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周群振先生

作者：彭国翔

来源：“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微信公众号

周群振（1923-2015），原名周群，以军中任官改今名。湖南湘乡人。从游牟宗三先生。历任初、高中教师、私立昆山工专讲师、省立台南私专讲师、国立台南师院副教授、教授。著作有《人生理想与文化》、《荀子思想研究》、《论语章句分类义释》、《儒学义理通诠》、《十载感恩与存想》等。

周群振先生

不久前得知周群振先生辞世的消息，还是不免意外。之前虽已听说他因病弱而住院一事，但总觉得他行伍出身，身体底子好，应该住一阵子医院就会康复出院的，所以并未多想。这次确知他已驾鹤西去，往事不由浮上心头。在此，我想追忆一下与他的交往和感想，作为我个人对他的纪念。

周群振先生的名字，我最早是在蔡仁厚先生的文字中读到的。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记得好像是蔡先生引述一段往事，大意是牟先生有一次遇到学生对他反复申述的观念一时不能理解，就说“我讲的东西连一个国军大兵都能听懂，你们还不如他？”这里面提到的“国军大兵”，说的就是周先生。而且，好像周先生原名是叫“周群”，后来才改为“周群振”。当然，牟先生所谓“大兵”，并不准确，因为当时周先生应该已经是一位军官了。不过，牟先生特别提到周先生能够理解其深微的哲学思想，却不能不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这一点，在我日后从周先生的文字中，也得到了印证。

读到蔡仁厚先生笔下的这一段时，我当即就记住了周先生的名字。但是，见到周先生这个人，却是要到差不多10年之后。1998年在济南召开当代新儒学会议，台湾方面牟先生的门人弟子，大部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概也是牟宗三先生的门人弟子包括再传，大规模集体来大陆参加以牟先生思想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首次。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周群振先生。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始终面带微笑，慈眉善目。除了身板笔直端正而有军人的风姿之外，完全不像是行伍出身。一开始与他说话，不免需要凝神细听他浓重的湘乡口音，才能理解他的意思。但他温厚的笑容和浑身自然散发出的善意，却又让你仔细辨别他的乡音，成为一件完全不觉得费力的事情。当时所谈的内容，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那笑容和乡音，却迄今仍宛然在眼前和耳畔。

那一次的接触比较短暂，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我和周先生两人之间比较密切的一次交往，是在2000年3月至7月我访问台北的期间。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台湾，记得最初打电话向他表示问候时，周先生即盛情邀我去台南一游。虽然我在台北访问的时间有四个月，但我抵达之后没多久，就立刻全副精神投入到搜集资料和阅读写作之中，大概是直到临近访问结束之前不久，才赴台南拜访他。那一次，周先生不仅亲自去车站接我，当晚还特意让我就住在他的家中。次日，周先生让他儿子开车，和周太太一道，陪我游览了台南的几处名胜古迹。具体的哪些地方，如今已记不太清楚了，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仍然是他的音容笑貌和通体透出的和善之意。出身将门的周太太对我照顾十分周到，其人开朗健谈，也令我十分难忘。希望下次赴台，能去看看她。

那次台南之行，还在周先生的带领下拜访了唐亦男、王淮夫妇。之前在北京曾经见到过唐亦男教授一次，加之她在台南的成功大学任教，所以既然到了台南，自然也去看望她。唐亦男教授是牟先生的女弟子，性情豪爽，为人热情。她中午请我吃饭时，周先生也作陪。席间，唐教授不但赠送了我牟宗三先生翻译的《判断力批判》，健谈的她还讲了很多事情。有趣的是，唐教授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时，周先生则仍是满脸笑意，并不多发一言。

不过，在遇到讨论儒学的基本义理时，周先生却是毫不含糊，并不吝惜笔下的文字。记得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的《儒家身体观》出版不久，周先生就曾写文章与其商榷，严辨其间所涉及的思想问题。杨儒宾教授受到西方身体哲学与相关论说的启发，意在彰显儒家传统中以往学界较少措意的身体向度。对此，周先生似乎不太能予以“同情的了解”，认为在“身”、“心”之间，杨著不免于前者提揭过重而有偏离儒学宗旨之虞。无论如何，基于他自己对儒学传统的理解，周先生认真阅读杨著并层次分明、条分缕析地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其为学论道之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第三次与周先生的联络，是在2004年底了。那一年我结束了在美国一年多的访问之后，回国途中取道台北赴会。由于会议的主办人之一祝平次教授刚刚由台南的成功大学转任新竹的清华大学，承他雅意，除了请我在清华大学演讲一次之外，还特意安排我到成功大学文学院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公开演讲。由于往返匆匆，我那一次并没有和周先生见面，只是在到达台南的当天晚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向他和周太太表示了问候。电话中听到他的声音时，他的笑容，也随之立刻映像在我的眼前。

在那之后，虽然也访问过台湾多次，但都没有再去过台南。时间宽裕的时候，记得打过电话给他；时间仓促的时候，也请台湾的友人转达过我的问候。间或听到他的情况，也会特别的留心。但不知不觉这些年下来，上一次听到周先生的消息，就是他因身体不好住进医院的事情。而那一次，大概也是两年之前了。当时在在台北，听说他是住在台北的医院之中，曾想去看望他。但是，又担心打扰正在治疗中的他，于是作罢。恰如开头所说，我心中总是想着他定会恢复出院，所以之后有机会赴台，再去看望他不迟。可是，不料想转眼两年过去，再次得知他的消息，竟然是已归道山了。

回想起来，我与周群振先生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是，从知道到他的名字迄今，却也已有二十多年。而为数不多的见面，特别是2000年他盛情邀我去台南的那一次，是我人生中美好的回忆，至今难忘。

在我的印象中，周先生离开军队转而投身学术和教育之后，似乎一直在台南师范学院任教。台北无疑是台湾学界的中心，所以身在台湾其他地方的学者，比如中部和南部，往往都会尽量多参与台北的学术活动。但我的印象中，除了参与《鹅湖》学社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之外，周先生几乎很少参加台湾学术界的活动。而周先生参与《鹅湖》学社组织的活动，应该也主要是与他作为牟宗三先生的弟子这一身份有关。我想，这一方面固然是与台南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恐怕更是他性格沉潜、恬淡，“不患人之不己知”使然。

孔门尝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科”，四者未必不可以为一人所兼具。但能擅其中之一者，便可以位列孔门弟子了。以此衡量，我认为周先生虽然可以说是兼具“德行”与“文学”，但尤为突出的仍然是“德行”这一面。换言之，虽然周先生不乏著述，比如《儒学探源》、《荀子思想研究》、《儒学义理通诠》以及《论语章句分类义释》四种，但他更为突出的不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地“培养新知”，而是在待人接物和立身处世方面的躬行实践。事实上，无论是沉潜于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躬行实践，不求闻达，表现方式虽然不同，需要在背后发挥价值支撑作用的，其实都是儒家“为己之学”这一基本原则。而既不能潜心学术，以“文学”见长；又不能躬行实践，以“德行”服人，哪怕是终日在社会上摇旗呐喊，使儒学成为“口头禅”，也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惟患“人之不己知”而已，与儒家“为己之学”的价值原则恰恰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周先生的沉潜与淡泊，恰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一方面放射出儒家“为己之学”的光芒，另一方面使那些假儒学之名而行逐名求利之实者无所遁形。

逝者已矣，在如今似乎儒学一片欣欣向荣的热闹局面之下，我盼望出现更多像周先生这样能够体现儒家“学者为己”的真正儒者，无论是“德行”还是“文学”，抑或兼而有之，而不是既无真才实学，又无品行节操的沽名钓誉之辈。（2015年5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