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州文庙大成殿游记

作者：张民生

来源：携程旅游

时间：2024年3月16日

2014年3月16日，我离开天宁禅寺，不知不觉就转到了附近的常州市工人文化宫。常州市工人文化宫对我来说是一处有着深刻记忆的地方，那是在1990年，我作为一家外资广东企业的监造工程师，在常州负责一台大型港口设备的监造任务，在常州住了半年的时间。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周末的时候，我就经常一个人从工厂骑自行车到文化宫来转一下，在这里也认识了几位很好的朋友，非常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所以后来都没有办法联系了，非常可惜。今天对我来说算是故地重游了，非常巧合的是看到了在文化宫内的常州文庙大成殿，于是，我就开始参观了起来。

走到近前，侧旁的碑记上写明这里是“县学遗址”。有一石桥，正式的名称是泮桥，民间也俗称状元桥，桥下是半月形的泮池，泮池的面积不大，两边都有一个鱼喷泉。可以看出桥身和龙头都是原件，只是被修复过，因为可以看到明显的修复痕迹，只有桥栏是新配的，状元桥乃单拱石桥，颇合县级文庙制式。状元桥的后方是大成门，里面是一个经过修复的仿古院落，门匾写着“偶得轩”字样。

从大门走进去，是一个庭院，中间是一条甬道，甬道两旁有一些灯柱，上方以镂空的形式写着“德”字，下方四个面则分别写着一些警句，比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等。甬道的尽头就是大成殿了。大成殿为单檐歇山顶，面积360多平方米，面阔五间，宽22.8米，进深16米，庄重古朴。殿前为大成门三间，硬山造砖木结构。在大成殿的前面有一对青铜兽塑像，看着像马，但是有点不像。

在大成门和大成殿直接东西各有一条长廊，墙上嵌着各种从常州各地搜集的碑刻，大概有几十方左右。其中有民国二十八年的重修武进地方法院记事，这样新政法系统的法院记事还是比较少见的。还有光绪二十九年的重建左厢社学记，社学是明清时期设在地方的小学教育机构。按照《武进掌故》一文中的所言，武进文庙不但有尊经阁，另有礼圣殿、东西斋房、射圃亭、碑亭等，余外还有其他一些文庙内没有的祠堂：吴季子祠、商子祠、张子祠、唐荆川祠、县学文昌祠、县学乡贤祠、医学三皇祠。

比较有规模的孔庙内除了主祀孔子，大成殿内还设颜渊、曾参、子思、孟轲“四子配享”，两侧还有地位稍低一等的“十二哲”，两庑还要供奉先贤先儒，其中先贤是孔庙配祀的第三等级，计79位，主要系孔子的弟子，少数是“亚圣”孟子的弟子，或学术系统中的标志性人物，如左丘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先儒为第四等级，共计77人。孔庙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围绕孔庙配祀的标准和资格，道统与学术的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在明朝增设乡贤祠、名宦祠，位于大成门东西两侧，在祭祀时附祭。还有一些地方将魁星阁、文昌阁附设于孔庙，奉祀文昌帝君和魁星。魁星、文昌一般排除在孔庙祀典之外，但也常见其进入孔庙圣域，表明儒教的一种包容态度。

常州文庙大成殿原为阳湖县学宫，武进县学由时任知府家铉创建于咸淳元年（1265），和府学一样，在创建后的六百多年里，县学得到了历代政府的重视，每个朝代都进行过修建或扩建，修建次数最多的是在明代，重建和修建过十八次。清代修建过十一次。到明末，县学的规模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雍正四年（1726），武进县分为武进、阳湖两县，县学也分为武进、阳湖两县学。咸丰十年（1860），两县学毁于太平军战火。同治四年（1865），武进知县桂迓衡、阳湖知县温世京会商于士绅刘翊辰、庄毓鋐等，以清量田亩余款重新修建县学，经费不够后，由呈请以亩捐为修建经费。县学修建后，开始招生授课，学额有所增加。同治九年（1870），邑绅恽世临等复请于总督马新贻续行亩捐进行了重建。现存的文庙大成殿也是那时候重建的。

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以及赵宋朝廷对文臣的看重，读书求仕的风气日益浓厚。常州历史上共出过11名状元、2920名进士。宋大观二年，全国取进士140人，常州中了32人。清代大诗人龚自珍称赞常州的诗句：“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明清之际人文传统的光大，常州更是涌现了一大批英才人杰。唐荆川是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作为明代著名散文家，和王慎中、归有光合称“嘉靖三大家”。同时他也是著名的抗倭将领，戚继光曾向他学习枪法。清代诗人龚自珍曾在己亥杂诗中说过“东南绝学在毗陵”。清代常州的五大学派，分别是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以张惠言、张琦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文派，以恽南田为代表的常州画派和以费伯雄、马培之为代表的孟河医派，另外还有洪亮吉、黄仲则为代表的“诗国”常州和以赵翼、屠寄、吕思勉为代表的史学园地。

常州历代济济的人才，构成了常州历史上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有人曾作过专门的统计，指出常州历史上的人才数，仅次于北京、苏州和杭州，在中国位居于第四位。历代常州学者给人们留下的著作，根据专家考证统计大约有两千多种，都曾驰名知识界，被人们看成是了不起的杰作。在常州市河的北岸有条小巷叫青果巷，这条小巷不仅走出了近百名进士，而且走出了一批誉满中华的优秀人物。如清代著名书画家汤贻汾，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开拓者盛宣怀，新文化运动先驱瞿秋白等等。当然在人才辈出的常州，青果巷只是常州的一个缩影，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了解常州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个窗口。

孔庙即孔子庙，又称夫子庙、先师庙、文宣王庙或文庙等等，主祀孔子。明清时习惯叫“文庙”的地方很多、很普遍，往往特指与地方官学连结成一体的孔庙；又往往与奉祀关羽等神祗的武庙并称对举。自战国时利用夫子曲阜故居设立第一座孔庙，尔后汉初刘邦以皇帝之尊驾临亲祭，表明尊孔的姿态，此后约两千年间，孔庙发展到遍及中国各地以及东亚诸多地区，成为孔子思想的具体化身，不仅深深嵌入国家制度、民族记忆，还生生不息地活在人间世界。又，自唐代贞观四年（公元630）“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继而“庙学合一”制度在全国推广、铺展，到明清时期全国各府州县均设立各级官学并伴建孔庙，同时一些书院、社学、私塾也设庙供奉孔子，这种将教学、考试与祭孔、拜孔联结缠绕在一起的做法，成为中国步入现代之前的一项基本国情，也构成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醒目的一个特点。

千百年来遍布各地的古代孔庙，是儒学教育的重要据点，是儒教信俗的重要策源地和演练场，是为士人实现儒家理想可资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的重要载体。由于近一百多年来，孔庙曾遭遇冷落、毁弃，现在又有所振兴，其中呈现的脉络和动向颇值得关注。历史上的孔庙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自成一体的孔庙，二是作为各种学校重要设施的孔庙。两者在功能上都用于祭祀孔子，然其一大区别在于，后一类还与学校结为一体。特别是在各级官学系统，“学”与“庙”在制度上相互依存，在空间布局上也体现“庙学合一”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左庙右学、右庙左学、前庙后学或左右皆学中间为庙等几种形制，这类官学系统中的孔庙，可以将其简称为“学庙”。汉朝订立了独尊儒术的尊孔国策，东汉明帝、章帝、安帝更仿效高祖，亲诣阙里祭祀孔子。阙里之外，各地也逐步兴建孔庙。

晋代承继前代的独尊儒术，大力兴办教育。《宋书?礼志一》载，太元九年（384）尚书令谢石上奏倡议：“请兴复国学，以训冑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经孝武帝允准，“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说明此时已在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里设立太学了。可以肯定，东晋太元年间官学系统的学庙已然出现。到了北齐，在学庙礼制建设方面已颇有可观之处，成为唐朝全面推行“庙学合一”制度前，孔庙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环。

《隋书?礼仪志四》：“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国子寺。是政府机构，始设于北齐，隋朝沿袭并加以强化和完善。《隋书?百官志下》：“开皇十三年，国子寺罢隶太常，又改寺为学。”到炀帝大业三年（607），又由国子学改名为国子监。太常寺职掌宗庙礼仪，将国子监（国子寺、国子学）从其隶属下分立出来，意味着国子监已升格为主管教育的专门机构，国子监就相当于的现在的教育部。在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状似趋于成熟和独立的隋唐，学校愈加突出和注重祭孔拜孔。唐朝的文教政策进一步突出尊孔祭孔，并全面推行“庙学合一”，太宗“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

中国古代有一个教育儒家化的发展进程，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据有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于三个进程的基础之上，即：礼制的儒家化，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儒家化。刘邦称帝后，对儒家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公元前196年路过鲁国时，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创了帝国天子祭孔的先例。其后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盛行黄、老、刑名之学，但儒家的地位和影响潜增暗长。文帝、景帝治下，给儒家经书设博士，立学官。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太学，开启了中国教育儒家化的进程，这也是独尊儒术的国策在学校体制上的进一步落实。从汉到唐，是教育儒家化的第一期，其主线是学庙的出现和生长。由唐宋到明清，属于教育儒家化的第二期，其主线是“庙学合一”制度在全国的扎根与普及推广，并带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持久发展及其传播、扩散。

华夏民族是孔庙早期发展的推动者，然而打开历史的长卷，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接续并持久地为孔庙制度的发展提供着动力。在孔庙发展的历史上，各地众多的民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孔庙承载的儒家文化乃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换个角度看，借助孔庙的发展，尤其是“庙学合一”制度在全国各地的推广和扎根，在伴随推动儒学教化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及其共同发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文化“大一统”的理想。

西晋结束后北方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和北朝。这个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驰骋于历史舞台，他们祖先着胡服、操胡语，却为自强逐步学习和接纳汉文化的礼仪习俗、典章制度，以开放的态度推动民族间的融合。及至北朝后期，鲜卑等族已和汉族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不再有显著的差别。这其中崇儒立学，倡导、推行儒家化的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经过不懈的努力，北方的社会风尚渐渐变化，延至北朝，才引出相比于南朝更为兴盛发达的经学和学校教育。

辽、金、元三者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却也不同程度地都采取尊孔崇儒、兴教办学的政策。契丹统治者视自己为炎帝的后人，所建政权为中国的“北朝”。金太宗完颜晟时，开始设科举。熙宗继位后，实行尊孔和文治，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璠为衍圣公。辽、金沿袭了唐宋的学校体制，承继了祀奉孔子的信仰，接续了“庙学合一”的制度，使之在中华大地持久地生长。这也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契丹、女真统治的朝代，都已经视孔庙为中华文化圈的共同标识，视其为文明教化的同义词，政权的对峙和疆域的分裂，并不能完全阻碍文化上的相互认可。蒙元崛起后逐步调整统治策略，采用孔子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兴办学校，恢复科举，修建孔庙。元武宗继位，旋即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据研究者统计，元代至少有727所国立学校孔子庙。

到了明清时期，全国每个府、县都设立学宫和孔庙。根据《明代各朝设立儒学数》表，府学、州学、县学总计1503所，明代的教育是“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学校制度以及设施，大力尊崇儒学，推行科举制度，至嘉庆时学庙总数升至1710座。明清地方学校发展的一大成就，是将“庙学合一”制度深入推广到很多偏远的民族地区。如云南，自元及清，共有各府、州、县、厅等官学（孔庙）95座。其中始建于元代的10座，其余均为明清所建。这些学校和孔庙对当地教育文化发展的作用巨大，同时也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施以积极的影响，儒教成为当地风尚和社会意识逐渐纳入国家正统观念体系。伴随“庙学合一”制度的逐步建立并扎根到几乎每一个县上，在车同轨、书同文之外，孔庙也作为一个重要基石，参与构筑了民族关系上的“多元一体”和中国文化的“大一统”。

王朝统治者赴曲阜孔庙和国子监祭孔，各级地方大员到所在府州县的学庙祭孔，这种借助祭祀仪式垄断各级祭祀权以确立权威并传输国家意志的做法，这种以“庙学合一”为外在形态的祭政合一，充满了理性实用主义的气息，其取向是现实主义的。唐朝韩愈曾感喟：“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为然。所谓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者，此其效欤”。孔子遭遇如此神化和顶礼膜拜，实与科举制度有关。唐朝贞观年间设计出施行全国的“庙学合一”，其一大背景就是科举的发展及制度化。科举考试以钦定的儒学培育士人、选拔官吏，成为“庙学合一”制度成长、发展、普及、推广的持久动力。孔子思想本有重德性、教化和倾向于“守成”的特点，汉朝时因此被统治者选作稳固社会、收拾人心、打造长治久安的利器。

科举制度出现后的近一千三百年间，孔子思想的此种效应不断被放大。及至明清，所有准备走向举业和仕途的学子，必进儒学，必学儒家经典，必按标准化的教义答题，必礼敬孔子并按其要求为人处世。作为古代中国在制度领域的一项重要创造，科举制度在为官员选拔制定出一套标准化程序的同时，也为平民子弟的晋升提供了阶梯，为社会的流动提供了可能，为朝廷网罗人才提供了手段，当然统治集团自身吐故纳新的能力也得到强化。其积极的意义和正面的作用，居庙堂之上或处江湖之远都可察见与感受。古代中国文明之所以得到高度的发展，亦与此紧密相关。然而科举制度绝非单纯的考试制度，有众多方面的制度安排与之匹配和衔接。在学校的范围内考察，“庙学—祭政合一”就和科举制度高度对应。

由于中国王朝交替的“周期律”，统治者越来越需要依仗“万世一系”的孔先圣孔先师，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立言，为其政教助推，为其江山永固统摄人心。“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种努力，试以道统制衡治统，以儒教制约、规范皇权及现实政治。有些是出于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的情怀，有些则基于对现实情势的理智判断。孔庙作为儒教和道统的物化载体，便成为“传统读书人的一个精神堡垒”。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几年后帝制崩解，小学又废止读经，“庙学合一”的存在基础就此坍塌。

孔庙的存留与祀孔的废续，成为无法绕开且时常撩拨时代敏感神经的社会问题，成为各种思潮激辩和舆论的焦点。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养成平和的心态看待孔子、孔庙和儒家文化，各地一大批孔庙得到修缮、重建。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学更受追捧，祭孔大典被遴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逢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众多孔庙会携手全球祭孔。孔子学院走向世界，等待生根开花。孔庙曾经是儒学重要的托身之所，百年孔庙的遭遇，便是一部儒学之灵魂“游荡”的形象的历史书。引申开去，那些作为历史建筑的孔庙，哪怕于今只剩下一个泮池、一座棂星门，它们仍似有精灵所依附，可以在这些建筑物上触摸到体温，这是应该予以珍视的。

如果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看，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求前行的突破可能，由此遭逢了持久的曲折苦痛，这或许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及现代化道路有关。儒家文化自有其局限性，不过向前看，构建中国的现代文明体系需要更多的参照，也亟需汲取各种有益的资源。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积极作用，其所蕴含的合理性与内在价值，对民族团结融合的贡献，它的理性主义和包容性，都值得给以深长的思索。因此，研究、盘点孔庙历史与遗产，就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非单单立足于建筑文物的保存，而与文化建设有关。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