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江书院杯”全国大学生儒学文化获奖征文选刊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二月初六日戊寅

          耶稣2024年3月15日

以文会友，展现青春智慧

何善蒙

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近些年来中国古典研究中颇受关注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这表明，我们对于自身传统的认识不断趋于自觉，开始逐渐认识到传统对于现代中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那么，如何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则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一百多年前，处身内忧外患之中的思想者梁启超先生为中国的未来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段话，想必每个人都耳熟能详。年轻人无疑就是希望，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要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关键也是在于年轻人。有鉴于此，我们推出了首届“桐江书院杯”全国大学生儒学文化征文。桐江书院位于浙江仙居，源起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尝讲学于此，有“江南第一书院”之誉。以书院命名本次活动，旨在突出我们对于传统现代转换的殷切期待，我们希望通过征文这种形式，以文会友，从而凝聚青年力量、展现青春智慧，以切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特选登三篇获奖征文（部分内容）。大学生和儒学的结合，必将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作者为台州儒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桐江书院一角

汪琬与清初学风

关珺天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累官户部郎中，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编修，与修《明史》，有《尧峰文钞》《钝翁前后类稿》《钝翁续稿》等集存于世。汪琬与侯方域、魏禧并称“清初古文三大家”，其诗与王士禛并称“汪王”，又名入“海内八家”，在清代思想文化史的典范叙事中，他长期被视作一个古文家、诗人，却是学术史上的边缘人与失语者。

汪琬早年以举业为的，参加过四次乡试，并终在32岁时登榜二甲进士。此时的他虽以文成名，但对“文”背后的“学”体认尚浅，“虽尝习程、朱之说，然仅以备科举之用耳，其中实无所得也”（《钝翁前后类稿》卷四十八）。顺治十五年，汪琬入京补户部福建司主事。在初至京师与周容的书信中，汪琬谈到，自中第以来，他便一直在思考“古学者之道”为何的问题，并将学习词章的方法由时文写作转移到对韩、欧诸集的研读上来。汪琬既开始潜心于韩、欧之集，就自然会进入古文家“文-道”之辨的语境。韩愈讲“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欧阳修讲“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皆是追求文以载道、文道相合的先驱。汪琬批判明季士人“束书不观”，只习时文、耳食剽窃，导致了“学日益陋，识日益卑，四方之风俗亦日益坏，而天理民彝或几乎息也”（《钝翁前后类稿》卷二十六）。故而当今想要振兴世道风俗，就不能再专于科举时文。

汪琬认为，好的文章必须是“载道之文”，得于道深，则文章不求工而自工。同时，文章也是“道”的载体，如果不写“载道之文”，其后果不仅仅关乎文事，就连天地之道都将无法托传，人伦教化也会面临泯灭。反过来说，文章如果“角逐辞章”、追求“新奇可喜”，则不仅“昧于辞义”，更“叛于经旨”，有“乱道”之害，形同前人所谓的“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在他看来，“后世辞赋章句”与“孔子之所谓文”的本质性差别正在于此。（《钝翁续稿》卷十五）

那么，如何写出“载道之文”？

汪琬轻视明人学术，但独重归有光。在为《明史》所作《归有光传》中，他总结出“有光之学，原本六经”，显然已经接受了为文要“知古人之学”，尤其要本诸“六经”的取向。他认为，“经非文，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经，又不足谓之文”，“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诗》《书》《礼》《乐》诸经，人之文也”，强调文章必须根柢六经。（《钝翁续稿》卷三十、《钝翁前后类稿》卷三十三）

从他自述为学进路中也可看出，研习“六经”对其写文章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夫琬之于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当其少时，颇好韩吏部、欧阳子之书。及壮而始习六经，又好诸家注疏之书，孜孜矻矻，穷日尽夜以用力于其中。于是异同离合之必辨，名物器数之必晰，义类指归之必加研求，不可谓不博且专也。至于既久，则稍举而笔之于文，亦且旷然若有所见，怡然若有所得矣。（《钝翁前后类稿》卷十八）

汪琬接触六经，虽然本意是服务于作出“载道之文”，防止文章陷入“剽窃牵缀、浮游不根”“若风中之蓬，水上之梗，靡靡然一无足恃”之窠臼（《钝翁续稿》卷十五），但日复一日的研习必然加深其对经学的理解。康熙十二年前后，他的学术兴趣开始向经学偏移。汪琬于里居之时，保持着“穿穴经传”“聊用自娱”“琴书都废阁，惟课净名经”的生活状态，著书务疏经义，旁及先儒诸说，参稽异同，以求至当。（《钝翁前后类稿》卷九、四十六）他撰写《古今五服考异》八卷、《诗问十四则》，于《诗》《易》《仪礼》《尚书》《春秋》等方面多有所得。这段时间，他心中所念是“经术惭迂阔，文章悔琢磨”“朴学愁难继，雄谈幸不违”，已显露出在“经术”与“文章”之间的纠结，并更偏向于“朴学”。（《钝翁前后类稿》卷九、《钝翁续稿》卷二）

晚年时他对经学的看重则更加明确：“文章自可让余子，学术要须趋大醇。灯火青荧人迹绝，夜窗独与圣贤亲。”“老夫耄矣抛残禄，惟抱遗经守空谷。区区朴学待君传，还乡勿厌专耕读。”（《尧峰文钞别录》卷一）可见汪琬晚年已志在学术，不在文章。“予故喜为古文词者，晩岁乃大悔之”“予固晚而有志经学，顾年及昏耄，见闻遗忘，辄抚卷叹息”等自白更是其学术转向的明证。（《尧峰文钞别录》卷二）

仅仅围绕汪琬的交游唱和圈，便可发现清初不少人都与他类似，有着从文人转向儒者，由好诗文转向潜心经学的经历。如王士禛之弟王士禄，“自少以文章名，尤工于诗。晚岁益潜心六经”（《钝翁前后类稿》卷三十五）；董文骥早年为御史时曾与汪琬“以诗歌古文词相磨砺”，晚年转而“潜心《三礼》之学”，“集中所载《经说》，犹班班可考”（《尧峰文钞别录》卷二）。由此可见，清初一批文人可能正是在由追求“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转变中，开始接触经典，最终走向经学。此种“以词章入经学”的学术路径在清初学风转变、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似不容忽视。

对于汪琬的经学研究，观其同时代人陆陇其的评价：“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礼》者最精确，盖其所得力也”（《三鱼堂日记》卷上），尚比较认可其在《礼》学上的成就；四库馆臣论《尧峰文钞》时也认为“（汪琬）与若璩论《礼》相诟……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与他人角，而所与角者，惟顾炎武及琬，则琬之文章学问可略见矣”。亦将汪琬的学问与阎若璩、顾炎武相提并论。汪琬还曾亲炙惠周惕，有学者指出其经学当为汉学吴派之近源。但或许是因为汪琬汉宋兼采、不立门户，在乾嘉学者眼中这种学术驳杂不纯，故从惠栋开始就避而不谈汪琬对惠周惕的影响。在传统思想史叙事中，乾嘉汉学的学统建构往往根据“后果”去追溯“前因”，不断做加法，把阎若璩、胡渭等人牢牢立于朴学先驱之位的同时，也对一些思想者做了“减法”，造成后世对他们的遗忘和误读。这种线性叙事显然会使思想史陷入过度精英化、经典化之窠臼，遮蔽了清初学术转向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我们应力求重建这批清初被“减去”的思想家之历史。不可否认，汪琬的古文成就较高，相比之下他的经学研究或许并不深刻，但是正如葛兆光强调，“一般的思想家”亦有其意义（《中国思想史》），今天我们应该在清代思想史、学术史的谱系中重新找出他的位置。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20级本科生）

明清时期台州儒学学统的建构与书写

王玉吉 汪海俊 邹怡静 汪雨 俞贝贝

学界用“台学”一词指称台州历史区域内，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区域性儒家学术流派，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传承体系。“台学”一词出于明人金贲亨的《台学源流》（1549年）。《台学源流》是第一本专门探讨台学学统的著述。清人王棻所作的《台学统》（1895年）与吴观周所作的《续台学源流》（1911年）是《台学源流》之后讨论台州学术源流与发展的重要论著。因此，本文将尝试把三本著作整合在一起，探讨明清时期台州儒学学统建构的动态过程。

一、构建伊始：金贲亨《台学源流》与台学最初框架

金贲亨编纂《台学源流》时以朱子学为主要线索，站在朱子理学的话语视域中论述。现存的《台学源流》收录的可考的台儒共38人。其所探讨的台学发端于传胡安定之学的徐中行，仰赖朱熹传学事而勃兴。朱子去后，台学中微。之后朱熹的再传弟子王柏来台讲学，振起台学“欲坠之绪”。因此金氏将朱熹与王柏一同列为台学之师。

其实书中传记部分记载的师承关系、学术思想较为多样，但金氏的案语先陈述所录儒者与朱熹、朱子学说的关系，再以此为依据评述台学的发展情况。对传胡安定之学的二徐，金氏记述朱熹使二徐之名“益以重”，得出了“台学之盛，实权舆于此”的结论。在朱子后学中，杜南湖兄弟也随石子重学习，赵师雍兄弟也向陆九渊学习。在思想上，赵师雍兄弟更接近陆九渊，因此被王棻归入陆氏学。金贲亨以二人师承经历为依据，将二者归入得朱子真传者的行列中。车若水先后向陈耆卿、杜范、王柏学习；王贲、胡常、戴泉溪是朱熹的四传弟子，金贲亨称他们为“有闻其（朱熹）绪馀者”。金贲亨称南宋的台州学者“得其心不谬于其途”，“其心”“其途”在这里都指朱子理学，金贲亨将当时台儒有所成就、台学繁盛的原因都归于朱子传道。此外，他将明初的郭樌、方孝孺、陈选一同评价为“能上绎程、朱之绪”，“可以登程、朱之堂”，重视三人对程朱理学的传播作用。

金贲亨的这种编纂方式奠定了朱熹为宗、性理为框的台学学统框架，虽然使学脉十分清晰，但营造出台学兴衰绝对依赖于朱子学说在台州的兴衰的错觉。

二、学统演进：《续台学源流》与《台学统》与清代台学构建发展

相较于金贲亨的编纂成果，吴观周与王棻的编纂活动更为开放，建构结果也更为多样。

在性理方面，明中叶时兴起的阳明心学对台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反映在吴观周的编纂活动之中，即在学派方面进行拓展。《续台学源流》收录的学者中，应良、钟世符、黄绾、石简师从王阳明，黄绾的“理在于我”等思想皆得诸王阳明；章士麟慕王阳明之学；金贲亨、金立敬兼从朱子学与心学。这一收录范围的扩大在朱子学之外为台学增写了心学的传统。

王棻的编纂方式赋予台学学统以变化性与自主性，即台学学统在内在演进与外部影响下不断变动。具体表现为两点：

其一，相比《台学源流》，《台学统》中台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即台学的本地因素被特别突出。这种主体性又表现在本地学术家族的学说与本地人物地位的提升上。前学已论述过宋代台州学术家族在台学发展中具有“堡垒”的作用。当时的台州本地学术家族主要是徐氏、杜氏和车氏。《台学源流》以朱子学的传承为脉络的写法未能很好地体现它们在学术传承中的作用。王棻编纂《台学统》却收录了大量同属一个家族的学者。王棻将车氏与杜氏的学脉分离出来，与王柏的传承脉络同列，强调这两家的学术传承的连续性与自主性。并且，车氏学派的开创者车瑾并不是朱熹的弟子。在车瑾身上，台学的本地力量被进一步强调。在对本地大儒的处理上，《台学统》的记载提高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并强调他们的学术思想中的本地来源。方孝孺是其中的典型。金贲亨为方孝孺作传时，重点在于他在台州外的求学经历与思想，但王棻在《台学统》中收入的资料详写方孝孺仕途经历与死亡原因，增加了“其学实本之家庭”“（道德文学）当代一人”“咸以为程、朱复出”等评价。在这种书写与认知中，方孝孺的地位、才学被提高到和程朱相当，被塑造为德才绝世的突出代表与具有台州本地特色的忠节符号。这些记载强调台州的本地因素在台学学统传承上的作用，本身也表明台学内在演进的作用在台州学者认知中的不断增强。

其二，台学逐步转型，即明清时朱子性理在台州逐步衰弱，台学的突出领域逐步从性理转向经济、词章，最后转变为词章、训诂。构建这一动态过程的基础是王棻划分科目、以自身的学术思想为支架重构台学框架的编纂方式。王棻认为：“性理者，六经之道也；经济者，六经之用也；词章者，六经之文也；训诂者，六经之学也……然其大本则在气节，大要则在躬行。”《台学统》实录台儒341人，按大科分为6科，再细分为24科。大科中气节之学处于第一位，作为四科归宿的躬行位于最后。在这种框架下，台州最早的重要儒者是气节之学中的晋人任旭。在主流的朱子学之外，王棻增加了阳明学、永嘉学派、经济之学、词章训诂等派别的学统，并将气节和践行建构为台学最为古老的重要传统。在《台学统》多学统多样本的建构中，台学的转型过程十分清晰。宋时性理之学兴盛，124位宋儒中长于朱子性理者多达48人，另有传无垢张氏学者1人、长于陆氏学者2人；明代131名台儒中，长于朱子性理、阳明心学者分别为14人、6人，另有朱陆兼修者5人，长于词章之学者达32人，长于经济之学者达24人，性理之学发展颓势渐显，经济之学成果较为卓越，台学开始向词章训诂转向；清代35名台儒中未有尤擅性理者，长于词章、训诂者各12人，性理之学没落，训诂学持续发展。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台学跃出性理学的视域，实际上摆脱闽学分支的身份，真正具备台州本地特点，并进入更广泛的儒学的范畴。

通过对王棻、吴观周两人的编纂活动的考察，当今多派多科、与世推移、具有主体性的台州学统面貌基本构建完成。三人的编纂既继承又发展、既不同又共通，逐渐构筑出更接近真实的台学学统。台州学者们对台学学统的认知与构建逐渐完善。

（作者系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2022级本科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据

丁睿

追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合理关系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文化基因，总是在最深层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是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沃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充实的理论依据。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观、社会观、天下观承载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体，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源头活水”，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浸润深广。

奋发进取的道德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特质。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内在地蕴含着每一位中国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道德追求，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民族风格与气派。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正是一部辉煌的奋斗史，自诞生之日起，中华民族便踏上了艰苦的奋斗历程。至近代以来，无数知识分子与爱国人士以奋斗精神开展救亡图存运动，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戊戌变法，奋发进取的道德观为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探索现代化道路注入了不竭动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奋斗精神不断激励中华儿女投入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以民为本的社会观陶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和根本目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文明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社会观浸润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情感认知中，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治理主张以及以“大同”社会为最高政治理想和社会存在形式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民本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因此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便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永不磨灭的使命与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同频共振。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面对人口规模巨大的实际国情，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秉持的民本思想内在地决定了我们必然将“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民族追求为根本目的，为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和而不同的天下观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盖源于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如“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的“以和为贵”的待人、待物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庸世界观。中华文化始终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以包容与尊重的心态求同存异，积极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成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从统一战线理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再到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始终内外如一延续着和而不同天下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亘古秉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天下观的中国人民必然会选择一条和平、包容且普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对日渐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将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继续秉持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坚定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驳斥“强则必霸”的偏见谬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作为一种无形的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内在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外在于其外交与政治政策。其中，“文化”是“软实力”的内核之所在，文化软实力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强党兴国的重要支撑，与物质硬实力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精华，集结了中国民族数千年的智识与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涵养独特价值观、构建新时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影响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涵养独特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所在，是人们基于一定的认知对事物的理解、对是非的辨别，其是否具有强大感召力、是否为人民所信仰践行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全体中国人民的凝心聚力，这必然需要一个强大而有力的正确价值观，夯实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克己奉公的敬业精神、履信思顺的赤诚之心、乐易仁爱的尚善之德陶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孕育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中华民族最大的“同心圆”，激发人民的精神动能，助力公民素质与能力的全面、现代化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涵养了独特、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充分发挥价值观铸魂育人、强基固本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话语权、影响力的文化基础。新时期我国日益扩大对外开放格局，资本主义文明观和价值观也随之渗入。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稳固掌握在自己手中，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剂“强心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统一性，各民族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建立起了共同的精神家园，群策群力的集体智慧也是中国人民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自觉与自信之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最佳载体，向世界展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不能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在难以预测的意识形态风险频发的现实面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极大提升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构筑坚实的思想防线与精神定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扭转长期以来在国际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被动局面。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助力与滋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在继承与传播中焕发生机，延续中华文脉，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固本培元。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桐江书院旁“鉴湖”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