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荣氏家族的渊源关系

作者：王钦伟 高尚君 陈国华

来源：《文化示范报》

孔子与荣氏鼻祖荣启期畅谈“三乐”的故事，2500年来一直传唱不衰，也成为“知足常乐”之典；荣氏一世祖荣旂，自幼亲炙洙泗，从游孔子，帮助孔子删诗、赞易、序书、定礼，共维斯道与不坠，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荣氏后裔，秉承儒家文化，实业兴国救国，积德行善，扶弱济贫，兼济天下，成为一代儒商。

古之中都，今之汶上。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制订养生送死之节。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孔子家语》）不久，被擢拔为鲁国司空，再升大司寇。这一时期，汶上境内有两位荣氏先贤与孔子有着很深的交集，在创立儒家文化思想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孔子与荣启期

荣启期，字昌伯，春秋时期郕邑（今汶上县西北）人，被荣氏后裔尊称为“鼻祖”。他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是春秋时期著名学者，思想很有见解。然而他没能逃脱文人才高常失意的历史规律，在政治上并不得志。看破时局而无能为力，荣启期干脆“值衰世季末，王道颓凌，遂隐居穷处，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士。

据有关资料记载，荣启期生于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卒于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荣启期长孔子44岁。

战国列御寇著《列子·天瑞篇》记载：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孔子家语·六本》，也记载有这段故事。

意思是说：我的快乐太多了，数也数不完。天生万物，人最尊贵，我恰好是人，而不是牛马等等，这是第一大快乐；人间是男尊女卑，我恰好是男的，这是第二大快乐；人生在世，有的婴儿连太阳、月亮都没见到，在襁褓中就已夭亡，而我竟然已经活到了九十岁了，这是第三大快乐。贫穷是修道士的常态，死亡是人生完美的结束。我得到了人生的常态并完美地走到终点，哪里还有忧愁呢？孔子听闻后敬佩地说：“您说得好啊！您可真是一位既知足又快乐的人啊！”

孔子与荣启期畅谈“三乐”，成为后世“知足常乐”之典。荣氏后人尊称荣启期为鼻祖，称堂号为“三乐堂”。2500多年来，“三乐”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皇亲国戚、文人墨客，赞美“三乐风高”的诗词歌赋数百余首（篇），至今传颂不衰。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三环出土唐代“荣启期问曰答孔夫子”铜镜，构图自然、恬静、精雅，描绘了荣启期与孔子谈“三乐”的故事，被人们称之为“孔子拜师图”或简称“三乐镜”“三乐铜镜”。

荣启期“三乐”文化思想直接渗透影响着儒家思想的形成。例如，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则体现了孔子的“人本”思想，也体现了荣启期“人为贵”的文化思想。孔子遇荣启期谈“三乐”，赞赏和接受了“天生万物，唯人为贵”的思想，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最为珍贵。据记载，有一次孔子家中马棚失火，外出回家的孔子知道后，最为关注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详见《乡党》）。在当时社会，马匹十分珍贵，有“匹马束丝”换五名奴隶和三十田换四匹马的记录。孔子把马夫和驭者一视为“人”，而且只关注他们而“不问马”，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因此，孔子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的论断。在天地万物中，人最为珍贵。在197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楚墓竹简·语丛一》中记录：“夫天生百物，人为贵。”以上两则同出于孔门弟子的记录，可以相互印证。

孔子与荣启期交谈时，儒家学派尚在形成之中。对于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特别善于学习的孔子来说，必然会吸收荣启期谈话的思想精华。可以说，荣启期的人生智慧，不仅令孔子感慨不已，而且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三乐”思想的表述和人生经历中所体现出的人生哲理，与儒家人本观、生死观、贫富观都是相一致的。按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标准，荣启期无疑是一位“穷则独善其身”的典型。

孔子与荣旂

荣旂，字子祺，生于周景王三年（前542年），卒于周元王六年（前470年），终年73岁，安葬于昙山西北麓厌次岭（今汶上县白石镇昙山西北麓）。荣旂被荣氏后裔尊称为“一世祖”。

荣旂自幼即亲炙洙泗，从游孔子，帮助孔子“删诗、赞易、序书、定礼，共维斯道与不坠。”孔子去世后，庐墓三年。后回到昙山脚下，抱道自处，设帐授徒，教化后人，存心养性，成就自己完美的人生。为儒家文化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名列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中。

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下诏命绘像于太学；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雩娄伯，并配享孔庙，牌位列东庑第二十位；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厌次侯；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追称先贤荣子；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下圣旨祭祀孔子七十二弟子，建祠堂于今汶上县苑庄镇演马村，并“钦赐奉祀生四员，蠲免一切差徭”；同治年间，兖州地方官员将荣氏“三乐社”与孔子“圣泽社”、孟子“亚圣社”并列，优渥有嘉。

儒家文化与荣氏后裔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儒家文化思想，是我国本土先哲总结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滋养着国人走过2500多年，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社会、哲学，也形成了成熟的治国理政安民之道。荣氏子孙，始终继承了儒家文化思想，无论为人处世，还是经商办企业，处处事事践行着儒家文化思想。

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源最为深厚的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荣氏家训内容与儒学精神的耦合，使得传统儒学借重于传统家训得到广泛传播。

荣氏十二则家训：圣谕当遵，孝悌当先，祠墓当展，族长当尊，宗族当睦，蒙养当豫，闺门当肃，礼节当知，职业当勤，节俭当崇，赋役当供，争讼当息。十二则家训，既有律己修身、读书治学、教育子女，又有睦亲齐家、出仕为官、普惠相助等，无不体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思想。因此，荣氏家训也一直被后世所称颂。

荣子第74代孙荣熙泰，继承祖训善及社会，以“治家三身”教育后人。“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有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尽力做事。”使之走上了企业家的道路。75代孙荣德生，继承祖训，立下荣氏家规：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此后荣氏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既有创富之道，又有散财之道，充分展现了休养身心与服务社会，这些令人们困惑纠结的问题，在荣德生身上自然融合，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古语有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世族大家还是普通百姓，表面上看是财富、地位、品貌、认知、格局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从孕育开始，家庭、家教、家风便深深影响着个体发展轨迹，从内里决定着个体及家族的兴衰荣辱。纵观古今中外，世族大家、名门贵胄多以文字化的家训、家谱来铸就家族成员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与荣氏企业

近代以来，荣氏家族靠实业兴国、护国、荣国，积德行善，扶弱济贫，“达则兼济天下”，在中国乃至世界写下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荣氏家族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也无不浸透着荣氏家族的心血。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荣家是爱国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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