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孔子别立新宗 作者：贺志刚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6月11日




    受道里书院柯小刚兄之引见，有幸来云深书院，躬逢其盛，实乃三生之幸！在座鸿儒满席，我不过是乡野不名之辈，苟于此作些议论，请诸位先生指正。 
    
        此间讨论之议题是：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既然说重建，必然是曾经有过，而今天失去了，现在要重新建立曾经有过的或者别立新宗。那么中华文化主体性曾经有过吗？又是什么呢？这本不是一个新问题，一百年来学者于此多有论说，甚至很多人会勿庸置疑地说就是儒家思想。然而我觉得这样简单地概括中华文华的主体性是很容易失之偏颇的。窃以为，这种概念化的表述实乃一百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华文化贴的标签，我们竟然不加思索地对号入座了。那么西方学者为什么称谓中国为“儒教中国”呢？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有答：“西方学者视两千余年的帝制中国为儒教中国，他们把儒家称为哲学或宗教，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预设前提，认为儒教乃笼罩帝制中国无所不在的精神面貌。其实，儒家主要教导做人的道理，提出人伦规范与社会秩序，与极权专制并不协调；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帝制实赖法家维持，儒家最多起了制约法家的作用而已。”此真知卓见也。难怪朱子曾经叹曰：“圣人之道未尝一日真正行于天地间。”连朱子都发出慨叹儒家思想理念未曾于中华大地真正施行过。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两千年以来儒家可以说皆不过是做了帝王统治的装饰而已。论及此处，想来诸儒皆会不以为然。儒家思想不是制度化了吗，不闻百年前有科举之制度，“学而优则仕”；有书院之传播，诵经习文，有教无类；有“礼乐之兴”，三纲五常，典章制度？然也。我想正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些儒家显著特征的典章制度成为帝制中国的表面饰物，西方学者才得了皮毛而作出“儒教中国”的表象之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或曰圣人之道者何也？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法”。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并非是发明创造，而是取已有之者，以期后世效之也。子曰：“志于道”，是“志”在复“三代之治”之道。然而后世哪朝哪代何曾复“三代之治”呢？除了王莽改制欲行周礼昙花一现，其他不过取了儒家便其统治之纲常、礼教用之而已。孔子生不得其用，故著书以期后世。后世取其有利而舍其大义是也。可以说儒家思想虽然名义上被两千年来定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三纲五常、典章制度虽为教民之法度，但孔子欲行的“道”并未在中国彻底地去践行。所以，仅仅用儒家思想去命名为中华文华的主体性，显然是不确切和不完备的。那么中华文化的主体如合才能够确切和完备的表述呢？显然，还有道家，鲁迅就曾经说过：“中国人骨子里其实是道家”，还或有佛家，所谓儒道释是也！抑或还有其他，比如法家思想，早就有人说过所谓“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综上之述，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主体性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 
    
        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已然成为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曾经，我们的传统。谈论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主体性是不能忽略在20世纪国人在文化上所走过的路的。1949年代以后，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把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立为思想文化之正统，也就是所谓文化的主体。近人甘阳提出“新三统说”：“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25年来形成的传统；另外一个传统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三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难以准确表述，但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和乡情。”其说我不甚苟同，然而对于吾等讨论中华文化主体性之重建颇有所益。他明确地提醒了我们：毛泽东在中华文华曾经有过的主体性里注入了新的元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传统。为什么说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传统呢？我以为，在毛的时代，其实也如中国历代统治一样，不过是“外马内中”是也。这里的“中”当然不仅仅是只指儒家思想，还有法家、道家，甚至佛家思想在内。回头看看建国以来数十年之历程以及毛的作为，儒家传统的东西不是仍然故我吗。忠孝仁义还是国人行为之规范，祭祀祖先、节社之庆还是吾华固有之礼仪。家族村落虽然一个个瓦解，但新的一个个单位却建立起来，人们同样在单位里受着儒家传统道德的规范。儒家传统在新的空间里得到了延续。毛不是刘邦、项羽，是读了孔子的书的，是要“志于道”的。近日于网上看到一个网友论毛，说的有意思：“孔毛二人，还是要打通，不能老让他们相争。 既有孔子，又生毛子。孔，毛之师也。愚笨之人但见毛灭孔，却不知毛自立门户之法，乃取之于孔。毛子乃儒门怪杰，日后不妨入孔庙配享。”此话虽似荒诞不经，却开人思路。毛泽东所处之时正是吾人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上下求索道路之时。国朝典章尽废，不重建道统则国之不国。毛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开出了一条新路，使吾人再立于世界之林。古人言：“天不生仲尼而万古如长夜。”今人言：“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此同理也。只是孔子生不得用，而毛生得用之，不再如孔子“独立郭东门，如丧家之狗”，而是深入的发动了民众，推行了他的平民主义路线,并构建了他的中国式社会主义,而今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那么，面对这些已然失去的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主体性，我们以什么来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呢？是恢复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或是让他继续作装饰吗?还是回到毛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我想,我们不应再循老路走了。最近《开放时代》杂志举办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传统”的讨论，刘小枫有一段发言：“还值得一提的是把儒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这方面努力的其实不少是新儒家的大师，比如说熊十力，新中国刚刚建立，他就通过林伯渠送给毛泽东一本讲儒家经学的书。什么意思？熊十力的意思是，他想告诉毛主席，他与毛主席想的和追求的理想是一致的。梁漱溟也是一个例子。社会主义理想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在后来，中国的传统学者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在三十年代，有人想用儒家传统去接西方的民主主义，在社会主义新传统中，又有人想用儒家传统去接西方的社会主义。到八、九十年代，又有人要让儒家传统去接应西方的自由主义。现代的新儒家，我看来看去，越看越发觉他们是西方现代的‘主义’塑造出来的一群儒生。”此段话很受用，儒者当思之。当下儒者之当为者，难道就是抱残守缺而拼命与当下行之者苟同吗？或者厚古薄今而梦回唐朝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寻找我们文化中长久以来有生命价值的东西，用史家的观点回头看我们走过的路。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孔子就是从历史中去发现真知的。《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周游列国历十四年而归鲁，“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故孔子知生不得用，著书以期后世也。孔子在他的时代以其所见悟道，他所征者不过他以前的历史；他所采集者不过春秋诸国之风。我等生今之世，孔子、毛泽东，还有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皆为我所见，他们应皆为我所征也；我等所采之风，当是世界诸国之风，所谓全球视野。熊十力先生讲：“夫求圣人之道者，必有高尚之志。未有志趣卑微，而可闻大道者也。”孔子“十五而志于学”，以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是什么？庄子曰：“道是瓦砾，道是粪尿”；朱子曰：“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孔子于其时悟道，知天命，知道之不行，遂著书以期后世。毛泽东于旧邦开新命，于当世而行道。此二人皆是“志于道”之人，并都有他们的发现。而毛更践行之。然而现在夫子之道不复矣，毛之新命亦不复矣。儒家思想也好，毛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传统也好，都成了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主体性之一部分，而不是现在进行时的主体性。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来谈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要定中华文化主体性于一尊显然是痴人说梦。拭问日本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韩国文化的主体性又是什么？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吗？显然不可断论，儒家思想在他们那里起作用，他们的人民依然过着他们传统的节日，有着传统的信仰，忠孝仁义他们一样推崇。然而他们已经现代化了。 
    
        一百年前，吾人为了现代化而舍儒家制度；二十年前为了现代化又舍了毛泽东。今日我们才发现，已舍的却并未能舍去。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效仿孔子，回到孔子，去从新发现“道”，然后“志于道”，别立新宗，再与旧邦开新命。
    
    
    （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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