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仁与隆礼——孟荀思想解读”第七讲：杨朝明教授主讲《天人合一与天人之分：孟子与荀子的天道论》讲录概要

来源：“孟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23年12月24日

12月20日上午，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山东老年大学主办，孟子研究院、中共济宁市委老干部局、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济宁老年大学承办的“居仁与隆礼——孟荀思想解读”第七讲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原副主任、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作了《天人合一与天人之分：孟子与荀子的天道论》主题讲座。

杨教授首先对天道与天道观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世界一切事物皆有一定的规则，所谓天道就是指万物的规则、道理，或者是天地运动变化的规律。天道观则是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它是围绕对天以及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看法。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在中国哲学中，“天命”被视为一国政权之凭依，是统治者政权合理性证明的依据，又是个体生命及价值之源头。我们谈天人关系，实际就是思考人的终极存在道理、价值和意义。孟子和荀子思考天人关系的时候，孟子有天人合一的观点，荀子似乎与他不同，有天人相分的观点。

一、战国以前论天与天道

西周时期，“敬天”就早已经程式化、规范化，已经有了正规的祭天礼仪。“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礼记·中庸》），郊祭是当时敬拜上天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孔子时代，虽然也保留了天的神秘性和对天的敬畏，但侧重点则在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注重人和自然的联系。

孔子之前，人们信奉帝和天。帝即上帝、天帝，它无形无体，却是天地之间的最高主宰，支配世界和人的命运。与帝不同，天虽然具有自然形态，但它有时被人格化、神秘化，因此，成了一个最高的人格神。在孔子那里，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保留天的神秘性和对于他的敬畏的同时，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修养，强调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的使命和责任。

孔子修正了西周天帝、天命只与贵族阶层有关的看法，每个人都可能直接面对上天。如果细致考究，孔子所说的天可有多重意义，天似乎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人格意味，即能像人那样能行动、有思想、会感知，但它主要不限定于人格神意义，而是有新的内涵。

首先是自然之天。天具有自然形态，但被人格化和神秘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孔子敬畏天，并认为天具有意志和精神属性。然后是义理之天。天是道德和文化的基础，具有道德和人性意义，是道德和文化的规定者，也是人道德和文化的基础。这样，天还是主宰之天。天对人事或人的命运有一定主宰作用，似乎更重人事，淡化了天的人格神的意义，反对各种鬼神观念。

二、孟子的“天人合一”论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指出他“序《诗》《书》，述仲尼之意”。郭店竹简所载儒家内容的文本，在时代上处在“孔孟之间”，是孟子天道观转型的理论前提。

郭店竹简以“德者，天之道”为理论起点，以“圣人知天道”为逻辑归宿，开启了先秦儒家天人相通的天道观。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探讨“人道何以可能”和“何以知天道”的问题，形成了他的一套以“天”为终极根据的思想学说体系。

在孟子思想中，他的最高哲学范畴是天。他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主张人道效法天道，把天看成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诚者，天之道也”，他把“诚”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在天人关系上，孟子主张下通人性，上达天理，并视外在的“天”为终极存在。在他看来，天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人们应该了解这样的客观规律，使自己的行为自觉遵循自然界本身的运行法则。

孟子“天”论中最为闪光的内容，是他对道德之天的体认。对于道德之天，人们应当保持“知天”的理性态度。孟子的天人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就是天人合德的思想。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进而“知天”，开创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认知模式。学术界有人看到，孟子的天人关系的思想不是什么生态思想，而是人生道德的境界状态。这种“天人观”思想影对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影响巨大。

关于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也谈到过有关环境的问题，但多是受到农耕文化影响的结果，是由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孟子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谈的是道德境界问题，是成就道德达到人生最高层面后的一种与天地合并为一的精神感受。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天地境界、天人合一是对道德最高境界的一种特殊表示。

孔子提出了天道与人道相区别的观点，大力弘扬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孟子在此基础上将仁义之道内化为人性并以之为生存之本。在天人观方面，孟子试图摆脱传统天命这一管理人间的方式。最为重要的是，在天人之间，孟子增加了人性这一环节。人们不直接听从天命，而是要发现良心、清心寡欲、扩充良心从而“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

三、荀子的“天人相分”论

荀子所言“明于天人之分”，绝不是要把天和人界隔起来，而是在顺应天的前提下，认清人能干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天地创生万物的活动。与孟子一样，荀子天人关系思想有非常广阔的背景，他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提法，都可能有很深的思想渊源。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正如宋代思想家邵雍所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孟、荀的天人关系学说恰恰代表了“究天人之际”两种不同的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与孟子不同，荀子的“积礼义而为君子”和“礼义之谓治”，将成德成治寄望于礼即“人”而不是“天”，确立了以天人之分、天生人成为核心内容的天人观念，彰显了儒家人文化成的理性精神，从礼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自然之天的思想，深化了其所倡导的“人能弘道”的人文理性精神。

一般认为“天人相分”观念由荀子提出，不像“天人合一”思想那样形成早、影响大。但实际上，“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思想应该同样历史悠久，只是人们忽视了“天人之分”的观念，才产生了错误的认识，1993年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给了我们的重要的启示，其中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天”的内涵有所不同，而《穷达以时》中所说的“天”是决定人生显达与困厄的命运天、时运天，它可以决定人生升降浮沉，可以使人一生不遇亦或宏图大展。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广采博取、推陈出新，构筑了天人相分、人性本恶、内圣外王等的思想大厦。在天人关系上，他彻底否定有神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即“制天命而用之”。在人性问题上，他既肯定人欲本恶，又强调善的道德意识是人的特征，源于人的“心知”本性，建构起“君子之道”和“君之所道”。“君子之道”包括贵礼、尚诚、劝学、隆师、慎友、征圣、宗经等修养方法。“君之所道”包括仁政民主、裕民富民、礼主刑辅、尚贤使能等经世方略。荀子进而提出“从义不从父”的“子道”，“从道不从君”的“臣道”与“议兵以仁义为本”的军事主张。荀子学说是周代贵人轻天、贵德轻神思想特征的典型证明。

四、孟、荀天道论的新认识

由于天道观念关涉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天与天道论实际就是认识中华文明。孟、荀天道论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代表了中国思维的高度与深度。

（一）孟子、荀子的天道论有很早的渊源

中国早期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自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尧、舜、禹关于“人心”与“道心”的“心传”实际就是“人欲”与“天理”的思考。在《逸周书》开篇的“三训”，都是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度训》说：“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命训》说：“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以祸福。”《常训》说：“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可变，性在不改。”

对于很多的传世文献，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对于其成书年代普遍存有很深的疑虑，新发现的战国竹书“清华简”就有新的相关发现，例如《心是谓中》说：“断命在天，苛疾在鬼，取命在人。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心厥为死，心厥为生。死生在天，其亦失在心。”刚刚公布的“清华简”《畏天用身》开篇就说：“畏天知，用身足”，又说：“人乃人也，天乃天也。在身未可，天也；在天未可，身也。弃天以身，乃无天乎，非天不生。弃身以天，乃无身乎，非身不成。”讲述了“天命”与“人命”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告诫我们，孟、荀天道观的研究必须注意其形成的深刻背景。

（二）“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

钱穆先生认为，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分别来讲，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把天和人合起来看，认为天命表露在人生。离开人生，就无从讲天命；离开天命，也无从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伟大处，便是能把他们两者合一。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自天道。违背天命，便无人文可言。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

在天人关系的视域之下，儒家认为人生而静，这是人的天性。人们感于物而动，就有可能好恶无节，为避免物至而人化于物，就需要建构起预防“灭天理而穷人欲”的机制，因此，中国人研究人性与人的价值，思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形成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之类的人生价值追求，建立起影响深远的庞大思想体系，中国人也由此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数千年。

（三）借鉴恒常性与超越性的思想精神

分析孟、荀哲学中“天命”的意义，在“应为”与“如何为”中凸显“天命”的超越性与人的实践性。大体而言，孟子言“天命”重“应为”，要人在“义”与“利”之间作取舍，舍“利”而取“义”，以成全人之“义命”“天命”。荀子言“天命”重“如何为”，为处在人生困境之人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故谓之“制天命而用之”。

审察孟、荀二者天命观中的理论差异，把握二者作为儒者的哲学通义，可以在人面对人生各种问题时，比如如何看待命运、改变命运，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如何进行良性互动等问题上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与建议。如慎重看待所谓“天灾地妖”。很多问题都源于人，反时反常现象并不能改变国家命运。天降灾异、地生妖孽、梦异怪诞都只是给世人提出的警示。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天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人要对自然保持敬畏与尊重，有时也能够使天改变原来的安排，人就要主动“知天”，效法、遵循、顺应天道，在自然变化、灾妖出现时保持敬慎，处事从容稳健，立于不败之地。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可见“知天命”之难。既然“天”与“天命”不可捉摸，便不如用心致力于人事，即“尽人事而知天命”。知天命，有敬畏，存戒惧。“尽人事”与“知天命”是统一的，要承认“知天命”之不易，又要在“尽人事”的过程中去“知天命”。因而要顺天而行，只有人心强大，才能做到“人定胜天”。孔子的“知天命”、荀子的“制天命”都不是单纯谈论“天命”，而是关注现实的人心与社会，思索的都是活生生的政治问题。

（四）理解天道论，树立荣誉与责任意识

理解孟、荀的天道论，就要把握天道，认识天命，了解使命，增强荣誉和责任意识。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里讲的是天命与使命、荣誉与责任。辜鸿铭曾指出，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与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君子之道”，中国传统思维视荣誉与责任高于一切，荣誉与责任是中国国家观念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存在的基础。人们向往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性满足，更在于彰显人的理性光辉，将“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因子呈现出来、传承下去，激活荣誉感激活，产生责任感。我们应在履行责任过程中润泽荣誉感，让满载“荣誉与责任”的思想成为民族之学、国家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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