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读书沙龙21：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来源：“解释”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二月廿三日乙未

          耶稣2024年4月1日

第二十一期“理解中国”读书沙龙

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纪要

2024年2月4日，第二十一期“理解中国”读书沙龙，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第一次研读在线上举行。

第一场主题为“列文森问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宫志翀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张名扬领读《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一卷第一至第四章的内容。列文森着力刻画近代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在本卷第一部分中，他试图论证传统中国思想并不包含现代价值的萌芽。第一章以清代考据学为分析对象，论证中国思想中没有现代科学的源头。第二章以明代绘画为分析对象，论证传统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条件。在第二部分中，列文森论述晚清如何应对西方思想的传入。清朝的历史处境，使得中国不得不接受西学。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亟需面对的问题。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列文森以曾国藩、张之洞、倭仁三人的主张为分析对象，展示晚清士大夫应对中西文明冲突的方式和心态，并揭示了中西调和论的缺陷和失败。

领读结束后，与谈学者就列文森的思想史方法各抒己见。

外交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孙铁根分析了列文森的思想史方法。孙老师认为，列文森问题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列文森的问题意识，即儒家的现代命运问题；另一方面是列文森本人可能面临的质疑，即他的思想史“范式”是否已经明日黄花，他的著作是否也只剩下了博物馆学上的意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充分考察列文森的思想史研究的特色。在孙老师看来，列文森的思想史方法具有思想解释、社会或制度解释和历史解释三个视角，从而构成了这本经典之作的基本结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把握这三个视角，其基本特征在于，列文森考察的是儒家思想形态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意义等各个维度上的映射和效果，而没有局限在对儒家思想形态的“内部”考察上。孙老师指出，还可以结合韦伯来阅读列文森。韦伯对行为者主观意义的重视、解释学方法、理想型建构、官僚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儒教的观点等等都对列文森产生了影响。比如，列文森综合运用韦伯的社会行为四种类型（传统式、情感式、价值理性式、目的-工具理性式）区分，来分析中国思想家对待中西古今文化的不同态度。在新文化史和后现代历史哲学这一新的范式出现之后，列文森的这些方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他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框架，对于如何思考儒家的现代命运，仍然具有很强的刺激和启迪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吕明烜首先谈论了他对列文森的阅读感受，认为列文森的整体性视野以及突出的当代意识值得学习。接下来，吕老师集中分析了列文森对于思想史方法的自觉、贯彻及问题。列文森区分思想与思想之人，指出前者是超越历史的，而后者则在历史之中，因而把思想史的研究重心，对准了受到语境、环境影响的思想之人。这种方法自觉为思想史的学科定位进行了重要校正，打开了巨大的施用空间。但也正因此，从文明的视角看，他的研究有“外史”倾向。吕老师以列文森惯用的艺术案例为例，认为其讨论艺术，并非从美术或者美学进入，而是从美术史进入。正因如此，列文森的众多解读虽敏锐但表浅，并明显表现在他对“业余”“悟性”“法度”的理解上。最后，吕老师借由列文森的研究反思了思想研究领域的“史哲之争”，提示不要让走出分科成为历史学方法鲸吞一切的幌子。

第二场主题为“来自本土的应对”，由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皮迷迷主持。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郝学智领读《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一卷的第五章至结语的内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价值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之洞等人坚守中国传统、排斥西方价值，今文学者试图将西方价值融入中国文化的外衣，民族主义者把文化理解为“国性”的展现，共产主义者呈现出超越中西的追求。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下，中国避免了全盘西化的命运，但已不再是自视为“天下”中心的“中国”，而是成为了世界众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国人也不再以公理式的忠诚态度对待传统价值，而是不断寻找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领读结束后，与谈学者各抒己见。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吴蕊寒指出，“列文森问题”同时是“列文森提出的问题”和“列文森作为问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问题域中阅读《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理解了列文森的观点和范式后，其研究方法和立场的局限自然浮现出来。下一步是进入以列文森为研究对象的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国研究的问题域。如此才能不仅同情地理解，而且历史地理解列文森，最终达致对“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一主题的反思性思考。事实上，列文森以“fate”这一具有宿命论和悲剧性的词汇预设了儒家/儒教中国Confucian China（而非中国的儒学Chinese Confucianism）的结局，即“现代”。他以此为前提而非结论，展开了以“心态”而非“思想”为对象的论述。因此，列文森虽然以思想流派为讨论单位，但并不严肃对待其思想内容，而是讨论其作为话语装置却未能在“语言”意义上获得成功的原因。无论以国家或文明体立场预设结论，还是在比较文明研究中忽视思想的实质，都是需要自省的问题——列文森对民族主义的传统主义的悖谬的批评确为洞见。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郜喆指出，这一部分在全书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说列文森在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提出了“列文森问题”，第二卷则是列文森给予此问题的答案。第一卷的第二部分可以看作列文森问题的历史梳理。郜老师认为，列文森把握住了中国现代思想在话语上的核心矛盾——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抗衡与妥协，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一种全新话语的引入。从细节上看，作为一位海外汉学家，列文森能够在纷纭复杂的晚清民国历史中提取出第二部分的线索，实属不易。他对不同思想学派的具体分析，也有一定启发。但按照今天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定义，列文森的这段叙述有些过于强调各种思想派别的差异，忽视了某些看似绝异的学派背后的共性。郜老师指出，列文森也注意到了这种共性，并在第二卷中给出解释——为何这种共性造就了传统中国的命运。

2024年3月9日，第二次研读在线上举办。

第三场主题为“帝制瓦解”，由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皮迷迷副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曹志林领读《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二卷。在官僚、贵族与君主的三方角力中，儒家官僚与君主制形成了冲突又联合的关系，二者间的张力是旧秩序的活力所在。晚清民初之际，受到西方的影响，儒家一方面被简化为君主制的寄生虫，另一方面丧失了天然的普遍性。太平天国构成对儒家思想地位的真正挑战，并通过动摇儒家的天命观，取消了君主制和儒家之间的张力。而儒家也不再是官僚制的主体。近代中国的帝制瓦解因此牵动着儒家的全面退却。即便以日本君主制为激活资源，儒家和君主制也无力回天。

领读结束后，与谈学者就列文森有关儒家与君主制的论述各抒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涛比较了列文森与韦伯的中国研究的异同。列文森1953年为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撰写的书评认为，阻碍中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并非韦伯聚焦的儒家思想，而是中国的官僚社会。后来出版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提供了一个新解释。儒家官僚与皇帝的张力是中国官僚社会的活力所在，而张力基于儒家赋予官僚阶层的思想和道德优势。陈老师提示，这是近代以来所缺少的一条理解儒家的思路，同时意味着列文森某种程度上回到了韦伯的立场。但列文森仍推进了韦伯的观点。韦伯将儒家理解为完全适应世界秩序的俗人伦理，列文森则在儒家对皇帝制的批评中发现了超世俗的面向，更贴近儒家的完整面貌。最后陈老师指出，汉初儒家重新定义了皇帝制与官僚制，追溯这一起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二者的关系。

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铭指出，列文森与儒家经典文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分属两种不同的框架。儒家论述政治问题集中在《孝经》《仪礼·丧服》等经典文本中，在确立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推衍出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而列文森从世界政治制度的比较视野出发，把儒家对政治观念的这种理想型建构，还原为普世意义上的集团博弈。儒家官僚与君主的“私”的博弈，催生出合法性的“公”，从而缔造出中国政治的超稳定结构。这一结构在近代遭遇了异质文化和国力贫弱的挑战。超验性存在被引入的同时，儒家官僚与君主的博弈也转变为绑定关系。黄老师认为，列文森的还原分析提供了理解帝制解体的新思路，但考证仍有未尽之处。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伟认为，从孟德斯鸠到列文森的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研究，都是一种罗马法意义上的物权的延伸。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也根源于此，因此仅考虑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法理上则不受任何限制。但在中国传统中，权力的运行仍存在正当与否的问题。这种不同反映在“民意”和“民情”的区别上。作为中国传统的常见语汇，“民情”所表征的民众的所思所欲，不同于近代流行的“民意”所指向的一次性授权。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中国公权力的运行始终受到限制。刘老师指出，以“民情”为依据设想出的基于总体人民的普遍权力，或可成为约束民族国家的主权的理论资源。近代以来的儒者辩护儒家往往诉诸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但从普世性价值出发的论证同样值得注意。另一方面，西方汉学理解中国君主时忽视了天子与皇帝之别。中国的君主集天子与皇帝的身份于一身。皇帝是实际政治中起作用的统治者。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不是统治权的实际作用空间。西方汉学侧重于皇帝的身位，消解了天子的维度。中国历史中的天子，表现在中国皇帝和周边国家领主的关系上，并从中发展出基于忠诚之上的交换互惠原则。刘老师认为，这是质疑现代经济运行模式的一个可能支点。

接下来，针对评议涉及的议题，学者们进一步深入讨论。第一，在晚清复辟人士的拥护心理中天子与皇帝之别清晰与否。第二，儒家未来应如何面对天子的形象。第三，民情在现代社会要以何种方式展开和进行。第三，以太平天国为分析帝制瓦解的核心事件是否恰当。第四，社会学径路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何意义。

第四场主题为“儒家的历史意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宫志翀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鲁瑾辉领读《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三卷的内容。在本卷中，列文森通过“离开历史”、“进入历史”、“历史意义”三方面的齐整结构，反复申述儒家的历史意义问题。儒家走出经学的历史建构，退化为一种非普遍性的历史形态，廖平乌托邦式的空言体现出儒者离开历史的倾向，井田制意义的改变则映射出儒家经典在历史上的退却。列文森在此处提出著名的“博物馆之喻”，认为儒家已被唯物史观吸纳为“历史意义”，无法再落回现实政治与人民生活，只能成为博物馆里陈列的藏品。共产主义的兴起正建立在儒家遗留的碎片之上，由此推展出一个既现代又中国的未来远景。

领读结束后，与谈学者就列文森有关儒家历史意义的论述各抒己见。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郜喆首先分析了列文森的问题意识，即现代世界各文明的自我叙事是否均为普遍叙事。列文森试图采用历史传记的书法来记录每个文明的特殊性，从而展现每一文明在普遍历史中的特殊性。其次，郜老师反思了列文森对廖平的论述。他认为列文森找准了廖平在晚清自然谱系中的角色与定位。廖平将儒家经典塑造成预言，意欲将其从过去的历史中超拔出来，转换为现代世界的现实宗教角色，以获得对未来的解释力。最后郜老师指出，以廖平为代表的“小人物”并非没有意义。面对现代世界与西方文明，他们提出的方案虽没有直接的成效，但对中国之后的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

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王淇评价了井田制的相关问题。列文森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井田制，认为这是先秦时期封建诸侯衡量公权力的尺度。秦朝以后允许土地买卖，确立起普遍征税的制度，但也面临着土地兼并和恢复井田的问题。时至近代，井田制从理想坠入历史。古代学者关注井田制能否实现的问题，始终坚持经学和井田制的权威，或将其视作预言和隐喻，或将其看作历史存在。近代学者则聚焦于有没有井田制的问题，部分人认为井田制没有历史意义，同时也有观点认为井田制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王老师提示到，只有把制度的观念存在和制度的实际存在联系起来，找到井田制在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上的平衡，才能完整理解儒家的制度。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首先概括了自己对《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总体印象。列文森的研究表达出敏锐的问题意识，穿插式的结构安排独具匠心，在一开始就让读者具备特殊与一般的方法论参照。随后李老师指出，列文森的学术意图是讨论儒家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将这一问题植入思想史的脉络中，采用宗教社会学的路径分析儒家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关系，并从儒学承载者、儒学经典和儒学符号切入来考察儒家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列文森把儒家看作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历史进程中的存在。这种碎片化的理解引申出了他的博物馆之喻。但是儒学因素依然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品格，对中国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仍需重视这一点。李老师主张严肃面对列文森的问题，激活自身传统的力量。

三位评议人的发言结束后，刘伟老师提出了传统与现代是否断裂的问题。廖平通过空言彻底区分开儒家与历史，康有为借助托古改制说让儒家摆脱历史的束缚，列文森认为儒家缺乏应对未来的普遍性因而离开了历史。三人的叙事都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刘老师指出，中国历史内部是否存在自我实现的内生动力，以及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是否具有文明史上的一致性，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近复