了。最近,我还拜访了两位老朋友,他们只是比我稍大一些,但患上的疾病意味着其寿命现在是以月份计算而不是以年份计算的了。对此,两人都完全心知肚明,他们用令人钦佩的斯多葛派勇气承受了这个消息和疾病的痛苦。他们没有愤怒,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愤愤不平,而是准备好温柔地进入美好的夜晚。我认为这样更好。我的父母双亲也都是这样做的,对此我充满感激。

 

但是,奇怪的事情在于,虽然我有理论上的理解和亲眼目睹的案例,每天早上起床时,我仍然充分相信人生---也就是说我的人生---即便不是永生,至少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多多少少按照现有的条件持续下去。我的所想和所感或许属于两个不同的生物,两个截然不同的大脑,它们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比如,古籍书商仍给我寄送图书目录,我仍然读得兴致勃勃,激动不已,仍然在计划购买,就好像我在未来很长时间或者几乎永远还能享受拥有这些书籍的快乐。这当然很荒谬的,如果我十五六岁时在流动集市上找的算命神婆说的话正确(到现在为止,她说的三个预言中有两个都应验了,当时我再也掏不出钱来听更多预言了。)的话,我可能还有十年的寿命。对她来说,这样的预测并不算太离谱,毕竟人的寿命通常是父母寿命的平均值,这种方法常常被用来预测人的预期寿命。这不可能更离谱了,因为人群的预期寿命总在不断变化中。毕竟,父亲出生的时候,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是47岁;我那一代的预期寿命是66岁,如果我是今天出生的,那么,这一代人的预期寿命可能超过80岁。

 

毫无疑问,我特别想购买的很多书都已经数字化了,但是,我买书的热情---几乎全部是男性现象,或者至少占据压倒性的多数----一直有一些非理性因素。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19世纪早期的一个藏书家在临终病床上派人去购买他在广告书单中挑选的书,虽然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濒临死亡,他那五万多本藏书在他死后很可能被卖掉(顺便说一句,让人有些不知所措)。虽然这看起来的确疯狂,但它显示拥有激情和目标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虽然在此案例中,这个目标相对来说并没有多大危害。

 

我的书是只有我能够明白的传记,是我的系列性痴迷的记录。我死后它们可能被扔掉(其实如今打发这些书很困难,没有多少人想要),就像我的骨灰要被抛掉一样。我之前曾更渴望被装在棺材中埋在地下坟墓中,但现在的墓碑实在太难看,我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而且,人们不能像从前漂亮的墓园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墓那样错落有致地安葬(因为我们人太多了,我们已经将空间极度经济化),我不想被埋在需要吸引人注意的地方,就好像一个豆荚中的豌豆一模一样---如果这不是太过粗暴的隐喻。而且我想补充一下,人们已经不再被埋葬得以上帝永恒而普遍的启示为基础在永恒状态下( sub specie aeternitatis),而是临时性的,通常只有99年(虽然这在情况所逼时还会进一步缩短),为了给其他人腾地方,你将被清理出去,除非后人或者其他相关方愿意支付费用让你继续留在这里,这种情况在我而言根本不可能,唯一愿意支付费用的人就是我的女儿,即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说的“遗物”,但她自己都不大可能在我死后再活好几十年,更别说99年了。

 

听起来虽然有些荒谬,但人们还是要活着,只要他还能动,就好像他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寿命一样,就好像人当下的关切是真正重要的和具有持久重要性的东西一样。我钦佩那些仍然将兴趣持续到最后一刻的人。我的小镇里有一个市议员,年纪已经很大,而且患病,多年来一直参加议会活动,就像他多年前刚刚加入议会的时候那样仍然沉迷于市镇的福利。他肯定知道,他和其他议员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不能影响他个人多长时间,但这对他来说无足轻重。

 

我的叔叔已经90岁了,来日不多,但仍然热衷体育运动,这个活动中的胜利是所有人类胜利中最短暂的,而且在我看来是有些瞧不上眼的,至今仍然是这样的看法。但是,在永恒面前,甚至最伟大的人类成果也都是稍纵即逝的。到现在为止留存在地球上的文明只有恐龙的七千分之一那么长。我有些担忧,文明的寿命能否有恐龙的寿命那么长。情况运行的方式,或许甚至不能持续一两代人---虽然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文明是什么。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恐龙会笑到最后,鸟不过是长了羽毛和翅膀的变体。他们将能够说,“看看人类的适应能力是多么差,他们能够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可能不到我们的千分之一。的确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按照这个标准,人类是适应能力最差的生物了。想象另外一个很快就要灭绝的物种吧。”

 

叔叔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他有一种奇怪的品质能够让每个人在第一次见面之后立刻喜欢上他。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猜想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说人家的坏话。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慷慨解囊帮助别人救急。这并不是说他愚蠢,远非如此,他极其聪明---虽然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得也不漂亮,他的言行举止也并不优雅和讲究。每当我想起他,我就变得更加宽容和更少动辄吹毛求疵。他往往能从坟墓礼跳出来给我施加文明的影响。或许我真应该多多怀念他才对。

 

当然,他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毛病。他的主要毛病是喜欢赌博,主要是赛马和赛狗。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每天晚上从他家离开前往伦敦白城体育场(White City stadium)观看赛狗的时候,就是说经过训练的灰猎狗去追逐机械兔子,好像从来没有得知它们的追逐是徒劳无功的。我猜想人类应该从中汲取一些教训才好。

 

这个体育场很大,1984年关闭,1985年被拆除,在过去的60年存在期间主要用来赛狗,一度吸引了超过9万人到这个灰狗德比(the Greyhound Derby)狂欢。我叔叔是这里的常客,在赛狗上花了很多钱,我听人说,要不是他喜欢赌博,他本来能够成为非常有钱的人。

 

在他的公寓里有两份出版物,一份是赛马的报纸,一份是《世界新闻》。他对第一份提供的比赛结果仔细研究,专注得就像投资者研究股票价格涨跌一样,试图预测将来的比赛结果。比赛结果的图表看起来非常专业,在我年轻时的眼睛看起来完全看不懂,就像现在的股票价格我看不懂一样。但是,叔叔的专注力和从中获得意思的能力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坐在饭桌前,赛马报纸摊开在眼前,用铅笔在上面做标记。他对所说的“形式”的记忆高度发达,但是,“形式”似乎从来没有成真,来阻止他输钱。偶尔也会赢一次,有时候还很大一笔钱,总是能让他不至于彻底死心。不过,他真的期待通过赌博发大财吗?我是甚感怀疑的。

 

在那些日子,场外投注站的赛马赌博是违法的,但是我叔叔知道如何非法投注筹码。在场外投注站赌博合法化之前,曾经存在非法赌注登记人的网络。我小时候理发常去的理发店就曾经是非法的赌注登记点,我理发时常常被像我叔叔这样的人打来的紧急电话所打断,我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专业术语。那是完全陌生的世界。

 

至于《世界新闻》,对于我那样的小孩子来说也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是丑闻汇聚之所,虽然按当今低落的标准来评判是温吞吞的,甚至是可敬的。当时,童年时代的纯真被认为是值得保存的,而非想尽可能快终结的东西。

 

叔叔是家里唯一赌博的人,他的痴迷虽然不被赞成,但因为他表现出的美德,只是温和地表现出来,更多被看作一种怪癖而非多么了不得的大罪。在他人生的晚年,他没有任何困难就戒掉了赌博的恶习,好像也没有遭受多大损失。我从来没有听见婶婶指责过他,虽然他的赌博并不能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好过一些。

 

现在,每当我想到购买彩券的穷人时,就会想起叔叔来。常常让我生气的是,穷人愿意浪费掉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买这些东西,中奖的几率几乎等于零。他们难道对概率一点儿都不懂吗?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彩票就是抽取的智商税。

 

但是,有一次,我想到约翰逊博士的人性和智慧已经远离了他。正是叔叔的记忆让我意识到穷人能够从投出的一小笔钱中换来的感受,他明明知道这笔钱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他摆脱贫穷。他至少能够充满希望地过一个星期---或者在彩票开奖之前无论多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能够做白日梦。这让他免于绝望。给他一种快乐,这是每次购买彩票都能获得更新的快乐,而且对任何人都不造成伤害。这样看来,一张彩票还是很便宜、很划算的。

 

但是,这个假设的希望是虚假的,我听见你在抗议。不错,统计学证据说明这种希望破灭的几率是压倒性地大。每个希望成真而中奖的人,就可能有99.9万999人的希望破灭。但是,在死亡不可避免到来之前,什么样的希望不是虚幻的呢?不是稍纵即逝的短暂瞬间呢?但是,有谁能够,有谁愿意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活着呢?虚假的希望也总胜过真实的绝望。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说过,我们是经受不起长时间盯着看太阳和死亡的。大文豪艾略特(T.S. Eliot)说人类承受不起现实。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幻觉。

 

我叔叔是这么好的一个人,虽然有缺点。这一点后来帮助我明白了人性的局限性。有人能够是个好人而且非常可爱,虽然并非完人。我们对于人类同胞的要求一定不能太高。我认为,如果他十全十美,我可能并不那么喜欢他了:因为性格和行为的完美无缺让人感到害怕而不是魅力。

 

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天堂概念是这么让人不满意。正是生活的不完美让生活值得过下去,虽然恰恰是让人生值得过的这种数量的不完美完全无法计算出来。

 

译自:Tender Death 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articles/tender-death/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著作有《不是喇叭也不是小提琴》(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和萨缪尔胡克斯合著)、《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合著)和《法老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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